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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聊城年会期间，我与深圳大学海洋艺术中心的张岩鑫主任，邀请东道主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和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在东昌湖畔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午夜撸串论坛”，研过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适时得以一观陈清义馆长的《聊城运河文化研究》和《运河图鉴》两部大作，话题不南得就转到运河人物与文献上来。
至少在明代，就有两个从海上漂来的外国人通过大运河访问中国、了解中国，进而向世界介绍中国：一位是朝鲜半岛来的崔溥，他写了一部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漂海录》；另一位是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他留下了一部日记版的大运河“上河图”——《入明记》。这两个人、这两件事、这两部书，就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关系的最好例证。
讨论意犹末尽，在此与读者分享一二。关于崔溥与《漂海录》，另文叙述，本文主要讲述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与《人明记》及大运河折射的海丝炫彩与传奇。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联系
古代中国与外国的联系皆以“朝贡”来设定，明代与前朝一样，日本与大明的往来也是朝贡关系，而日本则谓之“遣”。日本前后派过11次遣明使（此前，“日本国王良怀”朝贡使多次入明，但日本历史上都没将这些日本使团列入“遣明使”范围）。这里要说的策彦周良，参加了最后两次遣明使团。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日本再没派遣明使了。
遣明使皆从海上而来，船舶在宁波靠岸。宁波在唐代已跻身中国四大名港；宋元时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三大港口之一；到了明代，宁波被确定为专通日本的唯一港口。这限制了宁波同其他国家的交，主，但也使宁波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密切，彰显了这个港口与运河的“达海通江”之意。
遣明使进入中国，除了进行礼物交接、朝贡贸易外，还有大量的随员私人贸易和文化交流。巨大的利润与文化需求，使得遣明使团十分庞大，有时达到六七百人。这些商人、文人，来华从事铜钱、丝绸、水银、药材、漆器、瓷器、古字画等买卖。此中的僧侣文人有较高的汉学造诣，更热衷于中国典籍与书面的收藏。高僧策彦周良后来贵为正使，也是这类角色中的杰出人物。
策彦周良的《入明记》
策彦周良是日本临济宗僧人，生于京都，出身显赫，是丹波（京都府）管领细川家族的家臣井上宗信的三儿子，俗名策彦井上。他18岁在天龙寺受戒出家，法姓周良。21岁时，继承师父塔头，被称为妙智院三世。曾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受幕府之命两次进入大明，前一次为副使，后一次为正使。
他从宁波登岸后，由大运河溯水北上去京城。策彦周良博学多才，精通汉文并善作汉诗，为大明文士所钦佩，甚至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饯别时授御诗三首。他的《入明记》（包括彻渡集》和《再渡集》）是日本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这11批使者留下的最具体、最详细的记录。
虽然策彦周良是僧侣，但他除了详细记录运河两岸的寺庙外，还详细记录了运河沿途的商业活动。策彦周良从宁波入运河开始，就一路记录经过的店铺、字招，共记有店铺字招牌90多个，涵盖了手工作坊、商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涉及十七八个行业。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记录了所采购的60余种商品，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门类非常广泛，还特别交代了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据《初渡集》载，初次入明时，在宁波期间，策彦周良花钱购买或友人惠赠的书籍就达60余册。他还致信范南冈和范葵园两位古董商，向他们求购古籍，并告之视书的质量好坏定价。甚至，他还从这些文友、商人手里购买了黄庭坚、苏轼的遗墨。这些对研究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都是难得的材料。
当然，作为精通中文的僧侣，策彦周良还和明朝士大夫有很深的文化交流。有学者统计他和宁波柯雨窗的交往，策彦周良主动拜访或回访六次，致送诗柬近20次，接受他的诗文书画至少20次，可以说天天往来。柯雨商是明朝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坊的学生。柯雨窗赠予策彦周良《怡斋赋》《送行诗文卷》《衣锦荣归诗序》等，还送他数幅字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
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画像就是“照片”了。在陈清义馆长赠给我的《聊城运河文化研究》中，我看到了《策彦禅师像》。画面中的策彦周良，头戴东坡巾，身穿黑色僧服，外系黄色褡裢，结咖趺坐于方塌之上，右手置于膝头，左手捧书卷，气定神闲。
《策彦禅师像》有两幅存世，一是柯雨窗题本，一是德云山人题本。我用十倍放大镜查看画顶部的题赞，可清楚看到此为柯雨窗赞文，是柯雨商题本，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赞文为楷体，结字隽秀，与画面下方人物肖像珠联壁合。赞文也很华丽：
师，日本高僧也。奉使中华。寓于明州，有威仪文学。予幸辱知于师。其徒三英藏主，偶出师小影视予。予为之赞曰：资温如璋，额珠内藏。儒巾释裳，跏跗肃庄。琅函时张，道心清凉。容止可望，蕴蓄难量。笔翰琳琅，诗风日唐。奉表天王，踌趾宾堂。明声震扬，宸宠辉光。壮览胜方，倦休扶桑。身升颐康，寿日无疆。大明嘉靖二十年，岁次赤奋若端月望后，四明南遁柯雨窗书。
柯雨窗题本《策彦禅师像》，现藏于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妙智院还藏有一幅柯雨窗作于同年的《衣锦荣归图》。有研究者推测，该图描绘的山水背景，是日本京都岚山天龙寺，岚山山前有一条名为桂川的河流，画面右下角之桥当为著名的渡月桥，冉北行即至天龙寺山门。柯雨窗未曾去过日本，该图可能是根据策彦周良对于故土的描述，冉结合作者的想象绘成。图上是柯雨窗题“衣锦荣归”四个行楷横书大字，左端有“四明南隐柯雨窗书”款字。
策彦周良回到日本，不仅成为住持，还对寺院建设顿有贡献，其中宝严院名声在外的“狮子吼之庭”（寓意“佛在讲法”）的禅宗园林设计，所谓“岚山借景回游式山水庭园”，就是由这位了不起的禅师设计，现已成为赏红叶的胜景之一。
为何请中国名士画像与题赞
策彦周良的确是“衣锦荣归”了，1544年即由“首座”升为临川寺的名誉“住持”，后为妙智院“住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策彦周良似已料到。他在第一次人明（1539-1541）时，即委托宁波画师（佚名）订制了一幅表现为“住持”形象的肖像，并请宁波文士柯雨窗题赞。
成为临川寺的名誉住持后，他又请德云山人为他的另一幅肖像画题赞。赞文中有“后生可畏”的语气，可见是一位高僧大德昕题。策彦周良策划两个题本，除了显示自己身为官寺系统住持的形象外，也藉由题赞，宣扬自己就任妙智院塔主时的功绩。这些题本也成为此后妙智院塔主肖像画的范本。
遣明使请中国名士为之画像并题赞是一种日本的文化时尚。日本神奈川县立博物馆藏有一幅室町时代画师一枝希维所绘《山水图卷》，上面就有明代文人题写的序跋。这幅画曾于1476年由遣明使带入宁波，请宁波著名文士金湜作序、袁应骧作跋，而后带回日本。在《山水图卷》的卷头还留有日本人的简短题记：
倭国画图，笔痴墨拙，岂可堪供大
邦君子之一览乎？虽然，若赐一语，题
左方者，希玄丹一粒，点铁作金矣。文
明丙申初秋下浣谨书。
此题记，文字十分谦谨，是日本文人愿意与大明文人展开交流的真情流露。
此行将离开聊城时，我与聊城海洋画家桂志仁和深圳大学张岩鑫老师一起商量，为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策划了两幅历史画，一是“崔溥与《漂海录》”，另一幅是“策彦周良与《入明记》”，或许，可为大运河展览增加一點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亮色。
至少在明代，就有两个从海上漂来的外国人通过大运河访问中国、了解中国，进而向世界介绍中国：一位是朝鲜半岛来的崔溥，他写了一部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漂海录》；另一位是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他留下了一部日记版的大运河“上河图”——《入明记》。这两个人、这两件事、这两部书，就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关系的最好例证。
讨论意犹末尽，在此与读者分享一二。关于崔溥与《漂海录》，另文叙述，本文主要讲述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与《人明记》及大运河折射的海丝炫彩与传奇。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联系
古代中国与外国的联系皆以“朝贡”来设定，明代与前朝一样，日本与大明的往来也是朝贡关系，而日本则谓之“遣”。日本前后派过11次遣明使（此前，“日本国王良怀”朝贡使多次入明，但日本历史上都没将这些日本使团列入“遣明使”范围）。这里要说的策彦周良，参加了最后两次遣明使团。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日本再没派遣明使了。
遣明使皆从海上而来，船舶在宁波靠岸。宁波在唐代已跻身中国四大名港；宋元时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三大港口之一；到了明代，宁波被确定为专通日本的唯一港口。这限制了宁波同其他国家的交，主，但也使宁波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密切，彰显了这个港口与运河的“达海通江”之意。
遣明使进入中国，除了进行礼物交接、朝贡贸易外，还有大量的随员私人贸易和文化交流。巨大的利润与文化需求，使得遣明使团十分庞大，有时达到六七百人。这些商人、文人，来华从事铜钱、丝绸、水银、药材、漆器、瓷器、古字画等买卖。此中的僧侣文人有较高的汉学造诣，更热衷于中国典籍与书面的收藏。高僧策彦周良后来贵为正使，也是这类角色中的杰出人物。
策彦周良的《入明记》
策彦周良是日本临济宗僧人，生于京都，出身显赫，是丹波（京都府）管领细川家族的家臣井上宗信的三儿子，俗名策彦井上。他18岁在天龙寺受戒出家，法姓周良。21岁时，继承师父塔头，被称为妙智院三世。曾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受幕府之命两次进入大明，前一次为副使，后一次为正使。
他从宁波登岸后，由大运河溯水北上去京城。策彦周良博学多才，精通汉文并善作汉诗，为大明文士所钦佩，甚至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饯别时授御诗三首。他的《入明记》（包括彻渡集》和《再渡集》）是日本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这11批使者留下的最具体、最详细的记录。
虽然策彦周良是僧侣，但他除了详细记录运河两岸的寺庙外，还详细记录了运河沿途的商业活动。策彦周良从宁波入运河开始，就一路记录经过的店铺、字招，共记有店铺字招牌90多个，涵盖了手工作坊、商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涉及十七八个行业。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记录了所采购的60余种商品，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门类非常广泛，还特别交代了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据《初渡集》载，初次入明时，在宁波期间，策彦周良花钱购买或友人惠赠的书籍就达60余册。他还致信范南冈和范葵园两位古董商，向他们求购古籍，并告之视书的质量好坏定价。甚至，他还从这些文友、商人手里购买了黄庭坚、苏轼的遗墨。这些对研究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都是难得的材料。
当然，作为精通中文的僧侣，策彦周良还和明朝士大夫有很深的文化交流。有学者统计他和宁波柯雨窗的交往，策彦周良主动拜访或回访六次，致送诗柬近20次，接受他的诗文书画至少20次，可以说天天往来。柯雨商是明朝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坊的学生。柯雨窗赠予策彦周良《怡斋赋》《送行诗文卷》《衣锦荣归诗序》等，还送他数幅字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
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画像就是“照片”了。在陈清义馆长赠给我的《聊城运河文化研究》中，我看到了《策彦禅师像》。画面中的策彦周良，头戴东坡巾，身穿黑色僧服，外系黄色褡裢，结咖趺坐于方塌之上，右手置于膝头，左手捧书卷，气定神闲。
《策彦禅师像》有两幅存世，一是柯雨窗题本，一是德云山人题本。我用十倍放大镜查看画顶部的题赞，可清楚看到此为柯雨窗赞文，是柯雨商题本，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赞文为楷体，结字隽秀，与画面下方人物肖像珠联壁合。赞文也很华丽：
师，日本高僧也。奉使中华。寓于明州，有威仪文学。予幸辱知于师。其徒三英藏主，偶出师小影视予。予为之赞曰：资温如璋，额珠内藏。儒巾释裳，跏跗肃庄。琅函时张，道心清凉。容止可望，蕴蓄难量。笔翰琳琅，诗风日唐。奉表天王，踌趾宾堂。明声震扬，宸宠辉光。壮览胜方，倦休扶桑。身升颐康，寿日无疆。大明嘉靖二十年，岁次赤奋若端月望后，四明南遁柯雨窗书。
柯雨窗题本《策彦禅师像》，现藏于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妙智院还藏有一幅柯雨窗作于同年的《衣锦荣归图》。有研究者推测，该图描绘的山水背景，是日本京都岚山天龙寺，岚山山前有一条名为桂川的河流，画面右下角之桥当为著名的渡月桥，冉北行即至天龙寺山门。柯雨窗未曾去过日本，该图可能是根据策彦周良对于故土的描述，冉结合作者的想象绘成。图上是柯雨窗题“衣锦荣归”四个行楷横书大字，左端有“四明南隐柯雨窗书”款字。
策彦周良回到日本，不仅成为住持，还对寺院建设顿有贡献，其中宝严院名声在外的“狮子吼之庭”（寓意“佛在讲法”）的禅宗园林设计，所谓“岚山借景回游式山水庭园”，就是由这位了不起的禅师设计，现已成为赏红叶的胜景之一。
为何请中国名士画像与题赞
策彦周良的确是“衣锦荣归”了，1544年即由“首座”升为临川寺的名誉“住持”，后为妙智院“住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策彦周良似已料到。他在第一次人明（1539-1541）时，即委托宁波画师（佚名）订制了一幅表现为“住持”形象的肖像，并请宁波文士柯雨窗题赞。
成为临川寺的名誉住持后，他又请德云山人为他的另一幅肖像画题赞。赞文中有“后生可畏”的语气，可见是一位高僧大德昕题。策彦周良策划两个题本，除了显示自己身为官寺系统住持的形象外，也藉由题赞，宣扬自己就任妙智院塔主时的功绩。这些题本也成为此后妙智院塔主肖像画的范本。
遣明使请中国名士为之画像并题赞是一种日本的文化时尚。日本神奈川县立博物馆藏有一幅室町时代画师一枝希维所绘《山水图卷》，上面就有明代文人题写的序跋。这幅画曾于1476年由遣明使带入宁波，请宁波著名文士金湜作序、袁应骧作跋，而后带回日本。在《山水图卷》的卷头还留有日本人的简短题记：
倭国画图，笔痴墨拙，岂可堪供大
邦君子之一览乎？虽然，若赐一语，题
左方者，希玄丹一粒，点铁作金矣。文
明丙申初秋下浣谨书。
此题记，文字十分谦谨，是日本文人愿意与大明文人展开交流的真情流露。
此行将离开聊城时，我与聊城海洋画家桂志仁和深圳大学张岩鑫老师一起商量，为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策划了两幅历史画，一是“崔溥与《漂海录》”，另一幅是“策彦周良与《入明记》”，或许，可为大运河展览增加一點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