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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优越感
这是巴黎地铁里每天可能上演几百次的情节，在一节车厢内，上来一个黑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白人。面对两个空座位，三个人的行止视情境会有微妙的不同。如果是非高峰时间车多人少，旁若无人第一个去抢座的十之八九是黑人，而且必占顺车座，倘若还人高马大，坐下时横肘岔腿，搅得四邻不安，他自岿然不动；与黑人野豹般蛮横都不找托辞的态度比，中国人轻手轻脚，像柔软透明的蠕虫，不扰不烦地坐上剩下的那个逆车座。他既不像黑人“勇往直前”，无意间给周围人一种挤压，也不似白人“审时度势”，警觉自己别露出裙袍下的小我，他是“与世隔绝”的，仿佛蜗牛，身上有自己的小房子，挪到哪里都只是小房子的主人，周遭世界有而无碍，他既有足够的温顺不让四邻人仰马翻，又有充足的顽逆无视他人的眼神；再看那个白人，这是三人中行为最复杂的，乍看也最有风度，看得出本能已被放进利益的过滤层，再放出来的鲜少赤裸裸，他就像精装修的房间，雕顶画柱已将不漂亮的悉心收藏，又好比一个雷达，敏锐地测度四周的风起云动，精密地计算着得失。得失在他已上升了维度，在蝇头小利面前，占小便宜与对周遭世界的把控，他在乎的是后者。控制欲于他们和生之本能并驾齐驱，车不挤，且巴黎市内站与站很近，十站也就十多分钟，不坐实在算不上大损失，何不表现自己根本不屑与“蛮人”为伍，失小利赚得优越感这笔账他算得一清二楚。
会算这笔账的人不光要有集体优越感的基础驯化，血管里还须排尽匮乏记忆。
富裕社会的真正标志并不是百万富翁的多寡或城市的奢靡，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人生细节的匮乏感，这种感觉的强弱可以左右人的基本行为，而且心理过渡的时间漫长，需要至少两至三代累积才产生移变。饥饿的记忆并不会因为几顿饱饭而抹去，要想摆脱饿鬼的追随，得从来不饿肚子才行。上述场景里描述的那个白人，至少已是匮乏感消失后的第三代，他的祖父辈尚残存直接记忆，父辈即便已餐餐果腹，也挡不住上辈的记忆透过血脉顽强地支配他的本能，要酒足饭饱至孙辈才有足够的满足记忆抵御由匮乏感支配的那部分急躁本能。社会匮乏感犹如决定一个社会能否以公德水平站立起来的一只脚，另一只脚则是集体优越感，前一只脚靠时间，后一只脚靠驯化。
人们对“素质”评头论足，动不动引向文明甚至人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靠工业化抢先一步，一百五十年明火执仗、半个世纪暗中打劫，合起来两百年只赢不亏，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耗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告别匮乏社会（注：法国70年代汽车渐次普及、贫民窟消失，80年代初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但到90年代中才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国从1840年以后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劫掠、分裂、围堵并导致内乱，与连打带抢、一路顺风的西方正相反，在同样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从匮乏走向匮乏。把两个匮乏水平线截然不同、且在一个多世纪里一个踩着别人上升一个被别人踩着下坠的社会，以一句“人的素质”扯平（此处不是指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拉西人对比），是中国“精英们”犯下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错误，这一看似公平的比对，彻底摧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自信。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匮乏的峰尖（历经一个世纪的战乱、又遭三十年经济封锁且“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正好走进匮乏的谷底（刚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危机尚未袭来的西方）的中国人，坠崖感之重，造成目光严重扭曲，不但看不到在强盗当道的世界一个被打压的民族为独立不得不付的代价，而且不再可能实事求是分阶段看问题，自卑到不把自己一棍子打死不足以抚平心口的创伤。
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
只看到车厢里的第一幕便对黑、黄、白三种人盖棺定论，有如刚刚看完序幕就总结全剧，后面的场景变化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剧情。如若高峰时人多车挤，三个人的角色会有微弱的调整。黑人继续我行我素；此时“站”的潇洒成分被拥挤转化为狼狈，白人的行为便接近前一场景中的中国人，唯一的差别是没有中国人的淡定，既要便宜也就无所谓占理，他可有点占好处还要堵四邻嘴的架势，他最怕的不是有没有座位而是失去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把握。高峰时匮乏感上升，虽是暂时的，但也照样发动了似乎已藏得很深的本能。观察他们抢座像看悬念电影，结尾是收藏到最后的。不似中国人一抢便让人一览无余，他们会悄悄地蹭到你前面，不动声色地用肘子阻挡你，暗暗挡住你是为了自己抢先还不失慢条斯理的风度。那情景看了真让人又恨又爱，恨是他们抢了你的座倒让你显得没风度；爱是他们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努力遮掩深藏的欲望，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世上没有一双眼睛能看透他们。
若逢大罢工，在挤破脑袋才能上车的情况下，剧本似乎又要重写。被优越感裹挟得风度即人生的宠儿，千万别落入“你死我活”的境地，那就像千里长堤毁于一蚁，又似精于十八般餐桌礼仪的绅士一朝落得徒手抢一块活命的面包，让人惨不忍睹。曾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一旦放出来，比露在外面食毒饮鸩惯了的，要浓烈得多，有如太正经的女人一旦放荡，不荡到底是不回头的。三人的角色在风云变幻间英雄坏蛋的逻辑被摔得粉碎，此前脚前脚后铃铛似地跟着个“蛮”字的黑人，极有可能两肋插刀，绿林好汉般地辟路拽门，为挤成蚂蚁的众生打抱不平；中国人则愿意自己挤一挤让你也夹进来，从占便宜到牺牲自我他时常一步跨过去，拐弯抹角都省了。在第一种情境下露不出微笑的他，脸上依然故我，好像三段场景在他都是一场戏，那略微抽紧、被无数文人指责为“麻木不仁”的面孔，到哪里都不是好演员，内里被良心捆绑，他可没有底气视人生如戏；在地球舞台如同在小小的车厢，能做最佳演员的一定是随时进入剧情的人，擅写剧本的白人“演戏”的水平人人难以望其项背，看清“戏中人”也是向西看的一个槛。此处的“演戏”不是人人皆有的做作虚伪，而是有意识有步骤地导演自我行为，为收掩真我编织剧情。因而走到哪里先被自编自导的情节绑架，别人一生一个舞台足矣，他们却要不断地换场子，凡事都要置幕布景，藏匿真我势必要费心设计一个假我，做土匪的偏要演将军，于是将军土匪轮番上演，只有一事命一般拴在腰带里：压人一头。这不，在灰头土脸的拼抢中，为躲避贴身近肤的周遭，他们是角色变换最大的，抢了位子依旧安身不下，为周围的眼神痛苦，又要做强盗，又要摆出义师的派头，可惜车厢里短兵相接，撒个谎都走不到头就要砸碎的，苦了那副回肠三绕的脑子。那一黑一白两个蛮主儿，这种时候就像一对孪生儿，好像隔着上千年的进化路，冤家终要聚首，都是擂鼓撼拳的胚子，只不过一个赤身裸体，一个浑身罗绸。 会不会算收掩本能的细账，除了天性，主要取决于集体优越感学堂的驯化。内心无羁无界的民族很难自生集体优越感，那是一种无道德底质的心理状态。如果说虚荣心出自本能，优越感则必经人工培育。构筑“集体优越感学堂”是不为世人熟知的巨大工程，我在《美俗与美德》一文中写过“将个体虚荣心转化成集体优越感，是现代民族国家森林之王们的秘密兵器”。既为秘器，便是不向外人推荐的。因此建造了两个世纪的庞大“学堂”，取经的中国人却是一无所知。有几人知道19世纪英、法及后来的美国争先恐后办世博会的深层动机？
重新定义“野蛮人”
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已做起人贩子，那时有一种娱乐就是将新占大陆的“土人”带回欧洲送给宫廷贵族观赏，但那时“野蛮人”并未脱出我们中国人也熟悉的“蛮夷”概念。被带入贵族沙龙的土人，一般也是蛮邦的头人或王族，以原始的异貌奇装受到猎奇式的礼遇，展示他们更多的是炫耀欧洲人的冒险精神，而非刻意树立对立面以汲取优越感。在这些作为“展示品”的土人队列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欧洲商船早就抵达中国海岸。转折点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枪炮战船赶到商船的前面，现代意义的“野蛮人”概念被引入欧洲，这个概念有别于古典时代对未开化文明的一种指认，而是涵盖甚广，把工业文明光照之外的世界一古脑囊括其中。“野蛮人”的原始含义被抽换，一种人为设计的对立于19世纪欧洲人的全新含义被赋予其中，从对立于大工业及城市布尔乔亚文明到对立于欧洲白种人及基督教，对对立面的重新设计，旨在为征服提供道德借口，同时让被征服者接受原罪。
我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心理策划，它不但深入骨髓地渗透于西人所有行为规范中，而且颠覆了他文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理由。翻倒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扳动了文明消失的发令枪。在这场庞大心理战之前，各文明盘踞于各自的水土，不管发达还是落后，相对于他世界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社会阶层的对等，不会发生西方社会的小瘪三也能坐上王公贵胄的筵席。对等是因为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其他就是对世界的解释权。一个文明是围绕着这一解释权同生共命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中上层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除非天灾人祸，中上层社会不会像下层社会为一口饭离乡弃土，谁会为一把银子丢弃祖先留下的疆土？
然而这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各活其命的世界其实是随着西方从他人手里收缴了对世界的解释权而沉落，从此竖起了一个只有西方能定义的价值标尺，和搭建标尺的所有思维参照物。是思维参照物对思想的覆盖让人心甘情愿被悬于杆上，顺着这杆标尺，他文明个个逃不出生来劣种的命运，连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都被明抢暗劫地拿走，只剩下卑贱感和自戕的快乐。是这杆标尺搭建了史所未有的人肉金字塔，深入人心的“高贵”与“卑贱”尺度，将他文明的智慧一网打尽。从此金字塔顶尖的“吸血鬼”们具有了永久打劫的合法性。暗中劫人劫心比掠尽地下的金银铜铁、地上的血汗要可怕得多，前者还可能从泥潭里再爬出来，后者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一个文明失去对世界的解释权，实际就是进入正式宣布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它活着而不再思想，它的中上层社会开始分崩离析，投靠拥有解释权的新主。解体过程前后跨度百年以上，没有斩首的血腥，只有奔逃的兴奋，看清首尾的人凤毛麟角。
土人展品队列
解释权被劫看起来是枪杆子决定的，其实那只是征服的一只脚，是看得见的脚，真正的劫掠是靠导演世界的手。19世纪再带回欧洲的土人，地位已一落千丈，他们再也进不了贵族沙龙，至多为炫耀心强的主人客串一下有色仆人；知识分子中也再无卢梭似的浪漫者讴歌美好的“野人”，而出了一群达尔文似的科学家，为工业文明领先的欧洲搜集人种、文明优越的证据。此时的“土人”已沦落为“异域风土”，与从远邦运回的长颈鹿、大象同命，被收进动物马戏团，在西洋以及后来的东洋巡回演出。从中国两米多高的怪人到暹罗的连体兄弟，从非洲患白癜风的花斑人到加那利群岛的毛人，观赏异域风情的戏台渐渐变成以他人的不正常凸显自己的正常、以刻意塑造的对立面培养自身优越感的舞台。从这一细节颇能看透中国人与西方人精神世界多么地南辕北辙，中国人向外看是去寻找他文明中最美的东西，而西方人专门搜集别人最丑的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是由精英偷偷劫取，偷窃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让外人和自己的百姓知道），这个癖好至今未变，只不过手法隐晦而精妙，有传媒、电影、现代艺术、非政府组织之类的高尚舞台，和各地头脑异类（有别于当年的肢体异类）同台汇演。
位于巴黎十六区的“风土驯化公园”就是为此目的建造的，它是19世纪工程浩大的“集体优越感学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学堂”强化训教的场所，它的实际名称应为“人动物园”。19世纪后半叶的某个周末，你如果走进这个公园，会看到裸露奇大后臀的非洲霍屯督族女人，与猿猴关在一起的澳洲土人，头顶羽毛手舞足蹈的印第安人，或脑后拖着辫子的中国侏儒。走到池塘边，一群赤身裸体的黑人随着衣冠楚楚的白人绅士抛掷零币的手，狗一般扎进水里争抢铜钱。那水花飞溅、浪笑不止的情景，简直一池令人大快朵颐的人肉饺子汤。此等“学堂”的驯化方能刻骨入髓，从19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1958年最后一家“人动物园”在比利时关闭），足足一百五十年寓“教”于“乐”，直到电影与现代艺术及传媒接过衣钵，将“学堂”转入地下。地下“学堂”继续它导演世界的使命，直到“野蛮人”的目光也被彻底锻造。
中国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走进土人展品队列的，他们排列在各色土人中被制成石膏头像作为劣等人种的头骨展示着，动物马戏团里也有了他们的身影。正是19世纪欧洲人将马戏、杂技与劣等文明及人种的特意勾连，让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心领神会也远离这门技艺。如今中国杂技艺人每每在欧洲捧奖并以此为荣，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和西方人不与他们拼杂技奖（除了魔术）究竟出于什么“风度”，这“风度”是人家心里早划好一条界：“高贵”人种展示头脑，“劣等”人种才玩肢体的花样；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倒掉的东方阵营，杂技被提升为艺术并被广泛推广，那并不仅仅是破格提升平民艺术，而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话语。
“导演世界”的舞台
动物马戏团、人动物园都只是那史无前例的人工大布景的小舞台，真正“导演世界”的大手笔是世博会，几大都市轮番上演。我们一般只知道世博会历史推荐我们知道的那部分，至多也只知晓那是19世纪列强间炫耀工业化成果的攀比大会。我们不知道的是，世博会是电影画面、现代传媒出现前西方人以当时的物力对世界的mise en scène。法文Scène有舞台、场景的意思，全句则有导演、上演、布景、设置剧情等意。在好莱坞电影、黑帮式秘密牵手的现代传媒到来之前，“导演世界”便已经开始，从那时至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世界都已经过导演、布景和设置剧情。意识到这一点是惊心动魄的，近代以来我们的目光在多大程度上被“导演之手”左右？！
19世纪的世博会是当时“导演世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声像舞台，是“人动物园”布置的对立世界的精装扩大版，它的真实目的不是展示世界的“丰富”而是营造世界的“鸿沟”。这也是英、法、美如今不抢着办的症结所在，因为利用展会公开导演世界做起来亦难，反而要平等地为他世界提供展台及公平竞争的机会，为他人做嫁衣裳或不能损人利己的事是不做的。
19世纪当中国人还站在棋盘一角看世界的时候，西方人已自认棋盘主人俯视全球，“导演世界”由此而发。透析西方人没有比“导演世界”四字更好的视角了。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是人人看得见的部分，“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是秘而不宣的内核。这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缺一而不可站立，缺一而不可前行。而正是内在的西方是我们一百多年向西看而从未越过的坎，越不过这个坎，自然也就看不透我们的目光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此乃导演世界的目的。要让打人的人觉得打得值，让被打的人觉得该打，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这台戏一搭就是上百年。征服者是衡定的，首尾不管绕多大的圈都衔接得起来；上窜下跳的是被征服者，首尾终将身首异处，再也衔接不起来。
这是巴黎地铁里每天可能上演几百次的情节，在一节车厢内，上来一个黑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白人。面对两个空座位，三个人的行止视情境会有微妙的不同。如果是非高峰时间车多人少，旁若无人第一个去抢座的十之八九是黑人，而且必占顺车座，倘若还人高马大，坐下时横肘岔腿，搅得四邻不安，他自岿然不动；与黑人野豹般蛮横都不找托辞的态度比，中国人轻手轻脚，像柔软透明的蠕虫，不扰不烦地坐上剩下的那个逆车座。他既不像黑人“勇往直前”，无意间给周围人一种挤压，也不似白人“审时度势”，警觉自己别露出裙袍下的小我，他是“与世隔绝”的，仿佛蜗牛，身上有自己的小房子，挪到哪里都只是小房子的主人，周遭世界有而无碍，他既有足够的温顺不让四邻人仰马翻，又有充足的顽逆无视他人的眼神；再看那个白人，这是三人中行为最复杂的，乍看也最有风度，看得出本能已被放进利益的过滤层，再放出来的鲜少赤裸裸，他就像精装修的房间，雕顶画柱已将不漂亮的悉心收藏，又好比一个雷达，敏锐地测度四周的风起云动，精密地计算着得失。得失在他已上升了维度，在蝇头小利面前，占小便宜与对周遭世界的把控，他在乎的是后者。控制欲于他们和生之本能并驾齐驱，车不挤，且巴黎市内站与站很近，十站也就十多分钟，不坐实在算不上大损失，何不表现自己根本不屑与“蛮人”为伍，失小利赚得优越感这笔账他算得一清二楚。
会算这笔账的人不光要有集体优越感的基础驯化，血管里还须排尽匮乏记忆。
富裕社会的真正标志并不是百万富翁的多寡或城市的奢靡，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人生细节的匮乏感，这种感觉的强弱可以左右人的基本行为，而且心理过渡的时间漫长，需要至少两至三代累积才产生移变。饥饿的记忆并不会因为几顿饱饭而抹去，要想摆脱饿鬼的追随，得从来不饿肚子才行。上述场景里描述的那个白人，至少已是匮乏感消失后的第三代，他的祖父辈尚残存直接记忆，父辈即便已餐餐果腹，也挡不住上辈的记忆透过血脉顽强地支配他的本能，要酒足饭饱至孙辈才有足够的满足记忆抵御由匮乏感支配的那部分急躁本能。社会匮乏感犹如决定一个社会能否以公德水平站立起来的一只脚，另一只脚则是集体优越感，前一只脚靠时间，后一只脚靠驯化。
人们对“素质”评头论足，动不动引向文明甚至人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靠工业化抢先一步，一百五十年明火执仗、半个世纪暗中打劫，合起来两百年只赢不亏，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耗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告别匮乏社会（注：法国70年代汽车渐次普及、贫民窟消失，80年代初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但到90年代中才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国从1840年以后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劫掠、分裂、围堵并导致内乱，与连打带抢、一路顺风的西方正相反，在同样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从匮乏走向匮乏。把两个匮乏水平线截然不同、且在一个多世纪里一个踩着别人上升一个被别人踩着下坠的社会，以一句“人的素质”扯平（此处不是指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拉西人对比），是中国“精英们”犯下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错误，这一看似公平的比对，彻底摧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自信。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匮乏的峰尖（历经一个世纪的战乱、又遭三十年经济封锁且“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正好走进匮乏的谷底（刚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危机尚未袭来的西方）的中国人，坠崖感之重，造成目光严重扭曲，不但看不到在强盗当道的世界一个被打压的民族为独立不得不付的代价，而且不再可能实事求是分阶段看问题，自卑到不把自己一棍子打死不足以抚平心口的创伤。
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
只看到车厢里的第一幕便对黑、黄、白三种人盖棺定论，有如刚刚看完序幕就总结全剧，后面的场景变化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剧情。如若高峰时人多车挤，三个人的角色会有微弱的调整。黑人继续我行我素；此时“站”的潇洒成分被拥挤转化为狼狈，白人的行为便接近前一场景中的中国人，唯一的差别是没有中国人的淡定，既要便宜也就无所谓占理，他可有点占好处还要堵四邻嘴的架势，他最怕的不是有没有座位而是失去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把握。高峰时匮乏感上升，虽是暂时的，但也照样发动了似乎已藏得很深的本能。观察他们抢座像看悬念电影，结尾是收藏到最后的。不似中国人一抢便让人一览无余，他们会悄悄地蹭到你前面，不动声色地用肘子阻挡你，暗暗挡住你是为了自己抢先还不失慢条斯理的风度。那情景看了真让人又恨又爱，恨是他们抢了你的座倒让你显得没风度；爱是他们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努力遮掩深藏的欲望，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世上没有一双眼睛能看透他们。
若逢大罢工，在挤破脑袋才能上车的情况下，剧本似乎又要重写。被优越感裹挟得风度即人生的宠儿，千万别落入“你死我活”的境地，那就像千里长堤毁于一蚁，又似精于十八般餐桌礼仪的绅士一朝落得徒手抢一块活命的面包，让人惨不忍睹。曾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一旦放出来，比露在外面食毒饮鸩惯了的，要浓烈得多，有如太正经的女人一旦放荡，不荡到底是不回头的。三人的角色在风云变幻间英雄坏蛋的逻辑被摔得粉碎，此前脚前脚后铃铛似地跟着个“蛮”字的黑人，极有可能两肋插刀，绿林好汉般地辟路拽门，为挤成蚂蚁的众生打抱不平；中国人则愿意自己挤一挤让你也夹进来，从占便宜到牺牲自我他时常一步跨过去，拐弯抹角都省了。在第一种情境下露不出微笑的他，脸上依然故我，好像三段场景在他都是一场戏，那略微抽紧、被无数文人指责为“麻木不仁”的面孔，到哪里都不是好演员，内里被良心捆绑，他可没有底气视人生如戏；在地球舞台如同在小小的车厢，能做最佳演员的一定是随时进入剧情的人，擅写剧本的白人“演戏”的水平人人难以望其项背，看清“戏中人”也是向西看的一个槛。此处的“演戏”不是人人皆有的做作虚伪，而是有意识有步骤地导演自我行为，为收掩真我编织剧情。因而走到哪里先被自编自导的情节绑架，别人一生一个舞台足矣，他们却要不断地换场子，凡事都要置幕布景，藏匿真我势必要费心设计一个假我，做土匪的偏要演将军，于是将军土匪轮番上演，只有一事命一般拴在腰带里：压人一头。这不，在灰头土脸的拼抢中，为躲避贴身近肤的周遭，他们是角色变换最大的，抢了位子依旧安身不下，为周围的眼神痛苦，又要做强盗，又要摆出义师的派头，可惜车厢里短兵相接，撒个谎都走不到头就要砸碎的，苦了那副回肠三绕的脑子。那一黑一白两个蛮主儿，这种时候就像一对孪生儿，好像隔着上千年的进化路，冤家终要聚首，都是擂鼓撼拳的胚子，只不过一个赤身裸体，一个浑身罗绸。 会不会算收掩本能的细账，除了天性，主要取决于集体优越感学堂的驯化。内心无羁无界的民族很难自生集体优越感，那是一种无道德底质的心理状态。如果说虚荣心出自本能，优越感则必经人工培育。构筑“集体优越感学堂”是不为世人熟知的巨大工程，我在《美俗与美德》一文中写过“将个体虚荣心转化成集体优越感，是现代民族国家森林之王们的秘密兵器”。既为秘器，便是不向外人推荐的。因此建造了两个世纪的庞大“学堂”，取经的中国人却是一无所知。有几人知道19世纪英、法及后来的美国争先恐后办世博会的深层动机？
重新定义“野蛮人”
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已做起人贩子，那时有一种娱乐就是将新占大陆的“土人”带回欧洲送给宫廷贵族观赏，但那时“野蛮人”并未脱出我们中国人也熟悉的“蛮夷”概念。被带入贵族沙龙的土人，一般也是蛮邦的头人或王族，以原始的异貌奇装受到猎奇式的礼遇，展示他们更多的是炫耀欧洲人的冒险精神，而非刻意树立对立面以汲取优越感。在这些作为“展示品”的土人队列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欧洲商船早就抵达中国海岸。转折点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枪炮战船赶到商船的前面，现代意义的“野蛮人”概念被引入欧洲，这个概念有别于古典时代对未开化文明的一种指认，而是涵盖甚广，把工业文明光照之外的世界一古脑囊括其中。“野蛮人”的原始含义被抽换，一种人为设计的对立于19世纪欧洲人的全新含义被赋予其中，从对立于大工业及城市布尔乔亚文明到对立于欧洲白种人及基督教，对对立面的重新设计，旨在为征服提供道德借口，同时让被征服者接受原罪。
我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心理策划，它不但深入骨髓地渗透于西人所有行为规范中，而且颠覆了他文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理由。翻倒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扳动了文明消失的发令枪。在这场庞大心理战之前，各文明盘踞于各自的水土，不管发达还是落后，相对于他世界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社会阶层的对等，不会发生西方社会的小瘪三也能坐上王公贵胄的筵席。对等是因为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其他就是对世界的解释权。一个文明是围绕着这一解释权同生共命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中上层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除非天灾人祸，中上层社会不会像下层社会为一口饭离乡弃土，谁会为一把银子丢弃祖先留下的疆土？
然而这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各活其命的世界其实是随着西方从他人手里收缴了对世界的解释权而沉落，从此竖起了一个只有西方能定义的价值标尺，和搭建标尺的所有思维参照物。是思维参照物对思想的覆盖让人心甘情愿被悬于杆上，顺着这杆标尺，他文明个个逃不出生来劣种的命运，连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都被明抢暗劫地拿走，只剩下卑贱感和自戕的快乐。是这杆标尺搭建了史所未有的人肉金字塔，深入人心的“高贵”与“卑贱”尺度，将他文明的智慧一网打尽。从此金字塔顶尖的“吸血鬼”们具有了永久打劫的合法性。暗中劫人劫心比掠尽地下的金银铜铁、地上的血汗要可怕得多，前者还可能从泥潭里再爬出来，后者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一个文明失去对世界的解释权，实际就是进入正式宣布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它活着而不再思想，它的中上层社会开始分崩离析，投靠拥有解释权的新主。解体过程前后跨度百年以上，没有斩首的血腥，只有奔逃的兴奋，看清首尾的人凤毛麟角。
土人展品队列
解释权被劫看起来是枪杆子决定的，其实那只是征服的一只脚，是看得见的脚，真正的劫掠是靠导演世界的手。19世纪再带回欧洲的土人，地位已一落千丈，他们再也进不了贵族沙龙，至多为炫耀心强的主人客串一下有色仆人；知识分子中也再无卢梭似的浪漫者讴歌美好的“野人”，而出了一群达尔文似的科学家，为工业文明领先的欧洲搜集人种、文明优越的证据。此时的“土人”已沦落为“异域风土”，与从远邦运回的长颈鹿、大象同命，被收进动物马戏团，在西洋以及后来的东洋巡回演出。从中国两米多高的怪人到暹罗的连体兄弟，从非洲患白癜风的花斑人到加那利群岛的毛人，观赏异域风情的戏台渐渐变成以他人的不正常凸显自己的正常、以刻意塑造的对立面培养自身优越感的舞台。从这一细节颇能看透中国人与西方人精神世界多么地南辕北辙，中国人向外看是去寻找他文明中最美的东西，而西方人专门搜集别人最丑的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是由精英偷偷劫取，偷窃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让外人和自己的百姓知道），这个癖好至今未变，只不过手法隐晦而精妙，有传媒、电影、现代艺术、非政府组织之类的高尚舞台，和各地头脑异类（有别于当年的肢体异类）同台汇演。
位于巴黎十六区的“风土驯化公园”就是为此目的建造的，它是19世纪工程浩大的“集体优越感学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学堂”强化训教的场所，它的实际名称应为“人动物园”。19世纪后半叶的某个周末，你如果走进这个公园，会看到裸露奇大后臀的非洲霍屯督族女人，与猿猴关在一起的澳洲土人，头顶羽毛手舞足蹈的印第安人，或脑后拖着辫子的中国侏儒。走到池塘边，一群赤身裸体的黑人随着衣冠楚楚的白人绅士抛掷零币的手，狗一般扎进水里争抢铜钱。那水花飞溅、浪笑不止的情景，简直一池令人大快朵颐的人肉饺子汤。此等“学堂”的驯化方能刻骨入髓，从19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1958年最后一家“人动物园”在比利时关闭），足足一百五十年寓“教”于“乐”，直到电影与现代艺术及传媒接过衣钵，将“学堂”转入地下。地下“学堂”继续它导演世界的使命，直到“野蛮人”的目光也被彻底锻造。
中国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走进土人展品队列的，他们排列在各色土人中被制成石膏头像作为劣等人种的头骨展示着，动物马戏团里也有了他们的身影。正是19世纪欧洲人将马戏、杂技与劣等文明及人种的特意勾连，让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心领神会也远离这门技艺。如今中国杂技艺人每每在欧洲捧奖并以此为荣，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和西方人不与他们拼杂技奖（除了魔术）究竟出于什么“风度”，这“风度”是人家心里早划好一条界：“高贵”人种展示头脑，“劣等”人种才玩肢体的花样；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倒掉的东方阵营，杂技被提升为艺术并被广泛推广，那并不仅仅是破格提升平民艺术，而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话语。
“导演世界”的舞台
动物马戏团、人动物园都只是那史无前例的人工大布景的小舞台，真正“导演世界”的大手笔是世博会，几大都市轮番上演。我们一般只知道世博会历史推荐我们知道的那部分，至多也只知晓那是19世纪列强间炫耀工业化成果的攀比大会。我们不知道的是，世博会是电影画面、现代传媒出现前西方人以当时的物力对世界的mise en scène。法文Scène有舞台、场景的意思，全句则有导演、上演、布景、设置剧情等意。在好莱坞电影、黑帮式秘密牵手的现代传媒到来之前，“导演世界”便已经开始，从那时至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世界都已经过导演、布景和设置剧情。意识到这一点是惊心动魄的，近代以来我们的目光在多大程度上被“导演之手”左右？！
19世纪的世博会是当时“导演世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声像舞台，是“人动物园”布置的对立世界的精装扩大版，它的真实目的不是展示世界的“丰富”而是营造世界的“鸿沟”。这也是英、法、美如今不抢着办的症结所在，因为利用展会公开导演世界做起来亦难，反而要平等地为他世界提供展台及公平竞争的机会，为他人做嫁衣裳或不能损人利己的事是不做的。
19世纪当中国人还站在棋盘一角看世界的时候，西方人已自认棋盘主人俯视全球，“导演世界”由此而发。透析西方人没有比“导演世界”四字更好的视角了。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是人人看得见的部分，“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是秘而不宣的内核。这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缺一而不可站立，缺一而不可前行。而正是内在的西方是我们一百多年向西看而从未越过的坎，越不过这个坎，自然也就看不透我们的目光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此乃导演世界的目的。要让打人的人觉得打得值，让被打的人觉得该打，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这台戏一搭就是上百年。征服者是衡定的，首尾不管绕多大的圈都衔接得起来；上窜下跳的是被征服者，首尾终将身首异处，再也衔接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