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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依托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培育中国经济“第二季”新的支撑力，而这一战略支点应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支点》记者 袁阳平
一份来自安徽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的最新报告，揭示了长江经济发展的新风向标：作为“中三角”近邻的长三角城市群积聚了巨大张力必须向外扩张，尤其是沿长江流域向西扩张。
荣兆梓教授领衔参与了这一报告课题，他是安徽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中三角”近年来的迅速崛起，是全球化、市场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背景下几大趋势合力的产物。
从国家新的区域布局来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增长带，其实质就是要依托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第二季”新的支撑带，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战略的支点应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未来发展的“回旋余地”
“一方面，中部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发展阶段，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个城市群都已经形成了有实力的产业体系，在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中成长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和引擎。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已经从集聚效应为主转变为辐射效应为主。”荣兆梓如是称。
自古滚滚长江东逝水，但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亦将目光沿长江流域向西看。他在近两年多次来武汉与研究该课题的全国专家交流。
近年来，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四市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四市GDP接近3万亿元左右，增速均超过10%，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7%。
杨建文认为，除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为代表一级城市群外，以武汉、长株潭、皖江等为代表二级城市群在梯度层次、分工布局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这就需要加速空间整合，并在顺应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提前开展规划布局。在此背景下，加速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尽管只是整合、提升二级城市群功能和地位的选择之一，但却是当前最具战略性和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利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之机，布下了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大棋局”。
“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 李克强说，从现阶段各方面条件看，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是必然选择。在南宁之行的半个月前，他在兰州表示“该回旋余地在中西部”。
上述专家分析指出，打造连贯中西部的长江经济带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支撑点，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区域，其实质是要依托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开启中国经济“第二季”。
经济带扩围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一直广受关注。早在1991年，邓小平就曾提出要以浦东为龙头，把中国的沿海开放推进到沿江。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呈现出长三角下游区域较发达，上游成渝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开始抱团发展，以及长江中部地区亟须转型升级的现状。如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迫切课题。
就在去年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部在北京启动《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此举意在支撑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
同年年底，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两横三纵”主体的长江经济带迎来正式扩围，浙江和贵州两省将正式被纳入，范围由此前的9省市扩围至11省市。
“规划还没有正式启动，范围就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一开始不够严谨和科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经济所所长彭智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浙江、贵州入围长江经济带，让长江经济带的范畴变得更宽更厚，也更加“实至名归”，将进一步打通东、中、西经济通道，为沿线城市释放更多的发展红利。
不过，长期以来，长三角、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各省市分别提出了一些区域性的发展规划，却未能很好地整合形成“长江经济带”的长期性、宏观性的开发和发展战略。
“长江流域支撑带，其重心在中三角，并非是在下游。中游通，则长江通，如果中游能够有大的发展，将会对长江全流域形成推动力。”杨建文称，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发展方向上需要重点考虑做大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真正建设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相媲美的大都市圈，“武汉城市群是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群。”
发力引擎在企业家
虽然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就启动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但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原因，这一战略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有专家甚至提出“中部塌陷”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进程的关键瓶颈。
新的机遇再次来临。杨建文认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尾波阶段，许多跨国公司看好中国，中部地区如果能够在观念意识、战略思路、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好准备的话，新一轮发展机遇将很可能落地中部。
该机遇必须由企业家来抓。“要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谈到“中三角”在产业方面如何互利共赢，湖南汇博化工董事长邹忠清戏称：“我坚决反对‘同行是冤家’的说法”。他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助推技术升级，进而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
有专家指出，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繁荣也需要大批优秀企业家来支撑，他们是经济带发力的新引擎。
“打造‘中三角’，区域间同城化逐步实现，产业优惠政策将叠加，提前布局即将得到回报。”合肥鸿路钢构公司董事长商晓波在选择生产基地时，对与合肥毗邻的两大省会城市武汉、南昌就非常看中，该公司拥有合肥、武汉、南昌三大生产基地。 系列难题待解
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机遇面前，长江中游区域合作仍需勇趟“深水区”。
根据2011年湘鄂赣39个工业大类的数据计算得出省际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显示，湖北省与江西省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64，湖北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77，江西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85。
让业界忧心的是，特别是江西、湖南两省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由于缺乏规划和深度合作，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结构趋同。
就目前的情况，今年元月新成立的长江经济战略研究中心首批专家之一、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梁相斌指出，行政区域经济模式根深蒂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行政分割现象较为突出。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分割的，在各自省域范围内独立运作，一体化程度低；四省之间还面临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行政性事业收费、户籍制度等方面问题，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城市沿江河而建，可得舟楫之利。但在迎接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高潮即将到来时，如何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严格保护水资源，亦是当前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刘振胜无不痛惜地称，长江流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2012年已近350亿立方米，其中50%为长江干流沿岸大中城市排污水，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沿江污染带，“再不治理，母亲河将成为‘下水道’”。
研究区域经济的多位人士一致认为，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仍未触及问题的难点：一是中央政府角色缺位，区域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二是合作保障机制不完善，非政府组织作用未充分发挥；三是区域城镇化水平不高，区域一体化程度不够。
因此，区域核心城市竞争力及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仍需加强，同时还面临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不佳等难题。
突破口在顶层设计
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形成合力，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要强调顶层设计？因为这个城市群由四个大都市圈组成，分属四个省，我们的行政分割管理，区域规划和大项目由省长、市长决定，各自都想主导。”梁相斌表示。
彭智敏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以全面放开中小城镇户籍为突破口，加快形成一批有实力、有特色的城市。通过户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推动目前处于夹生层的2亿多农民工逐步转化成各个城市的市民，让其真正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城关镇，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武汉大学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伍新木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定要率先努力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先按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覆盖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此为突破口，牵引、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融合、合作。
江西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朱丽萌呼吁，争取国家在长江中游城市群设立“新特区”，类似于当年长三角启动“浦东新区”开发和环渤海启动“滨海新区”开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树立典范，为打造龙头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可以预见，随着“中三角”与长三角的逐步融合，长江中下游城市集群将成长为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第一极，并跻身全球首位城市群连绵区。
“由于这一国家级的经济增长极深入大陆腹地，与其两翼的珠三角、环渤海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空前提升。中国经济将结束东、中、西部不平衡发展的初级阶段，顺利进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时代。”荣兆梓在他的课题报告中如是写道。（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
《支点》记者 袁阳平
一份来自安徽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的最新报告，揭示了长江经济发展的新风向标：作为“中三角”近邻的长三角城市群积聚了巨大张力必须向外扩张，尤其是沿长江流域向西扩张。
荣兆梓教授领衔参与了这一报告课题，他是安徽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中三角”近年来的迅速崛起，是全球化、市场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背景下几大趋势合力的产物。
从国家新的区域布局来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增长带，其实质就是要依托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第二季”新的支撑带，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战略的支点应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未来发展的“回旋余地”
“一方面，中部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发展阶段，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个城市群都已经形成了有实力的产业体系，在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中成长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和引擎。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已经从集聚效应为主转变为辐射效应为主。”荣兆梓如是称。
自古滚滚长江东逝水，但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亦将目光沿长江流域向西看。他在近两年多次来武汉与研究该课题的全国专家交流。
近年来，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四市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四市GDP接近3万亿元左右，增速均超过10%，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7%。
杨建文认为，除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为代表一级城市群外，以武汉、长株潭、皖江等为代表二级城市群在梯度层次、分工布局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这就需要加速空间整合，并在顺应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提前开展规划布局。在此背景下，加速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尽管只是整合、提升二级城市群功能和地位的选择之一，但却是当前最具战略性和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利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之机，布下了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大棋局”。
“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 李克强说，从现阶段各方面条件看，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是必然选择。在南宁之行的半个月前，他在兰州表示“该回旋余地在中西部”。
上述专家分析指出，打造连贯中西部的长江经济带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支撑点，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区域，其实质是要依托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开启中国经济“第二季”。
经济带扩围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一直广受关注。早在1991年，邓小平就曾提出要以浦东为龙头，把中国的沿海开放推进到沿江。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呈现出长三角下游区域较发达，上游成渝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开始抱团发展，以及长江中部地区亟须转型升级的现状。如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迫切课题。
就在去年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部在北京启动《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此举意在支撑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
同年年底，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两横三纵”主体的长江经济带迎来正式扩围，浙江和贵州两省将正式被纳入，范围由此前的9省市扩围至11省市。
“规划还没有正式启动，范围就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一开始不够严谨和科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经济所所长彭智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浙江、贵州入围长江经济带，让长江经济带的范畴变得更宽更厚，也更加“实至名归”，将进一步打通东、中、西经济通道，为沿线城市释放更多的发展红利。
不过，长期以来，长三角、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各省市分别提出了一些区域性的发展规划，却未能很好地整合形成“长江经济带”的长期性、宏观性的开发和发展战略。
“长江流域支撑带，其重心在中三角，并非是在下游。中游通，则长江通，如果中游能够有大的发展，将会对长江全流域形成推动力。”杨建文称，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发展方向上需要重点考虑做大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真正建设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相媲美的大都市圈，“武汉城市群是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群。”
发力引擎在企业家
虽然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就启动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但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原因，这一战略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有专家甚至提出“中部塌陷”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进程的关键瓶颈。
新的机遇再次来临。杨建文认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尾波阶段，许多跨国公司看好中国，中部地区如果能够在观念意识、战略思路、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好准备的话，新一轮发展机遇将很可能落地中部。
该机遇必须由企业家来抓。“要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谈到“中三角”在产业方面如何互利共赢，湖南汇博化工董事长邹忠清戏称：“我坚决反对‘同行是冤家’的说法”。他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助推技术升级，进而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
有专家指出，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繁荣也需要大批优秀企业家来支撑，他们是经济带发力的新引擎。
“打造‘中三角’，区域间同城化逐步实现，产业优惠政策将叠加，提前布局即将得到回报。”合肥鸿路钢构公司董事长商晓波在选择生产基地时，对与合肥毗邻的两大省会城市武汉、南昌就非常看中，该公司拥有合肥、武汉、南昌三大生产基地。 系列难题待解
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机遇面前，长江中游区域合作仍需勇趟“深水区”。
根据2011年湘鄂赣39个工业大类的数据计算得出省际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显示，湖北省与江西省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64，湖北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77，江西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85。
让业界忧心的是，特别是江西、湖南两省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由于缺乏规划和深度合作，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结构趋同。
就目前的情况，今年元月新成立的长江经济战略研究中心首批专家之一、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梁相斌指出，行政区域经济模式根深蒂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行政分割现象较为突出。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分割的，在各自省域范围内独立运作，一体化程度低；四省之间还面临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行政性事业收费、户籍制度等方面问题，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城市沿江河而建，可得舟楫之利。但在迎接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高潮即将到来时，如何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严格保护水资源，亦是当前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刘振胜无不痛惜地称，长江流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2012年已近350亿立方米，其中50%为长江干流沿岸大中城市排污水，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沿江污染带，“再不治理，母亲河将成为‘下水道’”。
研究区域经济的多位人士一致认为，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仍未触及问题的难点：一是中央政府角色缺位，区域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二是合作保障机制不完善，非政府组织作用未充分发挥；三是区域城镇化水平不高，区域一体化程度不够。
因此，区域核心城市竞争力及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仍需加强，同时还面临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不佳等难题。
突破口在顶层设计
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形成合力，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要强调顶层设计？因为这个城市群由四个大都市圈组成，分属四个省，我们的行政分割管理，区域规划和大项目由省长、市长决定，各自都想主导。”梁相斌表示。
彭智敏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以全面放开中小城镇户籍为突破口，加快形成一批有实力、有特色的城市。通过户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推动目前处于夹生层的2亿多农民工逐步转化成各个城市的市民，让其真正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城关镇，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武汉大学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伍新木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定要率先努力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先按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覆盖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此为突破口，牵引、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融合、合作。
江西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朱丽萌呼吁，争取国家在长江中游城市群设立“新特区”，类似于当年长三角启动“浦东新区”开发和环渤海启动“滨海新区”开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树立典范，为打造龙头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可以预见，随着“中三角”与长三角的逐步融合，长江中下游城市集群将成长为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第一极，并跻身全球首位城市群连绵区。
“由于这一国家级的经济增长极深入大陆腹地，与其两翼的珠三角、环渤海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空前提升。中国经济将结束东、中、西部不平衡发展的初级阶段，顺利进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时代。”荣兆梓在他的课题报告中如是写道。（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