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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文革”中举报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充当过敌伪情报员，山西省委核实后报请中央，周总理指示“不要扩散”，毛主席特批“不要再提了”。陈永贵依旧平步青云，而调查他的人却被戴上了黑帽子……
“非常时期的非常事”老村长为其说话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陈永贵是“九大”代表。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突然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当时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赶赴山西安排刘旭等人负责查证此事。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发现王久荣也曾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
抗战胜利后，昔阳人用石头砸死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汉奸”。陈永贵非常恐慌，担心自己也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保护他的子女。赵怀恩为陈永贵说了话：“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陈永贵才保住了性命。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为其保密
为此，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谈话。虽然“文革”初期，陈永贵已经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于是，他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1968年9月，谢振华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不批极“左”批右倾揭“黑”人遭狂批
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政治生涯。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1972年，山西省根据周恩来当时批“左”讲话精神，在全省开展了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陈永贵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受到“四人帮”的赞赏。一次，王洪文、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二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陈永贵平步青云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又有人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之时，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于是谁都不吭气了。毛泽东一直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于是，陈永贵不仅未被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次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做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做“整中央领导黑材料”，理直气壮地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
（摘自《知识博览报》2009.2.6）B11
“非常时期的非常事”老村长为其说话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陈永贵是“九大”代表。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突然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当时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赶赴山西安排刘旭等人负责查证此事。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发现王久荣也曾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
抗战胜利后，昔阳人用石头砸死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汉奸”。陈永贵非常恐慌，担心自己也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保护他的子女。赵怀恩为陈永贵说了话：“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陈永贵才保住了性命。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为其保密
为此，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谈话。虽然“文革”初期，陈永贵已经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于是，他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1968年9月，谢振华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不批极“左”批右倾揭“黑”人遭狂批
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政治生涯。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1972年，山西省根据周恩来当时批“左”讲话精神，在全省开展了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陈永贵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受到“四人帮”的赞赏。一次，王洪文、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二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陈永贵平步青云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又有人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之时，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于是谁都不吭气了。毛泽东一直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于是，陈永贵不仅未被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次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做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做“整中央领导黑材料”，理直气壮地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
（摘自《知识博览报》2009.2.6）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