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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2日，是安德烈·艾尔诺·弗里德曼的百岁诞辰。他出生在布达佩斯，在世界上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罗伯特·卡帕。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战地摄影师之一，摄影新闻工作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在五次战争（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都拍摄了大量非凡的作品。他是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办人，通过倡导保护原始底片的概念以及摄影师对底片的所有权而持续不断地维护他的业界同仁的权益，他的这种努力给现代新闻摄影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但是罗伯特·卡帕从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地摄影师。是卡帕在塞格雷河战役的枪林弹雨之中完成了他杰出的摄影作品并发表之后，《图画邮报》的所有人和图片编辑斯戴芬·洛朗把这一称号赠予他的。但是卡帕从未觉得这一称号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对他的业界同仁们都非常尊敬，其中包括很多世界知名的新闻摄影记者，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威廉·尤金·史密斯、大卫·西蒙、沃纳·比肖夫、恩斯特·哈斯、卡尔·迈当斯、大卫·道格拉斯·邓肯、艾略特·厄威特等人。
然而，他生动活泼的摄影风格，力求最及时地出现在最佳的拍摄位置，力求尽可能靠近他所拍摄的人物，这些都经常给他造成生命危险。他努力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拍摄，在最关键的瞬间进行拍摄。他对他所工作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深怀热爱，他与他的相机所永恒记录的人们之间都达成了真诚的同情与理解，他通常把他们放在痛苦、苦恼、不确定、对死亡的恐惧、最急切的需求等戏剧化的情境中进行描绘。这些都把卡帕塑造为一种新型的战地摄影师的化身——工作敏捷，时机掌握准确。他使用当时时兴的35毫米微型格式的徕卡相机（1932年到1937年5月中旬之间）和康泰时相机（1937年5月底到1954年5月之间），然而凭借卓越的多才多艺的摄影技术，他也可以使用2 ?×2 ?中片幅的禄来福来克斯双镜头反光相机（1939年以后）。
卡帕的摄影作品本身就是具有杰出价值的图像文件，它们见证了20世纪大量极端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是关于战争到底是什么，以及战争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影响。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4年5月24日
尽管城市之间的距离很短，法军仍然决定使用飞机运送记者和高级官员，以避免地面交通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在常新、富宣、兴安、对仙、金鹏、利染、清廉、平陆等地区非常活跃，从而在北部地区把他们与西南部地区隔开。法军统帅部希望最大程度地确保卡帕等三人的安全【《生活》杂志驻印度支那通讯员唐纳德·M·威尔逊（Donald M. Wilson），在1954年5月10日到16日之间，他陪同卡帕在老挝报道使用直升机转移来自奠边府的严重受伤的法国士兵的情况，这些士兵随后被飞机送往河内接受治疗，他当时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约翰·麦克林（John Mecklin），因为这架小飞机只为记者提供了两个座位，并且他需要在飞机上用打字机打印一些为纽约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所写的一直未完成的编年史】。
因此，这架小飞机在法军位于南定以南几公里的空军基地降落，随后卡帕和麦克林及勒内·考格尼（René Cogny）将军一同乘汽车前往南定，他们受到法军在该地区的统帅让·拉卡佩尔（Jean Lacapelle）的迎接。拉卡佩尔建议他们在随后几天中陪同卡帕，在这几天中将有一个军事撤退的任务，以撤离和撤前毁弃法军在Doaithan和Thanh Né的军事据点，这两个据点都位于太平省的建昌地区的最西南部。
几个小时之后，卡帕参加了在南定的法军总部举行的一个重要的会议，为正在地图前研究该地区当前战情的勒内·考格尼将军和保尔·万雄（Paul Vanuxen）上校拍摄照片。三年前法军统帅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还可以调动三个装甲旅，并在1953年6月6日阻击越盟的进攻和压制其补给线，从而把南定控制在法军手中并控制整个红河三角洲。然而现在法军的高级将领们知道，越盟的武元甲将军将其战争策略转变为大范围的游击战（目标是制造一场消耗性的、拖延性的战争，他们有充足的人力作后盾，能够熟练地秘密移动部队到便于埋伏的位置，从而避免在地面和空中被法军瞄准，而在撤退时则能快速分散部队），这一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越盟在红河三角洲的广大农村地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法军统帅部的计划是放弃在农村地区的小型据点，因为这些据点在越盟的游击战策略以及地利优势面前显然无力抵抗，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重要城市中。
下午，卡帕和麦克林乘坐汽车前往府里的农村地区，该地区位于南定以西约4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法军士兵告诉他们，越盟控制着该地区并且频繁发动突袭。
晚上，返回南定之后，他们借住在一处叫做现代旅馆（Modern Hotel）的破败的公寓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Scripps-Howard》的通讯员吉姆·卢卡斯（Jim Lucas），卡帕以前在河内第一次见过他。
1954年5月25日
早上7点，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爬上等候在现代旅馆门前的一辆法军的吉普车，前往位于南定东北郊方向的太平省。
行驶了几公里之后，他们在红河岸边等待着与法军一同渡河，这支法军部队由2000名官兵和200辆机动车（包括吉普车、卡车和坦克）组成。
渡河之后，这支部队向着太平省的方向前进，向舞秋地区渗透。大约在早上8点40分，他们在Bong Dien和Nghia Khe之间的公路上遭到越盟狙击手的袭击，狙击手们使用口径7.62×54R的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进行远距离（500-800米）射击，使用苏制口径7.62×39毫米的西蒙诺夫卡宾枪进行中距离（350-400米）射击，给行驶在队列最前面的卡车司机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法军的压力迅速增大。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害怕越盟部队的包围战略，后者掩藏在周围异常茂密的植物中，并且在人数上明显占优。此外，他们都害怕被地雷、57毫米38式步枪（中国对美制M18A1无后座力步枪的仿制品）或者是更具杀伤力的75毫米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由陈大义设计，以极低的成本在作坊中进行生产，其原材料是由钢轨改制成的火箭筒配件，允许有0.5毫米以下的制造误差）袭击，而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可以摧毁法军中的坦克。 同时，作为后勤专家的武元甲将军，以卓越的能力管理着越盟部队，拥有超群的智慧，他不想对正处于激战中的法军进行强攻，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1. 法军装备良好，拥有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以及一些坦克。此外，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王牌之师——法国外籍军团，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必然给越盟造成巨大的伤亡。事实上，在一年前的1953年春季，越盟就发起了一场对Nà S?n的进攻，在经过激烈战斗并造成双方官兵都大量阵亡的情况下，法军凭借装备优势和刺猬防御战术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该战术是由让·吉勒斯（Jean Gilles）上校和路易斯·伯蒂尔（Louis Bertil）所制定的（后者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最高统帅安德烈·纳瓦雷（André Navarre）将军的首席幕僚）。
2. 武元甲知道，在1954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法军研究了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越盟在奠边府周边的据点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事实上，从1949年到1951年初，越盟就遭到美制P-63战斗机的袭击，在1951年3月到如今的1954年5月又遭到F8F熊猫舰载战斗机和F6F地狱猫战斗机的袭击，还有改装的C-119“飞行车厢”运输机，所有这些战机都是从美国购买，用以投放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从而支援法军的地面部队），甚至用以全面瓦解奠边府周边的越盟部队的“秃鹰行动”，也考虑过向围困奠边府的越盟部队投掷3枚原子弹以解除其包围，但是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没有支持这一动议。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获知，武元甲已经聪明地预见到这一可能性，因此他把越盟的战壕一步步地向法军在奠边府的大本营推进，直到距离法军只有几米的地方。因此从1954年4月底开始，法军已经无法放手实施空袭，因为无论是使用常规炸弹还是原子弹，都无法保证法军据点处于其爆炸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
同时，武元甲知道在奠边府的大捷也给自己的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特别是以潮水般的进攻夺取Beatrice、Gabrielle和Isabelle等据点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法军顽强的抵抗，尽管越盟部队的人数远多于法军。
然而法军的抵抗并没有奏效，1954年5月7日，奠边府落入越盟的手中。但是身经百战的越盟将军武元甲知道，如果他命令发动猛攻以全歼这支法军部队，那些为了自己经济利益而发动此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人，就有了进一步的借口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会再次考虑实施地毯式轰炸或者核打击的可能性，这将会给越南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选择了游击战的方式，在特定时间使用狙击手和迫击炮的方式实施有效袭击，从而一步步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他们人困马乏，让他们觉得自己时刻被监控并且随时都可能被消灭。越盟的口号是明确的：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尽快撤离越南！
此时，这支法军部队里的坦克向越盟部队开火，但是越盟游击队超强的掩护能力和快速的移动，使得法军难以瞄准越盟部队。
同时，温度上升到40摄氏度，而由于越南气候潮湿，实际上的体感温度大约是48度。因此，在热浪滚滚之中，法军官兵汗流浃背，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同样如此。
在经过了几分钟焦灼的等待之后，这支部队继续前行，但是在Thuong Dien和La Dien之间的公路沿线非常靠近红河的地方，他们又再次遭到几公里之外的越盟部队的袭击。当时一辆卡车轧上了地雷，地雷爆炸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
从这里开始，当法军部队穿过和平和Song An地区时，越盟部队给法军制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投入使用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与苏制82毫米迫击炮，以及持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和西蒙诺夫卡宾枪的狙击手进行袭击，从而给法军部队的后部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法军坦克又一次开火，正像法军士兵持他们的MAT-49冲锋枪、MAS-36步枪、MAS-49步枪和M1加兰德步枪一齐开火一样。但是开火并未收效，由于周边植物茂密，所以几乎不可能瞄准越盟士兵，而只能向周边的一些村落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卡帕都在快速地前后移动之中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都意识到，卡帕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经历过5次战争的老手），在他认为可以拍出好的作品时才会冒风险去拍摄。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穿过Vu Phúc和Vu Hoy地区，进入了建昌地区（属于太平省），在Vu Qúy和建江省之间一带，他们朝东行进并抵达Dongquithon据点。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将会有几个小时的行程延误，因为越盟部队挖出了又宽又深的沟渠，从而切断了前方几百米处的公路，并且炸掉了通向两处桥梁的通道。
当推土机和两名越盟的俘虏在修复公路的时候，卡帕快速跑到法军部队的最前面进行拍摄。
Dongquithon据点的法军指挥官邀请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在这个很小的据点里共进早餐，但是卡帕仍然决定继续拍摄照片。
随后不久，汗流浃背和极度疲劳的卡帕，在一辆卡车旁的阴凉地里躺下来，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2点发现了卡帕。
几分钟后，他们听说这支部队中的先头车辆已经抵达Doaithan据点，因此他们爬上了自己的吉普车，避开部队中的其他车辆和坦克，抵达了已被毁坏的小型据点Doaithan，该据点被带刺的铁丝网和浓密的植物所包围。在下午2点25分，他们注意到守军已经放弃了该据点，并且开始向这个孤立无援的据点中放置炸药。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前进，在前方200米处，他们又遭到越盟伏兵的偷袭，法军部队中的几名士兵阵亡。
酷热是如此难以忍耐，在很长时间里，这支部队中的2000名官兵都十分疲劳。
卡帕问陆军中校让·拉卡佩尔是否有新的进展，他的回答是，“到处都是越盟”。
卡帕非常疲劳，但是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一直努力拍摄更新更好的作品，因此他仍然爬上吉普车的前部，从这一新的更高的角度继续拍摄。 这支部队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又被越盟的部队所阻击。越盟有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和M-44莫辛·纳甘步枪的狙击手，也有苏制82毫米M1937、M1941和M1943迫击炮以及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北越的迫击炮是在山区里的作坊中精心制造的，而制造工具则来自海防的Caron工厂，由工程师陈大义监督制造。陈大义是越盟军工技术的首席专家，他拥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力高等航空航天学院的教育背景。他天才般的能力，使得越盟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和原始的手段，生产多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包括对美制81毫米M1迫击炮及其3.11公斤M43A1 HE炮弹的质量更好的仿制品，便携优化的60毫米31式迫击炮（对美制M2的仿制品，陈大义把制造成本降到最低，而该仿制品的射程仅缩短了300米），以及60毫米63式迫击炮（对31式迫击炮的改进版，越盟的科学家同样降低了其制造成本，把炮筒的长度缩减到比M2短11.64厘米）。
法军遭到来自不同距离之外的袭击，因为越盟的狙击手位于公路两旁，在350-4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射击，在500-8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M-44莫辛·纳甘步枪射击。而在迫击炮射击时，越盟的迫击炮手在操控迫击炮方面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英勇的气概，能够每隔几秒就确定射击方位和仰角修正，准确发射他们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的炮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目标最有效的火力攻击并快速移动，同时也可以掩护迫击炮免遭敌人的瞄准和直接的火力攻击。
卡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危险境地，并且他知道越盟占据了优势，他们埋伏在附近树林与茂密的植物中进行射击，并且不需要大规模调动部队就能随时实地发动袭击，一直占据有利的位置监视法军部队。他们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都非常高，选择最恰当的地形安排伏兵，同时又能找到掩体以躲过法军在地面和空中的侦察，并且时刻可能进行出其不意的偷袭并保持战略主动权。毋庸置疑，由于持续的遭遇伏兵，这支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的精力都在消耗。
这不是卡帕第一次看到迫击炮袭击的场景。在1944年12月他也经历了同样的场景，当时他身处“凸出部战役”中的美军第4装甲师第37营的坦克群中，这支部队正通过巴斯托涅以支援被德军围困的第101空降师。同样，在此前一年的1943年12月30日，他正参与美军第45师第108团的先头部队对韦纳夫罗的进攻，这是意大利莫利塞地区伊塞尔尼亚省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当时他们突然遭到德军迫击炮的袭击，他身旁的一名美军士兵被三个弹片碎片击中而当场阵亡。
虽然充分意识到极高的风险，卡帕还是继续移动以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了卡帕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拍到最好的照片的。
他无疑能够听到越盟的狙击手射出的762×39毫米和762×54R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十分精准，不断给法军部队造成伤亡。而苏制和北越制迫击炮发射出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炮弹不断爆炸，则给法军部队造成了恐慌。
他们已经离开Doaithan有一公里了，距离Thanh Né有三公里了，那是法军部队的目的地。
危险的压力非常大。突然，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卡帕返回跑向那辆吉普车，把它的一侧作为掩体。他看着旁边的树林，试图仔细查看越盟对法军部队射击的步枪、卡宾枪和迫击炮的火力线路。
卡帕仍然蹲在吉普车后面，试图保护自己避开狙击手的子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片，而后者是更让人恐惧的，因为越盟的60毫米31式和63式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22米的范围，而81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35米的范围。
此时人们的肾上腺素被放大了数倍。越盟士兵射出的一阵步枪和来复枪子弹以及迫击炮弹落向了卡帕所在的法军部队。
现场变成了地狱。卡帕知道如果他想拍到好的照片，他必须克服这一切。在西班牙内战中第一次的炮火洗礼之后，他在过去的18年间就一直如此。
事实上，他的整个生活就如同一局扑克牌游戏，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国家，永远都在漂泊和为生存而战。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在1931年7月12日早晨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并移居柏林，而随后他又不得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再次离开柏林。
卡帕决定放弃吉普车的掩护而以最快的速度前去拍照，他根据经验认为有机会拍到好的照片，因此在需要冒险时，他真的会去冒险。但是这个过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危险的成分，随时可能突然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夺去一个战地摄影师的生命。
在通向Thanh Né的公路的左侧的一大片稻田里，法军部队向前行进了几分钟。他们非常缓慢而小心地行进，一些人携带着地雷探测器。尽管酷热难耐，所有士兵都还戴着头盔，因为他们害怕越盟的狙击手直接瞄准他们的头部射击。
卡帕使用两台旁轴相机（一台是24×36mm格式的康泰时IIa Black Dial，由斯图加特的蔡司·依康制造，配卡尔·蔡司Jena Sonnar 50mm f/2 T镜头、柯达Super-XX ISO 250黑白胶片；另一台是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的24×34mm尼康S，配尼克尔S.C.50mm f/1.4镜头和柯达K-11 ISO 12彩色胶片），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照片，但大多是黑白照片。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及其去世之地
下午2点55分，卡帕拍摄了他最后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用尼康S拍摄的彩色照片，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的17个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在照片的左边，是一名无线电技术兵，而在照片中的右边，也就是拍摄时最靠近相机的那名士兵，身上携带着一台地雷探测器）以及在照片偏右的位置上的处于远景中的一辆坦克。
在照片的右边，可以看到一条小溪的堤岸，小溪在右边流过，在靠近公路的地方有缓坡。
另一张是用康泰时IIa拍摄的黑白照片，也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中的7名士兵。这是卡帕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几秒钟之后他踏上了一颗地雷。这颗地雷埋在右边小溪堤岸之外的缓坡上，60年之后，这里已经完全被树和茂密的植物所覆盖。
可以发现，跟前一张彩色照片比起来，卡帕快速地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向右前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拍摄，这样士兵和坦克都可以更多地充满整个画面。而在第一张彩色照片中位于整个构图的中间偏右的坦克，现在则在黑白照片画面的最左边了，而坦克外面的小溪堤岸和缓坡都显得更近了。
不一会儿，卡帕又决定向缓坡方向前进，可能是计划站到更高的位置上拍摄更多照片，就在上坡的过程中，他踏上了一颗反步兵地雷，这颗地雷是由熟知当地地形的越盟部队在夜晚埋下的。
地雷炸飞了他的左腿，并且在他的胸膛炸开一个大口子。同时，爆炸的冲击波把他的尼康S相机震飞到了几米之外【1970年代初，纽约的尼康屋（Nikon House）展出了这台尼康S相机，新闻摄影记者Sal di Marco仍然可以看到这台相机中的一些血迹。尼康屋目前是尼康历史学会（Nikon Historical Society）的房产】，而卡帕则丧失了知觉，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左手仍然握着他的康泰时IIa相机，他用这台相机拍下了他的最后一张黑白照片。
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3点10分到达爆炸现场。卡帕失血严重，痛苦不堪。拉卡佩尔上校听到爆炸声，也立刻赶来。他看到卡帕躺在地上，立刻让救护车把卡帕送往后方5公里处Dong Qui Thon据点的急救站，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卡帕已经死亡。
卡帕死了，然而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但是罗伯特·卡帕从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地摄影师。是卡帕在塞格雷河战役的枪林弹雨之中完成了他杰出的摄影作品并发表之后，《图画邮报》的所有人和图片编辑斯戴芬·洛朗把这一称号赠予他的。但是卡帕从未觉得这一称号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对他的业界同仁们都非常尊敬，其中包括很多世界知名的新闻摄影记者，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威廉·尤金·史密斯、大卫·西蒙、沃纳·比肖夫、恩斯特·哈斯、卡尔·迈当斯、大卫·道格拉斯·邓肯、艾略特·厄威特等人。
然而，他生动活泼的摄影风格，力求最及时地出现在最佳的拍摄位置，力求尽可能靠近他所拍摄的人物，这些都经常给他造成生命危险。他努力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拍摄，在最关键的瞬间进行拍摄。他对他所工作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深怀热爱，他与他的相机所永恒记录的人们之间都达成了真诚的同情与理解，他通常把他们放在痛苦、苦恼、不确定、对死亡的恐惧、最急切的需求等戏剧化的情境中进行描绘。这些都把卡帕塑造为一种新型的战地摄影师的化身——工作敏捷，时机掌握准确。他使用当时时兴的35毫米微型格式的徕卡相机（1932年到1937年5月中旬之间）和康泰时相机（1937年5月底到1954年5月之间），然而凭借卓越的多才多艺的摄影技术，他也可以使用2 ?×2 ?中片幅的禄来福来克斯双镜头反光相机（1939年以后）。
卡帕的摄影作品本身就是具有杰出价值的图像文件，它们见证了20世纪大量极端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是关于战争到底是什么，以及战争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影响。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4年5月24日
尽管城市之间的距离很短，法军仍然决定使用飞机运送记者和高级官员，以避免地面交通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在常新、富宣、兴安、对仙、金鹏、利染、清廉、平陆等地区非常活跃，从而在北部地区把他们与西南部地区隔开。法军统帅部希望最大程度地确保卡帕等三人的安全【《生活》杂志驻印度支那通讯员唐纳德·M·威尔逊（Donald M. Wilson），在1954年5月10日到16日之间，他陪同卡帕在老挝报道使用直升机转移来自奠边府的严重受伤的法国士兵的情况，这些士兵随后被飞机送往河内接受治疗，他当时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约翰·麦克林（John Mecklin），因为这架小飞机只为记者提供了两个座位，并且他需要在飞机上用打字机打印一些为纽约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所写的一直未完成的编年史】。
因此，这架小飞机在法军位于南定以南几公里的空军基地降落，随后卡帕和麦克林及勒内·考格尼（René Cogny）将军一同乘汽车前往南定，他们受到法军在该地区的统帅让·拉卡佩尔（Jean Lacapelle）的迎接。拉卡佩尔建议他们在随后几天中陪同卡帕，在这几天中将有一个军事撤退的任务，以撤离和撤前毁弃法军在Doaithan和Thanh Né的军事据点，这两个据点都位于太平省的建昌地区的最西南部。
几个小时之后，卡帕参加了在南定的法军总部举行的一个重要的会议，为正在地图前研究该地区当前战情的勒内·考格尼将军和保尔·万雄（Paul Vanuxen）上校拍摄照片。三年前法军统帅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还可以调动三个装甲旅，并在1953年6月6日阻击越盟的进攻和压制其补给线，从而把南定控制在法军手中并控制整个红河三角洲。然而现在法军的高级将领们知道，越盟的武元甲将军将其战争策略转变为大范围的游击战（目标是制造一场消耗性的、拖延性的战争，他们有充足的人力作后盾，能够熟练地秘密移动部队到便于埋伏的位置，从而避免在地面和空中被法军瞄准，而在撤退时则能快速分散部队），这一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越盟在红河三角洲的广大农村地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法军统帅部的计划是放弃在农村地区的小型据点，因为这些据点在越盟的游击战策略以及地利优势面前显然无力抵抗，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重要城市中。
下午，卡帕和麦克林乘坐汽车前往府里的农村地区，该地区位于南定以西约4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法军士兵告诉他们，越盟控制着该地区并且频繁发动突袭。
晚上，返回南定之后，他们借住在一处叫做现代旅馆（Modern Hotel）的破败的公寓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Scripps-Howard》的通讯员吉姆·卢卡斯（Jim Lucas），卡帕以前在河内第一次见过他。
1954年5月25日
早上7点，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爬上等候在现代旅馆门前的一辆法军的吉普车，前往位于南定东北郊方向的太平省。
行驶了几公里之后，他们在红河岸边等待着与法军一同渡河，这支法军部队由2000名官兵和200辆机动车（包括吉普车、卡车和坦克）组成。
渡河之后，这支部队向着太平省的方向前进，向舞秋地区渗透。大约在早上8点40分，他们在Bong Dien和Nghia Khe之间的公路上遭到越盟狙击手的袭击，狙击手们使用口径7.62×54R的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进行远距离（500-800米）射击，使用苏制口径7.62×39毫米的西蒙诺夫卡宾枪进行中距离（350-400米）射击，给行驶在队列最前面的卡车司机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法军的压力迅速增大。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害怕越盟部队的包围战略，后者掩藏在周围异常茂密的植物中，并且在人数上明显占优。此外，他们都害怕被地雷、57毫米38式步枪（中国对美制M18A1无后座力步枪的仿制品）或者是更具杀伤力的75毫米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由陈大义设计，以极低的成本在作坊中进行生产，其原材料是由钢轨改制成的火箭筒配件，允许有0.5毫米以下的制造误差）袭击，而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可以摧毁法军中的坦克。 同时，作为后勤专家的武元甲将军，以卓越的能力管理着越盟部队，拥有超群的智慧，他不想对正处于激战中的法军进行强攻，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1. 法军装备良好，拥有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以及一些坦克。此外，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王牌之师——法国外籍军团，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必然给越盟造成巨大的伤亡。事实上，在一年前的1953年春季，越盟就发起了一场对Nà S?n的进攻，在经过激烈战斗并造成双方官兵都大量阵亡的情况下，法军凭借装备优势和刺猬防御战术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该战术是由让·吉勒斯（Jean Gilles）上校和路易斯·伯蒂尔（Louis Bertil）所制定的（后者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最高统帅安德烈·纳瓦雷（André Navarre）将军的首席幕僚）。
2. 武元甲知道，在1954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法军研究了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越盟在奠边府周边的据点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事实上，从1949年到1951年初，越盟就遭到美制P-63战斗机的袭击，在1951年3月到如今的1954年5月又遭到F8F熊猫舰载战斗机和F6F地狱猫战斗机的袭击，还有改装的C-119“飞行车厢”运输机，所有这些战机都是从美国购买，用以投放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从而支援法军的地面部队），甚至用以全面瓦解奠边府周边的越盟部队的“秃鹰行动”，也考虑过向围困奠边府的越盟部队投掷3枚原子弹以解除其包围，但是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没有支持这一动议。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获知，武元甲已经聪明地预见到这一可能性，因此他把越盟的战壕一步步地向法军在奠边府的大本营推进，直到距离法军只有几米的地方。因此从1954年4月底开始，法军已经无法放手实施空袭，因为无论是使用常规炸弹还是原子弹，都无法保证法军据点处于其爆炸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
同时，武元甲知道在奠边府的大捷也给自己的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特别是以潮水般的进攻夺取Beatrice、Gabrielle和Isabelle等据点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法军顽强的抵抗，尽管越盟部队的人数远多于法军。
然而法军的抵抗并没有奏效，1954年5月7日，奠边府落入越盟的手中。但是身经百战的越盟将军武元甲知道，如果他命令发动猛攻以全歼这支法军部队，那些为了自己经济利益而发动此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人，就有了进一步的借口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会再次考虑实施地毯式轰炸或者核打击的可能性，这将会给越南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选择了游击战的方式，在特定时间使用狙击手和迫击炮的方式实施有效袭击，从而一步步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他们人困马乏，让他们觉得自己时刻被监控并且随时都可能被消灭。越盟的口号是明确的：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尽快撤离越南！
此时，这支法军部队里的坦克向越盟部队开火，但是越盟游击队超强的掩护能力和快速的移动，使得法军难以瞄准越盟部队。
同时，温度上升到40摄氏度，而由于越南气候潮湿，实际上的体感温度大约是48度。因此，在热浪滚滚之中，法军官兵汗流浃背，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同样如此。
在经过了几分钟焦灼的等待之后，这支部队继续前行，但是在Thuong Dien和La Dien之间的公路沿线非常靠近红河的地方，他们又再次遭到几公里之外的越盟部队的袭击。当时一辆卡车轧上了地雷，地雷爆炸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
从这里开始，当法军部队穿过和平和Song An地区时，越盟部队给法军制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投入使用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与苏制82毫米迫击炮，以及持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和西蒙诺夫卡宾枪的狙击手进行袭击，从而给法军部队的后部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法军坦克又一次开火，正像法军士兵持他们的MAT-49冲锋枪、MAS-36步枪、MAS-49步枪和M1加兰德步枪一齐开火一样。但是开火并未收效，由于周边植物茂密，所以几乎不可能瞄准越盟士兵，而只能向周边的一些村落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卡帕都在快速地前后移动之中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都意识到，卡帕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经历过5次战争的老手），在他认为可以拍出好的作品时才会冒风险去拍摄。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穿过Vu Phúc和Vu Hoy地区，进入了建昌地区（属于太平省），在Vu Qúy和建江省之间一带，他们朝东行进并抵达Dongquithon据点。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将会有几个小时的行程延误，因为越盟部队挖出了又宽又深的沟渠，从而切断了前方几百米处的公路，并且炸掉了通向两处桥梁的通道。
当推土机和两名越盟的俘虏在修复公路的时候，卡帕快速跑到法军部队的最前面进行拍摄。
Dongquithon据点的法军指挥官邀请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在这个很小的据点里共进早餐，但是卡帕仍然决定继续拍摄照片。
随后不久，汗流浃背和极度疲劳的卡帕，在一辆卡车旁的阴凉地里躺下来，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2点发现了卡帕。
几分钟后，他们听说这支部队中的先头车辆已经抵达Doaithan据点，因此他们爬上了自己的吉普车，避开部队中的其他车辆和坦克，抵达了已被毁坏的小型据点Doaithan，该据点被带刺的铁丝网和浓密的植物所包围。在下午2点25分，他们注意到守军已经放弃了该据点，并且开始向这个孤立无援的据点中放置炸药。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前进，在前方200米处，他们又遭到越盟伏兵的偷袭，法军部队中的几名士兵阵亡。
酷热是如此难以忍耐，在很长时间里，这支部队中的2000名官兵都十分疲劳。
卡帕问陆军中校让·拉卡佩尔是否有新的进展，他的回答是，“到处都是越盟”。
卡帕非常疲劳，但是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一直努力拍摄更新更好的作品，因此他仍然爬上吉普车的前部，从这一新的更高的角度继续拍摄。 这支部队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又被越盟的部队所阻击。越盟有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和M-44莫辛·纳甘步枪的狙击手，也有苏制82毫米M1937、M1941和M1943迫击炮以及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北越的迫击炮是在山区里的作坊中精心制造的，而制造工具则来自海防的Caron工厂，由工程师陈大义监督制造。陈大义是越盟军工技术的首席专家，他拥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力高等航空航天学院的教育背景。他天才般的能力，使得越盟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和原始的手段，生产多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包括对美制81毫米M1迫击炮及其3.11公斤M43A1 HE炮弹的质量更好的仿制品，便携优化的60毫米31式迫击炮（对美制M2的仿制品，陈大义把制造成本降到最低，而该仿制品的射程仅缩短了300米），以及60毫米63式迫击炮（对31式迫击炮的改进版，越盟的科学家同样降低了其制造成本，把炮筒的长度缩减到比M2短11.64厘米）。
法军遭到来自不同距离之外的袭击，因为越盟的狙击手位于公路两旁，在350-4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射击，在500-8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M-44莫辛·纳甘步枪射击。而在迫击炮射击时，越盟的迫击炮手在操控迫击炮方面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英勇的气概，能够每隔几秒就确定射击方位和仰角修正，准确发射他们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的炮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目标最有效的火力攻击并快速移动，同时也可以掩护迫击炮免遭敌人的瞄准和直接的火力攻击。
卡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危险境地，并且他知道越盟占据了优势，他们埋伏在附近树林与茂密的植物中进行射击，并且不需要大规模调动部队就能随时实地发动袭击，一直占据有利的位置监视法军部队。他们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都非常高，选择最恰当的地形安排伏兵，同时又能找到掩体以躲过法军在地面和空中的侦察，并且时刻可能进行出其不意的偷袭并保持战略主动权。毋庸置疑，由于持续的遭遇伏兵，这支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的精力都在消耗。
这不是卡帕第一次看到迫击炮袭击的场景。在1944年12月他也经历了同样的场景，当时他身处“凸出部战役”中的美军第4装甲师第37营的坦克群中，这支部队正通过巴斯托涅以支援被德军围困的第101空降师。同样，在此前一年的1943年12月30日，他正参与美军第45师第108团的先头部队对韦纳夫罗的进攻，这是意大利莫利塞地区伊塞尔尼亚省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当时他们突然遭到德军迫击炮的袭击，他身旁的一名美军士兵被三个弹片碎片击中而当场阵亡。
虽然充分意识到极高的风险，卡帕还是继续移动以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了卡帕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拍到最好的照片的。
他无疑能够听到越盟的狙击手射出的762×39毫米和762×54R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十分精准，不断给法军部队造成伤亡。而苏制和北越制迫击炮发射出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炮弹不断爆炸，则给法军部队造成了恐慌。
他们已经离开Doaithan有一公里了，距离Thanh Né有三公里了，那是法军部队的目的地。
危险的压力非常大。突然，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卡帕返回跑向那辆吉普车，把它的一侧作为掩体。他看着旁边的树林，试图仔细查看越盟对法军部队射击的步枪、卡宾枪和迫击炮的火力线路。
卡帕仍然蹲在吉普车后面，试图保护自己避开狙击手的子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片，而后者是更让人恐惧的，因为越盟的60毫米31式和63式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22米的范围，而81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35米的范围。
此时人们的肾上腺素被放大了数倍。越盟士兵射出的一阵步枪和来复枪子弹以及迫击炮弹落向了卡帕所在的法军部队。
现场变成了地狱。卡帕知道如果他想拍到好的照片，他必须克服这一切。在西班牙内战中第一次的炮火洗礼之后，他在过去的18年间就一直如此。
事实上，他的整个生活就如同一局扑克牌游戏，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国家，永远都在漂泊和为生存而战。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在1931年7月12日早晨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并移居柏林，而随后他又不得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再次离开柏林。
卡帕决定放弃吉普车的掩护而以最快的速度前去拍照，他根据经验认为有机会拍到好的照片，因此在需要冒险时，他真的会去冒险。但是这个过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危险的成分，随时可能突然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夺去一个战地摄影师的生命。
在通向Thanh Né的公路的左侧的一大片稻田里，法军部队向前行进了几分钟。他们非常缓慢而小心地行进，一些人携带着地雷探测器。尽管酷热难耐，所有士兵都还戴着头盔，因为他们害怕越盟的狙击手直接瞄准他们的头部射击。
卡帕使用两台旁轴相机（一台是24×36mm格式的康泰时IIa Black Dial，由斯图加特的蔡司·依康制造，配卡尔·蔡司Jena Sonnar 50mm f/2 T镜头、柯达Super-XX ISO 250黑白胶片；另一台是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的24×34mm尼康S，配尼克尔S.C.50mm f/1.4镜头和柯达K-11 ISO 12彩色胶片），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照片，但大多是黑白照片。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及其去世之地
下午2点55分，卡帕拍摄了他最后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用尼康S拍摄的彩色照片，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的17个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在照片的左边，是一名无线电技术兵，而在照片中的右边，也就是拍摄时最靠近相机的那名士兵，身上携带着一台地雷探测器）以及在照片偏右的位置上的处于远景中的一辆坦克。
在照片的右边，可以看到一条小溪的堤岸，小溪在右边流过，在靠近公路的地方有缓坡。
另一张是用康泰时IIa拍摄的黑白照片，也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中的7名士兵。这是卡帕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几秒钟之后他踏上了一颗地雷。这颗地雷埋在右边小溪堤岸之外的缓坡上，60年之后，这里已经完全被树和茂密的植物所覆盖。
可以发现，跟前一张彩色照片比起来，卡帕快速地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向右前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拍摄，这样士兵和坦克都可以更多地充满整个画面。而在第一张彩色照片中位于整个构图的中间偏右的坦克，现在则在黑白照片画面的最左边了，而坦克外面的小溪堤岸和缓坡都显得更近了。
不一会儿，卡帕又决定向缓坡方向前进，可能是计划站到更高的位置上拍摄更多照片，就在上坡的过程中，他踏上了一颗反步兵地雷，这颗地雷是由熟知当地地形的越盟部队在夜晚埋下的。
地雷炸飞了他的左腿，并且在他的胸膛炸开一个大口子。同时，爆炸的冲击波把他的尼康S相机震飞到了几米之外【1970年代初，纽约的尼康屋（Nikon House）展出了这台尼康S相机，新闻摄影记者Sal di Marco仍然可以看到这台相机中的一些血迹。尼康屋目前是尼康历史学会（Nikon Historical Society）的房产】，而卡帕则丧失了知觉，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左手仍然握着他的康泰时IIa相机，他用这台相机拍下了他的最后一张黑白照片。
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3点10分到达爆炸现场。卡帕失血严重，痛苦不堪。拉卡佩尔上校听到爆炸声，也立刻赶来。他看到卡帕躺在地上，立刻让救护车把卡帕送往后方5公里处Dong Qui Thon据点的急救站，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卡帕已经死亡。
卡帕死了，然而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