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罗斯号”停靠安特卫普港时,我在《大陆每日邮报》上读到对克里本和埃塞尔的通缉令。有报道说他们在布鲁塞尔的一家旅馆里被人发现,但很快又消失了。
　　当船离开港口向魁北克航行时,我无意中朝甲板张望,恰巧看到在救生艇旁边站着两个人。其中的一个紧紧抓住另一个的手臂。
　　我佯装散步朝他们走去,年长的那个人鼻梁两侧留有明显的痕迹,那是长期戴眼镜造成的;他的络腮胡子似乎刚剃掉,只留着一撮小胡子。另一个年轻人不时地咳嗽着。我随意地和他们搭起话来,但那个年轻人似乎不爱说话。
　　“是的,我的儿子肺部有点问题,我想带他到加利福尼亚去。”年长者对我说。
　　我回到自己的船舱再次看了看《每日邮报》上的通缉令。
　　伦敦警察厅描述了逃犯的特征,克里本今年50岁,身高5英尺4英寸,他戴眼镜而且留着络腮胡子;埃塞尔小姐27岁,5英尺5英寸高,身材苗条,脸色苍白。随后我又核对了一遍乘客名单,确认这两个人是以“鲁宾逊先生和儿子”的名义登船的。
　　我安排他俩在午餐时作为船长特邀客人坐在我的餐桌上。
　　午餐铃声响后他们走进了餐厅,我便迅速溜进了“鲁宾逊父子”的房间。我发现了两件可疑的东西:一顶男孩戴的帽子里垫衬了许多软布,一件女人使用的紧身胸衣。这使我的怀疑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回到餐厅后我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的举止完全是女性化的。后来,当他们在甲板上散步时,我跟在后面高声叫道:“鲁宾逊先生!”直到我叫了三四遍之后他才转过身子,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船长,我没有听清你叫我——冷风使我的耳朵变得迟钝了。”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们渐渐地熟起来。“鲁宾逊先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安详的而且从不抽烟的人。
　　夜晚他喜欢独自在甲板上漫步。一次,风将他大衣的后摆吹了起来,我看到他腰里别了一支左轮手枪。在此之后我也随身带一把左轮手枪。
　　我们常在我那间小小的舱室里饮茶,讨论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四个正义的复仇者》——埃德加·华莱士著的叙述神秘谋杀的小说。这件小事后来通过无线电传到伦敦,埃德加·华莱士因此名声大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克里本案件有多么关注。
　　第三天晚些时候,我又向利物浦发去了以下的电文:“我确信伦敦地下室的谋杀者和他的同谋现正在我们船上的乘客中……那个年轻的同谋装扮成男子,但他的声音、举止、体态却显示出这是一个女人……”
　　我记得“鲁宾逊先生”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欣赏着报务员熟练地将电码打出说:“无线电的发明可真是一个奇迹啊!”
　　后来我又发出了好几份有关鲁宾逊先生情况的电文,但由于我们发报机的功率太小,最后与英格兰的联系中断了。不过我们仍能够收听到许多无线电讯号。当报务员收听到一条伦敦的报纸发给它的记者的电文时,他立刻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位记者正乘坐在另一条海船“劳伦蒂克号”上,航线也是穿越大西洋向西航行。电文上说:“伦敦的侦探迪尔在船上做些什么?他是否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络?船上的旅客们是否对这次追踪的游戏感到激动?请立即回电。”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由于我发往利物浦的电报,侦探迪尔已坐上第一班向西的船出发了——他就在“劳伦蒂克号”上。由于这是一艘航速极高的船,因此它肯定会在我们前面抵达纽芬兰。我猜测迪尔一定会将给我的电报留在加拿大附近的贝尔岛,让贝尔岛上的电台在我的船靠近时将电报发给我。
　　果然不出所料,我收到了电报;“将在法瑟角登上你们的船”……绝密。伦敦警察厅侦探迪尔,发自劳伦蒂克号。”
　　我的回电:“我将于明晨6时抵法瑟角,你可随领航员一同登船,你也必须扮成领航员。”
　　最后一晚令人焦虑不安,海面弥漫着浓雾,每隔几分钟我们就拉一次汽笛,汽笛声仿佛给我们增添了压力:时间过得如此缓慢,一个小时就象一天似的。
　　我在船头上来回踱步,而“鲁宾逊先生”也像往常一样在甲板上散步。我邀请他第二天早晨来观看船驶入劳伦斯河时在法瑟角等候领航员时的情景,他欣然接受了邀请。
　　6时刚过,两位领航员一上船便径直向我走来,我立刻派人去将“鲁宾逊先生”请来。当他走进驾驶舱时,我手紧握着大衣口袋里的左轮手枪说:“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鲁宾逊先生”伸出了右手,迪尔一把抓住他的手,然后摘下引航员的帽子说:“早安,克里本医生。还记得我吗?我是侦探迪尔,来自伦敦警察厅。”
　　克里本浑身颤抖了一下,由于出乎意外,他几乎全身麻木了。随后他说:“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