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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军
陕西千阳人，陕西省艺术馆副研究馆员。1982年毕业于陕西省凤翔师范美专班，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艺术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民间美术研究与当代艺术创作。创作的年画、油画、装置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其中年画作品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入选中国美协的东南亚巡回展；装置作品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港澳等地展出，并入选第二界国际构形展、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家群展等国际展览。纸雕装置作品分别在北京、韩国、香港举办个展。曾获2010年度当代艺术权力榜“发现艺术家奖”、2010年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雕塑类提名、中国姿态2011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中国雕塑艺术大奖”。 出版作品集《纸之钻营》等。
著有《燕尾巧剪春——中国剪纸技法研究》（中国邮电出版社）、《郎庄面花》（台湾汉声出版）、《华县皮影》（台湾汉声出版）、《千阳布枕》（湖南美术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李红军用自己三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从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出发，在当代艺术创作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步履。李红军的纸雕头像系列作品为人们所熟知，其阐释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式，革新了对雕塑的传统视觉认知，突破了材料自身的局限，也深化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能动性。多年默默地努力与实验，最终成就他今天在当代艺术界的一席之地。这一切离不开民间传统美术对他的滋养。
从一位民间艺术的研究保护和探索者到一位知名的当代装置艺术家，李红军凭借扎实深厚的民间传统美术功底，为这种以纸质装置为支撑和表达而厚积薄发的艺术形式找到依托和归宿。深得民间美术与传统文化精髓的他，用最大的功力深入其中，在缜密的思索与逻辑思辨中找到转化再利用的语言手段，再以更大的勇气“打出来”，形成纸媒材料语言淋漓尽致的拓展和表现，在中国民间传统和西方现当代艺术之间架起了一条贯通的桥梁。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艺术涌入中国，各种美术思潮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在中国传统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激烈碰撞与反思中，具有中国代表性的当代艺术才开始在世界艺坛渐露头角。1983年至1985年，李红军正在远离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文化馆，从事民间美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艺术品的征集工作，并潜心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木版年画风格的民俗风情作品，如《春华秋实》《妈妈爱我一枝花》等。1987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学习，期间创作了《天上的脚印》《战神爱神》《日食》等一批线描作品，就在那时，李红军开始自己当代艺术之路的思考与实验。
1991年李红军创作的油画《老婆、孩子、鸡》系列，集中体现了他在民间美术造型语言转换中所做的实验与努力，1992年至1993年的装置作品《红蜘蛛》系列，标志着他进入了综合材料语言的探索与表现阶段。这一时期李红军没有盲目跟风，而是一直在沉寂中默默修炼和整理思路，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与造型方法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通似性”比较，加之踏实的实践验证，使其找寻到能够让他真正持续发力和探索无限可能的着力点，并在其内部不断升华、连续发酵，最终形成自我的观念语言阐述，驾驭其不断推陈出新。
李红军从民间传统出发，将其作为当代艺术创作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使传统与现代结合并发生勾连，实现中国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延伸。他在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中能做到深入地挖掘和运用，其对民间传统艺术精深的研究和全面的修养，决定了其艺术创新并没有局限于浅层皮毛不求甚解、猎奇式地生搬硬套一些民间图式符号、造型样式、色彩搭配，进行浮于形式的直接平移借用；也没有困于民间传统文化的窠臼，做简单的模仿难以自拔，而是找到了其中深层的内在联系，做到材质本体语言的丰富和深化，在当代语境中完成了民间剪纸语言的现代转型发展，即从民间剪纸造型中的平面正负形转换为立体的正负形，并且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延展了纸煤语言的广度和表达的深度。
从早期装置作品《道·器》系列（1995年），在书中挖出的带有文字的形状，在与生活实物阴阳置换中寻求精神与物质的对应，到后来从书中挖出更为曲折的人头形状，即2007年的作品《自己》，在正负形全等中，呈现物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剪纸复数性的放大应用，即民间剪纸成沓剪制形成的重复性表述，其成熟表现可见于早期的装置作品《钱塔》（1996年）、《阴晴》（2008年）、《空洞》（2008年）系列，以考古学的方法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对纸的分层的综合认识催生了李红军其后艺术的变革，《偏移的纸片》（2008年）、《膨胀的纸片》（2008年）、《游离》（2009年）等以人头为变化主题的一系列装置作品，不但证明了他在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方面的持续推进，而且随着语言的深化，作品的表达也提升到了更为精神性的层面。李红军将立体实物在平面剪纸的分层重复细微变化的雕琢中完成形象的重新定义与转化，将剪纸的复数性和正负形语言转换为分层立体语言，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都使从民间传统剪纸的技法与表现手段中收获的纸材料语言在深挖中变幻出无限丰富的语汇，预示着纸作为一种材料语言无限的张力与可能性。李红军在民间传统艺术的濡染中和现当代艺术实践中完成剪纸语言的突破，最终找到自己艺术的位置与方向，成为当代艺术史中驾驭纸材料语言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位重要艺术家。
当代艺术的社会性，生活性是其重要特质之一，然而面对中国“新传统”一贯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表现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做法，李红军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生活是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它包括日常生活、生产与工作经验和智慧。”艺术应该源于生活，但远不仅仅是画家观察写生后笔下绘制的生活劳动场面与山水风景那么直接简单。对于艺术家和批评家长久以来倡导的艺术贴近生活、表现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要求，艺术家总将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其作品多是一种表层生活现象的描摹和题材的攫取，而作者是游离于对象的生活之外的。 真正贴近生活的作品一定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实发生关系，将生活的智慧融入艺术表现之中，远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缺位的冷眼旁观，而是一种在场的融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种在场感和生活感从李红军早期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已初见端倪，像《老婆、孩子、鸡》中他亲临的现场感，到之后李红军的纸雕头像装置中的纸的堆叠、偏移、旋转、膨胀、卷曲、抽离，不但是从自我出发，其认识都源于生活经验的启发。像李红军2008年创作的《旋转的头像》系列作品就受到整理摞叠在一起的纸张时的散落归整的启发；打乱重洗扑克牌时的交叉错落促成纸雕头像《偏移的纸片》系列（2008年）、《葫芦》（2011年）的诞生；从卷筒纸中获得的灵感催生了作品《卷曲的对角线》系列（2010年），《光》（2011年），再到后来的纸雕头像《迷失——圆、方、三角》系列（2012年），一路书写着纸的创造奇迹；从纸扇的开合中悟到而做的作品《黄道》（2012年）。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琐碎生活的细心观察和体悟得来的视觉经验，结合民间传统艺术语言的经验表达促成的。各种元素在相互转借和互相衬托、渗透、交汇中完成自成体系的理性解读。李红军对于艺术与生活的独到见解，其作品的生活性、个体性、个体对社会映射性，以及精神性，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有创见，真正接地气的当代艺术家。
因此，我认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语境与西方现当代艺术语境之间如何对应与合理转换，即要有自我也要有当代，这就不仅仅是国画中画上飞机火箭就是紧随时代那么简单，而是要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解析和巨大的精神情感投入，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艺术也要有足够的热情和博大的胸襟，以此做到对民间传统艺术语言的创造性发掘，使其在语境转化中完成传统中国艺术向现当代艺术的过渡，这些切入点的寻找一定与艺术家对民间艰苦卓绝的探究学习分不开。李红军在其中找到了他可利用并能得到超越表面和符号套用等简单模仿的深层表达，创造性的延伸了传统纸媒的语言方式，从而使他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保持不断开拓的后劲。
在民间的乡土艺术中寻找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寻求观察世界抒发内心的方法论，在语言确立中开创不一样的诠释形态，这也成为当今艺术家“借古开今”成就中国当代艺术繁荣局面的不二法门。艺术的每一次发展和前进都以回望传统，回归民间的根性土壤获得养分和动力，在历史和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中一次次获得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在思维转换中完成我们一直忽略的精神玩味。民间艺术对于中国艺术家的意义正在于它可资挖掘和转借的宝藏，作为千百年集体创造性与智慧的不断锤炼和凝结，留给我们的是取之不竭的思维源泉。
李红军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吸收传统游走民间。他深谙民间智慧与语言，其意识与观念正来源于此，恰当的诉说就会化腐朽为神奇，但他的不同在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那种语言的力量是愈久弥新并能不断生发壮大，具备自我更新和完善的能力，以此保持艺术的生机与活力。李红军的艺术看似简单一点就破的玄机，往往就在于人们对它的忽略和视而不见，却成就了最有发现的艺术家。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呈现手段，而惊奇的是其背后复杂而绚烂但最终归于平淡和简单的思维过程，在语言的开掘和表达形式的哲学思辨中完成对自我的深掘和对语言最大限度的开发的反复玩索。最质朴的语言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最大的惊艳和不俗。这一切都被李红军变幻演绎到了极致，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在中国传统思维意识的浸染中，运用最当代的艺术手法挥洒彰显，得到最静默理性的倾诉。
传统语言的现代转化是李红军终其一生探索的课题。他希望他的语言有无限的延展和丰富的变化。一切最终都可以归于一个原点，又可以拓展成长得无限巨大茂密，无穷尽已，这是他对艺术生命的尊重，也是他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和理想。
|作者单位：陕西省艺术馆
群众艺术群星榜由陕西艺术馆协办
陕西千阳人，陕西省艺术馆副研究馆员。1982年毕业于陕西省凤翔师范美专班，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艺术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民间美术研究与当代艺术创作。创作的年画、油画、装置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其中年画作品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入选中国美协的东南亚巡回展；装置作品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港澳等地展出，并入选第二界国际构形展、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家群展等国际展览。纸雕装置作品分别在北京、韩国、香港举办个展。曾获2010年度当代艺术权力榜“发现艺术家奖”、2010年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雕塑类提名、中国姿态2011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中国雕塑艺术大奖”。 出版作品集《纸之钻营》等。
著有《燕尾巧剪春——中国剪纸技法研究》（中国邮电出版社）、《郎庄面花》（台湾汉声出版）、《华县皮影》（台湾汉声出版）、《千阳布枕》（湖南美术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李红军用自己三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从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出发，在当代艺术创作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步履。李红军的纸雕头像系列作品为人们所熟知，其阐释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式，革新了对雕塑的传统视觉认知，突破了材料自身的局限，也深化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能动性。多年默默地努力与实验，最终成就他今天在当代艺术界的一席之地。这一切离不开民间传统美术对他的滋养。
从一位民间艺术的研究保护和探索者到一位知名的当代装置艺术家，李红军凭借扎实深厚的民间传统美术功底，为这种以纸质装置为支撑和表达而厚积薄发的艺术形式找到依托和归宿。深得民间美术与传统文化精髓的他，用最大的功力深入其中，在缜密的思索与逻辑思辨中找到转化再利用的语言手段，再以更大的勇气“打出来”，形成纸媒材料语言淋漓尽致的拓展和表现，在中国民间传统和西方现当代艺术之间架起了一条贯通的桥梁。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艺术涌入中国，各种美术思潮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在中国传统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激烈碰撞与反思中，具有中国代表性的当代艺术才开始在世界艺坛渐露头角。1983年至1985年，李红军正在远离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文化馆，从事民间美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艺术品的征集工作，并潜心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木版年画风格的民俗风情作品，如《春华秋实》《妈妈爱我一枝花》等。1987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学习，期间创作了《天上的脚印》《战神爱神》《日食》等一批线描作品，就在那时，李红军开始自己当代艺术之路的思考与实验。
1991年李红军创作的油画《老婆、孩子、鸡》系列，集中体现了他在民间美术造型语言转换中所做的实验与努力，1992年至1993年的装置作品《红蜘蛛》系列，标志着他进入了综合材料语言的探索与表现阶段。这一时期李红军没有盲目跟风，而是一直在沉寂中默默修炼和整理思路，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与造型方法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通似性”比较，加之踏实的实践验证，使其找寻到能够让他真正持续发力和探索无限可能的着力点，并在其内部不断升华、连续发酵，最终形成自我的观念语言阐述，驾驭其不断推陈出新。
李红军从民间传统出发，将其作为当代艺术创作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使传统与现代结合并发生勾连，实现中国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延伸。他在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中能做到深入地挖掘和运用，其对民间传统艺术精深的研究和全面的修养，决定了其艺术创新并没有局限于浅层皮毛不求甚解、猎奇式地生搬硬套一些民间图式符号、造型样式、色彩搭配，进行浮于形式的直接平移借用；也没有困于民间传统文化的窠臼，做简单的模仿难以自拔，而是找到了其中深层的内在联系，做到材质本体语言的丰富和深化，在当代语境中完成了民间剪纸语言的现代转型发展，即从民间剪纸造型中的平面正负形转换为立体的正负形，并且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延展了纸煤语言的广度和表达的深度。
从早期装置作品《道·器》系列（1995年），在书中挖出的带有文字的形状，在与生活实物阴阳置换中寻求精神与物质的对应，到后来从书中挖出更为曲折的人头形状，即2007年的作品《自己》，在正负形全等中，呈现物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剪纸复数性的放大应用，即民间剪纸成沓剪制形成的重复性表述，其成熟表现可见于早期的装置作品《钱塔》（1996年）、《阴晴》（2008年）、《空洞》（2008年）系列，以考古学的方法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对纸的分层的综合认识催生了李红军其后艺术的变革，《偏移的纸片》（2008年）、《膨胀的纸片》（2008年）、《游离》（2009年）等以人头为变化主题的一系列装置作品，不但证明了他在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方面的持续推进，而且随着语言的深化，作品的表达也提升到了更为精神性的层面。李红军将立体实物在平面剪纸的分层重复细微变化的雕琢中完成形象的重新定义与转化，将剪纸的复数性和正负形语言转换为分层立体语言，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都使从民间传统剪纸的技法与表现手段中收获的纸材料语言在深挖中变幻出无限丰富的语汇，预示着纸作为一种材料语言无限的张力与可能性。李红军在民间传统艺术的濡染中和现当代艺术实践中完成剪纸语言的突破，最终找到自己艺术的位置与方向，成为当代艺术史中驾驭纸材料语言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位重要艺术家。
当代艺术的社会性，生活性是其重要特质之一，然而面对中国“新传统”一贯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表现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做法，李红军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生活是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它包括日常生活、生产与工作经验和智慧。”艺术应该源于生活，但远不仅仅是画家观察写生后笔下绘制的生活劳动场面与山水风景那么直接简单。对于艺术家和批评家长久以来倡导的艺术贴近生活、表现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要求，艺术家总将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其作品多是一种表层生活现象的描摹和题材的攫取，而作者是游离于对象的生活之外的。 真正贴近生活的作品一定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实发生关系，将生活的智慧融入艺术表现之中，远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缺位的冷眼旁观，而是一种在场的融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种在场感和生活感从李红军早期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已初见端倪，像《老婆、孩子、鸡》中他亲临的现场感，到之后李红军的纸雕头像装置中的纸的堆叠、偏移、旋转、膨胀、卷曲、抽离，不但是从自我出发，其认识都源于生活经验的启发。像李红军2008年创作的《旋转的头像》系列作品就受到整理摞叠在一起的纸张时的散落归整的启发；打乱重洗扑克牌时的交叉错落促成纸雕头像《偏移的纸片》系列（2008年）、《葫芦》（2011年）的诞生；从卷筒纸中获得的灵感催生了作品《卷曲的对角线》系列（2010年），《光》（2011年），再到后来的纸雕头像《迷失——圆、方、三角》系列（2012年），一路书写着纸的创造奇迹；从纸扇的开合中悟到而做的作品《黄道》（2012年）。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琐碎生活的细心观察和体悟得来的视觉经验，结合民间传统艺术语言的经验表达促成的。各种元素在相互转借和互相衬托、渗透、交汇中完成自成体系的理性解读。李红军对于艺术与生活的独到见解，其作品的生活性、个体性、个体对社会映射性，以及精神性，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有创见，真正接地气的当代艺术家。
因此，我认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语境与西方现当代艺术语境之间如何对应与合理转换，即要有自我也要有当代，这就不仅仅是国画中画上飞机火箭就是紧随时代那么简单，而是要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解析和巨大的精神情感投入，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艺术也要有足够的热情和博大的胸襟，以此做到对民间传统艺术语言的创造性发掘，使其在语境转化中完成传统中国艺术向现当代艺术的过渡，这些切入点的寻找一定与艺术家对民间艰苦卓绝的探究学习分不开。李红军在其中找到了他可利用并能得到超越表面和符号套用等简单模仿的深层表达，创造性的延伸了传统纸媒的语言方式，从而使他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保持不断开拓的后劲。
在民间的乡土艺术中寻找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寻求观察世界抒发内心的方法论，在语言确立中开创不一样的诠释形态，这也成为当今艺术家“借古开今”成就中国当代艺术繁荣局面的不二法门。艺术的每一次发展和前进都以回望传统，回归民间的根性土壤获得养分和动力，在历史和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中一次次获得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在思维转换中完成我们一直忽略的精神玩味。民间艺术对于中国艺术家的意义正在于它可资挖掘和转借的宝藏，作为千百年集体创造性与智慧的不断锤炼和凝结，留给我们的是取之不竭的思维源泉。
李红军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吸收传统游走民间。他深谙民间智慧与语言，其意识与观念正来源于此，恰当的诉说就会化腐朽为神奇，但他的不同在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那种语言的力量是愈久弥新并能不断生发壮大，具备自我更新和完善的能力，以此保持艺术的生机与活力。李红军的艺术看似简单一点就破的玄机，往往就在于人们对它的忽略和视而不见，却成就了最有发现的艺术家。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呈现手段，而惊奇的是其背后复杂而绚烂但最终归于平淡和简单的思维过程，在语言的开掘和表达形式的哲学思辨中完成对自我的深掘和对语言最大限度的开发的反复玩索。最质朴的语言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最大的惊艳和不俗。这一切都被李红军变幻演绎到了极致，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在中国传统思维意识的浸染中，运用最当代的艺术手法挥洒彰显，得到最静默理性的倾诉。
传统语言的现代转化是李红军终其一生探索的课题。他希望他的语言有无限的延展和丰富的变化。一切最终都可以归于一个原点，又可以拓展成长得无限巨大茂密，无穷尽已，这是他对艺术生命的尊重，也是他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和理想。
|作者单位：陕西省艺术馆
群众艺术群星榜由陕西艺术馆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