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被不知被谁给盗版了”。
　　盗版书这事儿听起来是个现代词汇，其实古已有之。宋代的出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商品经济又深入人心，盗版事业自然也是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多猖獗。
　　别说公务员用书，就连教科书他们都敢盗。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只要有利润就成，至于质量、版权什么根本不重要。所以麻沙书在宋代流传甚广，普通学子都买得起，但其书质量错讹百出，成为劣书的代名词。
　　这些建阳书商获利甚大，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明清之交有一位大才子李渔。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盗版商对这么大一块肥肉自然不会放过，出一部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
　　盗版如此猖獗，李渔气不过，跑到苏州去告状。结果官府倒是很配合，很快下令禁绝。可盗版商们根本不在乎，你不是怕盗版吗？我们盗名，改印别的书，可署名还是“江上笠翁”、“湖上笠翁”什么的，摆明了就是要占李渔的便宜。那时候对名字没有版权保护，李渔只能干瞪眼。
　　所以到了李渔出《怜香伴》的时候，他知道一出肯定盗版满天飞，就想出一条妙计。他先跑到官府告状，说我从老家运来一批新书，还没上市，就被人劫走了。哪家胆敢出售，哪家就是勾结劫匪！他这么一说，盗版商登时都不敢动了。李渔这才把正版书放出来，市面上自然干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