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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过渡。批判现实主义对城市批判得很厉害，到21世纪，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了，我们应该欢迎城市，欢迎城市化的到来。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脚步逐渐加快。按国家统计年鉴，我国每年增长的城市有60个左右，1999年公布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字是688个，估计近两年这个数字增加很大。 广东正在撤并乡镇，要求15年内完成城市化进程，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但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城市如何建设得更有诗意，这是城市诗学的问题。要让居民感受到诗意，感受到美，诗意地栖居大地。就目前既有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回到乡村去寻找诗意，那么就要求城市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考虑到诗意，考虑到美，城市的绿化、城市的小区建设、城市的生活质量要考虑到城市的文化内涵。城市文化设计范围很广，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都关系到城市文化建设，审美享受是城市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
从新的起点寻找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精神
李江涛（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研究员）——
城市是个现代概念。城邦很早就有了，但古代的城邦和现代的城市不一样。城市化可以分两块来谈：一方面是原来的大、中城市的改造；另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建设。原有的农村变成城镇，再变成城市，同样面临着城市文化建设的问题。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是一个资源集约的过程，它将各方面的功能集纳、丰富起来。根据规模效应的原理，城市的能源和空间被节约了，不像农村那样任意占有空间，比如城市的供应系统就是如此，我们的地下布满了管道，形成了高度集约。如果像美国那样提倡郊区化，从资源节约角度上讲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成本大为提高。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的人均资源如此稀少，放着已经建成的城市不用又搬到郊区重新建设，那是非常浪费的，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我们新城市建设应该有一个新的高的起点，我们既要使城市的交通顺畅，又要高楼大厦。20世纪的70和80年代实施的见缝插针是为了节约，避免占用菜地，当时的资源支配和利用就是这样一个有限的水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客观条件，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调动资源的能力，因为当时能够支付的成本有限。我这样讲不是为过去辩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面对实际情况。
目前，我们一方面迫切需要进行城市改造；一方面需要开展城市建设，其实也就是文化建设。国际上有名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和品位，我们的城市是否有品位，是否有自己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研究。
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新涌现的网络文化、新人类等都构成了社会的新课题。农业文明的基础是所属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却越来越大，节奏日益加快，人际关系的瞬时性以及快餐文化对我们的心态、心理和情感带来巨大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信息交流速度，改变了信息状况，信息变成了一种资本，每个人有不同的信息偏好，选择不同，更成就了个性化。现在的城市化和四五十年前不一样，新的文化尤其是亚文化发展非常迅速，知识淘汰率非常高，电脑软件12个月就更新。网络文化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前代向后代学习的局面。社会的主导文化肯定在城市产生，不可能先出现在农村。一些亚文化和反文化都将在城市出现，个性自由、人的独立性、追求民主等素质都必然受到影响。城市文化的研究任务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迫切。
研究城市文化就必须面对世俗文化的问题，按后现代的观点，世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器物文化，指表层的有形的层面，如建筑等；二是制度文化，如法律法规；三是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人的素质、道德、德性方面。像随地倒垃圾、污染环境就属于此。在文化建设上，人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建筑为什么没有品位？是人没有品位，是从事城市建设和设计的人没有品位，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层次，停留在器物文化的水准。在美国，唐人街都比较脏，这实际上是文化问题。再比如：是否乐意帮助人就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美国人比较乐意帮助人，你向他打听路，他可能也不太熟悉，但他会开着车带你去到那个方向的路口。
城市建设的人文精神很重要。前不久通过一个交通法规，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的撞死了白撞。武汉第一例是撞死了一个老教授，结果大家都不好下台。欧美对人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而且处处都体现出来。我是在美国学的开车，他们的交通规则是：当你开车时，不管前面是否斑马线，只要有行人穿越，一定要停下车来。这与我们撞了白撞恰好相反。什么价值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关系到人文基础。
科学发展提出了让人困惑的道德、伦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像当前悄然流行的无性同居、对偶婚姻、周末夫妻等。代沟的加深也在表明社会变化加快。过去我们一直是一元化思维，现在提倡思想多元化，讲究个性化。所以很多属于亚文化范畴的如今变成了主流文化。像70年代牛仔裤、DISCO、通俗唱法等当时都不被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现在已经被大众接受了。当然，一元和多元也有个限度问题，既要提倡多元，又要设立边界，把握社会承受的限度。
我们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观念滞后，没有按照资源配置规律行事。观念的落后，不仅表现在规划方面，而且表现在管理和建设方面。长期以来行政触角伸向每个角落，甚至出现了处级和尚、方丈之类的怪事。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民营经济，民间媒体、民间社团、民间办学更是无法设想，政府是无所不包的，负担很重，负有无限责任。美国却很不同，政府背后的框架是精英设计的，底下的文官系统就是木偶，照规章办事。精英集中在大学、研究部门、思想库和企业。其中主要是在企业，社会的主要创新来自企业，企业推动社会前进。精英设计好程序，然后流水作业，各就各位。这是涉及到城市管理体制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应由政府来倡导引领
朱秉衡（广州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题目一直是政府、舆论界和学术界忽略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有专业研究并影响政府的话，将带来一系列弊端。
在这里我想以广州为例。广州市号称全国排行第三，实际上比起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广州的城市建设是落后的。北京、上海不说，就是大连、青岛等近几年变化也相当大。每过几年去，都会感到变化。不是觉得它扩大了，而是发现它有了自己的形象。上海有大都市气派，北京的皇城和古都特色保存得非常好。珠三角的珠海、中山等城市也折射出沿海中等城市的特色，人与环境达成和谐的新境界。但是广州却相对滞后。
前些年广州提倡建设国际大都市，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说过一些令政府难堪的话，用反讽的方式建议将“国际大都市”改为“国际大集市”。那些年，政府的主导思想虽然营造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气派，但没有明确的建设现代城市的概念，一味地追求繁华。拆围墙大搞商业，用灯光夜市烘托城市的繁荣，都是表面工夫。广州的旧城改造是失败的，原有的风味都被改掉了。不要说西关大屋，就是骑楼也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要知道，骑楼原本是广州城市最大的特色。广州新城市建设的起点也很低，道路的所有相交都是简单的十字架，连辅助道也没有，交通能不堵塞吗？广州在交通规划方面做得很不够，广州大道当年是城市南北的主要通道，而从中山大道到洛溪桥之间 2公里长的路段里竟有11个出口，经常造成广州大道塞车，结果把西边的旧城区和东边的新城区完全隔开了。天河区的兴起是10年之间的事情，当年大家对天河体育中心一带寄予很大希望，因为地势开阔，而且是后开发区域，有规划方面的优势，但现在那里的塞车已经非常厉害。广州交通堵塞尤为明显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出口，非常拥挤、小气，与交通容量不合适，与一个大城市的形象不匹配。
广州关于城市设施的观念陈旧，绿化隔离带竟是广州粉尘污染来源。以裸露的绿化带隔离道路是20世纪50年代的陈旧做法。逢下雨或者给绿化带浇水时，绿化带泥水漫流，当太阳晒干了又是尘土飞扬。绿化带本来是为了使城市变得美观，结果事与愿违，成了污染的来源。几十年过去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和做法却一点也没改变。
文化的推动和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寻找一个适度的解决办法。找准矛盾就可以解决问题；矛盾找不准，找不及时，就容易错位，容易失误。过去广州一直把精力放在城市扩张、制造繁荣景象上面，如今这一届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非常明智而有理性，它终于把城市的管理放到了首要地位，没有追求吹糠见米的功利目的，一上来就投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绿化和“穿衣戴帽”工程，“小变”“中变”以至于“大变”的目标递进追求对于城市形象的改观很有好处。
至于城市建筑，我记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评价说：中国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很有力地概括了我们城市建设的弊病：仓促急躁，缺乏精心的构思和文化内涵。我认为，我们的城市建筑要体现中国特色、地区特色和民俗特色。
第一，是要有文化内涵。国外的大城市都有自己标志性的建筑，其他城市模仿不了，像悉尼的歌剧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爱群大厦和南方大厦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那时，即使是乡下老太太，只要看到这两座建筑的图形她就知道说的是广州。而今天，我们有那么多高楼大厦，而且比这两座大厦高的有的是，可是谁能成为标志呢？有谁像上海的电视塔和歌剧院一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影响呢？建筑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并且要有历史延续性才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它应当是民俗的、地方的。如青岛市，既保留了当年殖民地的建筑特色，同时新城区的建设也有自己统一的风格，这样城市就有了自己的独特形象。
第三，它必须是历史的、经典的。欧洲很多城市的经典意识很强，建筑很讲究历史的延续性甚至视觉的协调性。在巴黎卢浮宫那儿建一个金字塔，他们的国会讨论了二三十年才通过，一直担心它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历史感。我猜想如果提议建一个紫禁城，再讨论二三十年也是不会通过的。
这十多年的城市建设，将广州2800多年的历史感摧毁得所剩无几了，整个城市缺乏经典之作，城市就像少了灵魂，显得很浮躁，甚至跟着风转，误以为高楼大厦就是都市的标志。近几年有意识地恢复了一些历史感，上下九路、东山等恢复了原样，但还是很不够，如果这种意识提早20年，情况会好得多。全国情况也差不多，古城只剩下山西的平遥等很少几个地方。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他们很多建筑方面的法律规定房子必须保持原来的样子，你可以住，也可以卖，但不能改动。德国还规定房子每5年就得油漆一遍。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经典，还要有前瞻性的东西，眼光要投射到几十年后，不然也要落伍。这方面政府应当组织文化部门、规划部门和专业人士去研究。广州城市问题的根由是城市文化建设不到位。今天，新事物不断涌现，文化建设的新课题、新视点也不断涌现，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应由政府来倡导，但是政府的主导地位目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城市的高度发展带来就业方便、经济繁荣等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人类的功利追求永远存在，而人的本性和精神追求同样重要。文化价值观念要求超越功利，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是奢侈的。二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如何统一二者，如何在满足功利需求的同时考虑人的精神渴望，这就是城市化和城市文化要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所谓实用，有时是反文化的。比如说，电冰箱的包装纸箱是个有用的东西，下次搬家还要用，但是堆在家里就影响了环境。阳台本来是个欣赏风景的地方，如果堆满了杂物就失去了其本来价值。如此小事都会有很大矛盾，体现出观念的冲突。如果是老妈当家，东西就到处都是；如果是年轻人当家，家里就会随时处理废物。我们的城市建设理念应当是怎样的呢？很值得我们思忖。
研究城市化进程必然涉及到农民问题。农民的身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从“生而平等”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有身份差异存在。美国给印第安人居住区保留了特权，但他如果愿意加入美国公民行列，身份变了，特权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同，哪怕你是上海人在广州工作，只要你没有广州户口，你就是打工仔。身份差异问题必须从根源上解决。与此相关的还有城中村的问题。城中村就像城市的一个个土堡垒，文明程度最低，没有纳入城市化的轨道。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当年要建一个科学城，如果把那块地方的农民全迁出去，需要20多个亿，成本很大；但是不搬的话，建成的新科学城将变得不伦不类。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搬迁，现在的科学城建设得很漂亮。另一个相对应的例子是开发区的东区建设，当时没舍得支付那两三千人的搬迁费用，暂时保留了一块都市里的村庄，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开车在开发区转一圈，整体感觉是非常漂亮，但保留的那一小块很扎眼，成了一段非常难看的景观。所以我说，城市化过程往往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文化建设决不仅仅是改变城市面貌那么简单，它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软件类的东西。社会的发展使得很多外延界限不明晰的事物在城市中涌动，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探讨。比如说，吸毒的是非界限非常明晰，而第三者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但是目前却有简单化看待和处置之虞。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能往回走，城市化必须与现代化同步。
建设城市文化应在思想方法上认真梳理
王业群（广东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处长，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有一阵子，包括广东好多城市在内的地方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有些小镇还提出要“建国际化小都市”。我国的城市建设不立足本国，不设法突出自己的特色，老要往国际上靠，这种思维方式有问题。
其实，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就应该触及城市建设和管理这个课题。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取得政权了，国民党可能会嘲笑共产党不会建设和管理城市。可是事实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问题却一直被搁置一边，到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上日程。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城市化的过程应当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城市把路开得再宽有什么用呢？汽车、行人有空就钻，不塞车就奇怪了。这就是典型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上不去，城市的文化素质也上不去。我以前老以为广州塞车是因为路窄，去了英国伦敦才知道，根本原因不在这里。人家的马路更窄，但交通井然有序。他们的一些公众场合，并没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都很拥挤，但是有秩序。人的素质不是十年八年能上来的，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我们搞文化的，到国外的文化场所看看，总不由得非常羡慕。英国的剧院上演的都是芭蕾舞、歌剧等高雅的经典的东西，半年前通过网络票就订完了，要提前一年才能联系上。我们长期投资创作，人家是投资一部经典的东西，就长年地上演。那些节目都是欣赏性的，观众全是中年人。我们是娱乐却是追星，完全是消遣性的，老人、小孩全带去，会场乱糟糟的。英国人上歌剧院却是身份的象征，上演的可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曲目，同好莱坞完全不同。
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600万件产品，一年的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你愿意投币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入，光是这一点就看出他们有长远的目光。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产业化运作。深圳就尝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甜头，先是中英街，后来是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再是欢乐谷，现在又在投资新建更新的项目，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对深圳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城市文化建设有一个定位问题。我们对自己的城市很陌生，定位不清楚、不准确。比如广州也跟着提出建“山水城市”，其实世界上大多城市都依山傍水，过去交通依靠水路，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在这样的背景下喊出建“山水城市”的口号有多大意义呢？还算得上特色吗？何况，广州的山也是非常少的。
我总认为城市文化的建设不从观念入手不行。比如说，我们建标志性建筑是因为要标志性而标志性，还是因为城市发展的内涵需要标志性建筑呢？广州建歌剧院的提议老是将广州要与国际接轨作为理由，这种思维的方向就不对，不是根据市民的文化需求和市场规律做选择。建设文化设施首先是需要，是当地的文化发展需要，有这个市场需要才行。否则，花了许多钱，有了一流的设施，但没有一流的表演，最终只能是出租铺面，走商业化道路。就像现在不少图书馆一样，把地方拿出来给人家搞复印、开小卖店，干什么的都有。此外，我们搞文化建设还存在攀比心理，你多大，我就比你更大，这对于文化建设有极大危害，许多文化设施的大而不当、大而无用就是这样产生的。
文化建设有个认识和发展过程，这不奇怪，城市文化要通过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来体现。过去老一代建设者反对“贪大求洋”，将就能生活就行。这几年搞城市建设的观念变了，领导都是有学问的年轻人，他们具有更现代的观念。广州的城市建设思路这几年有明显不同，珠三角的城市领导也一样，比如佛山，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市领导提出，经济增长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文化旅游。
如今北京提出要将文化作为支柱产业，这就对了。北京光是搞好旅游业就够了，可是前些年老提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工业基地，把北京搞得很混乱，加上水资源严重缺乏，甚至连迁都的说法也浮现了。
要想城市化进程良性发展，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每届政府都考虑自己的政绩，总觉得自己在任几年要留下点痕迹，这就免不了急功近利。近几年建广场成风，一个接一个，有必要吗？第一次到东莞市的长安镇，那文化广场真让人惊叹，但看多了，发现各个地方全是沿用一个模式，跟风上。后来才知道，是否有文化广场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指标？广场风、草坪风、地铁风，一阵接一阵，根本没有自己的个性，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考虑问题。在这种行政思路制约下，什么都搞不好。
我们目前凡事都搞大一统。总是从某个点出发，然后树典型，再由点到面铺开去。没有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社会需求去解决实际问题，导致各自的发展空间都太狭窄，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其实是中国哲学趋同的一种表现，要想真正建设好我们的城市，建设好我们的城市文化，还得在思想方法上认真梳理。
但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城市如何建设得更有诗意，这是城市诗学的问题。要让居民感受到诗意，感受到美，诗意地栖居大地。就目前既有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回到乡村去寻找诗意，那么就要求城市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考虑到诗意，考虑到美，城市的绿化、城市的小区建设、城市的生活质量要考虑到城市的文化内涵。城市文化设计范围很广，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都关系到城市文化建设，审美享受是城市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
从新的起点寻找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精神
李江涛（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研究员）——
城市是个现代概念。城邦很早就有了，但古代的城邦和现代的城市不一样。城市化可以分两块来谈：一方面是原来的大、中城市的改造；另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建设。原有的农村变成城镇，再变成城市，同样面临着城市文化建设的问题。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是一个资源集约的过程，它将各方面的功能集纳、丰富起来。根据规模效应的原理，城市的能源和空间被节约了，不像农村那样任意占有空间，比如城市的供应系统就是如此，我们的地下布满了管道，形成了高度集约。如果像美国那样提倡郊区化，从资源节约角度上讲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成本大为提高。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的人均资源如此稀少，放着已经建成的城市不用又搬到郊区重新建设，那是非常浪费的，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我们新城市建设应该有一个新的高的起点，我们既要使城市的交通顺畅，又要高楼大厦。20世纪的70和80年代实施的见缝插针是为了节约，避免占用菜地，当时的资源支配和利用就是这样一个有限的水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客观条件，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调动资源的能力，因为当时能够支付的成本有限。我这样讲不是为过去辩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面对实际情况。
目前，我们一方面迫切需要进行城市改造；一方面需要开展城市建设，其实也就是文化建设。国际上有名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和品位，我们的城市是否有品位，是否有自己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研究。
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新涌现的网络文化、新人类等都构成了社会的新课题。农业文明的基础是所属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却越来越大，节奏日益加快，人际关系的瞬时性以及快餐文化对我们的心态、心理和情感带来巨大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信息交流速度，改变了信息状况，信息变成了一种资本，每个人有不同的信息偏好，选择不同，更成就了个性化。现在的城市化和四五十年前不一样，新的文化尤其是亚文化发展非常迅速，知识淘汰率非常高，电脑软件12个月就更新。网络文化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前代向后代学习的局面。社会的主导文化肯定在城市产生，不可能先出现在农村。一些亚文化和反文化都将在城市出现，个性自由、人的独立性、追求民主等素质都必然受到影响。城市文化的研究任务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迫切。
研究城市文化就必须面对世俗文化的问题，按后现代的观点，世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器物文化，指表层的有形的层面，如建筑等；二是制度文化，如法律法规；三是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人的素质、道德、德性方面。像随地倒垃圾、污染环境就属于此。在文化建设上，人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建筑为什么没有品位？是人没有品位，是从事城市建设和设计的人没有品位，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层次，停留在器物文化的水准。在美国，唐人街都比较脏，这实际上是文化问题。再比如：是否乐意帮助人就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美国人比较乐意帮助人，你向他打听路，他可能也不太熟悉，但他会开着车带你去到那个方向的路口。
城市建设的人文精神很重要。前不久通过一个交通法规，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的撞死了白撞。武汉第一例是撞死了一个老教授，结果大家都不好下台。欧美对人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而且处处都体现出来。我是在美国学的开车，他们的交通规则是：当你开车时，不管前面是否斑马线，只要有行人穿越，一定要停下车来。这与我们撞了白撞恰好相反。什么价值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关系到人文基础。
科学发展提出了让人困惑的道德、伦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像当前悄然流行的无性同居、对偶婚姻、周末夫妻等。代沟的加深也在表明社会变化加快。过去我们一直是一元化思维，现在提倡思想多元化，讲究个性化。所以很多属于亚文化范畴的如今变成了主流文化。像70年代牛仔裤、DISCO、通俗唱法等当时都不被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现在已经被大众接受了。当然，一元和多元也有个限度问题，既要提倡多元，又要设立边界，把握社会承受的限度。
我们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观念滞后，没有按照资源配置规律行事。观念的落后，不仅表现在规划方面，而且表现在管理和建设方面。长期以来行政触角伸向每个角落，甚至出现了处级和尚、方丈之类的怪事。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民营经济，民间媒体、民间社团、民间办学更是无法设想，政府是无所不包的，负担很重，负有无限责任。美国却很不同，政府背后的框架是精英设计的，底下的文官系统就是木偶，照规章办事。精英集中在大学、研究部门、思想库和企业。其中主要是在企业，社会的主要创新来自企业，企业推动社会前进。精英设计好程序，然后流水作业，各就各位。这是涉及到城市管理体制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应由政府来倡导引领
朱秉衡（广州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题目一直是政府、舆论界和学术界忽略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有专业研究并影响政府的话，将带来一系列弊端。
在这里我想以广州为例。广州市号称全国排行第三，实际上比起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广州的城市建设是落后的。北京、上海不说，就是大连、青岛等近几年变化也相当大。每过几年去，都会感到变化。不是觉得它扩大了，而是发现它有了自己的形象。上海有大都市气派，北京的皇城和古都特色保存得非常好。珠三角的珠海、中山等城市也折射出沿海中等城市的特色，人与环境达成和谐的新境界。但是广州却相对滞后。
前些年广州提倡建设国际大都市，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说过一些令政府难堪的话，用反讽的方式建议将“国际大都市”改为“国际大集市”。那些年，政府的主导思想虽然营造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气派，但没有明确的建设现代城市的概念，一味地追求繁华。拆围墙大搞商业，用灯光夜市烘托城市的繁荣，都是表面工夫。广州的旧城改造是失败的，原有的风味都被改掉了。不要说西关大屋，就是骑楼也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要知道，骑楼原本是广州城市最大的特色。广州新城市建设的起点也很低，道路的所有相交都是简单的十字架，连辅助道也没有，交通能不堵塞吗？广州在交通规划方面做得很不够，广州大道当年是城市南北的主要通道，而从中山大道到洛溪桥之间 2公里长的路段里竟有11个出口，经常造成广州大道塞车，结果把西边的旧城区和东边的新城区完全隔开了。天河区的兴起是10年之间的事情，当年大家对天河体育中心一带寄予很大希望，因为地势开阔，而且是后开发区域，有规划方面的优势，但现在那里的塞车已经非常厉害。广州交通堵塞尤为明显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出口，非常拥挤、小气，与交通容量不合适，与一个大城市的形象不匹配。
广州关于城市设施的观念陈旧，绿化隔离带竟是广州粉尘污染来源。以裸露的绿化带隔离道路是20世纪50年代的陈旧做法。逢下雨或者给绿化带浇水时，绿化带泥水漫流，当太阳晒干了又是尘土飞扬。绿化带本来是为了使城市变得美观，结果事与愿违，成了污染的来源。几十年过去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和做法却一点也没改变。
文化的推动和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寻找一个适度的解决办法。找准矛盾就可以解决问题；矛盾找不准，找不及时，就容易错位，容易失误。过去广州一直把精力放在城市扩张、制造繁荣景象上面，如今这一届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非常明智而有理性，它终于把城市的管理放到了首要地位，没有追求吹糠见米的功利目的，一上来就投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绿化和“穿衣戴帽”工程，“小变”“中变”以至于“大变”的目标递进追求对于城市形象的改观很有好处。
至于城市建筑，我记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评价说：中国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很有力地概括了我们城市建设的弊病：仓促急躁，缺乏精心的构思和文化内涵。我认为，我们的城市建筑要体现中国特色、地区特色和民俗特色。
第一，是要有文化内涵。国外的大城市都有自己标志性的建筑，其他城市模仿不了，像悉尼的歌剧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爱群大厦和南方大厦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那时，即使是乡下老太太，只要看到这两座建筑的图形她就知道说的是广州。而今天，我们有那么多高楼大厦，而且比这两座大厦高的有的是，可是谁能成为标志呢？有谁像上海的电视塔和歌剧院一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影响呢？建筑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并且要有历史延续性才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它应当是民俗的、地方的。如青岛市，既保留了当年殖民地的建筑特色，同时新城区的建设也有自己统一的风格，这样城市就有了自己的独特形象。
第三，它必须是历史的、经典的。欧洲很多城市的经典意识很强，建筑很讲究历史的延续性甚至视觉的协调性。在巴黎卢浮宫那儿建一个金字塔，他们的国会讨论了二三十年才通过，一直担心它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历史感。我猜想如果提议建一个紫禁城，再讨论二三十年也是不会通过的。
这十多年的城市建设，将广州2800多年的历史感摧毁得所剩无几了，整个城市缺乏经典之作，城市就像少了灵魂，显得很浮躁，甚至跟着风转，误以为高楼大厦就是都市的标志。近几年有意识地恢复了一些历史感，上下九路、东山等恢复了原样，但还是很不够，如果这种意识提早20年，情况会好得多。全国情况也差不多，古城只剩下山西的平遥等很少几个地方。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他们很多建筑方面的法律规定房子必须保持原来的样子，你可以住，也可以卖，但不能改动。德国还规定房子每5年就得油漆一遍。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经典，还要有前瞻性的东西，眼光要投射到几十年后，不然也要落伍。这方面政府应当组织文化部门、规划部门和专业人士去研究。广州城市问题的根由是城市文化建设不到位。今天，新事物不断涌现，文化建设的新课题、新视点也不断涌现，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应由政府来倡导，但是政府的主导地位目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城市的高度发展带来就业方便、经济繁荣等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人类的功利追求永远存在，而人的本性和精神追求同样重要。文化价值观念要求超越功利，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是奢侈的。二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如何统一二者，如何在满足功利需求的同时考虑人的精神渴望，这就是城市化和城市文化要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所谓实用，有时是反文化的。比如说，电冰箱的包装纸箱是个有用的东西，下次搬家还要用，但是堆在家里就影响了环境。阳台本来是个欣赏风景的地方，如果堆满了杂物就失去了其本来价值。如此小事都会有很大矛盾，体现出观念的冲突。如果是老妈当家，东西就到处都是；如果是年轻人当家，家里就会随时处理废物。我们的城市建设理念应当是怎样的呢？很值得我们思忖。
研究城市化进程必然涉及到农民问题。农民的身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从“生而平等”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有身份差异存在。美国给印第安人居住区保留了特权，但他如果愿意加入美国公民行列，身份变了，特权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同，哪怕你是上海人在广州工作，只要你没有广州户口，你就是打工仔。身份差异问题必须从根源上解决。与此相关的还有城中村的问题。城中村就像城市的一个个土堡垒，文明程度最低，没有纳入城市化的轨道。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当年要建一个科学城，如果把那块地方的农民全迁出去，需要20多个亿，成本很大；但是不搬的话，建成的新科学城将变得不伦不类。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搬迁，现在的科学城建设得很漂亮。另一个相对应的例子是开发区的东区建设，当时没舍得支付那两三千人的搬迁费用，暂时保留了一块都市里的村庄，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开车在开发区转一圈，整体感觉是非常漂亮，但保留的那一小块很扎眼，成了一段非常难看的景观。所以我说，城市化过程往往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文化建设决不仅仅是改变城市面貌那么简单，它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软件类的东西。社会的发展使得很多外延界限不明晰的事物在城市中涌动，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探讨。比如说，吸毒的是非界限非常明晰，而第三者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但是目前却有简单化看待和处置之虞。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能往回走，城市化必须与现代化同步。
建设城市文化应在思想方法上认真梳理
王业群（广东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处长，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有一阵子，包括广东好多城市在内的地方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有些小镇还提出要“建国际化小都市”。我国的城市建设不立足本国，不设法突出自己的特色，老要往国际上靠，这种思维方式有问题。
其实，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就应该触及城市建设和管理这个课题。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取得政权了，国民党可能会嘲笑共产党不会建设和管理城市。可是事实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问题却一直被搁置一边，到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上日程。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城市化的过程应当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城市把路开得再宽有什么用呢？汽车、行人有空就钻，不塞车就奇怪了。这就是典型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上不去，城市的文化素质也上不去。我以前老以为广州塞车是因为路窄，去了英国伦敦才知道，根本原因不在这里。人家的马路更窄，但交通井然有序。他们的一些公众场合，并没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都很拥挤，但是有秩序。人的素质不是十年八年能上来的，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我们搞文化的，到国外的文化场所看看，总不由得非常羡慕。英国的剧院上演的都是芭蕾舞、歌剧等高雅的经典的东西，半年前通过网络票就订完了，要提前一年才能联系上。我们长期投资创作，人家是投资一部经典的东西，就长年地上演。那些节目都是欣赏性的，观众全是中年人。我们是娱乐却是追星，完全是消遣性的，老人、小孩全带去，会场乱糟糟的。英国人上歌剧院却是身份的象征，上演的可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曲目，同好莱坞完全不同。
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600万件产品，一年的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你愿意投币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入，光是这一点就看出他们有长远的目光。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产业化运作。深圳就尝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甜头，先是中英街，后来是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再是欢乐谷，现在又在投资新建更新的项目，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对深圳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城市文化建设有一个定位问题。我们对自己的城市很陌生，定位不清楚、不准确。比如广州也跟着提出建“山水城市”，其实世界上大多城市都依山傍水，过去交通依靠水路，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在这样的背景下喊出建“山水城市”的口号有多大意义呢？还算得上特色吗？何况，广州的山也是非常少的。
我总认为城市文化的建设不从观念入手不行。比如说，我们建标志性建筑是因为要标志性而标志性，还是因为城市发展的内涵需要标志性建筑呢？广州建歌剧院的提议老是将广州要与国际接轨作为理由，这种思维的方向就不对，不是根据市民的文化需求和市场规律做选择。建设文化设施首先是需要，是当地的文化发展需要，有这个市场需要才行。否则，花了许多钱，有了一流的设施，但没有一流的表演，最终只能是出租铺面，走商业化道路。就像现在不少图书馆一样，把地方拿出来给人家搞复印、开小卖店，干什么的都有。此外，我们搞文化建设还存在攀比心理，你多大，我就比你更大，这对于文化建设有极大危害，许多文化设施的大而不当、大而无用就是这样产生的。
文化建设有个认识和发展过程，这不奇怪，城市文化要通过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来体现。过去老一代建设者反对“贪大求洋”，将就能生活就行。这几年搞城市建设的观念变了，领导都是有学问的年轻人，他们具有更现代的观念。广州的城市建设思路这几年有明显不同，珠三角的城市领导也一样，比如佛山，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市领导提出，经济增长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文化旅游。
如今北京提出要将文化作为支柱产业，这就对了。北京光是搞好旅游业就够了，可是前些年老提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工业基地，把北京搞得很混乱，加上水资源严重缺乏，甚至连迁都的说法也浮现了。
要想城市化进程良性发展，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每届政府都考虑自己的政绩，总觉得自己在任几年要留下点痕迹，这就免不了急功近利。近几年建广场成风，一个接一个，有必要吗？第一次到东莞市的长安镇，那文化广场真让人惊叹，但看多了，发现各个地方全是沿用一个模式，跟风上。后来才知道，是否有文化广场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指标？广场风、草坪风、地铁风，一阵接一阵，根本没有自己的个性，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考虑问题。在这种行政思路制约下，什么都搞不好。
我们目前凡事都搞大一统。总是从某个点出发，然后树典型，再由点到面铺开去。没有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社会需求去解决实际问题，导致各自的发展空间都太狭窄，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其实是中国哲学趋同的一种表现，要想真正建设好我们的城市，建设好我们的城市文化，还得在思想方法上认真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