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人们熟悉和喜爱的名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是一句质朴无华的叙述，貌似平淡无奇，且夹在描写桃花源美妙境界的精彩语段中，却与之无甚关联，似乎是不经意之笔，甚至显得“多余”，因而往往被人忽略。然而，仔细思量，又令人颇觉“逆情悖理”。
　　首先，不合情理。正如《桃花源诗》所云：“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到渔人闯入时的“晋太元中”，时达五百余年。此时，桃花源外的社会在生产、生活诸方面皆已发生了重大变迁，包括“种作”“衣着”等，均无例外。而文中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怪哉？
　　其次，不合诗意。《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文，是为该诗作诠释和补充的，在说法上理应与其保持一致，可是该句却与诗的有关内容相左。《桃花源诗》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明确指出桃花源人在祭祀、衣着等方面保持着古制，意即与外界迥异。而此文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抵牾？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吕氏春秋》）作者为何采用这种“逆情悖理”之说？用意究竟何在？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良苦之处，可谓大有深意存焉。具体言之，其用意和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暗示主人公的来历。在本文中，桃花源人是故事的主人公，渔人仅是旁观者和见证者。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乐园里的桃花源人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渔人在与其接触交流之前，毫不知晓，一头雾水，文章开头也并未作任何交代，读者未读下文时也会纳闷。但作者通过这句话分明在暗示读者：桃花源内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具有难以割断的历史渊源。源内人不是什么原始部落或蛮荒异族，不是什么天外来客或海外奇人，而是与源外人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群体，甚至可能就是源外人的一部分。聪明的读者可能也会由此有所领悟。同时，这句话又与下文桃花源人对自己身世和来历的自述形成了前后照应，并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作铺垫，作伏笔，使源内人的自述更为“可信”；后者又为前者作诠释，作解答，说明源内人何以如此（即“悉如外人”），从而为读者消弭了疑问，揭开了谜底。那么，强调桃花源人来自外界有何意义呢？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作者欲以此表明，是外界频繁的战乱、严酷的剥削和压迫让广大百姓走投无路、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将他们“逼上桃源”，逼上“绝境”。正如汉末曹操《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晚唐杜荀鹤《山中寡妇》所云“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陶氏也认识到，战乱和苛政皆猛于虎，只有逃至与世隔绝之处，才能躲避人世间的灾难。
　　其二，暗寓与外界的对比。既然“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就说明桃花源人与外人是相同的，两者是同一种人。然而，他们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外界存在“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吗？存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吗？应该说，少有。与之相反，频频出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惨象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而且，两者境遇之悬殊既非“种作”“衣着”方面的差异所致，那就一定是另有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桃花源里无战乱，无压迫，无剥削，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正如《桃花源诗》所云：“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换言之，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使两者的境遇迥然不同。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桃源行》中亦云：“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道出了桃花源里没有君主统治和阶级差别的实质。与此相应，此说也暗寓着作者的幸福观：和平自由的劳动生活，即为理想的幸福生活。比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并非要像剥削阶级那样整日不事稼穑、寻欢作乐，那是一种空虚无聊、寄生虫似的生活；更遑论要像神仙一样超脱尘世、不食人间烟火，那也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幻想。正如作者曾经发出的宣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这也委婉地表达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
　　其三，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构思是独具匠心的：既要暗示故事是虚幻的，又要表明故事是真实的，最终欲达到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艺术效果。所以，其情节是按照真幻融合、虚实相间的思路来设计的。在文中，桃花源起初让人感觉是“洞天福地”，神秘无比，但随后出现的却是一幅活生生的、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的景象，并无什么神秘性可言。尤其是这句“悉如外人”的叙述，十分突出地表明，他们并非什么殊异之人，而是一群与外人相同的普通人，两者毫无二致。如此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甚至给人一种亲切感，从而营造了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氛围，也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所以，在文中，读者可以看到，虽然源内人“见渔人，乃大惊”，而渔人见源内人却并未“大惊”，甚至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各家做客。魅力所及，使后世很多士大夫对这个亦幻亦真的桃花源饶有兴致，心向往之，甚至深信不疑，积极探访，并留下了诗词之作，寄托景仰之情，抒发难寻之憾。对于陶渊明虚构的这个世外桃源，毛泽东亦曾在《登庐山》一诗中遥问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对陶氏的理想寄寓了深切的认同，并含蓄地表达了建设新社会“桃花源”的决心。陶渊明如此渲染故事的真实性，可谓苦心孤诣，寄托了对桃花源这种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悉如外人”之说虽然“逆情悖理”，却体现了作者的诸多写作用意，并具有诸多表达效果。或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作为诗序的记可以如此叙写，而诗本身却未如此表述呢？两者的说法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呢？
　　与《桃花源记》相反，《桃花源诗》却如实地描述了桃花源人与外界差异甚大的“真实面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一派上古社会的古朴风貌，而并非如《桃花源记》所云“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严重差别呢？究其原因，当是两者的文体殊异所致。《桃花源记》是记叙文，采用了传奇故事的形式，试图通过设计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情节，来虚构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描绘一幅古朴社会的风俗图景，寄托作者的社会理想。正因为情节的虚幻性，所以该文曾被学人列入志怪小说一类。这种传奇故事、志怪小说之类的文体在内容上往往具有一定的“荒诞性”，所以当然允许文中存在一些“逆情悖理”的说法。而《桃花源诗》则是叙事诗，采用了“纪实”的手法，其中未讲故事，未设情节，是“客观”地描述桃花源内的大体景象，“如实”地记叙桃花源社会的基本状貌，并直接抒发作者的向往之情，故不宜采用“逆情悖理”的说法。换言之，“诗”是从桃花源的“历史”的角度来写，而“记”是从旁观者（渔人）见闻的角度来写，两者角度不同。“诗”和“记”彼此照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并恰切地寄寓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桃花源记》中“悉如外人”之说虽有上述表达效果，但毕竟与社会现实、与客观情理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问题，以致于存在着“逆情悖理”之嫌。但这并非写作上的疏漏，而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效果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未能完全顾及现实和情理问题。这是本文在构思上的一个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