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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是影响其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基于照顾状态的三维框架（类型、能力、行动），利用2016年中国留守儿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计数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实际照顾状态及其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行为问题较严重;第二，照顾能力、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据此，进一步从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这三个维度，辨析了其在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中的实际作用差异，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照顾状态;行为问题;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3-0106-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3.01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吸引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務工，但是受到当前政策、自身经济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导致在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2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留守儿童最新的定义，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1]。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首次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2]。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程超指出，由于父母关爱的缺失，留守儿童容易在心理、教育、生活等方面出现问题[3]。陈绍红等从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某一特定微观问题入手，指出由于留守儿童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容易产生心理行为问题[4]。国外相关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Wendy等指出，当儿童被除父母外的其他亲属照顾时，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5]。此外，党云皓等运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分析发现，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6]。综合来看，当前我国留守儿童较容易出现多重问题，其中行为问题是重要的一个层面。
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出现，与其所接受的照顾状态具有密切关系。黄忠认为，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包括行为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主要是由监护不力造成的[7]。叶敬忠指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主要包括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及同辈监护四种[8]。上文也提到当前最主要的监护形式是隔代监护，即由祖父母进行监护[9]。对于我国的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监护人一般承担着对他们的照顾责任，因而，留守儿童问题中的监护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的是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不力，更进一步的，留守儿童的隔代照顾者大多存在年老体弱、受教育程度低等照顾能力不足的特点。由于隔代照顾存在的上述劣势，Lu指出，被除父母外其他亲属抚养会增加儿童出现心理、行为等问题的风险[10]。反过来Baker、Billing等指出，对孙子女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大隔代照顾提供者的压力，使提供照顾的老人面临身体、心理健康等问题[11-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隔代照顾会对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带来负面影响。
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也密切相关，由此衍生的留守儿童多重问题对该群体的成长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Rosato等指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往往相伴而生[13]。行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健康状况的体现，Pottinger、戴斌荣等指出，留守儿童（移民儿童）容易出现胆小、自卑、不合群、情绪消极、孤僻任性等心理健康问题，并外化为留守儿童（移民儿童）的行为问题[14-15]。留守儿童所存在的行为问题也会进一步反作用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多通过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外显行为问题所反映，因而行为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状况。此外，Hui等指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致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意外伤害[16]。Punyadasa等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对留守儿童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具有严重负面影响[17]。
相关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从监护状态的视角对留守儿童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是，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基于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和发生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少数研究只聚焦了监护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而包括监护类型在内的照顾状态的细分维度划分尚不明确，同时鲜有研究关注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的内在联系。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从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民政部留守儿童的微观数据，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留守儿童目前的照顾状态是怎样的？第二，留守儿童当前行为问题的总体状况是怎样的？第三，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特别是不同维度的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并将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预防与干预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策略。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2016年民政部组织的农村留守儿童调查项目的截面数据。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9省、市、自治区内共计调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包括留守儿童自身和留守儿童监护人）1 881户，其中6-16岁儿童1 391户，数据具有较好的质量和代表性。本文重点研究的是6-16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主要考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的提升逐步表现出来，6岁之前的儿童尚处于幼儿时期，行为问题表现尚不明显，年龄的上限与《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所界定的留守儿童年龄上限相同。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在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界定上，结合国内外的现行研究结果，中国留守儿童容易出现的行为问题主要包含五种情形：经常不高兴，不和人说话;有过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性格冲动，有乱扔乱砸东西的行为;经常与看护人发生争吵;打骂过看护人（范芳[18]、张德乾[19]、黎志华[20]、Pottinger[21]、Panksepp[22]）。因此，全国调查重点采集了上述儿童行为问题的状况。在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主要也界定为上述五种。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留守儿童的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根据照顾压力理论，Leng等对照顾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照顾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相关特征，照顾状态大致可分为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三个维度[23]。基于对照顾状态的三维度划分，本文对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进行如下具体操作。在照顾类型方面，Sun[24]以及民政部的留守儿童数据显示，隔代照顾是当前我国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主要照顾类型。因此，本文选取“照顾人是谁”作为照顾类型的代理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对于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将其照顾类型取值为0，表示其为隔代照顾，其他照顾类型则取值為1，表示其他。在照顾能力方面，Harpham等指出，参与儿童照顾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儿童的成长越有利[25]。因此，本文选取“是否是文盲”作为照顾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对于照顾人是文盲的情形，将其照顾能力取值为0，照顾人上过学，其照顾能力则取值为1。在照顾行动方面，刘靖指出，母亲在儿童照顾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儿童进行有效互动，对孩子的健康状况有积极作用[26]。因此，本文选取“是否存在疏于照顾”作为照顾行动的代理变量，对于照顾人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形，将其照顾行动取值为0，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形，其照顾行动则取值为1。
在控制变量选择方面，本研究充分参考了Bronfenbrenner所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密切相关，其中环境子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四个方面的内容”[27]。据此我们选取儿童自身（性别、年龄）、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回家频率）、儿童学校（是否登记学生家庭情况）以及儿童生活环境（照顾人家中共同居住的儿童数量、所在村里是否有儿童设施）的部分特征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研究使用了二项Logistic回归与负二项计数模型分析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中，二项Logistic回归主要用来测量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而负二项计数模型则分析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的关系。
1.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是对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分析。本文研究的是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状况，包括是否有行为问题和行为问题的种类。当 “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作为因变量时，由于其为二分类变量，因此，二项 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理想。其基本函数模型为：
其中，事件发生的概率（P）与不发生的概率（1-P）之比称为风险比，表示为Odds=P/（1-P）。其中，P表示留守儿童有行为问题的概率，1-P表示留守儿童没有行为问题的概率，模型采取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2.负二项计数模型。负二项计数模型一般适用于因变量为非负整数，且其变量分布过于分散、方差大于均值的情况。它是泊松回归模型的推广，可以有效地解决过大离差的问题。当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种类作因变量时，由于其为非负整数（取值为0、1、2、3、4、5），且经计算，其方差大于期望（Palpha=0<0.001），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计数模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并重点研究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分析
表1涵盖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留守儿童中存在行为问题的占比32.28%;在留守儿童存在行为问题种类分布状况方面，留守儿童表现出0-5种行为问题的比例分别为67.72%、20.78%、6.97%、3.45%、0.86%、0.22%，表明存在行为问题的留守儿童中绝大多数具有1-2种行为问题。解释变量中，在留守儿童照顾类型方面，照顾类型为非祖父母照顾的占比7.40%，表明照顾类型中超九成为祖父母照顾，进一步说明了隔代照顾是当前留守儿童最主要的照顾类型;在照顾能力方面，照顾人上过学的占比56.87%;在照顾行动方面，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情况的占比14.74%。
控制变量分为儿童自身、儿童家庭、儿童母亲、儿童学校以及儿童生活环境层面，具体取值和分布见表1所示。
（二）双变量分析
进一步用双变量分析法，分别对照顾人是否是外祖父母、照顾人是否是文盲以及照顾人是否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进行比较分析，也为下文的回归分析奠定初步基础。从表2看出，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人上过学（Chi2=9.293，P<0.01）以及照顾人不存在疏于照顾（Chi2=4.307，P<0.05）情况的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较低。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人为祖父母（F=2.80，P<0.1）、照顾人是文盲（F=10.89，P<0.01）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情形的（F=4.94，P<0.05）可能会使留守儿童产生行为问题种类数量更多。在此值得关注的是，照顾类型为祖父母与照顾类型为其他相比，隔代照顾的类型，使留守儿童产生行为问题的比例与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要相对更多，这与我们通常的认识状况存在一定出入，祖父母一般作为除父母外与留守儿童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其对留守儿童照顾质量应当优于其他照顾人，因而在祖父母照顾下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应该更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应该更少。但数据反映却与一般认知状况相反，这也值得进一步分析，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对这一结果进行重点观察。 （三）回归分析
根据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剖析留守儿童是否存在行为问题，从表3看出，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行为问题是否产生和照顾人的能力（OR=0.735，P<0.01）以及照顾行动（OR=1.380，P<0.05）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当照顾人上过学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时，留守儿童不易产生行为问题。进一步地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当留守儿童家庭不属于贫困户（OR=1.308，P<0.05）以及留守儿童的母亲回家频率达到一年一次及以上（OR=1.615，P<0.01）时，即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增加母亲与留守儿童的互动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此外，根据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进一步剖析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3看出，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与照顾人的能力（OR=0.784，P<0.05）以及照顾行动（OR=1.315，P<0.05）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当照顾人上过学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时，留守儿童存在的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较少。更进一步的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年龄状况（OR=0.940，P<0.01）、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OR=1.196，P<0.1）、母亲回家频率（OR=1.446，P<0.01）与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当留守儿童年龄越大、留守儿童家庭不是贫困户以及母亲回家频率达到一年一次及以上时，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越少，这一点与Deng、王锋生等得出的儿童的行为问题与自身年龄等因素有关的结论一致[28-29]，以及与张爱珠得出的父母经常和留守儿童联系或在他们身边有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结论部分契合[30]。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改善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促进母亲参与到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将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
四、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存在行为问题，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当前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中的照顾能力与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前我国留守儿童中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行为问题较为严重。数据分析显示，当前留守儿童中存在行为问题的比例约为32.28%，留守儿童中表现出1-3种行为问题的比例为31.2%。
第二，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蕴藏着一些问题和风险。通过对当前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留守儿童被祖父母照顾的比例约为92.6%，照顾人是文盲的占比43.13%，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行动的占比14.74%。
第三，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即留守儿童被谁照顾对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没有影响，但是，照顾者的能力和照顾行动（反映实际照顾质量）会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四，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以及留守儿童母亲的回家频率，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的年龄、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以及留守儿童母亲的回家频率，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第五，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当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照顾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从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角度来看，照顾类型（即留守儿童交由谁来照顾）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应重点关注的是照顾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照顾能力和适当的照顾行动，更进一步地应当对当前大多数留守儿童选择被谁照顾过程中，往往将照顾类型作为重要选择依据的客观事实进行反思。为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需要具备更高质量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的照顾人参与到留守儿童的照顾过程中。
（二）关于公共政策介入的若干思考
本研究重点关注了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照顾状态所包含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就照顾类型而言，在照顾人是祖父母的情况下，与留守儿童是否出现行为问题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在目前留守儿童照顾人普遍为祖父母的事实基础下，从公共政策干预的角度提出照顾人照顾能力提升和照顾行动改善的对策，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一，大力加强和完善“代理家长”制度。“代理家长”是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后，由具有照顾能力和照顾意愿的个人在好意施惠的基础上成为留守儿童事实上的照顾主体。教育部等5部门于2013年出台了《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对推广“代理家长”模式作了明确说明，注重结对帮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行之有效的关爱活动。在提升“代理家长”照顾能力、改善“代理家长”照顾行动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指导“代理家长”的选拔和参与照顾的全过程，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留守儿童父母成为“代理家长”，并通过第三方对“代理家长”的照顾行动进行培训和评估，确保留守儿童的照顾质量。此外，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直接配套资金支持等方式，对“代理家长”进行适当的激励，保障部分留守儿童母亲与“代理家长”职业之间的有效衔接，促进“代理家长”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第二，統筹城乡发展，重点落实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公平享有。基于隔代照顾造成当前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普遍脆弱的客观事实，实现留守儿童父母对子女进行照顾对于提升留守儿童的照顾质量，减少其行为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破除留守儿童随迁的障碍。重点打破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城乡二元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壁垒，进一步探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城乡接轨的实现途径，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城市平等的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降低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综合成本，为子女随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帮助留守儿童父母在户籍所在地就业。例如，充分挖掘农村特色农业项目，带动贫困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有意愿在户籍所在地就业的留守儿童父母，政府应当组织相应的培训，帮助留守儿童父母适应当地企业的岗位需要;此外，当地企业通过自身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上述举措，留住外出务工人员，以保障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三，继续夯实多方參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通过夯实多方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来弥补当前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脆弱的问题。当前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资源充分调动的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政府在这一过程应当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有效调动各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承担自身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在资金、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留守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照顾服务;农村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所，应当进一步挖掘和调动农村在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发展。同时各主体互相配合，形成有效互动，以丰富留守儿童的照顾形式，并与留守儿童的家庭照顾形成补充，以改善部分留守儿童疏于照顾的现状，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四，建立留守儿童照顾人综合能力提升机制。基于留守儿童照顾人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存在的问题，可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留守儿童照顾人了解照顾能力对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为留守儿童照顾人提供儿童心理、儿童行为、儿童身体健康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或培训，以提升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同时，通过加强宣传等方式让留守儿童照顾人认识到，不当的照顾行动对留守儿童成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而强化照顾人对留守儿童提供恰当照顾的意识。此外，在当前通讯手段日益便捷的条件下，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多与留守的子女进行沟通，了解留守子女的情况，以加强对留守子女的照顾。通过上述照顾能力的提升和照顾行动的保证，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16-02-1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
[2]中国青年网.民政部首次发布摸底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达902万人[EB/OL].[2016-11-10].http：//news.youth.cn/gn/201611/t20161110_8831413.htm.
[3]程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S1）：17-18.
[4]陈绍红，廖珠根，汪时华，等.江西省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1）：95-97.
[5]WENDY H， JAMES B， KATHRVN S. A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for Rural. Foster Children from Methamphetamine-involved Families：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with Qualitative Elaberation[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riew，2010（32）：1446-1457.
[6]党云皓，姚梅玲.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现状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2010（11）：1519-1520.
[7]黄忠.从留守儿童问题看我国监护制度之改进[J].西北人口，2009（2）：67-71.
[8]叶敬忠，王伊欢.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J].人口学刊，2006（3）：55-59.
[9]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37-49.
[10]YAO LU.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in Indonesiaq[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0（70）：412-419.
[11]BAKER L A， SILVERSTEIN M.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J].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2008，6（3）：285.
[12]BILLING A， EHRLE J， KORTENKAMP K. Children Cared for by Relativ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ir Well-Being[J]. Socioeconomic Status，2002，46（2）：1-7.
[13]ROSATO N S， BAER J C. Latent Class Analysis： A Method for Capturing Heterogeneity[J]. Social Work Research， 2012，36（1）：61-69.
[14]POTTINGER A M， STAIR A G， BROWN S W. A Counselling Framework for Caribbe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Migratory Separation and Reun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2008，30（1）：15-24.
[15]戴斌荣.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及教育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3）： 44-47. [16]ZHANG H， LI Y， CUI Y， et al. Unintentional Childhood Injury： A Controlled Comparison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J]. Bmc Pediatrics， 2015，16（1）：1-8.
[17]PUNYADASA D H， SAMARAKKODY D. 696 Community Based Study on Family Related Contributory Factors for Childhood Unintentional Injuries in an Urban Setting of Sri Lanka[J]. Injury Prevention， 2016， 22（Suppl 2）：A250.1-A250.
[18]范方，桑标.亲子教育缺失与“留守儿童”人格、学绩及行为问题[J].心理科学，2005（4）：855-858.
[19]张德乾.农村留守儿童交往问题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12）：3714-3715+3728.
[20]黎志华，尹霞云，蔡太生，等.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特征的潜在类别分析：基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J].心理科学，2014（2）：329-334.
[21]POTTINGER A M.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ss by Parental Migration in Inner-city Jama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5，75（4）：485-496.
[22]PANKSEPP J. Why Does Separation Distress Hurt Comment on MacDonald and Lear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5，131（2）：224-230.
[23]LENG L T， MEHTA K K. Conclus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Grandparenting in Contemporary Asia[M].Springer Netherlands，2012：145-157.
[24]SUN J. Chinese Older Adults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Productive Aging[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13，38（1）：58-70.
[25]HARPHAM T， HUTTLY S， DE SILVA M J， et al.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 Nutritional Status in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2005，59（12）：1060.
[26]劉靖.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9）：136-149.
[27]BRONFENBRENNER 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Massachu 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23-44.
[28]DENG S， LIU X， ROOSA M W. Agreement between Parent and Teacher Reports on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Chinese Childre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Jdbp， 2004，25（6）：407-414.
[29]王锋生，孙业桓，钮娟娟，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SCL-90测试结果的Meta分析[J].卫生研究，2010（2）：224-227.
[30]张爱珠.外出工子女家庭教育情况分析[J].教学与管理，2004（30）：23-24.
【责任编辑 郭 玲】
关键词：照顾状态;行为问题;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3-0106-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3.01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吸引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務工，但是受到当前政策、自身经济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导致在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2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留守儿童最新的定义，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1]。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首次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2]。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程超指出，由于父母关爱的缺失，留守儿童容易在心理、教育、生活等方面出现问题[3]。陈绍红等从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某一特定微观问题入手，指出由于留守儿童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容易产生心理行为问题[4]。国外相关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Wendy等指出，当儿童被除父母外的其他亲属照顾时，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5]。此外，党云皓等运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分析发现，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6]。综合来看，当前我国留守儿童较容易出现多重问题，其中行为问题是重要的一个层面。
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出现，与其所接受的照顾状态具有密切关系。黄忠认为，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包括行为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主要是由监护不力造成的[7]。叶敬忠指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主要包括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及同辈监护四种[8]。上文也提到当前最主要的监护形式是隔代监护，即由祖父母进行监护[9]。对于我国的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监护人一般承担着对他们的照顾责任，因而，留守儿童问题中的监护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的是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不力，更进一步的，留守儿童的隔代照顾者大多存在年老体弱、受教育程度低等照顾能力不足的特点。由于隔代照顾存在的上述劣势，Lu指出，被除父母外其他亲属抚养会增加儿童出现心理、行为等问题的风险[10]。反过来Baker、Billing等指出，对孙子女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大隔代照顾提供者的压力，使提供照顾的老人面临身体、心理健康等问题[11-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隔代照顾会对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带来负面影响。
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也密切相关，由此衍生的留守儿童多重问题对该群体的成长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Rosato等指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往往相伴而生[13]。行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健康状况的体现，Pottinger、戴斌荣等指出，留守儿童（移民儿童）容易出现胆小、自卑、不合群、情绪消极、孤僻任性等心理健康问题，并外化为留守儿童（移民儿童）的行为问题[14-15]。留守儿童所存在的行为问题也会进一步反作用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多通过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外显行为问题所反映，因而行为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状况。此外，Hui等指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致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意外伤害[16]。Punyadasa等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对留守儿童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具有严重负面影响[17]。
相关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从监护状态的视角对留守儿童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是，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基于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和发生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少数研究只聚焦了监护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而包括监护类型在内的照顾状态的细分维度划分尚不明确，同时鲜有研究关注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的内在联系。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从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民政部留守儿童的微观数据，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留守儿童目前的照顾状态是怎样的？第二，留守儿童当前行为问题的总体状况是怎样的？第三，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特别是不同维度的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并将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预防与干预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策略。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2016年民政部组织的农村留守儿童调查项目的截面数据。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9省、市、自治区内共计调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包括留守儿童自身和留守儿童监护人）1 881户，其中6-16岁儿童1 391户，数据具有较好的质量和代表性。本文重点研究的是6-16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主要考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的提升逐步表现出来，6岁之前的儿童尚处于幼儿时期，行为问题表现尚不明显，年龄的上限与《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所界定的留守儿童年龄上限相同。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和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在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界定上，结合国内外的现行研究结果，中国留守儿童容易出现的行为问题主要包含五种情形：经常不高兴，不和人说话;有过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性格冲动，有乱扔乱砸东西的行为;经常与看护人发生争吵;打骂过看护人（范芳[18]、张德乾[19]、黎志华[20]、Pottinger[21]、Panksepp[22]）。因此，全国调查重点采集了上述儿童行为问题的状况。在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主要也界定为上述五种。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留守儿童的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根据照顾压力理论，Leng等对照顾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照顾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相关特征，照顾状态大致可分为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三个维度[23]。基于对照顾状态的三维度划分，本文对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进行如下具体操作。在照顾类型方面，Sun[24]以及民政部的留守儿童数据显示，隔代照顾是当前我国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主要照顾类型。因此，本文选取“照顾人是谁”作为照顾类型的代理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对于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将其照顾类型取值为0，表示其为隔代照顾，其他照顾类型则取值為1，表示其他。在照顾能力方面，Harpham等指出，参与儿童照顾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儿童的成长越有利[25]。因此，本文选取“是否是文盲”作为照顾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对于照顾人是文盲的情形，将其照顾能力取值为0，照顾人上过学，其照顾能力则取值为1。在照顾行动方面，刘靖指出，母亲在儿童照顾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儿童进行有效互动，对孩子的健康状况有积极作用[26]。因此，本文选取“是否存在疏于照顾”作为照顾行动的代理变量，对于照顾人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形，将其照顾行动取值为0，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形，其照顾行动则取值为1。
在控制变量选择方面，本研究充分参考了Bronfenbrenner所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密切相关，其中环境子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四个方面的内容”[27]。据此我们选取儿童自身（性别、年龄）、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回家频率）、儿童学校（是否登记学生家庭情况）以及儿童生活环境（照顾人家中共同居住的儿童数量、所在村里是否有儿童设施）的部分特征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研究使用了二项Logistic回归与负二项计数模型分析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中，二项Logistic回归主要用来测量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而负二项计数模型则分析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的关系。
1.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是对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分析。本文研究的是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状况，包括是否有行为问题和行为问题的种类。当 “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作为因变量时，由于其为二分类变量，因此，二项 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理想。其基本函数模型为：
其中，事件发生的概率（P）与不发生的概率（1-P）之比称为风险比，表示为Odds=P/（1-P）。其中，P表示留守儿童有行为问题的概率，1-P表示留守儿童没有行为问题的概率，模型采取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2.负二项计数模型。负二项计数模型一般适用于因变量为非负整数，且其变量分布过于分散、方差大于均值的情况。它是泊松回归模型的推广，可以有效地解决过大离差的问题。当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种类作因变量时，由于其为非负整数（取值为0、1、2、3、4、5），且经计算，其方差大于期望（Palpha=0<0.001），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计数模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并重点研究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分析
表1涵盖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留守儿童中存在行为问题的占比32.28%;在留守儿童存在行为问题种类分布状况方面，留守儿童表现出0-5种行为问题的比例分别为67.72%、20.78%、6.97%、3.45%、0.86%、0.22%，表明存在行为问题的留守儿童中绝大多数具有1-2种行为问题。解释变量中，在留守儿童照顾类型方面，照顾类型为非祖父母照顾的占比7.40%，表明照顾类型中超九成为祖父母照顾，进一步说明了隔代照顾是当前留守儿童最主要的照顾类型;在照顾能力方面，照顾人上过学的占比56.87%;在照顾行动方面，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情况的占比14.74%。
控制变量分为儿童自身、儿童家庭、儿童母亲、儿童学校以及儿童生活环境层面，具体取值和分布见表1所示。
（二）双变量分析
进一步用双变量分析法，分别对照顾人是否是外祖父母、照顾人是否是文盲以及照顾人是否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进行比较分析，也为下文的回归分析奠定初步基础。从表2看出，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人上过学（Chi2=9.293，P<0.01）以及照顾人不存在疏于照顾（Chi2=4.307，P<0.05）情况的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较低。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人为祖父母（F=2.80，P<0.1）、照顾人是文盲（F=10.89，P<0.01）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情形的（F=4.94，P<0.05）可能会使留守儿童产生行为问题种类数量更多。在此值得关注的是，照顾类型为祖父母与照顾类型为其他相比，隔代照顾的类型，使留守儿童产生行为问题的比例与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要相对更多，这与我们通常的认识状况存在一定出入，祖父母一般作为除父母外与留守儿童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其对留守儿童照顾质量应当优于其他照顾人，因而在祖父母照顾下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应该更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应该更少。但数据反映却与一般认知状况相反，这也值得进一步分析，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对这一结果进行重点观察。 （三）回归分析
根据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剖析留守儿童是否存在行为问题，从表3看出，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行为问题是否产生和照顾人的能力（OR=0.735，P<0.01）以及照顾行动（OR=1.380，P<0.05）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当照顾人上过学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时，留守儿童不易产生行为问题。进一步地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当留守儿童家庭不属于贫困户（OR=1.308，P<0.05）以及留守儿童的母亲回家频率达到一年一次及以上（OR=1.615，P<0.01）时，即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增加母亲与留守儿童的互动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此外，根据留守儿童当前的照顾状态，进一步剖析照顾状态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3看出，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与照顾人的能力（OR=0.784，P<0.05）以及照顾行动（OR=1.315，P<0.05）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当照顾人上过学和照顾人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不存在疏于照顾的情况时，留守儿童存在的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较少。更进一步的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年龄状况（OR=0.940，P<0.01）、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OR=1.196，P<0.1）、母亲回家频率（OR=1.446，P<0.01）与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当留守儿童年龄越大、留守儿童家庭不是贫困户以及母亲回家频率达到一年一次及以上时，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越少，这一点与Deng、王锋生等得出的儿童的行为问题与自身年龄等因素有关的结论一致[28-29]，以及与张爱珠得出的父母经常和留守儿童联系或在他们身边有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结论部分契合[30]。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改善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促进母亲参与到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将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
四、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行为问题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存在行为问题，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当前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中的照顾能力与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前我国留守儿童中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行为问题较为严重。数据分析显示，当前留守儿童中存在行为问题的比例约为32.28%，留守儿童中表现出1-3种行为问题的比例为31.2%。
第二，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蕴藏着一些问题和风险。通过对当前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留守儿童被祖父母照顾的比例约为92.6%，照顾人是文盲的占比43.13%，在留守儿童照顾过程中存在疏于照顾行动的占比14.74%。
第三，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即留守儿童被谁照顾对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没有影响，但是，照顾者的能力和照顾行动（反映实际照顾质量）会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四，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以及留守儿童母亲的回家频率，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留守儿童的年龄、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以及留守儿童母亲的回家频率，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第五，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当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照顾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从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角度来看，照顾类型（即留守儿童交由谁来照顾）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应重点关注的是照顾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照顾能力和适当的照顾行动，更进一步地应当对当前大多数留守儿童选择被谁照顾过程中，往往将照顾类型作为重要选择依据的客观事实进行反思。为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需要具备更高质量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的照顾人参与到留守儿童的照顾过程中。
（二）关于公共政策介入的若干思考
本研究重点关注了留守儿童照顾状态与其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照顾状态所包含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是否有行为问题以及行为问题种类数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就照顾类型而言，在照顾人是祖父母的情况下，与留守儿童是否出现行为问题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在目前留守儿童照顾人普遍为祖父母的事实基础下，从公共政策干预的角度提出照顾人照顾能力提升和照顾行动改善的对策，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一，大力加强和完善“代理家长”制度。“代理家长”是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后，由具有照顾能力和照顾意愿的个人在好意施惠的基础上成为留守儿童事实上的照顾主体。教育部等5部门于2013年出台了《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对推广“代理家长”模式作了明确说明，注重结对帮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行之有效的关爱活动。在提升“代理家长”照顾能力、改善“代理家长”照顾行动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指导“代理家长”的选拔和参与照顾的全过程，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留守儿童父母成为“代理家长”，并通过第三方对“代理家长”的照顾行动进行培训和评估，确保留守儿童的照顾质量。此外，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直接配套资金支持等方式，对“代理家长”进行适当的激励，保障部分留守儿童母亲与“代理家长”职业之间的有效衔接，促进“代理家长”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第二，統筹城乡发展，重点落实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公平享有。基于隔代照顾造成当前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普遍脆弱的客观事实，实现留守儿童父母对子女进行照顾对于提升留守儿童的照顾质量，减少其行为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破除留守儿童随迁的障碍。重点打破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城乡二元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壁垒，进一步探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城乡接轨的实现途径，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城市平等的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降低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综合成本，为子女随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帮助留守儿童父母在户籍所在地就业。例如，充分挖掘农村特色农业项目，带动贫困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有意愿在户籍所在地就业的留守儿童父母，政府应当组织相应的培训，帮助留守儿童父母适应当地企业的岗位需要;此外，当地企业通过自身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上述举措，留住外出务工人员，以保障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三，继续夯实多方參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通过夯实多方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来弥补当前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脆弱的问题。当前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资源充分调动的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政府在这一过程应当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有效调动各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承担自身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在资金、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留守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照顾服务;农村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所，应当进一步挖掘和调动农村在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发展。同时各主体互相配合，形成有效互动，以丰富留守儿童的照顾形式，并与留守儿童的家庭照顾形成补充，以改善部分留守儿童疏于照顾的现状，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第四，建立留守儿童照顾人综合能力提升机制。基于留守儿童照顾人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存在的问题，可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留守儿童照顾人了解照顾能力对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为留守儿童照顾人提供儿童心理、儿童行为、儿童身体健康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或培训，以提升留守儿童照顾人的照顾能力。同时，通过加强宣传等方式让留守儿童照顾人认识到，不当的照顾行动对留守儿童成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而强化照顾人对留守儿童提供恰当照顾的意识。此外，在当前通讯手段日益便捷的条件下，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多与留守的子女进行沟通，了解留守子女的情况，以加强对留守子女的照顾。通过上述照顾能力的提升和照顾行动的保证，以减少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16-02-1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
[2]中国青年网.民政部首次发布摸底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达902万人[EB/OL].[2016-11-10].http：//news.youth.cn/gn/201611/t20161110_8831413.htm.
[3]程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S1）：17-18.
[4]陈绍红，廖珠根，汪时华，等.江西省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1）：95-97.
[5]WENDY H， JAMES B， KATHRVN S. A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for Rural. Foster Children from Methamphetamine-involved Families：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with Qualitative Elaberation[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riew，2010（32）：1446-1457.
[6]党云皓，姚梅玲.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现状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2010（11）：1519-1520.
[7]黄忠.从留守儿童问题看我国监护制度之改进[J].西北人口，2009（2）：67-71.
[8]叶敬忠，王伊欢.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J].人口学刊，2006（3）：55-59.
[9]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37-49.
[10]YAO LU.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in Indonesiaq[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0（70）：412-419.
[11]BAKER L A， SILVERSTEIN M.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J].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2008，6（3）：285.
[12]BILLING A， EHRLE J， KORTENKAMP K. Children Cared for by Relativ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ir Well-Being[J]. Socioeconomic Status，2002，46（2）：1-7.
[13]ROSATO N S， BAER J C. Latent Class Analysis： A Method for Capturing Heterogeneity[J]. Social Work Research， 2012，36（1）：61-69.
[14]POTTINGER A M， STAIR A G， BROWN S W. A Counselling Framework for Caribbe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Migratory Separation and Reun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2008，30（1）：15-24.
[15]戴斌荣.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及教育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3）： 44-47. [16]ZHANG H， LI Y， CUI Y， et al. Unintentional Childhood Injury： A Controlled Comparison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J]. Bmc Pediatrics， 2015，16（1）：1-8.
[17]PUNYADASA D H， SAMARAKKODY D. 696 Community Based Study on Family Related Contributory Factors for Childhood Unintentional Injuries in an Urban Setting of Sri Lanka[J]. Injury Prevention， 2016， 22（Suppl 2）：A250.1-A250.
[18]范方，桑标.亲子教育缺失与“留守儿童”人格、学绩及行为问题[J].心理科学，2005（4）：855-858.
[19]张德乾.农村留守儿童交往问题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12）：3714-3715+3728.
[20]黎志华，尹霞云，蔡太生，等.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特征的潜在类别分析：基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J].心理科学，2014（2）：329-334.
[21]POTTINGER A M.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ss by Parental Migration in Inner-city Jama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5，75（4）：485-496.
[22]PANKSEPP J. Why Does Separation Distress Hurt Comment on MacDonald and Lear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5，131（2）：224-230.
[23]LENG L T， MEHTA K K. Conclus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Grandparenting in Contemporary Asia[M].Springer Netherlands，2012：145-157.
[24]SUN J. Chinese Older Adults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Productive Aging[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13，38（1）：58-70.
[25]HARPHAM T， HUTTLY S， DE SILVA M J， et al.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 Nutritional Status in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2005，59（12）：1060.
[26]劉靖.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9）：136-149.
[27]BRONFENBRENNER 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Massachu 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23-44.
[28]DENG S， LIU X， ROOSA M W. Agreement between Parent and Teacher Reports on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Chinese Childre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Jdbp， 2004，25（6）：407-414.
[29]王锋生，孙业桓，钮娟娟，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SCL-90测试结果的Meta分析[J].卫生研究，2010（2）：224-227.
[30]张爱珠.外出工子女家庭教育情况分析[J].教学与管理，2004（30）：23-24.
【责任编辑 郭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