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除了伊拉克军队的反攻外，对德黑兰来讲，美国对于两伊战争态度的逐渐清晰才是其最终接受和平协议的关键所在。德黑兰明白，如果美国决定武装干涉，那么已是内忧外患的伊朗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攻入伊拉克
鉴于伊朗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意识到必须尽早从伊朗撤军并在两伊边境建立防线，在他看来，伊拉克无力长期驻军伊朗，但保卫伊拉克不受伊朗反击还是够的。1982年6月20日，萨达姆宣称将在10天内完全从伊朗撤军，但此举没能满足德黑兰已被胜利吊起的胃门，携胜利之勇的伊朗宣称要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完全把伊拉克侵略军赶出伊朗，并要求巴格达赔款1500亿美元，作为伊拉克战前驱逐10万什叶派的赔偿，否则战争将不会停止。
事实上，德黑兰很清楚萨达姆不会接受这一苛刻的停战条件，但在是否攻入伊拉克这一问题上，德黑兰内部形成了立场鲜明的两派。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鹰派神职人员坚持将战火烧入伊拉克境内，6月21日，也就是在萨达姆宣布从伊朗撤军的第二天，霍梅尼表示攻入伊拉克是伊朗必须完成的战争任务。次日，伊朗总参谋长希拉兹发誓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推翻萨达姆的法西斯统治”，从而让伊朗什叶派教徒可以在卡尔巴拉(Karbala，属伊拉克)和耶路撒冷朝圣。7月13日，伊朗开始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发起进攻。
出乎德黑兰意料的是，原本在本土作战凶悍无比的波斯铁骑却遭到伊拉克军队的顽强阻击。事实上，早在1981年秋，萨达姆就意识到撤出伊朗的必然性，并开始重点加强两伊边境的防御。随着战线转入本土，伊拉克在边境的兵力从1980年夏的20万人(12个师加1个旅)增至1982年的50万人(23个师加9个旅)，并修筑了坚固工事。除此之外，伊拉克还完成后备军的动员，拥有8个师的第3集团军部署在巴士拉南侧，拥有10个师近10万人的第2集团军负责巴士拉一巴格达公路，以防伊朗军队“暗度陈仓”，直扑巴格达，而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枕戈待旦。
事实证明，伊拉克的先期准备十分必要。1982年夏，多达10万伊朗军队兵分五路进攻巴士拉，战役中他们再次祭出自杀式武器——一种履带式火炮牵引车，直接趟过伊拉克雷区，随后而上的则是伊朗“巴斯基”民兵。这种扫雷手段既不彻底又不安全，但由于伊朗缺少足够的扫雷装置，只能出此下策，也造成后续的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经常被地雷炸死。而在战斗中，伊拉克军队首次使用毒气，这种毒气并不在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以催泪瓦斯为主，并且伊拉克人在使用前曾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但这种非常规武器的成功使用，的确助长了伊拉克在日后战事中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胆量。
1982年10月至11月，伊朗陆军和革命卫队又联手发动两次小规模攻势，目的是突破伊拉克军队的中央防线，从侧翼威胁巴格达。其中，代号“穆斯林一伊本一阿奎尔”(Muslim－Ibn－Aqil)的第一次攻势始于10月1日，接着在11月6日代号为“穆哈拉姆”(Moharram)的第二次攻势也启动了。两次攻势未取得太大效果，因为此时的伊朗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许多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本来就是自愿参军“保卫祖国”，在伊拉克军队撤出伊朗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卸甲归田。更糟糕的是，入侵伊拉克后，随着军政官员与神职人员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伊朗原本制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团结——已不复存在。
在此期间，伊拉克官方宣称重创了令人生畏的伊朗空军，击落30余架F－4、F－5战斗机，甚至声称有1架F－4战斗机是被伊拉克陆军航空兵的米24武装直升机“击落”!实际上，伊朗空军只有1架F－4E在袭击拉希德基地－时被对方的米格21击落，另有2架伊朗陆军航空兵的AH－1J“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前线被击落，战区制空权仍掌握在伊朗人手里。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伊朗人的沉重打击造成伊拉克军心恐慌，受到萨达姆优待的伊拉克空军居然首次出现叛逃情况。1982年12月2日，伊拉克空军第84战斗中队的1架米格23战斗机叛逃到伊朗空军的瓦达提基地，这名伊拉克飞行员向伊朗人透露，萨达姆在战前准备的空军基本在1981年底消耗殆尽，目前正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提供赞助，从苏联和法国紧急进口武器，并邀请南斯拉夫承包商在伊拉克一约旦边界附近修建多座超级空军基地，以容纳数量在200架左右的新战机，这一情报令德黑兰高层感到一丝担忧，很显然，这场战争要持续比预期长得多的时间。
毛拉的战争
随着1982年一系列攻势无果而终，伊朗国内关于是否有必要将战争打到底的争论开始激化。伊朗军方认为经过两年左右的战争，自身军事实力已遭到严重削弱，尽管攻入伊拉克，但已是强弩之末。总参谋长希拉兹也转变态度，他在接受煤体采访时公开威胁，如果高层继续战争，他将辞职。军方的立场也得到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例如总统巴尼萨德尔、总理侯赛因·穆萨维(HosseinMussavi)和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AliAkbarVelayati)等人，他们主要基于战争成本的考虑，认为应趁着战场优势地位与伊拉克媾和。与这些军政要员意见相左的是伊朗国内的神职人员，包括最高国防会议中的大毛拉，他们认为应该不惜代价彻底击溃伊拉克，他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
更要命的是，伊朗国内两大军事集团——正规军和革命卫队(大都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之间也开始争权夺利的内耗。以大毛拉为首的神职人员倾向于扩大革命卫队，尽可能缩小正规军。1982年11月，伊朗议会正式通过决议，成立专门的国防会议，只对革命卫队负责，标志着革命卫队地位获得法律认可。自此以后，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隔阂与日俱增，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的基础了。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充实革命卫队的力量，霍梅尼公开号召12－18岁的在校学生起来为国家而战，结果更多的年轻人参加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接受军事训练，然后被派上战场。
如果说伊朗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主要靠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以及民众保卫祖国的高昂热情，使得伊朗军队用“人海战术”将伊拉克军队淹没在群众战争的海洋中，那么在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后，随着国内高层分歧日益显现，各派军事力量间隔阂增多，伊朗军队的“人海战术”就失去了制胜的基础，结果是由于缺乏装甲掩护和火炮支援，伊朗大部分攻势都被伊拉克军队击退，并且伤亡惨重。有趣的是，在两伊战争伊始，前伊朗总参谋长瓦里奥拉·法拉希(ValiollahFallahi，死于1981年9月一次空难)曾宣称，伊朗应采用稳固的阵地防御战来消耗掉伊拉克侵略军的有生力量。然而讽刺的是，18个月后，双方的战术出现180度的逆转，伊朗军队开始以大兵团运动战向伊拉克坚固工事发起冲击。 1983年内，伊朗共向伊拉克发起五轮大规模攻势，但都铩羽而归，且伤亡惨重。随着战争再次回到势均力敌的僵持阶段，萨达姆向德黑兰伸出橄榄枝，但还是被德黑兰的毛拉们驳回。1984年2月15日，伊朗向伊拉克发动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攻势——“海巴尔”(Khaibar)，双方共出动了50万人的兵力，在长达15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搏杀，其中伊朗参战的主要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正规军的比例反倒很少(参战的25万人中，只有6万正规军)。“海巴尔”攻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月15至24日)，伊朗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战略重镇库特和阿马拉，以及切断巴格达－巴士拉公路。经过长达一周的艰苦鏖战后，伊朗军队成功控制巴格达－巴士拉之间15英里长的公路线。达成第一步战略目标后，2月24日，伊朗开始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向巴士拉进行穿插，战事持续到3月19日，伊朗人几乎要取得成功——伊朗军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夺取了巴士拉以南40英里处的桥头堡——马吉努(MajnLllq)。但困兽犹斗的伊拉克军队发起顽强反击，还使用了芥子气和沙林，许多伊朗士兵根本没有防化装备，面对毒气只能跳进阿拉伯河躲避，最终被伊拉克的直升机和炮艇击毙或溺毙。最终有3000名伊朗士兵死在马吉努山岗，其中不少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尸体被一起埋在乱坟堆里，渐渐被黄沙淹没。
外部干预
伊朗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主动并攻入伊拉克境内，彻底打破了中东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平衡，包括美苏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或多或少地卷入战争中。
同为两伊近邻的苏联，起初是站在伊朗一边的，甚至在两伊战争头一阶段断绝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宣布“局外中立”。但当霍梅尼政权并不领情，还为抵抗苏联占领军的阿富汗“圣战者”提供庇护所之后，莫斯科遂公开向伊拉克运送军火物资。到1981年底，苏联向伊拉克提供的军援包括200辆T－55、“T－72坦克以及大批2K12“立方阵”地空导弹。随着萨达姆政权在伊朗攻势面前摇摇欲坠，苏联对伊拉克的军援更是像洪水一样涌入巴格达，1983年1月，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军售协定，苏联向伊拉克提供包括T－62/72－坦克、米格23/25战斗机及大量地对地导弹在内的军事物资。作为回报，萨达姆宣布对国内共产党人实行特赦。到1987年，苏联已向伊拉克提供至少800辆T72坦克及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甚至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
除了苏联，法国也向伊拉克提供大量军援。开战头两年里，法国共向伊拉克提供价值56亿美元的武器，包括坦克、飞机、直升机及自行火炮、导弹、电子设备等等。法国这一行为其实不难理解，在1981年，伊拉克是法国重要的债权国，拥有150亿法朗的债权，而到了1986年，法伊之间的债务已剧减到50亿法朗。对法国来说，萨达姆政权的存在，不仅是维护伊斯兰世界平衡的基础，更是法国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保证。
埃及也是伊拉克的坚实后盾。两伊战争期间，埃及向伊拉克提供了大批苏制武器，包括至少250辆T－55坦克以及图－16轰炸机。除了这些国家，西班牙向伊拉克提供了大批军用车辆，巴西向伊拉克提供轮式装甲车，意大利则为巴格达提供海运护航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便与伊拉克断交的美国，眼看“输出革命”的伊朗逐渐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也开始坐不住了。1982年2月，伊拉克还被美国列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仅仅3个月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就在公开场合谴责伊朗“侵略”。1984年12月，即伊拉克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仅一个月，美国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情报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还向伊拉克提供食物及农业机械(从1984年的3.45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6.75亿美元)。
相对于伊拉克，伊朗遇到的后勤问题更为严重。自伊斯兰革命后，传统盟友美国已彻底远去，随着美国专家撤离，原本还算雄厚的武器储备因缺乏必要维护而日渐微薄，很多关键性设备甚至被美国专家撤离时带走。如果说德黑兰在战争之初还能吃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老本，那么随着战争进行，伊朗的武器后援已是山穷水尽，这也是伊朗经常使用“人海战术”的根本原因。幸运的是，伊朗或多或少还是找到一些“小伙伴”，例如利比亚、叙利亚以及朝鲜，他们至少向伊朗提供了500辆坦克(T－55以及T－62)、大炮及防空武器、反坦克导弹。作为伊朗的传统盟友，英国也暗中向伊朗提供不少坦克和装甲车零件。另外，阿根廷、南非、巴基斯坦以及瑞士也或多或少向伊朗提供了帮助，甚至是以色列——霍梅尼眼中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撒旦”——也从“均势外交”考虑向伊朗提供诸如F－4E战斗机零件和“霍克”、“陶”式导弹等援助。
在此期间，除了军事因素外，伊朗国内政治气候变化也对战争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出于建立宗教武装的考虑，霍梅尼政权努力扩大革命卫队的规模，企图以革命卫队取代原本的正规军。到1985年，革命卫队的数量已达10个师，成为国内主要军事力量，伊朗作战力量也逐渐在向“全步兵化”方向发展，这在现代战争时代无疑是致命的弱点，为后来伊朗的惨败埋下伏笔。
再次陷入胶着
随着外国军援陆续抵达伊拉克，萨达姆的信心也逐渐，恢复。1985年1月28日，伊拉克向伊朗发动自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击。然而，伊拉克军力的增长并未动摇德黑兰的进攻决心。1985年3月11日，伊朗军队在打退伊拉克人的进攻后，又向巴士拉发起猛攻。
此时，德黑兰政府已意识到“人海战术”的缺陷，开始尝试用常规战争手段进行军事行动。伊朗政府关于战术转变的思考早在1984年2月就产生了，当时伊朗政府开始尝试将革命卫队改造成常规武装部队，并试图实现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协同配合。这一做法在1985年3月开始的“巴德尔”攻势中起到一定效果，首次尝试常规战术的伊朗革命卫队重创伊拉克守军，击毙1～1.2万人，自身损失1.5万人，这已是近两年来伊朗取得的最佳战损比了。除了战损数据上的改善，伊朗还成功夺取巴格达一巴士拉公路控制权，一度将伊拉克一分为二。 对此，萨达姆极为恐慌，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地，并进一步放开使用化学武器的限制。除此之外，萨达姆还下令伊拉克空军对伊朗30多座城市进行空袭，包括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以及布什尔等重要城市与港口，作为报复，伊朗也采取相同手法对伊拉克城市进行打击，自此以后，两伊之间进入一种被称为“袭城战”的态势之中。在此时期，双方都开始将民用目标作为打击的目标之一，包括闹市区及油气田等工业设施。从1985年8月15日到12月底，伊拉克空军共向伊朗重要的石油加工及出口重镇哈尔克岛发动近60次空袭，虽然没有给伊朗带来致命打击，却使德黑兰有了后顾之忧。作为报复，伊朗只能通过地面攻势向伊拉克施压，另外伊朗海军和革命卫队还开始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临检，确保商船没有运往伊拉克的军事物资。
法奥转折点
1986年2月9日，伊朗再次向伊拉克领土发动猛烈攻势，此次攻势堪称伊朗攻入伊拉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战役中，伊朗集结了近10万大军，包括5个正规军师及约5万人的向革命卫队，起初伊朗军队仍像往常一样重点进攻巴士拉，不过这一次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当伊拉克军队主力全力驰援巴士拉后，伊朗人迅速将兵力向东南集结，挥师法奥半岛，伊拉克人猝不及防，更糟糕的是连绵的大雨使得伊拉克在法奥的守军几乎无法用火炮这一传统优势对蜂拥而至的伊朗士兵进行压制，而驰援巴士拉的伊拉克机械化师更是深陷泥泞，行军速度极其缓慢，就这样伊朗人在24小时之内占领了整个法奥半岛。实际上，通过大纵深的战术穿插，伊朗军队不仅成功将伊拉克守军分割成若干首尾不能相顾的孤军，并且通过占领狭长的法奥半岛，彻底关闭了伊拉克的出海口。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2月1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组织了三次反攻，企图重新夺回法奥，但经过一周的血战，法奥仍在伊朗人手中。杀红眼的萨达姆秘密召见其心腹马希尔·阿比迪·阿尔－拉希德(MasherAbdal－Rashid)将军，命其接手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的指挥权，并全权组织对法奥的反攻。与此同时，萨达姆还电令希沙姆·法哈尔将军率领的第7集团军配合拉希德部队对法奥的反攻。2月24日，伊拉克第四次反扑法奥半岛，虽然投入几乎所有精锐部队，连致命的化学武器都动用了，但伊朗人的阵地还是岿然不动，这次反攻历时约两周，伊拉克阵亡了1万人，而伊朗损失了3万人。4年后，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萨达姆在巴格达会见美国驻伊大使阿普雷尔－格雷斯皮(AprilGlaspie)时谈到这场血腥的法奥战役：“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看到1万人在不到半个月里送命，真是一种折磨……”
随着法奥战役的失利，1986年2－3月间，萨达姆政权已是岌岌可危。在抵挡住伊拉克的疯狂反扑后，伊朗开始以法奥为基地，向乌姆盖斯尔(UmmQasr)等地进军，如果他们能如愿以偿地夺取乌姆盖斯尔，那么伊朗就能与科威特接壤，而伊拉克则被完全赶出波斯湾沿岸。但与此同时，伊朗的进一步胜利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所不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伊朗在中东唯一的亲密盟友叙利亚均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这些国家还加大对伊朗境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的支持，企图煽动他们暴动，以缓解伊拉克的军事压力。
随着法奥的沦陷，整个伊拉克军队的士气极为低落，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面对这一险恶局面，萨达姆决定不惜代价取得一场胜利，以重树伊拉克军民对自己的信心。1986年5月中旬，伊拉克几乎倾其所有兵力，在使用化学武器后夺取了两伊边境中段伊朗一侧的小城迈赫兰(Mehran)，萨达姆提出用迈赫兰与伊朗交换法奥半岛。但德黑兰根本没有理会萨达姆的这一交换要求，并于7月初顺利地收复了迈赫兰。此时，大部分伊朗人信心爆棚，认为对伊拉克的“最后一击”指日可待。
萨达姆已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在积极策划另一场大规模攻势的同时，1986年8月3日，萨达姆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德黑兰发出乞和请求，同意让出阿拉伯河控制权，并提议与伊朗合作共同维护波斯湾的稳定。萨达姆此时乞和的意愿已完全是保存自身政权的考虑，面对他的建议，同样疲惫不堪的德黑兰内部再次出现意见分歧，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坚持全面击垮伊拉克，而德黑兰的军政官员们唯恐占领伊拉克将招致国际社会强势干预，更愿意保留现有成果。就在德黑兰犹豫不决之际，萨达姆决定通过轰炸伊朗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施压，伊拉克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伊朗重要经济目标，包括重要的油气集散地哈尔克岛及人口稠密的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以及克尔曼沙赫。1986年明12日，伊拉克空军第一次远程奔袭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150英里外的油气田聚集区锡里岛，这意味着只要需要，伊拉克空军就能对伊朗全境实施空袭。
“袭船战”与“袭城战”
除了对伊朗重要经济设施实施空袭外，伊拉克还对伊朗民用船只特别是油轮进行攻击，这就是所谓的“袭船战”。事实上，在双方开战以来，两伊就或明或暗地向对方商船实施攻击。据数据显示，1980年9月～1984年2月，伊拉克曾23次攻击伊朗商船，而伊朗攻击伊拉克商船的次数为5次。但随着两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攻击对方商船的频率开始升高，仅1984年，伊拉克就实施了37次攻击，伊朗则为17次。
伊拉克发动“袭船战”后，伊朗立即以牙还牙，但双方的战略意图及造成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伊拉克的攻击主要限于民用商船，而且只针对伊朗商船，目的是激怒伊朗，使之采取极端报复手段，例如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等，这势必招致美苏等国反对。宗教势力控制的伊朗果真中计，反复警告：“如果伊朗的油船不能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任何国家都别想继续安全地进出波斯湾。”除此之外，伊朗海军还开始攻击沙特及科威特的油轮，企图迫使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停止对伊拉克的经济支援。1986年6月5日，沙特皇家空军的F－15战斗机将伊朗空军的1架F－4E战斗机击落后，这种针对油轮的袭击开始更加变本加厉。
萨达姆的如意算盘基本实现了，但西方国家虽然对“袭船战”表示关切，但最初并未采取太多实际行动，直到1986年随着伊拉克空袭伊朗经济设施，伊朗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石油运输的袭扰力度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才开始介入到这场“经济消耗战”中。1986年，科威特首先要求美国为其油轮护航。1987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为科威特11艘油轮护航，并同意这些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一个月后，苏联政府也照会科威特，同意为其商船护航。到1987年底，因为伊朗对油轮的攻击行为，聚集在波斯湾的多国军舰已接近50艘。相对于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及西方国家的袒护下，伊拉克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伊朗商船，这对伊朗的经济及军事后勤方面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外，随着各国军舰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波斯湾，德黑兰承受着难以言表的心理压力。 更糟糕的是，从1986年以后，尽管伊朗在地面进攻中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但伊朗内部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霍梅尼悉心栽培的革命卫队与正规军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到1986年，伊朗革命卫队达35万人，几乎与正规军相当。更令正规军难以容忍的是，即使同属国家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却享受更多特权，包括更优厚的薪水，更多的提拔机会以及更高的政治地位。1985年9月，在霍梅尼的推动下，革命卫队甚至成立独立的海军和空军，第二年，革命卫队还成立独立的炮兵。毋庸置疑，德黑兰对革命卫队的偏爱严重打击了拥有更丰富军事经验的正规军官兵的爱国之心，也几乎使原本同仇敌忾的伊朗武装力量之间出现了原本不该有的政治纠葛。
1986年4月，霍梅尼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全国武装力量务必在1987年3月21日(什叶派传统新年)这一天彻底打败伊拉克。为贯彻领袖的意志，1986年12月24日，伊朗军队向巴士拉发起攻势，战役由伊朗政权关键成员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Rafsanjani)亲自策划和指挥，企图利用人数优势，通过夜战全歼巴士拉的伊拉克守军。但缺少战争经验的拉夫桑贾尼制定的计划太过理想化，伊拉克守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重创伊朗军队，3天内击毙了10000万名伊朗军人。但这一血的教训并未动摇德黑兰宗教势力贯彻领袖意愿的决心，1987年1月，另一场代号为“卡尔巴拉－5”的新攻势再次打响，伊朗军队试图跨过阿拉伯河，尽可能多地占领伊拉克领土，但他们除了付出数千人伤亡的代价外，什么都没得到。
就在伊朗凭借宗教狂热一次次向伊拉克发起近乎自杀的攻击时，渐渐渡过危机时期的萨达姆政权却在不断蓄力。在巴格达，萨达姆利用德黑兰短暂的犹豫，重新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大部分军事首脑都没有政治野心，并未在萨达姆困难的时候向其逼宫，反而将失利归咎于“伊朗侵略军的残暴以及德黑兰宗教政权的无忌”上。当然，在萨达姆的危难岁月里并非没有不和谐的声音，1986年，萨达姆的爱将拉希德接到命令回巴格达述职，总结在收复法奥半岛战役中存在的错误指挥问题。不巧的是，就在拉希德接到命令后不久，其属下一名幕僚在接受科威特报纸采访时大谈法奥半岛战役中伊拉克军队的伤亡情况。更令萨达姆恼火的是，由于意识到此次巴格达之行或许危机重重，拉希德将军的手下向萨达姆发出了“如果将军有任何差池，我们将拒绝再次参战”的威胁，当惴惴不安的拉希德抵达萨达姆的官邸时，迎接他的竟是萨达姆送上的一枚勋章。但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桀骜不逊之辈，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希德将军就立即遭到萨达姆变本加厉的报复，他和他的家人全被处死。
可以说，正是军队向萨达姆效忠挽救了伊拉克政权。1987年初，在顶住伊朗最后一轮攻势后，两伊战争的局面再次出现逆转。次年春，养精蓄锐的伊拉克开始对伊朗进行反攻，反观伊朗却因为经济每况愈下，国内黑市横行，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使得德黑兰再也无力发动抵抗伊拉克的反扑了。1988年2月，为逼迫伊朗尽快签署停战协议，萨达姆命令其导弹部队向伊朗城市实施导弹攻击，在此后的两个月间，伊拉克先后向伊朗各个大中城市及人口密集区发射了200多枚“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导弹袭城战”。对于伊拉克的施压行为，穷于应付的德黑兰只能通过继续袭击伊拉克及阿拉伯国家的商船实施报复，而这种报复行为无疑又会增加与美国军事对抗的风险。因此，在1988年以后，德黑兰事实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不得不喝下的毒酒
1988年4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达代号“斋月”的攻势，仅用48小时就攻占了过去两年里一直屡攻不克的法奥半岛，这对整个伊拉克来讲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标志着伊拉克已再次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此后，伊拉克军队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5月底，伊拉克将伊朗军队赶出巴士拉以东的萨拉马切赫高地(Salamcheh)，6月份又收复了1985年沦陷的马吉伦岛(Majnun)。7月13日，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出通牒，威胁如果伊朗不迅速撤出库尔德斯坦地区，伊拉克军队将攻入伊朗国内。而事实上，伊拉克对于反攻伊朗早已预谋已久。就在发出通牒的当日，伊拉克军队不等伊朗对通牒做出回复，即跨越国境进入伊朗境内。
除了伊拉克军队的反攻外，对德黑兰来讲，美国对于两伊战争态度的逐渐清晰才是其最终接受和平协议的关键所在。德黑兰明白，如果美国决定武装干涉，那么已是内忧外患的伊朗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美国虽然早在1984年就提出双方停火的建议，但当时美国并未完全站在伊拉克一方。1985～1986年期间，华盛顿甚至为了营救遭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武装绑架的美国人质，同意向伊朗提供武器作为交换，从而爆出“伊朗门事件”。但随着战争走向的变化，以及伊朗在“袭船战”期间战略性误判，美国对两伊战争的态度已经逐渐明确。特别是美国同意为科威特ll艘商船提供护航，更是明确地向德黑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1987年，美国军舰开抵波斯湾，这在德黑兰看来就是下达了最后通牒。对此，伊朗虽然努力避免给美国人以口实，但1988年的一次意外还是终结了德黑兰的幻想。1988年4月18日，美国1艘护卫舰在波斯湾触雷，华盛顿随即宣布水雷为伊朗所有，并要求伊朗停止挑衅，撤出占领的法奥半岛。对此伊朗曾试图拒绝，但换来的代价是其6艘军舰被美军击沉，其中包括2艘护卫舰。6月，伊朗国会发言人拉夫桑贾尼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原革命卫队总司令默森·雷泽(MohsenRezai)则因近期连战连败而被革职。伊朗军队的这一人事变动被很多人看作是停战的先期准备和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暗示。事实上，伊朗的停战意愿与其说是被逼无奈，不如说是对国家利益理性思考的回归。随着8年战争的消耗，到1988年，伊朗国力已完全空虚，而伊拉克却并非德黑兰面临的唯一敌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伊朗不仅很难征服伊拉克，其自身也有被敌国趁虚而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在于敌国的入侵，更有可能是丧失伊斯兰革命的伟大成果。1988年7月13日，伊朗一架民航班机被美国海军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虽然事后美国托词称为误以为是伊朗战斗机的入侵，但在德黑兰看来，此次空难已是美军准备入侵伊朗的明显征兆了。 1988年7月中旬，伊朗举行一次高级政治会议，霍梅尼的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AhmedKhomeini)代表其父表态，愿意接受停火决议。1988年7月17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致信，表示同意接受停火——“出于人道以及国际公平和地区和平安全的考虑，我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定以官方声明的方式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但在这封信中，霍梅尼只提出了一个顾及面子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伊拉克承认首先挑起了战争，但即使是这一条件，也被军事上处于上风的萨达姆无情驳回，他既不想给伊朗任何喘息机会，也不想让霍梅尼占据“道义制高点”。为敦促伊朗尽早停火，7月18日，伊拉克又出动飞机空袭了位于布什尔的伊朗在建核电站，伊朗虽然也出动战机进行报复性反击，但其孱弱的空军力量根本不是伊拉克的对手。在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后，霍梅尼决定无条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但作为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无颜向民众宣布停火这一消息。当其发言人于7月20日下午14时宣布停火时，霍梅尼则在其私人清真寺里进行忏悔，他后来还是在广播里确认了停火的消息，他说“对于殉教者，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对于我来说，我为我还活着而感到羞耻……做出这一决定，使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喝下一杯毒酒…一”即使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霍梅尼也有话要说：“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殉教或许感觉还会好一些……(但我却不得不接受)所有高级军事专家们的建议…一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这至少能够缓解那些敌对势力借战争之名对我们发起的舆论攻势。”
对于霍梅尼的这一决定，萨达姆当然并不甘心，他还想要得到更多。虽然联合国的598号决议呼吁双方首先实现停火，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但伊拉克要求首先进行两伊之间的谈判，伊拉克总理阿齐兹坚称只要伊朗不释放被俘的7万名伊拉克战俘(伊朗被俘的为4.5万名)，战争就不会结束。针对伊拉克“先谈判，后停火”的提议，伊朗最终表示接受，但在此后3周的谈判期间，双方零星的交火仍然不断，为了俘虏更多的伊朗士兵、占领更多的伊朗领土，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伊拉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伊拉克人的背信弃义反而激起伊朗民众的怒火。所以，当巴格达利用伊朗反政府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拼凑的“伊朗民族解放军”(NLA)开入伊朗领土境内近90英里后，遭到革命卫队的顽强抵抗，损失极为惨重。
与此同时，西方斡旋者陆续抵达波斯湾，向萨达姆施压，要求其立刻接受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向伊朗保证将尽快实现停火。伊朗外长韦拉亚提也连续发表讲话，要求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这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径进行制裁，拉夫桑贾尼甚至威胁如果伊拉克不放弃侵略的脚步，伊朗将不惜与之同归于尽。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萨达姆最终在8月6日宣布：“在伊朗明确无条件地接受伊拉克停火谈判的前提下实现停火。”第二天，伊朗表示接受伊拉克的停火条件。
1988年8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从8月20日起在两伊之间实现停火，并同意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下，组织两伊代表于8月24日开始首轮和平谈判。同时，联合国还向两伊派出军事观察员，负责监督停火。8月24日，双方第一轮会谈如期举行，为了向国民展示其胜利果实，萨达姆坚持要求取得对阿拉伯河的完全控制，而伊朗则坚持按照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的规定划分阿拉伯河所有权，最终包括战俘交换议题在内，双方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甚至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首先交换1500名伤病战俘的协议也没能成行。但无论如何，这场20世纪以来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场耗时最长，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还是以没有胜利者的结局告终。
背景材料
两伊战争期间的化学武器
使用化学武器，对于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来说体现了萨达姆不惜代价将伊朗军队赶出国土的决心，伊拉克的高级军事将领对于萨达姆的决定大都持支持态度，而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对于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也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一步纵容了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这种违反人道的行径。
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印象最深、受害最为严重的无疑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1987～1988年，巴格达政权多次对境内的库尔德分离武装甚至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有报道称，巴格达对库尔德人的化学攻击最早发生在1987年5月，当时巴格达为防止境内库尔德人对伊朗军队的入侵进行配合。曾对20多个库尔德村庄使用化学武器。一个月后，伊拉克再次对伊朗境内的数个库尔德人聚集区使用化学武器，造成100多人死亡。整个战争期间，巴格达对库尔德人最惨无人道的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发生在1988年3月。当时为防止库尔德人配合伊朗的攻势，萨达姆命令空军于3月16日对哈莱卜杰(HaIabja)的库尔德村庄喷洒大量化学战剂，一名伊朗记者曾用摄像机进行记录，保存下来的镜头显示伊拉克飞机过后。整个哈莱卜杰地区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中，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变成紫色。在近乎大屠杀的攻击中，有5000多名库尔德^——包括男女老少——死于毒气攻击。
相比库尔德人，伊朗军队的防化装备稍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攻击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很多伊朗军人习惯蓄须，使得防毒面具不能严丝合缝地发挥作用。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攻击，伊朗唯一能进行反击的方式只有通过新闻媒体不断予以揭发与披露，但在当时伊拉克被看成是“西方之子”的时代。伊朗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的反击措施并不奏效，甚至苏联对伊拉克的非人道行径也采取包容的态度。
美国“伊朗门”事件
1985年，正闹内战的黎巴嫩突然刮起一股“绑架风”，有外国政治背景的民兵组织专门劫持西方国家驻当地的外交人员，记者、牧师等，其中还有7名美国公民。为使人质获释，美国政府多方打听门路，后在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关的帮助下，才查出手握美国人质的真主党、伊斯兰圣战者等武装组织倚仗的是伊朗的支持。于是，因1979年伊朗大学生扣留52名美国人质而断绝与德黑兰关系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拉下面子，通过中间人暗地试探，希望伊朗有所反应。 而此时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朗也境况不妙，因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外交政策，正同伊拉克进行战争的伊朗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都翻脸，结果导致其在战场上饱受缺枪少弹的折磨。美国严厉的军事制裁让伊朗的军事机器出现运转困难，诸如F－4“鬼怪”和F－14“雄猫”等王牌战机的零部件供应不上，使得制空权拱手送给伊拉克人。另外反坦克导弹和地空导弹也严重不足。无法抑制伊拉克军队的进攻，用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的话说：“我们抓到过美国人质。结果却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美国的人质。”
“人算不如天算”，迪于形势的需要，霍梅尼决心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1985年7月底，一批驻欧洲的伊朗大使回国述职，到霍梅尼教长住所接受指导，已是重病缠身的霍梅尼拖着孱弱的身躯来到会客厅，在与大使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谈起伊美关系来。他说：“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接触也是可以的。不过大家必须保守秘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声望与尊严。”大使们为教长的新论调所震惊，不久前，霍梅尼还在公开谴责美国是“犯罪的西方”，是罪该万死的“大撒旦”。
很快，刚开始第二届任期的美国总统里根从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信使那里得到一条绝密口信：一群温和而有政治影响力的伊朗人物告诉以色列，霍梅尼教长已经病入膏肓，即将走向生命尽头。在霍梅尼死后，这些温和派领导人想与美国建立一种不事声张的关系，以此作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序曲。这些伊朗人为了表明诚意，愿意劝说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分子释放7名美国人质。这显然这是霍梅尼教长直接授意的结果。
里根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磋商。有人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可以打开同“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由于此举关系重大，直接影响美国人质安全和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严格的保密下行事。这件事最后落到了麦克法兰身上。
美伊首次接触源于一次间接会谈。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媒介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正是他传递了伊朗人的口信。这里插叙一笔，尽管伊朗霍梅尼政权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为不共戴天之敌。但在两伊战争的头几年里，以色列还是通过国际军火商向伊朗供应了价值1.5～2.5亿美元的军需品，希望借此讨好伊朗现政府，保护好在伊朗的5.6万犹太人的安全，并改善他们的待遇。另外在以色列眼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需要伊朗来牵制随时会对以色到构成威胁的伊拉克武装部队。
在美伊关系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以色列不失时机地居中斡旋，金奇向麦克法兰建议，以色列可以替里根政府向伊朗作出极其友好的姿态。经过中间人来回传话后，伊朗迅速开出了“军火换人质”的第一张订单：期望买到能击穿600毫米厚装甲的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以便压制伊拉克新获得的苏制重型坦克。鉴于美国有法津禁止向伊朗售运武器。麦克法兰和诺思设计了“暗渡陈仓”的方案：根据“先付款后交货”的原则。伊朗先把购买资金打入指定的瑞士银行帐户，尔后以色列通过飞机空运和租用第三国货轮方式将库存“陶”式导弹提供给伊朗，美国再补足以色列“陶”式导弹库存量，伊朗得到“陶”式导弹后，便会在24小时内促成囚禁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释放。为确保交易万无一失。以色列摩萨德机关专门向美伊双方推荐了两个军火商负责具体实施，一位是犹太军火商尼姆罗迪，他常年泡在德黑兰，经常从欧洲搞到伊朗军方急需的战斗机零件，另一位是法籍伊朗商人戈巴尼法，他与伊朗总理穆萨维是老朋友。麦克法兰则指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思中校化名“威廉·古德”，进入军火交易网络，具体实施计划。
1985年9月14日，伊朗政府发出的500万美元进入瑞士银行帐户，以色列立即派出装有508枚“陶”式导弹的专机降落在伊朗指定的机场。伊朗方面说话算话，9月15日，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7个月的美国神父本杰明·韦尔获得了自由。“军火换人质”交易首战告捷，令美国政府欣喜若狂，里根当天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
麦克法兰从介入军火交易中尝到了甜头，他想继续干下去并越做越大，不光用军火来换人质，说不定还能打开美伊关系的大门。1986年5月，麦克法兰及其4名助手持着爱尔兰假护照，扮装成机组人员乘飞机秘密访问德黑兰。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麦克法兰等人一下飞机就找到机场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带来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是有里根总统签名的一本《圣经》，签名的那一页说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一支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大门的钥匙。麦克法兰在下榻的独立饭店同伊朗高级官员们举行了长达5天的会谈，伊朗提出恢复双边关系的一系列条件，但麦克法兰代表美国政府只答应第一条即提供巴列维国王购买并已付款的飞机和坦克配件及其他武器。但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上台的新温和派保持正常国家关系。
事隔不久，4驾c－130运输机从菲律宾克拉克基地神秘地飞往伊朗，带来了1000枚“陶”式导弹和数量不详的“霍克”地空导弹。随即第2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于7月26日在黎巴嫩获释。1986年10月7日，1艘名叫“莫尔索”号的丹麦货轮载着26箱，重460吨的货物从以色列埃拉特港启航前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卸货，船员们都知道箱内装的是用于维修美制坦克和大炮的零部件。但箱上刷的却是“黎巴嫩家禽”等字样，当“莫尔索”号抵港验货后。11月2日，第3名美国人质雅各布森获释。美国武器为伊朗军队带来了立杆见影的效力，势单力薄的伊朗步兵们不必再用“人肉炸弹”去交换伊拉克坦克，而只需在数千米外静候伊拉克坦克钻进“陶”式导弹的天罗地网，两伊战场攻守之势也随之易主。
在此期间，正赶上美国国会拒绝对中央情报局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拨款，中央情报局特别缺钱，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向麦克法兰的继任者波因德克斯特提议扩大售伊武器规模，波因德克斯特居然同意了，督促诺思中校尽力落实。据事后调查，在事发之前，美国以3000万美元的要价向伊朗出售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这些武器中除了作战飞机、坦克、雷达等装备外，至少还有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35枚“霍克”式地空导弹。美国净挣了1800万美元的利润，其中有350万美元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1986年入秋以后，伊朗政权内部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10月27日，黎巴嫩一家亲什叶派的《帆船周刊》主编哈桑·萨卜利采访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副领袖蒙泽塔里的女婿兄弟、伊斯兰解放运动办公室主任哈什米，这位心有怨气的家伙口无遮拦地向萨h利披露了这一惊天新闻：美国正通过以色列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甚至连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也全抖落出来。萨卜利清楚意识到，报道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可能会导致亲伊朗民兵的暗杀，可他把这条新闻的披露看作是自己记者生涯中的最佳独家新闻，而且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后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不怕死，因为生命目前在黎巴嫩分文不值。”
1986年11月4日，即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7周年纪念日，这家不太引人注目的《帆船周刊》靠美伊秘密武器交易的揭密报道一跃成为贝鲁特街头的畅销杂志，2.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口口声声不同“支持恐怖主义的霍梅尼政权”打交道的里根政府极为尴尬，里根的声望急剧下降，新闻记者把它等同于尼克松“水门”丑闻，称为“伊朗门”事件(lran－ContraAffair，又译“lrangate”)。在伊朗人民面前信誓旦旦与“大撒旦美帝国主义”和“撒旦犹太复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伊斯兰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怒火中烧的霍梅尼立即以“叛国、杀人、绑架和伪造证件”的罪名处决哈什米，蒙泽塔里也被迫辞职。
为查清真相。美国参众两院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从1987年5月5日至8月3日就“伊朗门”事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委员会共进行了41天的听证，历时250个小时，查阅数十万份有关文件、官方证据1059件。有29人出席作证。随着真相一步步揭开，里根总统的态度不得不从公开否认转向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并不再坚持“毫不知情”，虽然里根最后渡过了危机，但11月18日国会公布的“伊朗门事件调查报告还是认为总统应对事件承担最后的责任。由于事情败露，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引咎辞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在丑闻暴露后因癌症恶化而交出职务，具体落实者奥利弗·诺思中校被判刑，他在法庭宣判后说：“我只是一个在棋盘上任人随意摆布的小卒子。”
鉴于伊朗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意识到必须尽早从伊朗撤军并在两伊边境建立防线，在他看来，伊拉克无力长期驻军伊朗，但保卫伊拉克不受伊朗反击还是够的。1982年6月20日，萨达姆宣称将在10天内完全从伊朗撤军，但此举没能满足德黑兰已被胜利吊起的胃门，携胜利之勇的伊朗宣称要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完全把伊拉克侵略军赶出伊朗，并要求巴格达赔款1500亿美元，作为伊拉克战前驱逐10万什叶派的赔偿，否则战争将不会停止。
事实上，德黑兰很清楚萨达姆不会接受这一苛刻的停战条件，但在是否攻入伊拉克这一问题上，德黑兰内部形成了立场鲜明的两派。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鹰派神职人员坚持将战火烧入伊拉克境内，6月21日，也就是在萨达姆宣布从伊朗撤军的第二天，霍梅尼表示攻入伊拉克是伊朗必须完成的战争任务。次日，伊朗总参谋长希拉兹发誓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推翻萨达姆的法西斯统治”，从而让伊朗什叶派教徒可以在卡尔巴拉(Karbala，属伊拉克)和耶路撒冷朝圣。7月13日，伊朗开始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发起进攻。
出乎德黑兰意料的是，原本在本土作战凶悍无比的波斯铁骑却遭到伊拉克军队的顽强阻击。事实上，早在1981年秋，萨达姆就意识到撤出伊朗的必然性，并开始重点加强两伊边境的防御。随着战线转入本土，伊拉克在边境的兵力从1980年夏的20万人(12个师加1个旅)增至1982年的50万人(23个师加9个旅)，并修筑了坚固工事。除此之外，伊拉克还完成后备军的动员，拥有8个师的第3集团军部署在巴士拉南侧，拥有10个师近10万人的第2集团军负责巴士拉一巴格达公路，以防伊朗军队“暗度陈仓”，直扑巴格达，而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枕戈待旦。
事实证明，伊拉克的先期准备十分必要。1982年夏，多达10万伊朗军队兵分五路进攻巴士拉，战役中他们再次祭出自杀式武器——一种履带式火炮牵引车，直接趟过伊拉克雷区，随后而上的则是伊朗“巴斯基”民兵。这种扫雷手段既不彻底又不安全，但由于伊朗缺少足够的扫雷装置，只能出此下策，也造成后续的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经常被地雷炸死。而在战斗中，伊拉克军队首次使用毒气，这种毒气并不在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以催泪瓦斯为主，并且伊拉克人在使用前曾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但这种非常规武器的成功使用，的确助长了伊拉克在日后战事中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胆量。
1982年10月至11月，伊朗陆军和革命卫队又联手发动两次小规模攻势，目的是突破伊拉克军队的中央防线，从侧翼威胁巴格达。其中，代号“穆斯林一伊本一阿奎尔”(Muslim－Ibn－Aqil)的第一次攻势始于10月1日，接着在11月6日代号为“穆哈拉姆”(Moharram)的第二次攻势也启动了。两次攻势未取得太大效果，因为此时的伊朗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许多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本来就是自愿参军“保卫祖国”，在伊拉克军队撤出伊朗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卸甲归田。更糟糕的是，入侵伊拉克后，随着军政官员与神职人员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伊朗原本制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团结——已不复存在。
在此期间，伊拉克官方宣称重创了令人生畏的伊朗空军，击落30余架F－4、F－5战斗机，甚至声称有1架F－4战斗机是被伊拉克陆军航空兵的米24武装直升机“击落”!实际上，伊朗空军只有1架F－4E在袭击拉希德基地－时被对方的米格21击落，另有2架伊朗陆军航空兵的AH－1J“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前线被击落，战区制空权仍掌握在伊朗人手里。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伊朗人的沉重打击造成伊拉克军心恐慌，受到萨达姆优待的伊拉克空军居然首次出现叛逃情况。1982年12月2日，伊拉克空军第84战斗中队的1架米格23战斗机叛逃到伊朗空军的瓦达提基地，这名伊拉克飞行员向伊朗人透露，萨达姆在战前准备的空军基本在1981年底消耗殆尽，目前正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提供赞助，从苏联和法国紧急进口武器，并邀请南斯拉夫承包商在伊拉克一约旦边界附近修建多座超级空军基地，以容纳数量在200架左右的新战机，这一情报令德黑兰高层感到一丝担忧，很显然，这场战争要持续比预期长得多的时间。
毛拉的战争
随着1982年一系列攻势无果而终，伊朗国内关于是否有必要将战争打到底的争论开始激化。伊朗军方认为经过两年左右的战争，自身军事实力已遭到严重削弱，尽管攻入伊拉克，但已是强弩之末。总参谋长希拉兹也转变态度，他在接受煤体采访时公开威胁，如果高层继续战争，他将辞职。军方的立场也得到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例如总统巴尼萨德尔、总理侯赛因·穆萨维(HosseinMussavi)和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AliAkbarVelayati)等人，他们主要基于战争成本的考虑，认为应趁着战场优势地位与伊拉克媾和。与这些军政要员意见相左的是伊朗国内的神职人员，包括最高国防会议中的大毛拉，他们认为应该不惜代价彻底击溃伊拉克，他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
更要命的是，伊朗国内两大军事集团——正规军和革命卫队(大都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之间也开始争权夺利的内耗。以大毛拉为首的神职人员倾向于扩大革命卫队，尽可能缩小正规军。1982年11月，伊朗议会正式通过决议，成立专门的国防会议，只对革命卫队负责，标志着革命卫队地位获得法律认可。自此以后，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隔阂与日俱增，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的基础了。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充实革命卫队的力量，霍梅尼公开号召12－18岁的在校学生起来为国家而战，结果更多的年轻人参加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接受军事训练，然后被派上战场。
如果说伊朗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主要靠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以及民众保卫祖国的高昂热情，使得伊朗军队用“人海战术”将伊拉克军队淹没在群众战争的海洋中，那么在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后，随着国内高层分歧日益显现，各派军事力量间隔阂增多，伊朗军队的“人海战术”就失去了制胜的基础，结果是由于缺乏装甲掩护和火炮支援，伊朗大部分攻势都被伊拉克军队击退，并且伤亡惨重。有趣的是，在两伊战争伊始，前伊朗总参谋长瓦里奥拉·法拉希(ValiollahFallahi，死于1981年9月一次空难)曾宣称，伊朗应采用稳固的阵地防御战来消耗掉伊拉克侵略军的有生力量。然而讽刺的是，18个月后，双方的战术出现180度的逆转，伊朗军队开始以大兵团运动战向伊拉克坚固工事发起冲击。 1983年内，伊朗共向伊拉克发起五轮大规模攻势，但都铩羽而归，且伤亡惨重。随着战争再次回到势均力敌的僵持阶段，萨达姆向德黑兰伸出橄榄枝，但还是被德黑兰的毛拉们驳回。1984年2月15日，伊朗向伊拉克发动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攻势——“海巴尔”(Khaibar)，双方共出动了50万人的兵力，在长达15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搏杀，其中伊朗参战的主要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正规军的比例反倒很少(参战的25万人中，只有6万正规军)。“海巴尔”攻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月15至24日)，伊朗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战略重镇库特和阿马拉，以及切断巴格达－巴士拉公路。经过长达一周的艰苦鏖战后，伊朗军队成功控制巴格达－巴士拉之间15英里长的公路线。达成第一步战略目标后，2月24日，伊朗开始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向巴士拉进行穿插，战事持续到3月19日，伊朗人几乎要取得成功——伊朗军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夺取了巴士拉以南40英里处的桥头堡——马吉努(MajnLllq)。但困兽犹斗的伊拉克军队发起顽强反击，还使用了芥子气和沙林，许多伊朗士兵根本没有防化装备，面对毒气只能跳进阿拉伯河躲避，最终被伊拉克的直升机和炮艇击毙或溺毙。最终有3000名伊朗士兵死在马吉努山岗，其中不少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尸体被一起埋在乱坟堆里，渐渐被黄沙淹没。
外部干预
伊朗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主动并攻入伊拉克境内，彻底打破了中东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平衡，包括美苏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或多或少地卷入战争中。
同为两伊近邻的苏联，起初是站在伊朗一边的，甚至在两伊战争头一阶段断绝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宣布“局外中立”。但当霍梅尼政权并不领情，还为抵抗苏联占领军的阿富汗“圣战者”提供庇护所之后，莫斯科遂公开向伊拉克运送军火物资。到1981年底，苏联向伊拉克提供的军援包括200辆T－55、“T－72坦克以及大批2K12“立方阵”地空导弹。随着萨达姆政权在伊朗攻势面前摇摇欲坠，苏联对伊拉克的军援更是像洪水一样涌入巴格达，1983年1月，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军售协定，苏联向伊拉克提供包括T－62/72－坦克、米格23/25战斗机及大量地对地导弹在内的军事物资。作为回报，萨达姆宣布对国内共产党人实行特赦。到1987年，苏联已向伊拉克提供至少800辆T72坦克及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甚至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
除了苏联，法国也向伊拉克提供大量军援。开战头两年里，法国共向伊拉克提供价值56亿美元的武器，包括坦克、飞机、直升机及自行火炮、导弹、电子设备等等。法国这一行为其实不难理解，在1981年，伊拉克是法国重要的债权国，拥有150亿法朗的债权，而到了1986年，法伊之间的债务已剧减到50亿法朗。对法国来说，萨达姆政权的存在，不仅是维护伊斯兰世界平衡的基础，更是法国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保证。
埃及也是伊拉克的坚实后盾。两伊战争期间，埃及向伊拉克提供了大批苏制武器，包括至少250辆T－55坦克以及图－16轰炸机。除了这些国家，西班牙向伊拉克提供了大批军用车辆，巴西向伊拉克提供轮式装甲车，意大利则为巴格达提供海运护航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便与伊拉克断交的美国，眼看“输出革命”的伊朗逐渐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也开始坐不住了。1982年2月，伊拉克还被美国列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仅仅3个月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就在公开场合谴责伊朗“侵略”。1984年12月，即伊拉克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仅一个月，美国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情报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还向伊拉克提供食物及农业机械(从1984年的3.45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6.75亿美元)。
相对于伊拉克，伊朗遇到的后勤问题更为严重。自伊斯兰革命后，传统盟友美国已彻底远去，随着美国专家撤离，原本还算雄厚的武器储备因缺乏必要维护而日渐微薄，很多关键性设备甚至被美国专家撤离时带走。如果说德黑兰在战争之初还能吃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老本，那么随着战争进行，伊朗的武器后援已是山穷水尽，这也是伊朗经常使用“人海战术”的根本原因。幸运的是，伊朗或多或少还是找到一些“小伙伴”，例如利比亚、叙利亚以及朝鲜，他们至少向伊朗提供了500辆坦克(T－55以及T－62)、大炮及防空武器、反坦克导弹。作为伊朗的传统盟友，英国也暗中向伊朗提供不少坦克和装甲车零件。另外，阿根廷、南非、巴基斯坦以及瑞士也或多或少向伊朗提供了帮助，甚至是以色列——霍梅尼眼中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撒旦”——也从“均势外交”考虑向伊朗提供诸如F－4E战斗机零件和“霍克”、“陶”式导弹等援助。
在此期间，除了军事因素外，伊朗国内政治气候变化也对战争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出于建立宗教武装的考虑，霍梅尼政权努力扩大革命卫队的规模，企图以革命卫队取代原本的正规军。到1985年，革命卫队的数量已达10个师，成为国内主要军事力量，伊朗作战力量也逐渐在向“全步兵化”方向发展，这在现代战争时代无疑是致命的弱点，为后来伊朗的惨败埋下伏笔。
再次陷入胶着
随着外国军援陆续抵达伊拉克，萨达姆的信心也逐渐，恢复。1985年1月28日，伊拉克向伊朗发动自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击。然而，伊拉克军力的增长并未动摇德黑兰的进攻决心。1985年3月11日，伊朗军队在打退伊拉克人的进攻后，又向巴士拉发起猛攻。
此时，德黑兰政府已意识到“人海战术”的缺陷，开始尝试用常规战争手段进行军事行动。伊朗政府关于战术转变的思考早在1984年2月就产生了，当时伊朗政府开始尝试将革命卫队改造成常规武装部队，并试图实现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协同配合。这一做法在1985年3月开始的“巴德尔”攻势中起到一定效果，首次尝试常规战术的伊朗革命卫队重创伊拉克守军，击毙1～1.2万人，自身损失1.5万人，这已是近两年来伊朗取得的最佳战损比了。除了战损数据上的改善，伊朗还成功夺取巴格达一巴士拉公路控制权，一度将伊拉克一分为二。 对此，萨达姆极为恐慌，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地，并进一步放开使用化学武器的限制。除此之外，萨达姆还下令伊拉克空军对伊朗30多座城市进行空袭，包括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以及布什尔等重要城市与港口，作为报复，伊朗也采取相同手法对伊拉克城市进行打击，自此以后，两伊之间进入一种被称为“袭城战”的态势之中。在此时期，双方都开始将民用目标作为打击的目标之一，包括闹市区及油气田等工业设施。从1985年8月15日到12月底，伊拉克空军共向伊朗重要的石油加工及出口重镇哈尔克岛发动近60次空袭，虽然没有给伊朗带来致命打击，却使德黑兰有了后顾之忧。作为报复，伊朗只能通过地面攻势向伊拉克施压，另外伊朗海军和革命卫队还开始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临检，确保商船没有运往伊拉克的军事物资。
法奥转折点
1986年2月9日，伊朗再次向伊拉克领土发动猛烈攻势，此次攻势堪称伊朗攻入伊拉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战役中，伊朗集结了近10万大军，包括5个正规军师及约5万人的向革命卫队，起初伊朗军队仍像往常一样重点进攻巴士拉，不过这一次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当伊拉克军队主力全力驰援巴士拉后，伊朗人迅速将兵力向东南集结，挥师法奥半岛，伊拉克人猝不及防，更糟糕的是连绵的大雨使得伊拉克在法奥的守军几乎无法用火炮这一传统优势对蜂拥而至的伊朗士兵进行压制，而驰援巴士拉的伊拉克机械化师更是深陷泥泞，行军速度极其缓慢，就这样伊朗人在24小时之内占领了整个法奥半岛。实际上，通过大纵深的战术穿插，伊朗军队不仅成功将伊拉克守军分割成若干首尾不能相顾的孤军，并且通过占领狭长的法奥半岛，彻底关闭了伊拉克的出海口。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2月1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组织了三次反攻，企图重新夺回法奥，但经过一周的血战，法奥仍在伊朗人手中。杀红眼的萨达姆秘密召见其心腹马希尔·阿比迪·阿尔－拉希德(MasherAbdal－Rashid)将军，命其接手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的指挥权，并全权组织对法奥的反攻。与此同时，萨达姆还电令希沙姆·法哈尔将军率领的第7集团军配合拉希德部队对法奥的反攻。2月24日，伊拉克第四次反扑法奥半岛，虽然投入几乎所有精锐部队，连致命的化学武器都动用了，但伊朗人的阵地还是岿然不动，这次反攻历时约两周，伊拉克阵亡了1万人，而伊朗损失了3万人。4年后，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萨达姆在巴格达会见美国驻伊大使阿普雷尔－格雷斯皮(AprilGlaspie)时谈到这场血腥的法奥战役：“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看到1万人在不到半个月里送命，真是一种折磨……”
随着法奥战役的失利，1986年2－3月间，萨达姆政权已是岌岌可危。在抵挡住伊拉克的疯狂反扑后，伊朗开始以法奥为基地，向乌姆盖斯尔(UmmQasr)等地进军，如果他们能如愿以偿地夺取乌姆盖斯尔，那么伊朗就能与科威特接壤，而伊拉克则被完全赶出波斯湾沿岸。但与此同时，伊朗的进一步胜利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所不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伊朗在中东唯一的亲密盟友叙利亚均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这些国家还加大对伊朗境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的支持，企图煽动他们暴动，以缓解伊拉克的军事压力。
随着法奥的沦陷，整个伊拉克军队的士气极为低落，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面对这一险恶局面，萨达姆决定不惜代价取得一场胜利，以重树伊拉克军民对自己的信心。1986年5月中旬，伊拉克几乎倾其所有兵力，在使用化学武器后夺取了两伊边境中段伊朗一侧的小城迈赫兰(Mehran)，萨达姆提出用迈赫兰与伊朗交换法奥半岛。但德黑兰根本没有理会萨达姆的这一交换要求，并于7月初顺利地收复了迈赫兰。此时，大部分伊朗人信心爆棚，认为对伊拉克的“最后一击”指日可待。
萨达姆已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在积极策划另一场大规模攻势的同时，1986年8月3日，萨达姆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德黑兰发出乞和请求，同意让出阿拉伯河控制权，并提议与伊朗合作共同维护波斯湾的稳定。萨达姆此时乞和的意愿已完全是保存自身政权的考虑，面对他的建议，同样疲惫不堪的德黑兰内部再次出现意见分歧，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坚持全面击垮伊拉克，而德黑兰的军政官员们唯恐占领伊拉克将招致国际社会强势干预，更愿意保留现有成果。就在德黑兰犹豫不决之际，萨达姆决定通过轰炸伊朗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施压，伊拉克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伊朗重要经济目标，包括重要的油气集散地哈尔克岛及人口稠密的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以及克尔曼沙赫。1986年明12日，伊拉克空军第一次远程奔袭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150英里外的油气田聚集区锡里岛，这意味着只要需要，伊拉克空军就能对伊朗全境实施空袭。
“袭船战”与“袭城战”
除了对伊朗重要经济设施实施空袭外，伊拉克还对伊朗民用船只特别是油轮进行攻击，这就是所谓的“袭船战”。事实上，在双方开战以来，两伊就或明或暗地向对方商船实施攻击。据数据显示，1980年9月～1984年2月，伊拉克曾23次攻击伊朗商船，而伊朗攻击伊拉克商船的次数为5次。但随着两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攻击对方商船的频率开始升高，仅1984年，伊拉克就实施了37次攻击，伊朗则为17次。
伊拉克发动“袭船战”后，伊朗立即以牙还牙，但双方的战略意图及造成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伊拉克的攻击主要限于民用商船，而且只针对伊朗商船，目的是激怒伊朗，使之采取极端报复手段，例如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等，这势必招致美苏等国反对。宗教势力控制的伊朗果真中计，反复警告：“如果伊朗的油船不能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任何国家都别想继续安全地进出波斯湾。”除此之外，伊朗海军还开始攻击沙特及科威特的油轮，企图迫使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停止对伊拉克的经济支援。1986年6月5日，沙特皇家空军的F－15战斗机将伊朗空军的1架F－4E战斗机击落后，这种针对油轮的袭击开始更加变本加厉。
萨达姆的如意算盘基本实现了，但西方国家虽然对“袭船战”表示关切，但最初并未采取太多实际行动，直到1986年随着伊拉克空袭伊朗经济设施，伊朗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石油运输的袭扰力度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才开始介入到这场“经济消耗战”中。1986年，科威特首先要求美国为其油轮护航。1987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为科威特11艘油轮护航，并同意这些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一个月后，苏联政府也照会科威特，同意为其商船护航。到1987年底，因为伊朗对油轮的攻击行为，聚集在波斯湾的多国军舰已接近50艘。相对于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及西方国家的袒护下，伊拉克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伊朗商船，这对伊朗的经济及军事后勤方面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外，随着各国军舰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波斯湾，德黑兰承受着难以言表的心理压力。 更糟糕的是，从1986年以后，尽管伊朗在地面进攻中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但伊朗内部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霍梅尼悉心栽培的革命卫队与正规军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到1986年，伊朗革命卫队达35万人，几乎与正规军相当。更令正规军难以容忍的是，即使同属国家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却享受更多特权，包括更优厚的薪水，更多的提拔机会以及更高的政治地位。1985年9月，在霍梅尼的推动下，革命卫队甚至成立独立的海军和空军，第二年，革命卫队还成立独立的炮兵。毋庸置疑，德黑兰对革命卫队的偏爱严重打击了拥有更丰富军事经验的正规军官兵的爱国之心，也几乎使原本同仇敌忾的伊朗武装力量之间出现了原本不该有的政治纠葛。
1986年4月，霍梅尼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全国武装力量务必在1987年3月21日(什叶派传统新年)这一天彻底打败伊拉克。为贯彻领袖的意志，1986年12月24日，伊朗军队向巴士拉发起攻势，战役由伊朗政权关键成员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Rafsanjani)亲自策划和指挥，企图利用人数优势，通过夜战全歼巴士拉的伊拉克守军。但缺少战争经验的拉夫桑贾尼制定的计划太过理想化，伊拉克守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重创伊朗军队，3天内击毙了10000万名伊朗军人。但这一血的教训并未动摇德黑兰宗教势力贯彻领袖意愿的决心，1987年1月，另一场代号为“卡尔巴拉－5”的新攻势再次打响，伊朗军队试图跨过阿拉伯河，尽可能多地占领伊拉克领土，但他们除了付出数千人伤亡的代价外，什么都没得到。
就在伊朗凭借宗教狂热一次次向伊拉克发起近乎自杀的攻击时，渐渐渡过危机时期的萨达姆政权却在不断蓄力。在巴格达，萨达姆利用德黑兰短暂的犹豫，重新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大部分军事首脑都没有政治野心，并未在萨达姆困难的时候向其逼宫，反而将失利归咎于“伊朗侵略军的残暴以及德黑兰宗教政权的无忌”上。当然，在萨达姆的危难岁月里并非没有不和谐的声音，1986年，萨达姆的爱将拉希德接到命令回巴格达述职，总结在收复法奥半岛战役中存在的错误指挥问题。不巧的是，就在拉希德接到命令后不久，其属下一名幕僚在接受科威特报纸采访时大谈法奥半岛战役中伊拉克军队的伤亡情况。更令萨达姆恼火的是，由于意识到此次巴格达之行或许危机重重，拉希德将军的手下向萨达姆发出了“如果将军有任何差池，我们将拒绝再次参战”的威胁，当惴惴不安的拉希德抵达萨达姆的官邸时，迎接他的竟是萨达姆送上的一枚勋章。但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桀骜不逊之辈，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希德将军就立即遭到萨达姆变本加厉的报复，他和他的家人全被处死。
可以说，正是军队向萨达姆效忠挽救了伊拉克政权。1987年初，在顶住伊朗最后一轮攻势后，两伊战争的局面再次出现逆转。次年春，养精蓄锐的伊拉克开始对伊朗进行反攻，反观伊朗却因为经济每况愈下，国内黑市横行，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使得德黑兰再也无力发动抵抗伊拉克的反扑了。1988年2月，为逼迫伊朗尽快签署停战协议，萨达姆命令其导弹部队向伊朗城市实施导弹攻击，在此后的两个月间，伊拉克先后向伊朗各个大中城市及人口密集区发射了200多枚“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导弹袭城战”。对于伊拉克的施压行为，穷于应付的德黑兰只能通过继续袭击伊拉克及阿拉伯国家的商船实施报复，而这种报复行为无疑又会增加与美国军事对抗的风险。因此，在1988年以后，德黑兰事实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不得不喝下的毒酒
1988年4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达代号“斋月”的攻势，仅用48小时就攻占了过去两年里一直屡攻不克的法奥半岛，这对整个伊拉克来讲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标志着伊拉克已再次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此后，伊拉克军队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5月底，伊拉克将伊朗军队赶出巴士拉以东的萨拉马切赫高地(Salamcheh)，6月份又收复了1985年沦陷的马吉伦岛(Majnun)。7月13日，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出通牒，威胁如果伊朗不迅速撤出库尔德斯坦地区，伊拉克军队将攻入伊朗国内。而事实上，伊拉克对于反攻伊朗早已预谋已久。就在发出通牒的当日，伊拉克军队不等伊朗对通牒做出回复，即跨越国境进入伊朗境内。
除了伊拉克军队的反攻外，对德黑兰来讲，美国对于两伊战争态度的逐渐清晰才是其最终接受和平协议的关键所在。德黑兰明白，如果美国决定武装干涉，那么已是内忧外患的伊朗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美国虽然早在1984年就提出双方停火的建议，但当时美国并未完全站在伊拉克一方。1985～1986年期间，华盛顿甚至为了营救遭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武装绑架的美国人质，同意向伊朗提供武器作为交换，从而爆出“伊朗门事件”。但随着战争走向的变化，以及伊朗在“袭船战”期间战略性误判，美国对两伊战争的态度已经逐渐明确。特别是美国同意为科威特ll艘商船提供护航，更是明确地向德黑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1987年，美国军舰开抵波斯湾，这在德黑兰看来就是下达了最后通牒。对此，伊朗虽然努力避免给美国人以口实，但1988年的一次意外还是终结了德黑兰的幻想。1988年4月18日，美国1艘护卫舰在波斯湾触雷，华盛顿随即宣布水雷为伊朗所有，并要求伊朗停止挑衅，撤出占领的法奥半岛。对此伊朗曾试图拒绝，但换来的代价是其6艘军舰被美军击沉，其中包括2艘护卫舰。6月，伊朗国会发言人拉夫桑贾尼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原革命卫队总司令默森·雷泽(MohsenRezai)则因近期连战连败而被革职。伊朗军队的这一人事变动被很多人看作是停战的先期准备和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暗示。事实上，伊朗的停战意愿与其说是被逼无奈，不如说是对国家利益理性思考的回归。随着8年战争的消耗，到1988年，伊朗国力已完全空虚，而伊拉克却并非德黑兰面临的唯一敌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伊朗不仅很难征服伊拉克，其自身也有被敌国趁虚而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在于敌国的入侵，更有可能是丧失伊斯兰革命的伟大成果。1988年7月13日，伊朗一架民航班机被美国海军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虽然事后美国托词称为误以为是伊朗战斗机的入侵，但在德黑兰看来，此次空难已是美军准备入侵伊朗的明显征兆了。 1988年7月中旬，伊朗举行一次高级政治会议，霍梅尼的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AhmedKhomeini)代表其父表态，愿意接受停火决议。1988年7月17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致信，表示同意接受停火——“出于人道以及国际公平和地区和平安全的考虑，我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定以官方声明的方式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但在这封信中，霍梅尼只提出了一个顾及面子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伊拉克承认首先挑起了战争，但即使是这一条件，也被军事上处于上风的萨达姆无情驳回，他既不想给伊朗任何喘息机会，也不想让霍梅尼占据“道义制高点”。为敦促伊朗尽早停火，7月18日，伊拉克又出动飞机空袭了位于布什尔的伊朗在建核电站，伊朗虽然也出动战机进行报复性反击，但其孱弱的空军力量根本不是伊拉克的对手。在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后，霍梅尼决定无条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但作为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无颜向民众宣布停火这一消息。当其发言人于7月20日下午14时宣布停火时，霍梅尼则在其私人清真寺里进行忏悔，他后来还是在广播里确认了停火的消息，他说“对于殉教者，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对于我来说，我为我还活着而感到羞耻……做出这一决定，使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喝下一杯毒酒…一”即使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霍梅尼也有话要说：“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殉教或许感觉还会好一些……(但我却不得不接受)所有高级军事专家们的建议…一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这至少能够缓解那些敌对势力借战争之名对我们发起的舆论攻势。”
对于霍梅尼的这一决定，萨达姆当然并不甘心，他还想要得到更多。虽然联合国的598号决议呼吁双方首先实现停火，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但伊拉克要求首先进行两伊之间的谈判，伊拉克总理阿齐兹坚称只要伊朗不释放被俘的7万名伊拉克战俘(伊朗被俘的为4.5万名)，战争就不会结束。针对伊拉克“先谈判，后停火”的提议，伊朗最终表示接受，但在此后3周的谈判期间，双方零星的交火仍然不断，为了俘虏更多的伊朗士兵、占领更多的伊朗领土，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伊拉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伊拉克人的背信弃义反而激起伊朗民众的怒火。所以，当巴格达利用伊朗反政府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拼凑的“伊朗民族解放军”(NLA)开入伊朗领土境内近90英里后，遭到革命卫队的顽强抵抗，损失极为惨重。
与此同时，西方斡旋者陆续抵达波斯湾，向萨达姆施压，要求其立刻接受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向伊朗保证将尽快实现停火。伊朗外长韦拉亚提也连续发表讲话，要求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这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径进行制裁，拉夫桑贾尼甚至威胁如果伊拉克不放弃侵略的脚步，伊朗将不惜与之同归于尽。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萨达姆最终在8月6日宣布：“在伊朗明确无条件地接受伊拉克停火谈判的前提下实现停火。”第二天，伊朗表示接受伊拉克的停火条件。
1988年8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从8月20日起在两伊之间实现停火，并同意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下，组织两伊代表于8月24日开始首轮和平谈判。同时，联合国还向两伊派出军事观察员，负责监督停火。8月24日，双方第一轮会谈如期举行，为了向国民展示其胜利果实，萨达姆坚持要求取得对阿拉伯河的完全控制，而伊朗则坚持按照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的规定划分阿拉伯河所有权，最终包括战俘交换议题在内，双方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甚至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首先交换1500名伤病战俘的协议也没能成行。但无论如何，这场20世纪以来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场耗时最长，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还是以没有胜利者的结局告终。
背景材料
两伊战争期间的化学武器
使用化学武器，对于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来说体现了萨达姆不惜代价将伊朗军队赶出国土的决心，伊拉克的高级军事将领对于萨达姆的决定大都持支持态度，而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对于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也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一步纵容了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这种违反人道的行径。
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印象最深、受害最为严重的无疑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1987～1988年，巴格达政权多次对境内的库尔德分离武装甚至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有报道称，巴格达对库尔德人的化学攻击最早发生在1987年5月，当时巴格达为防止境内库尔德人对伊朗军队的入侵进行配合。曾对20多个库尔德村庄使用化学武器。一个月后，伊拉克再次对伊朗境内的数个库尔德人聚集区使用化学武器，造成100多人死亡。整个战争期间，巴格达对库尔德人最惨无人道的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发生在1988年3月。当时为防止库尔德人配合伊朗的攻势，萨达姆命令空军于3月16日对哈莱卜杰(HaIabja)的库尔德村庄喷洒大量化学战剂，一名伊朗记者曾用摄像机进行记录，保存下来的镜头显示伊拉克飞机过后。整个哈莱卜杰地区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中，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变成紫色。在近乎大屠杀的攻击中，有5000多名库尔德^——包括男女老少——死于毒气攻击。
相比库尔德人，伊朗军队的防化装备稍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攻击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很多伊朗军人习惯蓄须，使得防毒面具不能严丝合缝地发挥作用。对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攻击，伊朗唯一能进行反击的方式只有通过新闻媒体不断予以揭发与披露，但在当时伊拉克被看成是“西方之子”的时代。伊朗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的反击措施并不奏效，甚至苏联对伊拉克的非人道行径也采取包容的态度。
美国“伊朗门”事件
1985年，正闹内战的黎巴嫩突然刮起一股“绑架风”，有外国政治背景的民兵组织专门劫持西方国家驻当地的外交人员，记者、牧师等，其中还有7名美国公民。为使人质获释，美国政府多方打听门路，后在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关的帮助下，才查出手握美国人质的真主党、伊斯兰圣战者等武装组织倚仗的是伊朗的支持。于是，因1979年伊朗大学生扣留52名美国人质而断绝与德黑兰关系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拉下面子，通过中间人暗地试探，希望伊朗有所反应。 而此时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朗也境况不妙，因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外交政策，正同伊拉克进行战争的伊朗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都翻脸，结果导致其在战场上饱受缺枪少弹的折磨。美国严厉的军事制裁让伊朗的军事机器出现运转困难，诸如F－4“鬼怪”和F－14“雄猫”等王牌战机的零部件供应不上，使得制空权拱手送给伊拉克人。另外反坦克导弹和地空导弹也严重不足。无法抑制伊拉克军队的进攻，用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的话说：“我们抓到过美国人质。结果却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美国的人质。”
“人算不如天算”，迪于形势的需要，霍梅尼决心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1985年7月底，一批驻欧洲的伊朗大使回国述职，到霍梅尼教长住所接受指导，已是重病缠身的霍梅尼拖着孱弱的身躯来到会客厅，在与大使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谈起伊美关系来。他说：“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接触也是可以的。不过大家必须保守秘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声望与尊严。”大使们为教长的新论调所震惊，不久前，霍梅尼还在公开谴责美国是“犯罪的西方”，是罪该万死的“大撒旦”。
很快，刚开始第二届任期的美国总统里根从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信使那里得到一条绝密口信：一群温和而有政治影响力的伊朗人物告诉以色列，霍梅尼教长已经病入膏肓，即将走向生命尽头。在霍梅尼死后，这些温和派领导人想与美国建立一种不事声张的关系，以此作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序曲。这些伊朗人为了表明诚意，愿意劝说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分子释放7名美国人质。这显然这是霍梅尼教长直接授意的结果。
里根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磋商。有人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可以打开同“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由于此举关系重大，直接影响美国人质安全和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严格的保密下行事。这件事最后落到了麦克法兰身上。
美伊首次接触源于一次间接会谈。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媒介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正是他传递了伊朗人的口信。这里插叙一笔，尽管伊朗霍梅尼政权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为不共戴天之敌。但在两伊战争的头几年里，以色列还是通过国际军火商向伊朗供应了价值1.5～2.5亿美元的军需品，希望借此讨好伊朗现政府，保护好在伊朗的5.6万犹太人的安全，并改善他们的待遇。另外在以色列眼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需要伊朗来牵制随时会对以色到构成威胁的伊拉克武装部队。
在美伊关系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以色列不失时机地居中斡旋，金奇向麦克法兰建议，以色列可以替里根政府向伊朗作出极其友好的姿态。经过中间人来回传话后，伊朗迅速开出了“军火换人质”的第一张订单：期望买到能击穿600毫米厚装甲的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以便压制伊拉克新获得的苏制重型坦克。鉴于美国有法津禁止向伊朗售运武器。麦克法兰和诺思设计了“暗渡陈仓”的方案：根据“先付款后交货”的原则。伊朗先把购买资金打入指定的瑞士银行帐户，尔后以色列通过飞机空运和租用第三国货轮方式将库存“陶”式导弹提供给伊朗，美国再补足以色列“陶”式导弹库存量，伊朗得到“陶”式导弹后，便会在24小时内促成囚禁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释放。为确保交易万无一失。以色列摩萨德机关专门向美伊双方推荐了两个军火商负责具体实施，一位是犹太军火商尼姆罗迪，他常年泡在德黑兰，经常从欧洲搞到伊朗军方急需的战斗机零件，另一位是法籍伊朗商人戈巴尼法，他与伊朗总理穆萨维是老朋友。麦克法兰则指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思中校化名“威廉·古德”，进入军火交易网络，具体实施计划。
1985年9月14日，伊朗政府发出的500万美元进入瑞士银行帐户，以色列立即派出装有508枚“陶”式导弹的专机降落在伊朗指定的机场。伊朗方面说话算话，9月15日，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7个月的美国神父本杰明·韦尔获得了自由。“军火换人质”交易首战告捷，令美国政府欣喜若狂，里根当天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
麦克法兰从介入军火交易中尝到了甜头，他想继续干下去并越做越大，不光用军火来换人质，说不定还能打开美伊关系的大门。1986年5月，麦克法兰及其4名助手持着爱尔兰假护照，扮装成机组人员乘飞机秘密访问德黑兰。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麦克法兰等人一下飞机就找到机场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带来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是有里根总统签名的一本《圣经》，签名的那一页说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一支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大门的钥匙。麦克法兰在下榻的独立饭店同伊朗高级官员们举行了长达5天的会谈，伊朗提出恢复双边关系的一系列条件，但麦克法兰代表美国政府只答应第一条即提供巴列维国王购买并已付款的飞机和坦克配件及其他武器。但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上台的新温和派保持正常国家关系。
事隔不久，4驾c－130运输机从菲律宾克拉克基地神秘地飞往伊朗，带来了1000枚“陶”式导弹和数量不详的“霍克”地空导弹。随即第2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于7月26日在黎巴嫩获释。1986年10月7日，1艘名叫“莫尔索”号的丹麦货轮载着26箱，重460吨的货物从以色列埃拉特港启航前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卸货，船员们都知道箱内装的是用于维修美制坦克和大炮的零部件。但箱上刷的却是“黎巴嫩家禽”等字样，当“莫尔索”号抵港验货后。11月2日，第3名美国人质雅各布森获释。美国武器为伊朗军队带来了立杆见影的效力，势单力薄的伊朗步兵们不必再用“人肉炸弹”去交换伊拉克坦克，而只需在数千米外静候伊拉克坦克钻进“陶”式导弹的天罗地网，两伊战场攻守之势也随之易主。
在此期间，正赶上美国国会拒绝对中央情报局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拨款，中央情报局特别缺钱，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向麦克法兰的继任者波因德克斯特提议扩大售伊武器规模，波因德克斯特居然同意了，督促诺思中校尽力落实。据事后调查，在事发之前，美国以3000万美元的要价向伊朗出售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这些武器中除了作战飞机、坦克、雷达等装备外，至少还有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35枚“霍克”式地空导弹。美国净挣了1800万美元的利润，其中有350万美元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1986年入秋以后，伊朗政权内部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10月27日，黎巴嫩一家亲什叶派的《帆船周刊》主编哈桑·萨卜利采访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副领袖蒙泽塔里的女婿兄弟、伊斯兰解放运动办公室主任哈什米，这位心有怨气的家伙口无遮拦地向萨h利披露了这一惊天新闻：美国正通过以色列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甚至连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也全抖落出来。萨卜利清楚意识到，报道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可能会导致亲伊朗民兵的暗杀，可他把这条新闻的披露看作是自己记者生涯中的最佳独家新闻，而且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后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不怕死，因为生命目前在黎巴嫩分文不值。”
1986年11月4日，即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7周年纪念日，这家不太引人注目的《帆船周刊》靠美伊秘密武器交易的揭密报道一跃成为贝鲁特街头的畅销杂志，2.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口口声声不同“支持恐怖主义的霍梅尼政权”打交道的里根政府极为尴尬，里根的声望急剧下降，新闻记者把它等同于尼克松“水门”丑闻，称为“伊朗门”事件(lran－ContraAffair，又译“lrangate”)。在伊朗人民面前信誓旦旦与“大撒旦美帝国主义”和“撒旦犹太复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伊斯兰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怒火中烧的霍梅尼立即以“叛国、杀人、绑架和伪造证件”的罪名处决哈什米，蒙泽塔里也被迫辞职。
为查清真相。美国参众两院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从1987年5月5日至8月3日就“伊朗门”事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委员会共进行了41天的听证，历时250个小时，查阅数十万份有关文件、官方证据1059件。有29人出席作证。随着真相一步步揭开，里根总统的态度不得不从公开否认转向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并不再坚持“毫不知情”，虽然里根最后渡过了危机，但11月18日国会公布的“伊朗门事件调查报告还是认为总统应对事件承担最后的责任。由于事情败露，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引咎辞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在丑闻暴露后因癌症恶化而交出职务，具体落实者奥利弗·诺思中校被判刑，他在法庭宣判后说：“我只是一个在棋盘上任人随意摆布的小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