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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当你正在驱车赶往机场，或准备参加重要的商务谈判，或参加某场重要考试……遇上大堵车，怎么办？重庆小伙杨四春从中看到了商机：你只需要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安排两个人骑着摩托赶到你跟前，谈妥费用，他们中的一人替你坐在车里继续挨堵，等交通畅通后，再把你的车开到你指定的地点，另一人则骑摩托车把你送到相关地点。
1980年4月12日，杨四春出生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父母都是当地农民。18岁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困，他辍学应聘到重庆市渝中区嘉滨路一家高档洗车行当洗车工。他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10年，收入从最初的数百元涨到3000余元。
2009年圣诞节那天，开着一辆帕萨特的汪强刚把车停稳，就开始抱怨：“唉，现在重庆交通堵得也实在是太离谱了，刚才从临江门到一号桥，我走了差不多整整一个钟头。等会还要去机场接女友，要是赶不及，我的爱情又要完蛋了！现在不是这里堵就是那里堵，真是急得人跳楼，恨不得长翅膀飞过去。可就是有翅膀，车子又不能丢在路上呀！要是有人能帮我把车子开回去，我自己去办事，就算让我付钱也愿意。”
2010年1月，由于堵在路上，好几个老客户请车行帮忙想想办法。杨四春说出了自己的“代堵计划”，经理同意了。事后，每位客户付了50元钱感谢费。于是，洗车的时候，他经常与客户讲自己的特殊服务，真做成了几笔业务。
不久，杨四春决定辞职单干。听说只需骑着摩托帮忙送人就能挣钱时，很多朋友都表示愿意帮忙。解决了人手问题，杨四春的“代堵计划”正式进入了执行阶段。
杨四春经过思考，决定从临江门到黄花园这段路着手，开展自己的业务。原因是从临江门到黄花园大桥不过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里却一直是渝中区上下班高峰期最为拥堵的路段，这里经常发生堵上半小时以上的事。
确定好业务开始地点后，杨四春从2009年5月份起，每天上午8点到9点，下午5点半到7点这两个时段里，都举着块写着“代堵”字样的牌子站在路边，向来来往往的车辆推销自己的“代堵业务”。谁知，一周过去了，杨四春没有接到一桩生意。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代堵”真的没有市场吗？
十万张“代堵名片”撒向大重庆
认真反思后，杨四春找出了根源：首先，司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代堵”服务；其次，出现堵车的地点并非仅限于临江门一带，在其他地方堵车的时候，就算有客户需要“代堵”服务，也不知道在何处寻求这一服务。总归一句话，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推广“代堵”。可具体该如何操作呢？杨四春陷入了沉思。
杨四春印刷了5万张“代堵名片”，名片的内容很简单，除了简要介绍了什么是代堵之外，剩下的就是杨四春的手机号码了。随后，他来到长江大桥、鹅公岩大桥和陈家坪转盘等重庆市区最容易出现堵车的地方向过往车辆发放了“代堵名片”。
仅仅3天，杨四春收到了20多个咨询电话，详细询问“代堵”的具体操作方法。又过了3天，他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杨教授说自己被堵在了赶往机场的路上，目前被堵在了上清寺。杨四春立即骑上摩托找到了谢军，两人赶到了上清寺，找到了正在车流里堵得直跳脚的杨教授。记下杨四春和谢军的身份证件后，杨教授咬了咬牙说：“你们只要能在半小时之内把我送到机场，然后把我的汽车安全开回虎溪大学城，我愿意付500元。”双方当即成交。
在杨四春的出租屋里，除去了摩托车油钱之后，两人各分了230元。尝到甜头之后的杨四春又加印了10万张“代堵”名片。重庆市区内所有容易出现堵车的地段都让他撒了个遍。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接了20来个单子，将近收入6000元。
“代堵”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客户怕车子被盗，怕出事故没法赔偿。很明显，客人对跑单干的不相信，更相信有实力和信誉的公司。杨四春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2010年11月，杨四春借钱办起了“重庆冠金咨询有限公司”。随后，他购买了4辆二手摩托车，专门替人挨堵。
我的“代堵公司”进军北上广
除了自己和谢军是专职外，其他人都是兼职。他制定了收费标准：起价400元，然后根据所要送人的数量加价，每多送一人加价100元；送人或送车的地方如果超出10公里后，则根据公里数再加价，超出部分的收费按出租车收费的市价计算。
至于客户最关心的财产纠纷问题，杨四春设计了一份“代堵”雇佣合同，只有客户同意签署这份合同，并且确认了公司派去员工的身份之后，双方才正式开始履行合同，这样极大保障了双方的权利，也规避了风险。同时，他保了财产险，将保险单据交给客户，让客户放心。
冠金公司的业务一下打开了，月纯利3万元。但是，毕竟“代堵公司”是一项新行业，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它，杨四春采取强力的推广措施：“借鸡生蛋”。他与重庆的几家知名车友网站合作，如仙人掌网站、家纺网等。他在网页和论坛上发布“代堵”广告。作为回报，除了支付少量的广告费用之外，公司还为车友网站的VIP网友提供“代堵”折扣服务。
有些女乘客不愿与别人有身体接触，每次派出摩托车司机时，杨四春都会问清是否还有女性乘客，如果有，就会尽量派女摩托车司机。
杨四春的“代堵公司”生意火爆，这个创业商机给他每月净利润高达5万元。成都、北京、武汉的一些人找上门来要求加盟。他准备把代堵业务发展到“北上广”。
(责任编辑 张胜岚)
1980年4月12日，杨四春出生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父母都是当地农民。18岁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困，他辍学应聘到重庆市渝中区嘉滨路一家高档洗车行当洗车工。他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10年，收入从最初的数百元涨到3000余元。
2009年圣诞节那天，开着一辆帕萨特的汪强刚把车停稳，就开始抱怨：“唉，现在重庆交通堵得也实在是太离谱了，刚才从临江门到一号桥，我走了差不多整整一个钟头。等会还要去机场接女友，要是赶不及，我的爱情又要完蛋了！现在不是这里堵就是那里堵，真是急得人跳楼，恨不得长翅膀飞过去。可就是有翅膀，车子又不能丢在路上呀！要是有人能帮我把车子开回去，我自己去办事，就算让我付钱也愿意。”
2010年1月，由于堵在路上，好几个老客户请车行帮忙想想办法。杨四春说出了自己的“代堵计划”，经理同意了。事后，每位客户付了50元钱感谢费。于是，洗车的时候，他经常与客户讲自己的特殊服务，真做成了几笔业务。
不久，杨四春决定辞职单干。听说只需骑着摩托帮忙送人就能挣钱时，很多朋友都表示愿意帮忙。解决了人手问题，杨四春的“代堵计划”正式进入了执行阶段。
杨四春经过思考，决定从临江门到黄花园这段路着手，开展自己的业务。原因是从临江门到黄花园大桥不过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里却一直是渝中区上下班高峰期最为拥堵的路段，这里经常发生堵上半小时以上的事。
确定好业务开始地点后，杨四春从2009年5月份起，每天上午8点到9点，下午5点半到7点这两个时段里，都举着块写着“代堵”字样的牌子站在路边，向来来往往的车辆推销自己的“代堵业务”。谁知，一周过去了，杨四春没有接到一桩生意。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代堵”真的没有市场吗？
十万张“代堵名片”撒向大重庆
认真反思后，杨四春找出了根源：首先，司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代堵”服务；其次，出现堵车的地点并非仅限于临江门一带，在其他地方堵车的时候，就算有客户需要“代堵”服务，也不知道在何处寻求这一服务。总归一句话，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推广“代堵”。可具体该如何操作呢？杨四春陷入了沉思。
杨四春印刷了5万张“代堵名片”，名片的内容很简单，除了简要介绍了什么是代堵之外，剩下的就是杨四春的手机号码了。随后，他来到长江大桥、鹅公岩大桥和陈家坪转盘等重庆市区最容易出现堵车的地方向过往车辆发放了“代堵名片”。
仅仅3天，杨四春收到了20多个咨询电话，详细询问“代堵”的具体操作方法。又过了3天，他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杨教授说自己被堵在了赶往机场的路上，目前被堵在了上清寺。杨四春立即骑上摩托找到了谢军，两人赶到了上清寺，找到了正在车流里堵得直跳脚的杨教授。记下杨四春和谢军的身份证件后，杨教授咬了咬牙说：“你们只要能在半小时之内把我送到机场，然后把我的汽车安全开回虎溪大学城，我愿意付500元。”双方当即成交。
在杨四春的出租屋里，除去了摩托车油钱之后，两人各分了230元。尝到甜头之后的杨四春又加印了10万张“代堵”名片。重庆市区内所有容易出现堵车的地段都让他撒了个遍。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接了20来个单子，将近收入6000元。
“代堵”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客户怕车子被盗，怕出事故没法赔偿。很明显，客人对跑单干的不相信，更相信有实力和信誉的公司。杨四春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2010年11月，杨四春借钱办起了“重庆冠金咨询有限公司”。随后，他购买了4辆二手摩托车，专门替人挨堵。
我的“代堵公司”进军北上广
除了自己和谢军是专职外，其他人都是兼职。他制定了收费标准：起价400元，然后根据所要送人的数量加价，每多送一人加价100元；送人或送车的地方如果超出10公里后，则根据公里数再加价，超出部分的收费按出租车收费的市价计算。
至于客户最关心的财产纠纷问题，杨四春设计了一份“代堵”雇佣合同，只有客户同意签署这份合同，并且确认了公司派去员工的身份之后，双方才正式开始履行合同，这样极大保障了双方的权利，也规避了风险。同时，他保了财产险，将保险单据交给客户，让客户放心。
冠金公司的业务一下打开了，月纯利3万元。但是，毕竟“代堵公司”是一项新行业，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它，杨四春采取强力的推广措施：“借鸡生蛋”。他与重庆的几家知名车友网站合作，如仙人掌网站、家纺网等。他在网页和论坛上发布“代堵”广告。作为回报，除了支付少量的广告费用之外，公司还为车友网站的VIP网友提供“代堵”折扣服务。
有些女乘客不愿与别人有身体接触，每次派出摩托车司机时，杨四春都会问清是否还有女性乘客，如果有，就会尽量派女摩托车司机。
杨四春的“代堵公司”生意火爆，这个创业商机给他每月净利润高达5万元。成都、北京、武汉的一些人找上门来要求加盟。他准备把代堵业务发展到“北上广”。
(责任编辑 张胜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