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陈衡哲、任叔永的“三人友谊”，
　　也似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一样，可贵地守望者，矜持着，延续着。
　　有些爱恋，因其一生隐忍无望而格外动人，譬如胡适与陈衡哲。
　　他和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两位不可或缺的人物；1917年，同在美国留学的单身的他们一见钟情；此前此后，他们通了无数的信件，回国分别嫁娶后依然相互引为知己；他给自己的女儿取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女儿夭折后，她让自己的女儿认他做干爸爸。
　　胡适和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陈衡哲，以奇特的方式，谱写了别样爱恋。
　　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
　　一个女尼的忏悔
　　我不住的添着香，/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我急切的敲着木鱼，/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
　　但是浓浊的香味，/死呆的声响，/总敌不了那鸟和花，/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着佛，/哀求那佛爷的援助；/但心浪涌得太高了，/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
　　我该忏悔了，/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
　　我该忏悔，/我应该忏悔。
　　其时，他们早已各自结婚生子，经常通信叙谈文章学问，无关情字。这首诗，不过是一个卓越的博学女子，偶尔泄露了自己的心事。她的丈夫任鸿隽（字叔永）极爱她，3万里求婚曾传为美谈，两人算是举案齐眉的贤伉俪。但她依然怀念胡适。
　　26岁就名满天下的胡适，从年轻到年老，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说起陈衡哲，总是毫无置疑的好。1917年他们初识时，有人给胡适看两首诗，请他猜是谁写的，胡适答：“两诗绝妙！ 深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况味……诗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陈衡哲闻讯，感怀不已。
　　回国后，陈获胡的大力举荐进入北大担任教授。在一次众教授云集的讲演之后，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众人里还是陈衡哲讲得最好。他是真心觉得她好，才会在日记里而不是别的场合如此记述。而胡适的《尝试集》的最后增删工作，也请陈衡哲完成。陈衡哲的文学和史学著作，也多让胡适写序或书评。胡适编自己的文集时，不避嫌地收入了陈衡哲的9封讨论学术问题的来信。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是相爱至深的，却仅仅是“发乎情而止乎礼”。胡适太在意名声，当年第一次探陈衡哲也是陪同任叔永去的，任追求陈的心念他当然知道，珍惜羽毛的他断不会做夺友所爱的事，虽然他也知道她或许爱的是自己。此外，胡适在国内的母亲和未婚妻正在频频逼婚，其母放出风声，如胡另娶则以死相抗。善良的胡适不敢造次。
　　于是，胡适、陈衡哲、任叔永的“三人友谊”，也似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一样，可贵地守望着，矜持着，延续着。只不过，在两组“铁三角”里，总有一个将爱隐藏得更深的人。
　　胡适其后虽还有“爱的传奇”，却难与陈相提并论。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两两相望，不能相忘”的感情了，因为今日的许多人已经不太在意精神的生活、心灵的伴侣，有些人一切都以是否同床共枕判定得失。人心走得太快，而岁月，太慢。
　　有些人，倚靠那牵不到的手，一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