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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对中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银行业改革会是未来经济改革中最大的亮点。”7月3日，亚洲发展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其主持的圆桌论坛开场白中说。
这个主题为“中国银行改革”的圆桌论坛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6年会的一个议题，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原来布置的容纳2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服务人员不得不临时搬来很多椅子。
此次论坛的主讲嘉宾有来自央行上海总部的官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长，还有来自外资银行及境外投资机构人员。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发言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但从听众与他们的热烈互动中可见大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注。
外资路径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7年国内银行业将全面开放。届时，外资银行将获准发放人民币贷款，并接受中国居民的人民币存款，与国内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喊了这么多年的“狼”，终于到了门口。
“外资银行的进入路径已从大规模在华开设分支机构自主经营，转向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上海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通过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可以延伸至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维度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
在很多业务领域，尤其是中国有较多空白的“零售银行”领域，外资银行都选择了与中国银行的合作。
以新兴的信用卡业务为例，2002年12月，浦发银行与花旗国际签署了《信用卡业务协议》。双方共同成立一家新的信用卡公司，各占50％的股权，信用卡公司中的高管人员多数由花旗派出。
通过合作，花旗可绕过政策限制，提前开展信用卡业务占领巾场份额。浦发银行则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并弥补其个人金融业务薄弱的不足。浦发银行2005年报显示，报告期山浦发银行联手花旗推出的信用卡，年内发卡20万多张。
不过，即使是在信用卡这一完全新兴的领域，外资银行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六年前，中资银行似乎还不看好信用卡业务，花旗银行要与招行联营做信用卡。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
2006年4月27日，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淡起招行的信用卡：“这个信用卡上有我们的名字，又有花旗的名字，花旗的光辉会把你盖住。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商业银行没有自己品牌的信用卡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选择了在台湾寻找顾问，他们来了一百多人当师傅，我们当徒弟，13个月就发行了信用卡。”
马蔚华有骄傲的资本，现在的招行已经发行信用卡500万张，其业务量已经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30％。单张信用卡消费达到1260元，逼近花旗信用卡的1600元水平。证明了他所说的：“中国商业把境外银行的工具、方法拿过来，占领这些新兴的金融市场份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不可否认，招商银行只是个案，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他们都在期待着能够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
渣打银行的王志浩就提出：“我们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外国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对于中国的小型银行来说意义最大，因为外国投资者能以可承受的价格换取对该类银行较大的控制权。”
得失之辩
“我们不会对中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亚洲金融控股主席胡赐道强调，“从目前中国的政策来看，外国机构参股中国银行有两个限制，一是持有一家银行的股份不超过20％，所有外资机构持有单一银行股份不超过25％，此外，中国政府说得很清楚，四大国有银行是永远不会让外国机构来控制的，而这四家国有银行在中国占整个银行业的份额超过了60％。我们的任何活动都是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长魏尚进的分析更为深入，“外资银行是否会威胁到所在国的金融安全，要看准人的外资银行是否依赖于所在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依赖于所在国的金融市场。依赖性强的外资银行会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当所在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往往会积极地配合解决问题。同时，这也与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本币的依赖程度等密切相关。”
魏尚进举例说，在中国银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度在外资合同中容忍外资将进行战略性投资与IPO挂钩，会有一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往往是战略投机者。如果监管部门不严格把关，可能不仅不能获得引入战略投资者所能获得的益处，反而引发股权结构的不稳定。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吸引到海外银行机构的长期而稳定的投资，会增加市场的信心。
在中外资银行的业务合作中，还有人指出，“和其他产业的OEM同样性质，是为别人代工的地位”，以各银行推出的信用卡中心为例，基本都是以下模式，双方各占50％股权，中方出资金，外方出管理和技术，而管理层基本都是来自外资银行，有人提出在这一模式下，国内银行已经出让了很多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赵辰宁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银行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等各方面考虑，中国的银行业者尤其是那些CEO们是非常聪明的、没有傻的。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谈判，他们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们很知道自己放弃什么、得到什么，有非常好的专业水准，而且现在大的商业机构都有顾问，这些顾问都是国际上的专家。现在出售股权的价格已经很高了。”
效果几何
2006年4月6日，香港，建设银行发布上市后首份年报，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携四位高层步入业绩发布会现场。
面对媒体，郭树清微笑着表示，“所有的数据都满意”，但他同时表示，建行离国际一流银行还有相当差距，比如在理念上、人才上、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上。建行有30多万员工，人力资源格局有待调整，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配置结构需要优化。在外部环境方面，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信用缺失、税收不平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
其实，对于改革效果的诸多争论都集中于一点，“通过引资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得到改善”。
魏尚进说：“对中国而言，根本不是资金的问题，中国内地的银行已经获得了政府注入的大量资金，并拥有足够的资源推动今后几年的增长。真正需要的是自律、治理和更好的管理，在这些领域战略投资者能够发挥个人投资者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要以能够吸引长期持股而不是短线收益的价格出售股份。”
然而，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银行丑闻的不断爆出加重了质疑。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这类案件似乎已经见多不怪了。另外，商业银行基层人员进行的一些重复的、简单的、技术含量极低的犯罪，如金库里的直接偷盗、挪用客户的存款、伪造假票据、假存单以及内外勾结等等，这些在专业人士看来最小儿科的管理问题也屡禁不止。
境外投资者能够起到我们所期待的作用吗?亚洲金融控股主席胡赐道的解释或许更为客观：“我觉得不管是4．8％，还是10％都不可能使战略投资者发挥多大作用，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想对银行或者公司做出决定性的东西，你必须持有51％以上的股份才能控制董事会。”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这取决于中国的银行和银行监管者他们想不想让自己的银行改进。如果他们本身有较强意愿的话，战略投资者就能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最终听不听我们的建议，还是取决于银行自己。”
“中国银行业改革会是未来经济改革中最大的亮点。”7月3日，亚洲发展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其主持的圆桌论坛开场白中说。
这个主题为“中国银行改革”的圆桌论坛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6年会的一个议题，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原来布置的容纳2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服务人员不得不临时搬来很多椅子。
此次论坛的主讲嘉宾有来自央行上海总部的官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长，还有来自外资银行及境外投资机构人员。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发言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但从听众与他们的热烈互动中可见大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注。
外资路径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7年国内银行业将全面开放。届时，外资银行将获准发放人民币贷款，并接受中国居民的人民币存款，与国内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喊了这么多年的“狼”，终于到了门口。
“外资银行的进入路径已从大规模在华开设分支机构自主经营，转向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上海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通过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可以延伸至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维度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
在很多业务领域，尤其是中国有较多空白的“零售银行”领域，外资银行都选择了与中国银行的合作。
以新兴的信用卡业务为例，2002年12月，浦发银行与花旗国际签署了《信用卡业务协议》。双方共同成立一家新的信用卡公司，各占50％的股权，信用卡公司中的高管人员多数由花旗派出。
通过合作，花旗可绕过政策限制，提前开展信用卡业务占领巾场份额。浦发银行则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并弥补其个人金融业务薄弱的不足。浦发银行2005年报显示，报告期山浦发银行联手花旗推出的信用卡，年内发卡20万多张。
不过，即使是在信用卡这一完全新兴的领域，外资银行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六年前，中资银行似乎还不看好信用卡业务，花旗银行要与招行联营做信用卡。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
2006年4月27日，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淡起招行的信用卡：“这个信用卡上有我们的名字，又有花旗的名字，花旗的光辉会把你盖住。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商业银行没有自己品牌的信用卡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选择了在台湾寻找顾问，他们来了一百多人当师傅，我们当徒弟，13个月就发行了信用卡。”
马蔚华有骄傲的资本，现在的招行已经发行信用卡500万张，其业务量已经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30％。单张信用卡消费达到1260元，逼近花旗信用卡的1600元水平。证明了他所说的：“中国商业把境外银行的工具、方法拿过来，占领这些新兴的金融市场份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不可否认，招商银行只是个案，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他们都在期待着能够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
渣打银行的王志浩就提出：“我们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外国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对于中国的小型银行来说意义最大，因为外国投资者能以可承受的价格换取对该类银行较大的控制权。”
得失之辩
“我们不会对中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亚洲金融控股主席胡赐道强调，“从目前中国的政策来看，外国机构参股中国银行有两个限制，一是持有一家银行的股份不超过20％，所有外资机构持有单一银行股份不超过25％，此外，中国政府说得很清楚，四大国有银行是永远不会让外国机构来控制的，而这四家国有银行在中国占整个银行业的份额超过了60％。我们的任何活动都是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长魏尚进的分析更为深入，“外资银行是否会威胁到所在国的金融安全，要看准人的外资银行是否依赖于所在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依赖于所在国的金融市场。依赖性强的外资银行会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当所在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往往会积极地配合解决问题。同时，这也与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本币的依赖程度等密切相关。”
魏尚进举例说，在中国银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度在外资合同中容忍外资将进行战略性投资与IPO挂钩，会有一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往往是战略投机者。如果监管部门不严格把关，可能不仅不能获得引入战略投资者所能获得的益处，反而引发股权结构的不稳定。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吸引到海外银行机构的长期而稳定的投资，会增加市场的信心。
在中外资银行的业务合作中，还有人指出，“和其他产业的OEM同样性质，是为别人代工的地位”，以各银行推出的信用卡中心为例，基本都是以下模式，双方各占50％股权，中方出资金，外方出管理和技术，而管理层基本都是来自外资银行，有人提出在这一模式下，国内银行已经出让了很多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赵辰宁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银行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等各方面考虑，中国的银行业者尤其是那些CEO们是非常聪明的、没有傻的。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谈判，他们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们很知道自己放弃什么、得到什么，有非常好的专业水准，而且现在大的商业机构都有顾问，这些顾问都是国际上的专家。现在出售股权的价格已经很高了。”
效果几何
2006年4月6日，香港，建设银行发布上市后首份年报，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携四位高层步入业绩发布会现场。
面对媒体，郭树清微笑着表示，“所有的数据都满意”，但他同时表示，建行离国际一流银行还有相当差距，比如在理念上、人才上、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上。建行有30多万员工，人力资源格局有待调整，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配置结构需要优化。在外部环境方面，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信用缺失、税收不平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
其实，对于改革效果的诸多争论都集中于一点，“通过引资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得到改善”。
魏尚进说：“对中国而言，根本不是资金的问题，中国内地的银行已经获得了政府注入的大量资金，并拥有足够的资源推动今后几年的增长。真正需要的是自律、治理和更好的管理，在这些领域战略投资者能够发挥个人投资者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要以能够吸引长期持股而不是短线收益的价格出售股份。”
然而，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银行丑闻的不断爆出加重了质疑。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这类案件似乎已经见多不怪了。另外，商业银行基层人员进行的一些重复的、简单的、技术含量极低的犯罪，如金库里的直接偷盗、挪用客户的存款、伪造假票据、假存单以及内外勾结等等，这些在专业人士看来最小儿科的管理问题也屡禁不止。
境外投资者能够起到我们所期待的作用吗?亚洲金融控股主席胡赐道的解释或许更为客观：“我觉得不管是4．8％，还是10％都不可能使战略投资者发挥多大作用，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想对银行或者公司做出决定性的东西，你必须持有51％以上的股份才能控制董事会。”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这取决于中国的银行和银行监管者他们想不想让自己的银行改进。如果他们本身有较强意愿的话，战略投资者就能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最终听不听我们的建议，还是取决于银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