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辉（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核心提示：产业转移和人口迁移有其规律，不要人为把人口和产业划分成所谓的低端和高端，这是一种新的歧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率先进行人口调控无可厚非。但近来种种调控政策收效甚微，说明其方式方法有待改进。
　　特大城市的开放性空间无法阻挡大量的外来人口来此寻求就业机会，而基础设施供给压力又导致当地居民把原因归结为人口的高度膨胀。舆论的呼声中，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减少对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或者是继续采取户籍限制，缓解新增公共服务的压力。
　　人们没有看到，在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同时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人口要素的聚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大，以及庞大的人口对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的强劲需求，仍需要大量外来人员进行补充。因此，特大城市将长期面临多元人口进入、现代与传统产业并存的局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特大城市吸纳人口进行趋势判断，到底特大城市对人口的吸纳作用是会继续加强还是会减弱？
　　如果进一步加强，人口调控宜疏不宜堵，那么现在有些调控政策就是逆势而为，只会增加人口调控的难度和民众的不满。从大的层面来说，我国城镇化率才53.7%，其中还包括大量已经进城但不完全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农业转移人口，加之我国特大城市的行政层级高，行政主导配置资源力量强，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人口进入大城市的趋势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因此，特大城市人口调控要从根子上找办法。
　　一是去城市行政等级化，改变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对新增的公共资源配置，不要再依靠行政手段来实施，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放手给市场，不要把他们集中在城区。对于曾以行政手段配置的公共资源，在调控的过程中，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压低水、电、公共交通等要素价格，特别是用财政去大量补贴公共服务品的价格，无形中造成大城市生活成本的虚低。
　　二是不要用行政手段去调控市场配置的资源。有些资源配置是市场在自发过程中形成的，不要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干预，要尊重市场规律。如北京提出的搬迁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做法，这种本末倒置的调控是起不到作用的，即使能解一时之需，但容易遭到市场更大程度的反弹和报复。
　　三是要用市场的方式来调控人口。政府主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至于高端的、差异化的、特色的公共服务要交给市场来做。大城市寸土寸金，地价高，成本高，产业转移升级和人口疏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四是人口是根据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来选择在哪生活居住的，产业转移和人口迁移有其规律，不要人为把人口和产业划分成所谓的低端和高端，这是一种新的歧视，城市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另外，还要发挥周边中小城市的作用。比如，改变特大城市单中心的发展模式，将集中在特大城市的各种功能、各种资源合理分布到中小城市，重视区域的合作，给周边中小城市创造发展机会；要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的交通联系，通过轨道交通等大运量的交通工具，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向中小城市畅通无阻的自由流动。（支点杂志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