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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被不知被谁给盗版了”。
盗版书这事儿听起来是个现代词汇,其实古已有之。宋代的出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商品经济又深入人心,盗版事业自然也是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多猖獗。
别说公务员用书,就连教科书他们都敢盗。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只要有利润就成,至于质量、版权什么根本不重要。所以麻沙书在宋代流传甚广,普通学子都买得起,但其书质量错讹百出,成为劣书的代名词。
这些建阳书商获利甚大,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明清之交有一位大才子李渔。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盗版商对这么大一块肥肉自然不会放过,出一部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
盗版如此猖獗,李渔气不过,跑到苏州去告状。结果官府倒是很配合,很快下令禁绝。可盗版商们根本不在乎,你不是怕盗版吗?我们盗名,改印别的书,可署名还是“江上笠翁”、“湖上笠翁”什么的,摆明了就是要占李渔的便宜。那时候对名字没有版权保护,李渔只能干瞪眼。
所以到了李渔出《怜香伴》的时候,他知道一出肯定盗版满天飞,就想出一条妙计。他先跑到官府告状,说我从老家运来一批新书,还没上市,就被人劫走了。哪家胆敢出售,哪家就是勾结劫匪!他这么一说,盗版商登时都不敢动了。李渔这才把正版书放出来,市面上自然干净多了。
盗版书这事儿听起来是个现代词汇,其实古已有之。宋代的出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商品经济又深入人心,盗版事业自然也是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多猖獗。
别说公务员用书,就连教科书他们都敢盗。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只要有利润就成,至于质量、版权什么根本不重要。所以麻沙书在宋代流传甚广,普通学子都买得起,但其书质量错讹百出,成为劣书的代名词。
这些建阳书商获利甚大,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明清之交有一位大才子李渔。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盗版商对这么大一块肥肉自然不会放过,出一部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
盗版如此猖獗,李渔气不过,跑到苏州去告状。结果官府倒是很配合,很快下令禁绝。可盗版商们根本不在乎,你不是怕盗版吗?我们盗名,改印别的书,可署名还是“江上笠翁”、“湖上笠翁”什么的,摆明了就是要占李渔的便宜。那时候对名字没有版权保护,李渔只能干瞪眼。
所以到了李渔出《怜香伴》的时候,他知道一出肯定盗版满天飞,就想出一条妙计。他先跑到官府告状,说我从老家运来一批新书,还没上市,就被人劫走了。哪家胆敢出售,哪家就是勾结劫匪!他这么一说,盗版商登时都不敢动了。李渔这才把正版书放出来,市面上自然干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