杨利群生长在一个古籍修复世家。“我十几岁就跟随父亲装裱字画、学习古字画修复。1979年进入图书馆古籍部，一直工作到现在。一辈子也就会做这么一件事。”杨利群戏称自己就是个“面糊匠”，不过谁都知道，这个“面糊匠”对中国古籍修复的重要性。

完善方案，破解难题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民间古籍考察组从一名采药人口中得知，距离香格里拉县100多公里的一个洞穴内有一些藏文经书。考察组迅速行动，历经艰辛发掘出藏文经书12种、2009叶，入藏迪庆州图书馆，后将其称为“纳格拉洞藏经”。
　　“我们得知迪庆州图书馆发掘出这批藏经后，马上前往。当时藏经被装在纸箱里，堆放在库房，打开纸箱，藏经大多破烂不堪，要么完全粘连在一起如同砖石，要么就残破不堪，大部分都有火烧的痕迹，和泥土杂糅在一起。状况堪忧，急需抢救性修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慨叹，“还好我们赶到了。”
　　“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藏文古籍修复的先例，都认为‘条件不成熟，先放一放’。”杨利群说。
　　杨利群彻夜难眠，反复思考修复方案。他找到专家和领导，说：“藏文古籍和汉文古籍一样有不少相通之处，我摸索摸索，肯定能修，我有这个自信。”
　　反复商讨过后，他和专家们共同商讨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确立了按照原貌、不作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并确保所有的修复材料都可去除、过程可逆。
　　杨利群便信心满满却也小心翼翼地探索起修复的具体事宜来，“古籍修复的具体情况复杂，一定不能被经验所惑，走入误区。要大胆尝试，小心处理。”
　　修复还没开始，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补纸。杨利群对记者说，“目前来看，民族古籍修复难度最大的当数藏文古籍，传统用于抄写经文的藏纸多加入天然植物原料，韧性强、防虫蛀，可这一传统造纸技艺如今已很少流传使用。”
　　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了漫长的寻纸路。他们遍访贵州丹寨、安徽潜山、福建姑田、西藏尼木等地调查造纸情况，“考察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与纳格拉洞藏经类似的古藏纸。”
　　来来回回，经过对比研究，杨利群设想“将在安徽定制的颜色接近的构皮纸作为基本用纸，再将狼毒草根部捣碎，提取原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是否可行？”反复试验之后，这套创新性修复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
　　“纳格拉洞藏经多数是双面书写，这与传统的汉文古籍不一样，在修补的时候需要兼顾正反面，这也是修复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实践中，杨利群将难题一个个破解，修复效果良好。

修补古籍，守护文明

　　古籍修复考验手上功力，更考验心力。对板结成“砖块”的古籍，修复的第一步是浇洗。用开水浇在书砖上，使其软化，然后将古籍用毛巾包裹，在盆内浸泡。浸泡24小时以上后，才能用镊子一层一层小心揭开书叶，不能揭开的，还需要进一步浸泡。此后就按照古籍的破损程度选择修复方法。
　　培训班上，杨利群传授了他独创的人工纸浆补书法：将混合纸浆均匀地浇于书叶的缺损处，不断用镊子调整纸浆的厚度、匀度，然后进行按压、晾晒。学员们三五人一组，耐心细致地操作。
　　杨利群说，人工纸浆补书其实已经超过了修复本身，而是把造纸的后半程“抄纸”用到了修复上，“从而让补纸和原纸充分结合，让古籍更为强韧，确保修复质量”。
　　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纸张的断代、酸碱度的分析、颜料和色彩的识别，都比手工来得简便甚至准确。“对比来讲，手工修复土、笨，得一点点摸索”，不过杨利群也体会到，不管科技如何先进，手工修复的许多细节是无法替代的，“比如人工纸浆法，依靠机器是万万不行的。当然，我也设想以后能够将先进的现代技术和古老的手工技艺相结合，干到老、学到老，共同让修复更完美。”
　　“古籍修复不单单是把一叶叶古籍补好了、修好了，更在于一段历史、一段文明的守护，所以我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杨利群不善言辞，不过说起一辈子从事的事业，便有说不完的话。
　　据专家对“纳格拉洞藏经”内容进行辨识整理初步认定，这批深藏洞中的藏经主要涉及《丹珠尔》大藏经、民间僧人法事记录等，为深入研究云南藏文化奠定了基础。
　　谈到理想，杨利群不假思索，“当然是继续传承这门老手艺，尽可能多地培养修复人才，一直到自己干不动了、教不动了为止，让他们挑起大梁、独当一面，成为专家，共同修复更多珍贵古籍。要是再不加把劲、努把力，等到古籍都‘废了’‘拿不起来了’，民族文化流失了，那就遗憾大了。”

传承技艺，复活遗产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大省，各类古籍存量逾百万册。长期以来，大批古籍分藏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寺庙，有些长期散落民间，饱经岁月侵蚀，亟待抢救性修复。为破解古籍修复人才稀缺困境，2012年开始，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实施了古籍修复志愿服务项目，广泛吸纳高校、基层图书馆等机构古籍修復人才。“年龄最小的20多岁，最大的比我退休还早。这说明古籍修复是有吸引力的，对此我很欣慰。”杨利群说。
　　培训启动以来，分期、分批组织古籍修复志愿者深入各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调研，同时采取面对面教授、手把手辅导、集中培训、师带徒跟班培训等方式，组织志愿者研究并开展彝、藏民族古籍修复工作。杨利群32岁的女儿杨璐源也加入到传承中，杨璐源说，“我很喜欢，也很自豪。”
　　来自内蒙古图书馆的学员李磊说，“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安静又充实，历史在自己手中复活，神奇又有成就感。”李磊今年34岁，他表示已经爱上了这门手上技艺，“就想一辈子能够从事下去”。看着这些学生，杨利群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而他们，显然已经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希望。
　　杨利群不仅把功夫花在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上，还以为，古籍修复的社会普及同样重要。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云南省图书馆举办了“古籍修复技艺现场观摩体验”活动，杨利群手把手与公众互动，让参观者“零距离”接触修旧如旧的古籍修复技艺，与文物隔空对话。
　　王水乔说，“古籍保护需要公众共同关注、共同参与，汇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将极大地推动我们的工作，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
　　在杨利群的培养下，云南省已经有30多名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古籍修复师，这为接下来的东巴经、傣文古籍、贝叶经等珍贵古籍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王水乔说，“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这一古老技艺和少数民族古籍这一珍贵遗产，都得到传承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