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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已尘埃落定，获奖作品在线上线下的销量可观，甚至还出现了断货情况。作家获奖赢得荣耀，社会热度自然会随之升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很大，相对而言，文学爱好者也比较多。大多数读者偏好阅读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是一种综合性的重文体，其内容的丰富、人物的饱满、语言的张力以及思想情感的喷发，都是其他文体所难以匹敌的。对于那些真正爱好文学、理解文学的读者而言，长篇小说也比任何一种其他文体更能满足他们对于情节、文字、社会历史环境等全方位的阅读诉求。当下长篇小说作品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文学爱好者该如何从中择优阅读，他们也希望有更权威的指导。评论家和媒体的推介有指导之意义，评奖也是一种重要的引导方式。如果一部作品被类似茅奖这样有口碑的文学机制所认可，必然会在读者中得到更多青睐，这也可以说类似某种意义上的“明星效应”。虽说作家创作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创造、参与文化构建、浸润社会生活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评奖会带来明显的重要的刺激、激励作用。
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佳的社会效应，我认为是影响世道人心、提高国民的文学素养与文明程度。通过名家名作让读者感受到文学是通达美丽人生的重要桥梁，感受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文学相伴其生命质量不一样。如果每次评奖，都能使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所提升，这就是茅奖及茅奖获奖作品的最可贵之处。
这次正式入会当评委之前，我提前做了点功课，查阅了百余篇入围本届茅奖的知名作家的相关评论文章。我注意到，大多数评论都是阐释性的，重在阐释作品内容和社会影响，很少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充分地分析评判，更鲜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仅仅停留在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描述上是不够的，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对其审美价值高低作出评判。所以，我欣赏李建军、王彬彬、朱大可、张柠、毛尖等的文学、文化批评，他们能够直言那些名家名作的不足之处。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凤毛麟角，确实难得。
有感于此，我愿把阅读参评作品时的一些思考、一些批评意见，在此以札记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匆忙浮浅，但求抛砖引玉。
一
从二百五十二部入围作品到十部提名之作到最终的五部获奖，获奖名单在读者中基本获得认可。可以说，获奖作品代表了近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较高成就，个人认为，评委对申报作品的综合考量大体是合格的。
从每一轮的票决来看，大多数评委一直看好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差不多一路顺利通关，没有太多异议。在展现宏大叙事、百年历史方面，当代作家大都习惯于从伦理的、社会的、外部的大型历史事件来展开，而《江南三部曲》则更侧重于从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深处来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革命史、知识分子心灵的历史。小说大跨度地跳跃性地塑造了陆氏家族三代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他们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致力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作家对平等、自由、社会幸福、人性都有现代性的审视，这是一种更诗性的因而也是更文学的观照角度，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有特别的意义。
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于20世纪70年代，2011年才出版，拿四十年前创作的作品参评，是它吸引众多读者兴趣的一个新闻点。作家下了很多修订的功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力图减弱、淡化70年代的文学思维及表达方式的印记，二是在每章结尾增加了“小说人语”的部分，即对当年的写作做出今天的评判，有明显的“间离效果”。作品在表现多民族生活的丰富性、真实性、鲜活性方面极为突出，这也是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佩甫的《生命册》，以一个从乡村走出的都市人为纽带展开对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描写，单章写都市，双章写乡村，在结构上有新意，也增强了表现时代的力度和厚度。中国作家普遍擅长写乡村，而不太擅长写都市，而这部作品在在描写人物的都市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变化方面，同样极具分量。
金宇澄的《繁花》，可能是在评论家及读者当中，认知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被称之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及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它既写吴地，又写历史现实，着重描述了“红色时代”20世纪60年代和纷繁复杂的90年代。两种时空交替十分自然，精细展现了上海市井生活面貌。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一座城的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平淡而近自然，应该说得到了《红楼梦》的精髓，提升了当代海派文学的表现力。
苏童的《黄雀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通过三个关联性强的主人公的故事，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生活的审视，对中国人的人性探寻。苏童在柔润、温婉的语言风格基础上又显现了戏谑和调侃的意味，叙事繁丽、考究、别致、有诗意，情韵绵绵，值得反复回味。在我个人看来，就语言功力而言，《黄雀记》应该是五部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苏童充分彰显了现代汉语的魔力，在汉文学史上值得特别重视。
进入提名但最终未获奖的另五部作品，也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阎真世纪初推出的《沧浪之水》好评如潮，影响很大，他本届的参评作品《活着之上》展现在当今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下高校教师的生态和心态，物质的活着很艰难，精神的活着很煎熬，双重生存窘况，写得非常真切细致，可引发读者对体制与人性的多维思考，令人警醒。范稳的《吾血吾土》，讲述西南联大学生赵广陵和其他同学于国家危亡之际投笔从戎、参与抗战，在此后的历史中命运沉浮的故事，表现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与多舛命运。通过层层剥茧的结构，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切入了历史的正面与背面，以过去与现在的反差对照，揭示了时代的荒谬、历史的纠葛、命运的悲壮。自可归属于抗战题材，但又超越了战争进入到政治审视历史反思层面，视角新颖，立意高远，在同类战争题材作品中是一大突破。红柯的《喀拉布风暴》是一部浪漫的、有血性的、有灵性的作品，延续了他探寻新疆地域风貌与男人的野性和激情关系、以强悍的自然意象显现生命活力的惯常风格，表现了爱情至上的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对汉民族家国天下的文化而言，这是一种异质性的个人幸福价值观，对当代文学中的某些柔弱的、世俗的、功利化的描写，是一种否定。在如今写实为主导、先锋退隐的文坛风向之下，他的浪漫主义冲动尤其值得褒扬。林白是个非常勤奋有创造性的作家，写作的路数很宽，从女性主义的个人化写作到底层写作，都体现了她的文学追求，在世纪转型期的每个文学段落上都有自己的贡献。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默默写作，不太理会写作之外的人和事。她的《北去来辞》写转型期中国女性从乡村到都市的生存状况，通过小人物来写大时代，通过一些相关人物生活、命运的变迁，反映人们心灵的变化，很有深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几个70后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表现当下繁忙繁杂繁乱的生活场景和忐忑暧昧纠结的精神状态，非常丰富充沛，人物很鲜活，细节很有吸引力。可以说，这是我目力所及的关于这一代人的最出色的心灵史。 除了这十部提名作品，我还认为以下几部也与它们不相上下，在伯仲之间。韩少功的《日夜书》应该是他写知青生活的集大成作品，体现了作家反省记忆与遗忘、重构历史、连续历史与现实的雄心壮志，超越了知青文学的政治叙事和伦理叙事的常态。笛安的《南方有令秧》通过四百年前的几个女性的悲剧，贞节牌坊下的悲剧荒诞剧、节妇的凄苦和苦中作乐、缠足的陋习，揭示了传统中国野蛮、落后的文化的残忍和反人性，绵实细致、触目惊心，有一定的历史感和精神厚度。反映传统中国文化的如此重要的题材，一直为中国文学之空白，本不正常，现出自一个80后女作家之手，更令人称奇。宁肯的《三个三重奏》题材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也很别致，两个腐败分子，所谓反面人物成了作品的主角。其人性下滑的轨迹清晰完整，人性的挣扎和亮点也处处闪现。人物鲜活生动，语言有抓人心魂、欲罢不能的魔力。采用正文加某些注释的方式，效仿学术著作的真实性，又不妨碍整体的艺术表达，结构上也有创新。
茅奖到底是中国作家奖，还是汉语文学奖？这里牵扯到一个重量级作家：严歌苓。她的《陆犯焉识》在历史审视和人性拷问方面异常出色，叙述语言简约洁净、充满张力。遗憾的是，因为国籍问题她没有被推到最后一步，但也确实引发评委在这个问题上的考量。
二
抛开前几届已获茅奖的王安忆、刘醒龙、贾平凹等人的本届入围之作不论，上述这些作品都是近年来的优秀之作。上文对这些作品各自的优长作了简要的评价，有的看法也与既有评价相近。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优点不仅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我更想指出的是，本届茅奖参评作品无论获奖与否，无论在该否获奖及排名顺序上有无歧见，在我看来，没有完美之作，它们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存在缺憾，或在认知社会探寻人性上力有不逮，或在审美表达上有所欠缺，并非无懈可击。
先从最终获奖的作品说起。《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都有较大差异，但他们的对话语言却存在雷同。从经典现实主义的一般理解而言，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刻画的必然要求。《江南三部曲》的人物语言雷同化，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此外，三部作品的质量也不完全整齐，尤其是描写当下的第三部《春尽江南》，要相对弱于前两部。这也是包括莫言、余华在内许多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写过去文采飞扬，写现在则笔力混乱，价值游离。
尽管《这边风景》力图简化70年代的文学印记，但其中仍有大量“文革”思维的“残留物”。依王蒙的文学储备和思想储备，要他对旧作“清污消毒”“美容瘦身”，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文化界和某些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有所诟病的原因。
我和几个评委都注意到，李佩甫的《生命册》中关于大学体制、关于90年代商海的某些细节，不够考究，缺乏推敲，不合情理。如此缺点，对于一部写实性长篇小说而言，称之为瑕疵末节似嫌太轻。需知小说大厦正是靠一个个精妙的细节支撑的。如果一个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偶有细节失误，恐无伤大局。但如果失真不止一处两处，读者自然会对作家反映对象的熟悉程度和描绘场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如果好几处细节失真，则是致命弱点，虚构的文字大厦就会有倾坍之虞。
与《生命册》某几处细节失察相较，《黄雀记》存在核心情节处理不当的问题。贯穿小说三大章始终、决定能否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关键情节，是一桩事关一个女主人两个男主人公的强奸案。被冤枉的案情并不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下，被冤枉者完全有申诉、复审的可能性，受害人岂会轻易放弃？岂会甘受十余年牢狱之苦？岂会忍看由之导致的家破人亡的惨剧发生？这恰恰是作品的核心情节，是一系列与三人命运攸关的后续故事的起点、转折点。作品对这一情节轻描淡写，铺垫不足，使得后续故事的发展有过于人为支撑起来的痕迹，显得生硬牵强，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金宇澄的《繁花》，其功力之深厚，描写之从容，确属不可多得之作。但也有不少读者认为内容过于琐碎，且缺乏高潮。有评论家将之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但《红楼梦》不厌其烦地开菜谱、描绘房屋构造，也未必是人物性格塑造之必需，也未必适应所有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而，由于它由吴方言创作而成，也可能会使其流失掉一些对这种方言的人不熟悉、不习惯的读者。诚然，让一部作品讨好所有读者不仅是苛求也未必能真正讨好，但评论家至少不必对这种写法毫无保留地赞美，你总得尊重某些不能对吴语写作产生审美快感的读者的喜好。最近十几年来，方言写作成为热点，与今天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传统在今天受到空前重视，而重视传统就必然会重视形成传统的地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趣味与文学表达，以方言表达地域文化更便利、更贴切，是方言写作者的逻辑。况且对于许多作家而言，不管日常交际是否使用普通话，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方言，这必然会对其思维及写作产生影响。有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使用普通话会有隔阂感，而方言有利于更直观地更无难度地表达。虽然金宇澄的《繁花》在重现吴语魅力方面很成功，也在表现上海这一地域对象方面有高度吻合性，但我认为仍然不宜提倡作家一窝蜂式的方言写作。过分展示方言，有可能会强化作家的狭隘的地域性文学思维，影响关于人类共同性命题的表达，也与五四新文学开创的白话文学传统相悖离。
获奖作品之外，在我心目中分量较重的一些作品，也不无缺憾。韩少功的《日夜书》，或许可看作是他写知青生活的又一部优秀之作，但确实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结构上有所游离，笔力不够集中，叙述语言远不及《爸爸爸》和《马桥词典》考究有韵味。阎真的《活着之上》大都在就事写事的层面上铺陈，写得过实过干，诗意和文采还稍嫌不足。《喀拉布风暴》粗犷却也粗陋，叙述语言主观性过强而不够精致精确，某些细节描写也显得粗糙。《北去来辞》刚开始结构比较散，人物次第出场，互相牵连，读下去会发现她是有意为之，但这确实过于考验读者的耐心。《三个三重奏》着力描写有贪腐行为的男主人公，人物缺少忏悔意识姑且不论，作者缺乏应有的谴责批判却是个不小的硬伤。《南方有令秧》表现的是传统中国性爱与道德极端冲突的主题，女主人公的性爱经历和性心理描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性心理描写过于克制简省，妨碍了人性刻画的深度和文化批判的力度。 这当然不是说评委看走了眼（也可能是我的批评意见走了眼），我的用意是在提醒评论家和读者：这些作品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中的优秀之作，铺筑了一片文学的高原，但是，没有高峰。
三
九届茅奖已评出了四十余部获奖作品，其中大部分可视为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它们各有特色、各有贡献，但是，跟世界文学经典相较，我以为还有差距。
长篇小说是一种最自由最有深度最显出当代小说水准的文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大半是长篇小说作家，可见这种文体的特殊重要性。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重文体”“大文体”，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需要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认知，需要对故事、人物、语言等要素的全面把握，需要感性、理性思维的双重能力。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无疑重要，它是作家创作的前提条件。但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经历人生经验的平面展示，更不只是对生活细节的无休止再现。一个作家的小说，哪怕他把生活的流程描写得十分细致，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就必然是有限的。优秀作家不应沉溺于一己的生活经验，而要超越个人的人生体验，提炼出具有时代内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菁华。源于经验，高于经验，自觉地以独异的思想烛照经验世界，这才是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文学用形象说话，但形象的生动程度、深刻程度和动人程度是靠作家强大的主体人格和独特思想支撑的。理性对长篇小说艺术家是不可或缺的能力，甚至可以说理性的强弱是衡量长篇小说艺术家高低的重要标尺，是决定长篇小说创作水准的主要因素。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对他所处的时代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能超越个人一己之经验，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虚构一个文字世界来审视时代拷问人性。世界一流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往往代表了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卡夫卡的关注异化，萨特关注存在之谜，托尔斯泰的道德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撕咬，博尔赫斯的智性洞察，马尔克斯的民族画像，乔治·奥威尔的揭示极权，米兰·昆德拉的反思媚俗，略萨的“反独裁”主题……他们决非仅仅是一个个看起来复杂的故事的简单编造者，而是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长篇小说家普遍不足。不少作家自以为自己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写长篇，但没有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也就缺乏对生活积累进行必要提炼的能力，因而在把握时代臧否人物上或浮浅或褊狭，因而在情节结构上或累赘或生硬，因而在细节描写上或粗略或失真。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从立意构思到情节铺排到人物关系，要有非凡的理性掌控能力才能掌控完整而丰富的感性表达。结构问题、细节问题都不是纯粹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作家艺术创造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上一节所论入围作品包括获奖作品某些描写内容、情节结构、细节处理方面的种种不足，都与作家的文学准备首先是理性认知不足密切关联。
获茅奖的作品尽管优秀，但也有缺憾，所以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话可能说得太大太空，易遭诟病。但如果以中外经典文学作参照、以伟大作家为标高，对中国作家应有更高更严的要求。本人不揣冒昧、略陈己见，是因为郁积在心，不吐不快。恳望商榷，欢迎批评。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
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佳的社会效应，我认为是影响世道人心、提高国民的文学素养与文明程度。通过名家名作让读者感受到文学是通达美丽人生的重要桥梁，感受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文学相伴其生命质量不一样。如果每次评奖，都能使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所提升，这就是茅奖及茅奖获奖作品的最可贵之处。
这次正式入会当评委之前，我提前做了点功课，查阅了百余篇入围本届茅奖的知名作家的相关评论文章。我注意到，大多数评论都是阐释性的，重在阐释作品内容和社会影响，很少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充分地分析评判，更鲜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仅仅停留在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描述上是不够的，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对其审美价值高低作出评判。所以，我欣赏李建军、王彬彬、朱大可、张柠、毛尖等的文学、文化批评，他们能够直言那些名家名作的不足之处。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凤毛麟角，确实难得。
有感于此，我愿把阅读参评作品时的一些思考、一些批评意见，在此以札记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匆忙浮浅，但求抛砖引玉。
一
从二百五十二部入围作品到十部提名之作到最终的五部获奖，获奖名单在读者中基本获得认可。可以说，获奖作品代表了近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较高成就，个人认为，评委对申报作品的综合考量大体是合格的。
从每一轮的票决来看，大多数评委一直看好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差不多一路顺利通关，没有太多异议。在展现宏大叙事、百年历史方面，当代作家大都习惯于从伦理的、社会的、外部的大型历史事件来展开，而《江南三部曲》则更侧重于从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深处来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革命史、知识分子心灵的历史。小说大跨度地跳跃性地塑造了陆氏家族三代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他们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致力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作家对平等、自由、社会幸福、人性都有现代性的审视，这是一种更诗性的因而也是更文学的观照角度，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有特别的意义。
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于20世纪70年代，2011年才出版，拿四十年前创作的作品参评，是它吸引众多读者兴趣的一个新闻点。作家下了很多修订的功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力图减弱、淡化70年代的文学思维及表达方式的印记，二是在每章结尾增加了“小说人语”的部分，即对当年的写作做出今天的评判，有明显的“间离效果”。作品在表现多民族生活的丰富性、真实性、鲜活性方面极为突出，这也是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佩甫的《生命册》，以一个从乡村走出的都市人为纽带展开对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描写，单章写都市，双章写乡村，在结构上有新意，也增强了表现时代的力度和厚度。中国作家普遍擅长写乡村，而不太擅长写都市，而这部作品在在描写人物的都市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变化方面，同样极具分量。
金宇澄的《繁花》，可能是在评论家及读者当中，认知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被称之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及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它既写吴地，又写历史现实，着重描述了“红色时代”20世纪60年代和纷繁复杂的90年代。两种时空交替十分自然，精细展现了上海市井生活面貌。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一座城的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平淡而近自然，应该说得到了《红楼梦》的精髓，提升了当代海派文学的表现力。
苏童的《黄雀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通过三个关联性强的主人公的故事，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生活的审视，对中国人的人性探寻。苏童在柔润、温婉的语言风格基础上又显现了戏谑和调侃的意味，叙事繁丽、考究、别致、有诗意，情韵绵绵，值得反复回味。在我个人看来，就语言功力而言，《黄雀记》应该是五部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苏童充分彰显了现代汉语的魔力，在汉文学史上值得特别重视。
进入提名但最终未获奖的另五部作品，也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阎真世纪初推出的《沧浪之水》好评如潮，影响很大，他本届的参评作品《活着之上》展现在当今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下高校教师的生态和心态，物质的活着很艰难，精神的活着很煎熬，双重生存窘况，写得非常真切细致，可引发读者对体制与人性的多维思考，令人警醒。范稳的《吾血吾土》，讲述西南联大学生赵广陵和其他同学于国家危亡之际投笔从戎、参与抗战，在此后的历史中命运沉浮的故事，表现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与多舛命运。通过层层剥茧的结构，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切入了历史的正面与背面，以过去与现在的反差对照，揭示了时代的荒谬、历史的纠葛、命运的悲壮。自可归属于抗战题材，但又超越了战争进入到政治审视历史反思层面，视角新颖，立意高远，在同类战争题材作品中是一大突破。红柯的《喀拉布风暴》是一部浪漫的、有血性的、有灵性的作品，延续了他探寻新疆地域风貌与男人的野性和激情关系、以强悍的自然意象显现生命活力的惯常风格，表现了爱情至上的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对汉民族家国天下的文化而言，这是一种异质性的个人幸福价值观，对当代文学中的某些柔弱的、世俗的、功利化的描写，是一种否定。在如今写实为主导、先锋退隐的文坛风向之下，他的浪漫主义冲动尤其值得褒扬。林白是个非常勤奋有创造性的作家，写作的路数很宽，从女性主义的个人化写作到底层写作，都体现了她的文学追求，在世纪转型期的每个文学段落上都有自己的贡献。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默默写作，不太理会写作之外的人和事。她的《北去来辞》写转型期中国女性从乡村到都市的生存状况，通过小人物来写大时代，通过一些相关人物生活、命运的变迁，反映人们心灵的变化，很有深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几个70后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表现当下繁忙繁杂繁乱的生活场景和忐忑暧昧纠结的精神状态，非常丰富充沛，人物很鲜活，细节很有吸引力。可以说，这是我目力所及的关于这一代人的最出色的心灵史。 除了这十部提名作品，我还认为以下几部也与它们不相上下，在伯仲之间。韩少功的《日夜书》应该是他写知青生活的集大成作品，体现了作家反省记忆与遗忘、重构历史、连续历史与现实的雄心壮志，超越了知青文学的政治叙事和伦理叙事的常态。笛安的《南方有令秧》通过四百年前的几个女性的悲剧，贞节牌坊下的悲剧荒诞剧、节妇的凄苦和苦中作乐、缠足的陋习，揭示了传统中国野蛮、落后的文化的残忍和反人性，绵实细致、触目惊心，有一定的历史感和精神厚度。反映传统中国文化的如此重要的题材，一直为中国文学之空白，本不正常，现出自一个80后女作家之手，更令人称奇。宁肯的《三个三重奏》题材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也很别致，两个腐败分子，所谓反面人物成了作品的主角。其人性下滑的轨迹清晰完整，人性的挣扎和亮点也处处闪现。人物鲜活生动，语言有抓人心魂、欲罢不能的魔力。采用正文加某些注释的方式，效仿学术著作的真实性，又不妨碍整体的艺术表达，结构上也有创新。
茅奖到底是中国作家奖，还是汉语文学奖？这里牵扯到一个重量级作家：严歌苓。她的《陆犯焉识》在历史审视和人性拷问方面异常出色，叙述语言简约洁净、充满张力。遗憾的是，因为国籍问题她没有被推到最后一步，但也确实引发评委在这个问题上的考量。
二
抛开前几届已获茅奖的王安忆、刘醒龙、贾平凹等人的本届入围之作不论，上述这些作品都是近年来的优秀之作。上文对这些作品各自的优长作了简要的评价，有的看法也与既有评价相近。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优点不仅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我更想指出的是，本届茅奖参评作品无论获奖与否，无论在该否获奖及排名顺序上有无歧见，在我看来，没有完美之作，它们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存在缺憾，或在认知社会探寻人性上力有不逮，或在审美表达上有所欠缺，并非无懈可击。
先从最终获奖的作品说起。《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都有较大差异，但他们的对话语言却存在雷同。从经典现实主义的一般理解而言，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刻画的必然要求。《江南三部曲》的人物语言雷同化，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此外，三部作品的质量也不完全整齐，尤其是描写当下的第三部《春尽江南》，要相对弱于前两部。这也是包括莫言、余华在内许多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写过去文采飞扬，写现在则笔力混乱，价值游离。
尽管《这边风景》力图简化70年代的文学印记，但其中仍有大量“文革”思维的“残留物”。依王蒙的文学储备和思想储备，要他对旧作“清污消毒”“美容瘦身”，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文化界和某些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有所诟病的原因。
我和几个评委都注意到，李佩甫的《生命册》中关于大学体制、关于90年代商海的某些细节，不够考究，缺乏推敲，不合情理。如此缺点，对于一部写实性长篇小说而言，称之为瑕疵末节似嫌太轻。需知小说大厦正是靠一个个精妙的细节支撑的。如果一个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偶有细节失误，恐无伤大局。但如果失真不止一处两处，读者自然会对作家反映对象的熟悉程度和描绘场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如果好几处细节失真，则是致命弱点，虚构的文字大厦就会有倾坍之虞。
与《生命册》某几处细节失察相较，《黄雀记》存在核心情节处理不当的问题。贯穿小说三大章始终、决定能否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关键情节，是一桩事关一个女主人两个男主人公的强奸案。被冤枉的案情并不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下，被冤枉者完全有申诉、复审的可能性，受害人岂会轻易放弃？岂会甘受十余年牢狱之苦？岂会忍看由之导致的家破人亡的惨剧发生？这恰恰是作品的核心情节，是一系列与三人命运攸关的后续故事的起点、转折点。作品对这一情节轻描淡写，铺垫不足，使得后续故事的发展有过于人为支撑起来的痕迹，显得生硬牵强，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金宇澄的《繁花》，其功力之深厚，描写之从容，确属不可多得之作。但也有不少读者认为内容过于琐碎，且缺乏高潮。有评论家将之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但《红楼梦》不厌其烦地开菜谱、描绘房屋构造，也未必是人物性格塑造之必需，也未必适应所有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而，由于它由吴方言创作而成，也可能会使其流失掉一些对这种方言的人不熟悉、不习惯的读者。诚然，让一部作品讨好所有读者不仅是苛求也未必能真正讨好，但评论家至少不必对这种写法毫无保留地赞美，你总得尊重某些不能对吴语写作产生审美快感的读者的喜好。最近十几年来，方言写作成为热点，与今天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传统在今天受到空前重视，而重视传统就必然会重视形成传统的地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趣味与文学表达，以方言表达地域文化更便利、更贴切，是方言写作者的逻辑。况且对于许多作家而言，不管日常交际是否使用普通话，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方言，这必然会对其思维及写作产生影响。有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使用普通话会有隔阂感，而方言有利于更直观地更无难度地表达。虽然金宇澄的《繁花》在重现吴语魅力方面很成功，也在表现上海这一地域对象方面有高度吻合性，但我认为仍然不宜提倡作家一窝蜂式的方言写作。过分展示方言，有可能会强化作家的狭隘的地域性文学思维，影响关于人类共同性命题的表达，也与五四新文学开创的白话文学传统相悖离。
获奖作品之外，在我心目中分量较重的一些作品，也不无缺憾。韩少功的《日夜书》，或许可看作是他写知青生活的又一部优秀之作，但确实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结构上有所游离，笔力不够集中，叙述语言远不及《爸爸爸》和《马桥词典》考究有韵味。阎真的《活着之上》大都在就事写事的层面上铺陈，写得过实过干，诗意和文采还稍嫌不足。《喀拉布风暴》粗犷却也粗陋，叙述语言主观性过强而不够精致精确，某些细节描写也显得粗糙。《北去来辞》刚开始结构比较散，人物次第出场，互相牵连，读下去会发现她是有意为之，但这确实过于考验读者的耐心。《三个三重奏》着力描写有贪腐行为的男主人公，人物缺少忏悔意识姑且不论，作者缺乏应有的谴责批判却是个不小的硬伤。《南方有令秧》表现的是传统中国性爱与道德极端冲突的主题，女主人公的性爱经历和性心理描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性心理描写过于克制简省，妨碍了人性刻画的深度和文化批判的力度。 这当然不是说评委看走了眼（也可能是我的批评意见走了眼），我的用意是在提醒评论家和读者：这些作品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中的优秀之作，铺筑了一片文学的高原，但是，没有高峰。
三
九届茅奖已评出了四十余部获奖作品，其中大部分可视为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它们各有特色、各有贡献，但是，跟世界文学经典相较，我以为还有差距。
长篇小说是一种最自由最有深度最显出当代小说水准的文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大半是长篇小说作家，可见这种文体的特殊重要性。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重文体”“大文体”，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需要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认知，需要对故事、人物、语言等要素的全面把握，需要感性、理性思维的双重能力。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无疑重要，它是作家创作的前提条件。但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经历人生经验的平面展示，更不只是对生活细节的无休止再现。一个作家的小说，哪怕他把生活的流程描写得十分细致，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就必然是有限的。优秀作家不应沉溺于一己的生活经验，而要超越个人的人生体验，提炼出具有时代内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菁华。源于经验，高于经验，自觉地以独异的思想烛照经验世界，这才是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文学用形象说话，但形象的生动程度、深刻程度和动人程度是靠作家强大的主体人格和独特思想支撑的。理性对长篇小说艺术家是不可或缺的能力，甚至可以说理性的强弱是衡量长篇小说艺术家高低的重要标尺，是决定长篇小说创作水准的主要因素。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对他所处的时代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能超越个人一己之经验，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虚构一个文字世界来审视时代拷问人性。世界一流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往往代表了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卡夫卡的关注异化，萨特关注存在之谜，托尔斯泰的道德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撕咬，博尔赫斯的智性洞察，马尔克斯的民族画像，乔治·奥威尔的揭示极权，米兰·昆德拉的反思媚俗，略萨的“反独裁”主题……他们决非仅仅是一个个看起来复杂的故事的简单编造者，而是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长篇小说家普遍不足。不少作家自以为自己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写长篇，但没有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也就缺乏对生活积累进行必要提炼的能力，因而在把握时代臧否人物上或浮浅或褊狭，因而在情节结构上或累赘或生硬，因而在细节描写上或粗略或失真。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从立意构思到情节铺排到人物关系，要有非凡的理性掌控能力才能掌控完整而丰富的感性表达。结构问题、细节问题都不是纯粹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作家艺术创造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上一节所论入围作品包括获奖作品某些描写内容、情节结构、细节处理方面的种种不足，都与作家的文学准备首先是理性认知不足密切关联。
获茅奖的作品尽管优秀，但也有缺憾，所以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话可能说得太大太空，易遭诟病。但如果以中外经典文学作参照、以伟大作家为标高，对中国作家应有更高更严的要求。本人不揣冒昧、略陈己见，是因为郁积在心，不吐不快。恳望商榷，欢迎批评。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