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回头再说吧！”
　　“哎呀，说了你也不知道，别问了！”
　　这是我们和父母常见的日常回应。
　　言语简练，没有废话。当然也没有内容交换和情感交流。
　　上一句刚刚敷衍了、顶撞了父母，转过身我们又陷入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但下次同样场景还会上演，因为控制不住。
　　为什么我们对父母越来越没有耐心？

离得虽近，却彼此不懂

　　松子，自由撰稿人，和父母住在同一层楼的隔壁。
　　父母无法理解她的职业选择。他们觉得松子应该找个正经工作才对。何谓“正经”？机关单位最佳，最差也要国企;朝九晚五，收入稳定，说出去有点面子，起码不丢人。但在父母看来，松子现在的状态，没有一条跟“正经”沾边：没有单位，没有保障;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昼夜颠倒;收入忽高忽低;不好向别人解释。跟无业游民差不多。
　　但松子乐在其中。因为兼具文科生的文笔和理科生的背景，她的文章呈现出知识和视角跨界的独特性，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在撰稿人领域里，她不仅小有名气，还在公众号、知乎、今日头条等平台积累了一批固定粉丝。以流量凸显价值和影响力的时代，稿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百八十块，而是根据受欢迎程度和点击量成倍成倍的递增，只要写得好，受欢迎，不仅有不菲的经济回报，还会有及时的读者反馈和互动。但父母认为，这不够稳定。
　　社会和技术的发展，给有个性、有实力、有想法的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自我实现的形式。在松子看来，写作不仅仅是孤独清苦的劳动，也可以变成一种表达自我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时代和大众同频共振的互动。
　　但是这些，父母并不清楚。松子也懒得解释。
　　她很了解，家庭传统的氛围是控制而不是自由，是有用而不是有趣，是责备多于鼓励，是和别人比较多过自我认可。因此，松子根据成长经验就会预测到沟通结果，因此而不愿意和父母分享，而宁愿去找朋友和闺蜜倾诉。
　　松子觉得，自己這一代的职业选择和父母一代有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比如更看重个体发展、更注重生活品质、更在意职业自主性、更强调权利意识等。
　　“我和父母虽然一起经历着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家庭观、婚姻观、事业观和消费观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和成长环境有关。我无法理解我妈为什么多大的冰箱都不够她用，她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赶紧找人结婚生孩子。沟通起来太费劲，一说话就容易呛起来。”松子说。
　　但她很清楚，这并不会破坏双方的感情的底色。
　　“无论怎么惹父母不高兴，他们还是不会抛弃你的。最多，我妈骂我一句，转身还是会给我做饭去。”松子说。

孩子就是宇宙中心

　　2018年，是佳慧比较崩溃的一年。
　　先是临近退休的父亲患了抑郁症，母亲不得不陪伴左右，无法来北京帮忙接送孩子，之后公公也生病了，需要做个大手术，婆婆也被抽走了。
　　作为独生子女的佳慧夫妇，忽然发现，身上的责任和负担一下子就重起来。不仅要兼顾工作，同时需要安排照顾双方父母看病住院，照顾接送孩子的事情，也一下子落在他们自己身上。生活忙乱异常。
　　此前，孩子一直是她的小家庭和整个大家庭的中心。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围绕孩子的需求和成长。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资金和人员都足够完备。双方父母虽住在外地，但会轮流交替来北京帮忙接送孩子，偶有波澜，但日子大抵平静正常。
　　当然，像每一个家庭一样，在养育和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两代人也经常会有冲突。吃饭是追着喂还是自己吃？穿衣要舒服还是好看？发烧是赶紧吃药还是扛着？是保持干净卫生还是和小朋友打成一片？是只完成学校作业还是多报几个课外班？
　　每当遇到这些问题，两代人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分歧。老人觉得自己有经验，佳慧觉得自己更科学。她常常会控制不住情绪。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说服不了对方的时候，她就会失去解释和沟通的耐心。“哎呀，你不懂就别管了！”佳慧常常用这句话作为话题终结。但说完，她也常常后悔自责。
　　因为不习惯北京的气候、环境和饮食，双方父母常常会想家，家里有朋友以及自己熟悉的一切。但为了孩子，只能在北京坚持着。因此，每隔几个月，两边父母就要交接轮换一下，回老家缓一缓。
　　除了分歧，佳慧也受不了双方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别逼她了，不愿意学就不学吧！”
　　“孩子喜欢就买吧！挣钱不就是给她花的吗？”
　　小孩子天生精明敏感，知道如何迅速找到可以依靠和倚仗的力量。老人恰好是他们的同盟军和保护伞。这让家长面临家庭教育权威性的挑战，并陷入精神焦虑。
　　以钢琴为例。她知道，6岁的女儿，还无法体会音乐的美妙和愉悦，在琴凳上，总是如坐针毡，那种不专注、很痛苦的表现，常常也让佳慧质疑自己的选择。这种犹豫和彷徨的时候，更需要一种支撑的力量，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孩子。
　　佳慧承认父母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但冲在职场一线的她，却比父母更清楚未来一代可能面临的时代挑战。这让她不得不在爱孩子的同时，也要给孩子立点规矩和加点压力。

隐隐的生活焦虑

　　文强的烦躁从早上挤地铁开始。
　　单位在北京三环里面，停车位极其有限，因为新的停车计费系统启用，一天至少要交200多的停车费。他于是改乘地铁。
　　北京拥挤的地铁四号线，文强至少要等三趟车才能挤上去。其实大多数时候还是被挤上去。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被封闭在车厢里，随着人流上下挪来挤去。
　　为了打发无聊的一个小时，文强一般会用手机听听新闻。作为一个记者，他已经很强烈地感受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新闻里高频率的科技词汇，在来势迅猛地改变着现实生活，而且速度超乎想象。无人驾驶汽车、新闻写作机器人、智能手术机器人、银行智能服务一体机、无人机快递、网络支付……无数信息其实都在不断传递着一种信号：这是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需要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否则会被淘汰，无论是职业还是个人。
　　他知道，跟上时代，需要自我地不断更新和迭代。
　　这些工作上压力和变化，文强很少说，父母也不太了解的。这十年间，文强经历着人生一系列的大事。毕业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贷款买车、生子，经济和精神上一起接受着生活带来的挑战。这是他选择的生活，就要承受结果。文强不想增加父母的担心，能扛都自己扛着。但有时候父母打电话时，恰好赶上他焦虑、烦躁的时刻，他就会草草敷衍结束对话，没有耐心听完父母关于吃饭、冷暖的常规询问。那是他认为当下没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还有无数更头疼的事情等着他。比如夫妻情感的维护、孩子的教育择校、还要不要生二胎、领导的新思路、下属的新动向……
　　以及下了班照例拥挤的四号线地铁。
　　（丁学海荐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