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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车开到马孔多，一位妇女惊慌失措，她看到，一间冒烟的厨房朝她家这边奔跑过来，不但如此，后邊还接二连三跟着一间又一间房子，简直是拉着整个镇子在奔跑。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的这个想象，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铁轨。
一家香蕉公司将马孔多开辟为一个种植园，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种满香蕉。铁轨穿过香蕉林，曾与香蕉公司产生过摩擦，而且也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铺设一通的。铁路公司在马孔多横插一杠，铁轨出现，这里的居民，具体到这位妇女，不可能一无所知。只要对铁轨略知一二，火车奔跑过来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了。
看来，马尔克斯有意甚至存心忽略了铁轨这个事实。在马尔克斯的想象里，即使没有铁轨，哪怕没有铁轨，火车也会开到马孔多，也能开到马孔多。
马尔克斯的想象建立在“世界”之上，马孔多不是穷乡僻壤的马孔多，而是世界之上的马孔多。
其实中国作家也在这么做。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里，刘震云将故事放置到故乡，甚至浓缩在梦中依稀可见的花朵，以及准备用来上吊的草绳上，但他成立了世界恢复礼仪与廉耻委员会，主人公刘老孬，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长篇小说《应物兄》里，李洱也将故事放置到一所大学，甚至集中在几个人和一条狗身上，但他一直在筹建太和院，主人公试图复兴儒学，彰显所谓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毕飞宇的早期小说，有一篇短篇比较特殊，篇名就叫《地球上的王家庄》，那个赶鸭子的人，头脑多少有些问题，但他相信自己和鸭子从王家庄出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然后从世界上任何地方，走任何道路，最终都可以返回王家庄。比以上三位作家更年轻的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写的是北京和外省、“当下”与“曾经”，但“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大概就是“世界”“现代”的象征吧，而且主人公还是一位专栏作家，其中一篇专栏文章干脆题为“到世界去”。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之时，也相当年轻，还不满四十岁呢。
当然，也有更多中国小说与此相反。比如说，张炜长篇小说《古船》，那艘沉没之后被打捞起来的古船，并不是从世界来的，也不曾要到世界去。不过，后来创作十卷本《你在高原》的那些年，张炜倒是倾心于将“高原”安放在世界之上。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这座白鹿原，差不多是一个闭合的环。李锐长篇小说《旧址》，其破土与触底，未有多少拓展。
而马孔多的缔造者，布恩迪亚本身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家族。其中的一位，为了逃避因羞辱他而他被杀死的鬼魂的纠缠，带着妻子，他们身后有一批跟随者，来到一条河边，见到河里的鹅卵石犹如史前巨蛋，就在这个荒无人烟之地草创了马孔多。马孔多最初只有二十多户村民，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更没一个人死去。在村子成为镇子，橡胶公司长驱直入，火车开过来之前，这位不安分的布恩迪亚，加上吉卜赛人带着磁铁、望眼镜、假牙、冰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新发明（有的或许只是新玩意），来到马孔多，他的幻想和向往被激发起来，做过一次又一次实验，虽然都失败了，但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到科学和文明的地方去，终因再也无人跟随未能成行。
这位布恩迪亚，得到吉普赛人先知梅尔吉亚德斯的帮助，在马孔多建起了一间实验室。布恩迪亚上校继承了他父亲的这间实验室，也继承了他的幻象和向往，在他一生发起的数十次革命一一失败之后，从行刑队的枪口下奇迹生还，最终一头扎进去，使用坩埚和其他一切器皿，实验种种方法，试炼出金子，敲打出小金鱼。这些小金鱼曾经是革命的信物，如今只是小金鱼本身。幻象又回到了原物。
布恩迪亚也是先知，更是先知。无论哪一位，他的幻想与向往，一意孤行，天马行空，不知所知，都自有其知识谱系。这个知识谱系，可以继承和传递，但主要还是先知，而先知总会指向科学和文明。马孔多即使与科学和文明背道而驰，或者原地不动，它也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并不限于此时此地，就像那条河流一样源远流长，这条铁轨一样连接世界。
这样的马孔多镇子和布恩迪亚家族，帮了马尔克斯大忙，他的想象如同现实。小布恩迪亚见识到冰块，摸上去，感觉到“它在烧”，而老布恩迪亚又摸了一次，则坚持认为，“这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而马孔多的乱伦，则几乎被严格限制在吊床上。那里的雨水，竟然泛滥到整整下了四年。一个姑娘可以被一张床单带到月亮上去，一个镇子也可以被一场龙卷风卷走。
再看这样的描述：
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除了大量的小锅、漏斗、蒸馏瓶、滤器和滤网，还备有一座简陋的炼金炉，一个仿照“哲学之卵”制成的长颈烧瓶，以及一套由吉普赛人按照犹太人玛利亚对三臂蒸馏器的现代描述制作的蒸馏过滤设备。
那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梦见那个地方耸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家家户户以镜子为墙。他询问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他从未听说、也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那名字却在梦中神秘地回响：马孔多。
这样的对话：
“一个人能娶自己的姑妈吗？”他惊异地问。
“不光可以娶姑妈，”一个士兵回答，“我们现在跟教士打这场仗，就是为了让人连亲娘都能娶。”
“我担心的是，”他补充道，“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他摘下结婚戒指和救难圣母徽章，与眼镜和怀表放在一处。
“这样一来，”他总结道，“你不仅会变成我们历史上最专制最残忍的独裁者，而且还得枪毙我的乌尔苏拉大姐来抚慰你的良心。”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蒙卡达将军将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递给他，换了副口气。
“不过我让你来不是为了指责你，”他说，“我想拜托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妻子。”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东西收进兜里。
直到以这两个长句子结尾：
当马孔多在《圣经》所载那种龙卷风的怒号中化作可怕的瓦砾与尘埃漩涡时，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好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毫不夸张地说，《百年孤独》里，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发明。
马尔克斯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实”这个配方。这一点，可能出乎好多读者意料之外。但是，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将专著《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第四部分“小说与政治”留给了两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马尔克斯，在马尔克斯的全名后面加上了“族长的影子”作为标题。而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其中确有一部就叫《族长的秋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影子》这一专论，言之凿凿，马尔克斯确实有那么一位祖父，在他八岁时去世。祖父在马尔克斯的记忆和想象里，任意变形，无限放大之后，被分配给无数小说人物。几位布恩迪亚，从马尔克斯祖父那里，分配到太多东西。据说其中这位布恩迪亚，刺死羞辱他的人，这个情节就来源于马尔克斯祖父一场真实的决斗。事实上，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里，也不厌其烦地透露过他发明小说的各种现实配方。
20世纪9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达几十种之多，“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一时成为文学话题。有观察认为，云南这块土地的神秘、诡异和复杂、丰富，堪比马尔克斯等人笔下的拉丁美洲。二十多年后，我想到：在我的故乡昭通，一直流传着一种魔法：“放阴”。之后，我与朋友、昭通作者伍世云聊天，两人都忍不住虚构并非同一地方的“昭通乡下”，以“小说家言”谈到那里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放阳”“放阴”。伍世云认为，放阳也好，放阴也好，作为一种观察和表达的方法，世界文学都有采用。印度裔英国籍作家萨曼·鲁西迪长篇小说《午夜之子》，写的就是一群出生于印度独立日午夜的孩子，放逐与聚拢的故事。美国作家本·方登中篇小说《良人难寻》，魂不守舍的丈夫德克，就与女神埃尔祖莉和妻子梅丽莎，一虚一实，共同生活在一起。而这样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生活，之所以能在小说中进行下去，作家找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放阳和放阴。这些作家还真是魔法师呢。魔法师可以让一个人、一个幽灵，离开阳间或阴间，去到阴间或阳间，短暂停留或长期逗留，带回阴间或阳间的消息，以其所见到的那个幽灵、那个人才有的口吻一一道来，完毕后再重返阴间或阳间。魔法师几乎是在用一种咒语写作，也可以说是拿读者来放阳和放阴，让读者自己去见识世道的暗影与人心的幽微。
我倒觉得，观察到我们脚下的土地与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存在相似之处，这不会有多么重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认为云南是一个“末端的前沿”，他是这么说的，“它既是东西方最后的接触点，又是东西方最早的接触点……它是中国的末端，也是中国的前沿。”斯诺从社会学上发现了，但小说、文学却没有及时、充分发现这一点。以“末端的前沿”而存在的云南，未必天然成为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就能像马尔克斯杜撰出来的马孔多，可以借此展开世界性、现代性想象。
并且，还应该注意到，出现“爆炸现象”的拉丁美洲文学，其实一直属于西班牙语文学范畴，单单一位不朽的塞万提斯和他那部古老的《堂吉诃德》，就已经向世界昭示，这样的传统，它有着多么充足的弹药库。
总之，文学不是农学，即使是农学，也都不能过分依仗、完全寄望于土地本身，相反的例子，以色列在近乎荒漠的土地上发展起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农业，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也足以说明马孔多式的世界性、现代性想象多么重要。
了不起的是，马尔克斯以现实配方的发明出来的小说，几乎都颠覆和超越了现实。
短篇小说《礼拜二的午睡时刻》里，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主人公，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名字再次出现。而在这篇汉译本不到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中，寡居二十八年的雷薇卡太太，用上校遗留下来的手枪，打死了前来行窃的小偷。
这个小偷还是一个少年，也是一个穷人。马尔克斯小心翼翼地描绘他被打死后的样子，“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
这个少年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在她眼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馬尔克斯毫不犹豫地写道。这个少年被打死了，神父指责她的母亲，“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马尔克斯很肯定地替这位母亲辩解，母亲告诉过儿子不要偷穷人的东西，事实上，他很听她的话。或许，问题在于，离开家，跑到一个遥远的镇上，这个少年并不知道他行窃的，是不是穷人。雷薇卡太太的房子堆满了东西，少年撬开的是临街的门。或许，问题还在于，这个少年曾经去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他还自己拔光了牙齿，以至于他的母亲每吃一口饭，就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她儿子时的那个样子。从他被打死后的样子来看，我们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正道”，可以让他去走。或许，上帝知道。但神父也开始怀疑，他说，“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这位母亲瘦小，悲戚，但又坚决，温和。她能做什么呢？在儿子被打死一周后，她带上女儿和一束鲜花，乘火车在礼拜二的正午赶到那个陌生的镇上，找到神父，向他借取打开公墓大门的钥匙，去看看儿子的坟。
对镇上的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神父来说，这位母亲到来的时刻，正是午睡的时刻。
镇上人们享有他们的午睡，这位母亲承受儿子的死亡。
这位母亲如何来承受儿子的死亡？马尔克斯写到过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在火车上，这位母亲交代女儿，“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准哭。”这是一个热得就像蒸笼的正午，镇上的人们，还有万物，几乎都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到了镇上，谁会给这位母亲和她女儿一杯水喝吗？如果不是考虑到这对母女还要赶火车返回去，出于对她们最起码的怜悯，那么，神父不会牺牲自己的午睡，来办理繁琐的手续。事实上，神父确实感到烦躁，感到麻烦，他告诉这位母亲，公墓大门的钥匙还回来的时候，不用叫门，直接塞到门缝下，这样，他的午睡就不会再次被打断。神父还不忘提醒，如果有什么布施，她也可以放到那儿。另一个细节是，神父出于天职，本想让这对母女避开镇上人们的目光悄悄前往公墓，但他做不到，不过，这位母亲却不管这些，她从女儿手里夺过那束枯萎的鲜花，拉着女儿朝大街走去。 还有一个细节，或许更不能忽略。在火车上，当这位母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的时候，她女儿跑到卫生间里，将眼看已经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或许，马尔克斯提醒读者，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也在承受哥哥的死亡。
作为读者，我想说的是，上帝，在你亲手创造的这个世界上，雷薇卡太太承受了她扣动扳机的枪，神父承受了他难以抵抗的困倦，他妹妹承受了对哥哥含辛茹苦的照料，整个镇上承受了一个外来的小偷被打死，公墓承受了这个小偷的尸骨，这些都是必须承受的。我还想说的是，上帝，无论你的意志多么让人难以捉摸，都请承受这样的时刻，除了你，没有谁承受得起。
《活着为了讲述》再加上马尔克斯本人另一部专著《我不是来演讲的》和美国人吉恩·贝尔-维亚达编著《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也只能得出一个结果：这些文字提及现实中的这位小偷，总共不超过三个自然段，而且其中一个自然段除了一句话，说的都是别的事情。现实中没有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使用过的手枪，也没有寡居的雷薇卡太太，更没有正在午睡的神父。马尔克斯以其同样世界性、现代性的想象，在《礼拜二的午睡时刻》里写出了人们必须承受的时刻。在此说两句题外话：与马尔克斯相类似，将现实作为配方，变换使用于自己这样那样的小说，据我所知，还有契诃夫。一本薄薄的《契诃夫手记》，中译本不过十五万字吧，却透露了契诃夫从现实到小说，想象的秘密（几乎是全部秘密）。
或许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称《百年孤独》为“魔幻现实主义”，还真是恰当的。再说一句题外话：在颠覆和超越现实这一点上，契诃夫十卷本小说全集，几乎每部中短篇都是“魔幻现实主义”呀。
二
中国读者亲历、读到或想象20世纪80年代，无论个人经验和感受多么不同，大体上都会认同1980年代的中国，确实为一道明亮的光所照射。只是说，这种照射，不是直射、斜射，也不是折射、反射，而是回光返照。
而在塞尔维亚，一位名叫米洛拉德·帕维奇的作家，1984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哈扎尔辞典》。这是世界现代小说的又一个光源。来自它的光辉，照耀到中国读者身上，时差并不大：从《外国文艺》选译到《花城》刊载全译文，再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都完成于90年代。
世界文学史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完全出于偶然，可以用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去解读另一位作家的另一部作品，至少可以提供解读的角度。比方说，可以用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沙之书》的角度，解读这部《哈扎尔辞典》。更有意思的是，《沙之书》在《哈扎尔辞典》之前完成，但这并不影响解读的可能。再说了，这两位大神，他们都是文学先知。博尔赫斯《沙之书》不到四千字，它谓之无限的，是与《圣经》相对应的（或完全不同的）另一部书，这部书无始无终，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这引起了那位读者（你是那位读者吗？谁都可以是，但又很难是那位读者）的恐惧，最终将它藏了起来。这“沙之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我能理解博尔赫斯的意思。但《哈扎尔辞典》确实让我感到困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它。有意思的是，我与伍世云一次聊天，聊到《哈扎尔辞典》，不约而同表达出崇敬之情，觉得帕维奇真就是文学上的爱因斯坦，《哈扎尔辞典》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按捺不住表现出我们小小的骄傲，以为都迈进了不少人无法跨过的这道阅读门槛。这时，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意识到，《哈扎尔辞典》就是“沙之书”啊！
的确，《哈扎尔辞典》仿《圣经》或其他经典写成。它不超过十五万字，分为这么几部分：“卷首导语”“红书——基督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绿书——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黄书——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和“补编一、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神甫——出版《哈扎尔辞典》的编撰者”“补编二、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凶杀案证词笔录（节录）”“结束语”。不同于《堂吉诃德》的“戏仿”，也不同于《好兵帅克》的“反动”，《哈扎尔辞典》仿得一本正经。
“红书——基督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其中这样写道：
总之，佩特库坦成了一名英俊年轻的饱学之士，有时能从他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觉察出他和常人有所不同。可举一例说明他与众不同之处：他能在礼拜一晚上选择未来的某一天，而不是礼拜二，来作为次日的时间，当已经用过的一天来到时，他又可将没有用过的礼拜二填补进去，所以算式永远正确。老实说，碰到这类情况，每一天之间的衔接会有差异，时间上也有断缺，不过这对佩特库坦来说，不啻一种消遣。
“绿书——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哈扎尔。阿拉伯语：哈扎腊;汉文：苦撒”，其中这样写道：
哈扎尔人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来想象未来的。他们在建造庙宇之前得先精确地选好位置。第三天神阿丹·鲁阿尼的画像——哈扎尔公主及其宗教的象征——是他们相互沟通的标识物。在哈扎尔人那里，梦的演示者可以互换，哈扎尔人也可跟随他们从一个村落到另一個村落。阿婕赫公主宗派的司铎们循着那些梦的演示者的足迹寻访，通过一个又一个梦的采集，写下了他们的传记，一如撰写圣徒传记或先知传记，将他们的事迹及死因一一录于纸上。哈扎尔可汗对“捕梦者”既讨厌又担心，但又奈何不了他们。那些捕梦者始终身带一片他们称之“库”（月）的叶子，这种叶子来自他们秘密种植的某种植物。若将这片叶子放在一块撕破的薄纱上或伤口上，薄纱的撕破处或伤口便立即消失。
“黄书——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亚当·喀德蒙注”，其中这样写道：
在梦里，人是用眼睛和耳朵思考的，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是用动词。所有的人只在梦里是圣贤，而决不会成为杀人犯……我，撒母耳·合罕，上述这些文字的作者，像哈扎尔的捕梦者一样，潜入世界黑暗无光的一面，旨在取回囚禁在那儿的上天之光。但我的灵魂也可能遭囚禁。我用我自己收集的字母，再加上前人所收集的字母，准备写一本书，按哈扎尔捕梦者的那种说法，此书将是亚当·喀德蒙的肉身…… 《哈扎尔辞典》每个词条，几乎都是“启示录”。按说，宗教经典的启示录，都来自神谕。在这部书里，帕维奇僭越了神的权柄，谕示了人类太多的秘密。
《哈扎尔辞典》收录有一个魔鬼，这个魔鬼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无所事事，魔鬼就让他俩练习刀法。再说了，魔鬼总要树敌，也要征战，子承父业，练习刀法也是正道。两个儿子都心狠手辣，一心想置对方于死地，以获得成为大魔鬼的机会。而魔鬼需要两个儿子而不是其中的一个，就给他俩立下练习刀法的规矩：在黑暗中，两个儿子左手各牵着同一根绳索的一端，右手各持一把刀。绳索之长大于两人手臂与两把刀长之和。在刀不脱手、绳索不松弛的前提下，两个儿子听得见刀声、看得见刀光，但只管练刀，双方都不至于被劈死。
仅此一个词条，就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世间当道的魔鬼的面目了。问题是，《哈扎尔辞典》真收录有这么一个魔鬼吗？翻遍了导语、红书、绿书、黄书、补编和结束语，并不能找到这个词条。我可以确认的是，红书、绿书、黄书塑造了三个魔鬼，每种宗教对应一个，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哪怕是在小说的想象中，上帝和信仰究竟置于何处？《哈扎尔辞典》确实写到“练习刀法”，集中于“勃朗科维奇，阿勃拉姆”这个词条，他的刀术师爷名叫阿韦尔基·斯基拉。勃朗科维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没怎么提到，二儿子提及得多一点，但两个儿子并没有在黑暗中绷紧绳索练习刀法，都想成为大魔鬼更是子虚乌有，而三儿子则是这位父亲用泥做的，到了后面“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这个词条才写到他。看来，这一定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帕维奇确实令我着魔，我潜意识里效仿他并借助小说的想象，杜撰出这么一个词条，又不知不觉间栽赃给他。
这实在令人惊异。
我类似的阅读经历还不少呢。与伍世云另一次聊天，聊到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怀着景仰之情，我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他的一篇微型小说。这篇名为《动物园》的微型小说，是这样写的：“从水果店出来，我注意了一下，我和朋友没买别的，只买了香蕉。香蕉连在一起，一共五只。因为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上哪儿去，我和朋友一边走，一边感觉到无聊。无聊之中，我们一人吃掉了一只香蕉，忽然决定还是到动物园去看猴子。到了动物园栅栏外，我似乎才注意到，之前我手里提着的香蕉，后来转到了朋友手上，面对栅栏里这只猴子眼巴巴盯着香蕉的眼神，我如释重负。朋友倒是慷慨，或许他也只是为了省事，将三只香蕉一并塞给已经伸手过来的猴子。猴子一愣，接过三只香蕉。慌忙中剥开一只香蕉，猴子发现站在眼面前的这两人手里空空的，一愣，犹豫了一下，将一只香蕉递还给我这位朋友。我这位朋友一愣，机械地接住那只香蕉。猴子将另外一只香蕉朝我递过来的时候，我这位朋友才反应过来，和我一同转身，我们落荒而逃。”而实际上，我读过的伯恩哈德那篇微型小说根本不叫《动物园》，而是叫《颠倒》，全文如下：“不管我怎么憎恶动物园，不管我对游览动物园的人怎样感到可疑，我还是不能不按照我的陪同，以神学教授的愿望去一趟美泉宫，站在猴笼前观察猴子，我的陪同用事先装好带在身边的饲料喂猴子。要我与他一起来美泉宫的神学教授是我昔日的大学同学，当他逐渐地已经把他带来的所有饲料都喂了猴子时，突然，那边的猴子把散落在地上的饲料用爪子划拉在一起，抓起来通过铁栏杆朝我们递过来。神学家和我对猴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如此惊诧，以至于我们立刻转身从最近的一个出口离开了美泉宫。”
伯恩哈德的另一篇微型小说《声音模仿者》，本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做客医学外科协会的声音模仿者，在应外科协会的邀请于帕拉维奇尼宫表演之后，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到卡伦山，那里我们一直有座艺术工作者之家，他将在那里再次表演他的技艺，当然不是没有报酬的。这位声音模仿者是英国牛津人，但他是在兰茨胡特上的学，本来是贝希特加顿的造枪工人。我们请他在卡伦山上不要重复演过的节目，给我们表演一些与在外科协会演的完全不同的节目，就是说在卡伦山模仿在帕拉维奇尼宫没有模仿过的、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接受了我们这些在帕拉维奇尼宫对他的节目深表欢迎的观众的邀请。这位声音模仿者在卡伦山的确为我们模仿了与在外科协会模仿的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当著名的一些人物的讲话。我们还可以要求加演，声音模仿者都乐意地逐一满足我们的愿望。当我们建议他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时，他说，这个他办不到。”同样是潜意识里，我不顾一切改写了它：这位声音模仿者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练习，可能也好有环境造就的因素吧，他不但能模仿世界上存在的声音，而且还能模仿世界上不存在的声音。他在自己国家暴得大名之后，就到全世界巡回演出，绝大多数听众都相信，不会再有第二位声音模仿者比他更出色了。当他的技艺炉火纯青，表演遭遇到突破和上升瓶颈的时候，他回到自己国家。当然，这一切都不为外人所知。他的耳旁出现了一个声音：你就息了吧。他决定到故乡举行最后一场演出，从此告别声音模仿。这场告别演出唯一的遗憾是，他试图模仿耳旁那个“你就息了吧”的声音，但没有成功。可是，没有一个听众发现他演出生涯中这个小小的失败，他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让他无法谢幕离开，只得长时间僵硬地站立在舞台上。一个小女孩跑上舞台向他献花，他松了一口气，这一切终于可以结束了。不料即将走下舞台的小女孩忽然转过身来，用因激动而颤抖的童声请求他，“您能给我们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吗？”这位声音模仿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小女孩已经回到座位，听众看到聚光灯下，他泪流满面。最后，他向所有听众说：“对不起，这个我做不到。”较之于伯恩哈德原文的深邃与冷峻，我這样的改写无疑过于感性了。事实是，我并非存心去改写，向伍世云“尽量原文复述”这篇小说，可他去读到的《声音模仿者》却完全不同，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暗中下手了。
本来想做一位忠实读者的，但我的想象，不时让自己背叛读过的小说，尽管那些小说的想象原本称得上非凡。
比如，读了卡夫卡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我觉得他写的是：僭越上帝权限的人，试图修筑一座巴比伦塔，然后登上塔顶与上帝对话。冥冥之中，建造中国长城，落入的是为通天塔勘探地基、选取地址的宿命。下令建造长城的皇帝不知道这个宿命，在建造长城中死去的工匠更不知道。或许，上帝知道吧。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他眼前有一座中国长城，他对下令的皇帝和死去的工匠，充满了怜悯，而且是无差别的怜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不知道的宿命，以及在落入宿命过程中所经受的煎熬，卡夫卡知道上帝知道。然而，多次重读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作为读者的想象，完全篡改了卡夫卡作为作者的想象。对这小说有印象的读者，想必都清楚，《中国长城建造时》肯定没有这样的内容意思，卡夫卡或许也没有这样的写作意图。 三
好些年间，为了生计，我写过产品说明书和广告文案，同时也如同写产品说明书和广告文案一样，受雇写过人物传记，因署名皆为传主本人，所以都是“自传”，功用相当于雇主的文字替身。不止一两位雇主告诉过我，他的人生，加上他的家世，必要的话再加上他和他们家的时代，本身足以构成一部故事复杂、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雇主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点钱，一位比一位体面，对受雇的文字替身，难免居高临下。不过，我很少怀疑雇主的坦诚，通常都愿意相信他口中的人生和家世，最多会对他和他们家的时代持一点点保留意见。但传记稿出来，送到雇主手里，无一例外，我都会遭受批评和质疑。一位传主，读过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Harari的专著《人类简史》，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他本人，乃是人类的缩影，因此为他作传就等于为人类作传，而他传记中的人生重大事件，我并没有写到《人类简史》中事件的那个份上。另一位传主，饱读《红楼梦》，深信他的人生和家世和时代，无限等同于《红楼梦》，无非是另一个版本而已，只是苦于自己确实缺少曹雪芹的学识和才情，简而化之弄个传记，也不得不找一个文字替身，而我竟然如此蹩脚，既不“人情练达”，亦未“世事洞明”，他非常失望。
我说这些完全没有笑话他们、嘲讽他们的意思，只是藉此重申一个常识判断：文学，哪怕人物传记，真不是社会现象学和人生成功学。
《红楼梦》的世界，怎么说呢，现实与想象以一种特殊结构并置，这种结构似乎可以比喻为：榫卯。贾府和大观园里日常人生，其实是那个太虚幻境在投影，而人生空幻和大地一片白茫茫，又被石头、宝玉、官宦之家、无数人们和权力社会、市井生活所坐实。与《百年孤独》的想象颠覆和超越现实不同，也与《哈扎尔辞典》的想象甚至僭越现实不同，《红楼梦》的想象和现实一拍即合，达成同谋，结合得天衣无缝。如果抽掉其中的一面，不管是想象的一面还是现实的一面，这个世界都将坍塌一空。
我还没有读到过第二部小说，在现实与想象之间采取《红楼梦》这样的榫卯结构。即使不是以想象颠覆和超越甚至僭越现实，也是对现实的陡转和升华。
长篇小说《不存在的骑士》里，卡尔维诺要完成的是：“戈尔本特拉茨和叙拉的圭尔迪韦尔尼和阿尔特里家族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上塞林皮亚和非斯的骑士”，一个不存在的人，如何存在。他抽掉了骑士的身体，只保留骑士的铠甲。这副铠甲能像任何存在的骑士一样，回答查理大帝“法兰克的卫士，您是谁”这样的发问，飞身上马行军，驰骋疆场杀敌。除了是不存在的而外，他几乎完美无缺。而且，他的骑士身份，还是因救下苏格兰国王的女儿索弗洛妮亚，“当时实行的骑士制度的法典规定，救一名贵族少女脱险并使其贞操得以保全者，立即授予骑士称号”，而获得的，在他效力的军队里绝无仅有。“在这城里，有人说他是一位天使，有人说他是炼狱里的幽灵。”“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这些小说想象，无疑不是对现实的陡转。陡转得厉害的，是这位骑士与寡妇普丽希拉在城堡里共度良宵。不存在的骑士没有身体，这小说想象，也就没有现实经验呀。但这副铠甲，“幸亏里面还有人”，有人的情欲，因此也就有人的悲傷和绝望，整个夜里，他为普丽希拉侍弄壁炉，整理床铺，还让她穿上披风，陪她到城墙和钟楼上去赏月，他这样一来，天已破晓，得以离开，终于上路。寡妇普丽希拉渴望被这位骑士占有，而这副铠甲既克制又放肆地做到了“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这陡转可能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不存在的骑士》署名为卡尔维诺，而小说中，它的作者却是一位修女，“在修道院里，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项赎罪的苦行，作为求得灵魂永生的途径，摊到我头上的就是这份编写故事的差事，”“通过写作使灵魂得救，并非如此。你写呀，写呀，你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长篇小说《罪与罚》到了尾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新约全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这是她的书，就是她曾经念拉撒路复活一章给他听的那本书。刚开始服苦役的时候，他以为，她会向他宣传宗教而使他痛苦，会对他讲述《新约全书》，会把书硬塞给他。可是她一次也没有讲述过《新约全书》，甚至一次也没有劝过他读《新约全书》，这使他大为诧异。在患病之前不久，他自己向她要求过这本书。她默默地给他带来了书。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把它打开过。
现在他也没有打开过书，可是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这一天她也很激动，在夜里她甚至又病了。可是她是那么幸福，几乎为自己的幸福而惊慌不安。七年，只不过七年在他们的幸福的开头，有时他们俩都愿意把这七年当做七天。他甚至不知道，他不可能无代价地得到新的生活，必须为它付出重大的代价，往后必须为它作出重大的功绩……
可是一个新的故事，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一个他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正在开始。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部新的小说的题材，——可是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到此结束了。
这最后的小说想象，当然是对现实的升华。
陡转需要足够的智性，升华则需要足够的心性。在中国（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情形），卡尔维诺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称为“拷问人类灵魂的大作家”，或许这也是依据之一吧。
学者李劼受朋友胡河清聊到“历史文化的全息图象”这一论点的启发，以在华东师大授课、课后整理的方式，完成他论《红楼梦》的专著，曾在自序中说：“所幸的是，我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分。不仅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从这些角度，我更愿意将《红楼梦》视为中国人的命运之作。鲁迅当年作《中国小说史略》，谓《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早已一语道破。
小说的想象，与现实，较之于《不存在的骑士》《罪与罚》，《红楼梦》既不陡转，也不升华，而是榫卯在一起，这是什么情况？我的理解，倒不是曹雪芹缺乏卡尔维诺那样的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心性，也不是他就要特行独立，彰显什么东方智慧，偏要让《红楼梦》成为挽歌和绝唱，而是他洞悉了这人世的处境，确认了中国人的宿命。
责任编辑 包倬
火车开到马孔多，一位妇女惊慌失措，她看到，一间冒烟的厨房朝她家这边奔跑过来，不但如此，后邊还接二连三跟着一间又一间房子，简直是拉着整个镇子在奔跑。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的这个想象，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铁轨。
一家香蕉公司将马孔多开辟为一个种植园，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种满香蕉。铁轨穿过香蕉林，曾与香蕉公司产生过摩擦，而且也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铺设一通的。铁路公司在马孔多横插一杠，铁轨出现，这里的居民，具体到这位妇女，不可能一无所知。只要对铁轨略知一二，火车奔跑过来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了。
看来，马尔克斯有意甚至存心忽略了铁轨这个事实。在马尔克斯的想象里，即使没有铁轨，哪怕没有铁轨，火车也会开到马孔多，也能开到马孔多。
马尔克斯的想象建立在“世界”之上，马孔多不是穷乡僻壤的马孔多，而是世界之上的马孔多。
其实中国作家也在这么做。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里，刘震云将故事放置到故乡，甚至浓缩在梦中依稀可见的花朵，以及准备用来上吊的草绳上，但他成立了世界恢复礼仪与廉耻委员会，主人公刘老孬，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长篇小说《应物兄》里，李洱也将故事放置到一所大学，甚至集中在几个人和一条狗身上，但他一直在筹建太和院，主人公试图复兴儒学，彰显所谓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毕飞宇的早期小说，有一篇短篇比较特殊，篇名就叫《地球上的王家庄》，那个赶鸭子的人，头脑多少有些问题，但他相信自己和鸭子从王家庄出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然后从世界上任何地方，走任何道路，最终都可以返回王家庄。比以上三位作家更年轻的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写的是北京和外省、“当下”与“曾经”，但“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大概就是“世界”“现代”的象征吧，而且主人公还是一位专栏作家，其中一篇专栏文章干脆题为“到世界去”。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之时，也相当年轻，还不满四十岁呢。
当然，也有更多中国小说与此相反。比如说，张炜长篇小说《古船》，那艘沉没之后被打捞起来的古船，并不是从世界来的，也不曾要到世界去。不过，后来创作十卷本《你在高原》的那些年，张炜倒是倾心于将“高原”安放在世界之上。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这座白鹿原，差不多是一个闭合的环。李锐长篇小说《旧址》，其破土与触底，未有多少拓展。
而马孔多的缔造者，布恩迪亚本身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家族。其中的一位，为了逃避因羞辱他而他被杀死的鬼魂的纠缠，带着妻子，他们身后有一批跟随者，来到一条河边，见到河里的鹅卵石犹如史前巨蛋，就在这个荒无人烟之地草创了马孔多。马孔多最初只有二十多户村民，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更没一个人死去。在村子成为镇子，橡胶公司长驱直入，火车开过来之前，这位不安分的布恩迪亚，加上吉卜赛人带着磁铁、望眼镜、假牙、冰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新发明（有的或许只是新玩意），来到马孔多，他的幻想和向往被激发起来，做过一次又一次实验，虽然都失败了，但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到科学和文明的地方去，终因再也无人跟随未能成行。
这位布恩迪亚，得到吉普赛人先知梅尔吉亚德斯的帮助，在马孔多建起了一间实验室。布恩迪亚上校继承了他父亲的这间实验室，也继承了他的幻象和向往，在他一生发起的数十次革命一一失败之后，从行刑队的枪口下奇迹生还，最终一头扎进去，使用坩埚和其他一切器皿，实验种种方法，试炼出金子，敲打出小金鱼。这些小金鱼曾经是革命的信物，如今只是小金鱼本身。幻象又回到了原物。
布恩迪亚也是先知，更是先知。无论哪一位，他的幻想与向往，一意孤行，天马行空，不知所知，都自有其知识谱系。这个知识谱系，可以继承和传递，但主要还是先知，而先知总会指向科学和文明。马孔多即使与科学和文明背道而驰，或者原地不动，它也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并不限于此时此地，就像那条河流一样源远流长，这条铁轨一样连接世界。
这样的马孔多镇子和布恩迪亚家族，帮了马尔克斯大忙，他的想象如同现实。小布恩迪亚见识到冰块，摸上去，感觉到“它在烧”，而老布恩迪亚又摸了一次，则坚持认为，“这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而马孔多的乱伦，则几乎被严格限制在吊床上。那里的雨水，竟然泛滥到整整下了四年。一个姑娘可以被一张床单带到月亮上去，一个镇子也可以被一场龙卷风卷走。
再看这样的描述：
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除了大量的小锅、漏斗、蒸馏瓶、滤器和滤网，还备有一座简陋的炼金炉，一个仿照“哲学之卵”制成的长颈烧瓶，以及一套由吉普赛人按照犹太人玛利亚对三臂蒸馏器的现代描述制作的蒸馏过滤设备。
那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梦见那个地方耸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家家户户以镜子为墙。他询问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他从未听说、也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那名字却在梦中神秘地回响：马孔多。
这样的对话：
“一个人能娶自己的姑妈吗？”他惊异地问。
“不光可以娶姑妈，”一个士兵回答，“我们现在跟教士打这场仗，就是为了让人连亲娘都能娶。”
“我担心的是，”他补充道，“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他摘下结婚戒指和救难圣母徽章，与眼镜和怀表放在一处。
“这样一来，”他总结道，“你不仅会变成我们历史上最专制最残忍的独裁者，而且还得枪毙我的乌尔苏拉大姐来抚慰你的良心。”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蒙卡达将军将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递给他，换了副口气。
“不过我让你来不是为了指责你，”他说，“我想拜托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妻子。”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东西收进兜里。
直到以这两个长句子结尾：
当马孔多在《圣经》所载那种龙卷风的怒号中化作可怕的瓦砾与尘埃漩涡时，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好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毫不夸张地说，《百年孤独》里，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发明。
马尔克斯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实”这个配方。这一点，可能出乎好多读者意料之外。但是，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将专著《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第四部分“小说与政治”留给了两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马尔克斯，在马尔克斯的全名后面加上了“族长的影子”作为标题。而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其中确有一部就叫《族长的秋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影子》这一专论，言之凿凿，马尔克斯确实有那么一位祖父，在他八岁时去世。祖父在马尔克斯的记忆和想象里，任意变形，无限放大之后，被分配给无数小说人物。几位布恩迪亚，从马尔克斯祖父那里，分配到太多东西。据说其中这位布恩迪亚，刺死羞辱他的人，这个情节就来源于马尔克斯祖父一场真实的决斗。事实上，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里，也不厌其烦地透露过他发明小说的各种现实配方。
20世纪9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达几十种之多，“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一时成为文学话题。有观察认为，云南这块土地的神秘、诡异和复杂、丰富，堪比马尔克斯等人笔下的拉丁美洲。二十多年后，我想到：在我的故乡昭通，一直流传着一种魔法：“放阴”。之后，我与朋友、昭通作者伍世云聊天，两人都忍不住虚构并非同一地方的“昭通乡下”，以“小说家言”谈到那里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放阳”“放阴”。伍世云认为，放阳也好，放阴也好，作为一种观察和表达的方法，世界文学都有采用。印度裔英国籍作家萨曼·鲁西迪长篇小说《午夜之子》，写的就是一群出生于印度独立日午夜的孩子，放逐与聚拢的故事。美国作家本·方登中篇小说《良人难寻》，魂不守舍的丈夫德克，就与女神埃尔祖莉和妻子梅丽莎，一虚一实，共同生活在一起。而这样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生活，之所以能在小说中进行下去，作家找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放阳和放阴。这些作家还真是魔法师呢。魔法师可以让一个人、一个幽灵，离开阳间或阴间，去到阴间或阳间，短暂停留或长期逗留，带回阴间或阳间的消息，以其所见到的那个幽灵、那个人才有的口吻一一道来，完毕后再重返阴间或阳间。魔法师几乎是在用一种咒语写作，也可以说是拿读者来放阳和放阴，让读者自己去见识世道的暗影与人心的幽微。
我倒觉得，观察到我们脚下的土地与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存在相似之处，这不会有多么重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认为云南是一个“末端的前沿”，他是这么说的，“它既是东西方最后的接触点，又是东西方最早的接触点……它是中国的末端，也是中国的前沿。”斯诺从社会学上发现了，但小说、文学却没有及时、充分发现这一点。以“末端的前沿”而存在的云南，未必天然成为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就能像马尔克斯杜撰出来的马孔多，可以借此展开世界性、现代性想象。
并且，还应该注意到，出现“爆炸现象”的拉丁美洲文学，其实一直属于西班牙语文学范畴，单单一位不朽的塞万提斯和他那部古老的《堂吉诃德》，就已经向世界昭示，这样的传统，它有着多么充足的弹药库。
总之，文学不是农学，即使是农学，也都不能过分依仗、完全寄望于土地本身，相反的例子，以色列在近乎荒漠的土地上发展起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农业，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也足以说明马孔多式的世界性、现代性想象多么重要。
了不起的是，马尔克斯以现实配方的发明出来的小说，几乎都颠覆和超越了现实。
短篇小说《礼拜二的午睡时刻》里，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主人公，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名字再次出现。而在这篇汉译本不到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中，寡居二十八年的雷薇卡太太，用上校遗留下来的手枪，打死了前来行窃的小偷。
这个小偷还是一个少年，也是一个穷人。马尔克斯小心翼翼地描绘他被打死后的样子，“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
这个少年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在她眼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馬尔克斯毫不犹豫地写道。这个少年被打死了，神父指责她的母亲，“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马尔克斯很肯定地替这位母亲辩解，母亲告诉过儿子不要偷穷人的东西，事实上，他很听她的话。或许，问题在于，离开家，跑到一个遥远的镇上，这个少年并不知道他行窃的，是不是穷人。雷薇卡太太的房子堆满了东西，少年撬开的是临街的门。或许，问题还在于，这个少年曾经去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他还自己拔光了牙齿，以至于他的母亲每吃一口饭，就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她儿子时的那个样子。从他被打死后的样子来看，我们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正道”，可以让他去走。或许，上帝知道。但神父也开始怀疑，他说，“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这位母亲瘦小，悲戚，但又坚决，温和。她能做什么呢？在儿子被打死一周后，她带上女儿和一束鲜花，乘火车在礼拜二的正午赶到那个陌生的镇上，找到神父，向他借取打开公墓大门的钥匙，去看看儿子的坟。
对镇上的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神父来说，这位母亲到来的时刻，正是午睡的时刻。
镇上人们享有他们的午睡，这位母亲承受儿子的死亡。
这位母亲如何来承受儿子的死亡？马尔克斯写到过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在火车上，这位母亲交代女儿，“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准哭。”这是一个热得就像蒸笼的正午，镇上的人们，还有万物，几乎都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到了镇上，谁会给这位母亲和她女儿一杯水喝吗？如果不是考虑到这对母女还要赶火车返回去，出于对她们最起码的怜悯，那么，神父不会牺牲自己的午睡，来办理繁琐的手续。事实上，神父确实感到烦躁，感到麻烦，他告诉这位母亲，公墓大门的钥匙还回来的时候，不用叫门，直接塞到门缝下，这样，他的午睡就不会再次被打断。神父还不忘提醒，如果有什么布施，她也可以放到那儿。另一个细节是，神父出于天职，本想让这对母女避开镇上人们的目光悄悄前往公墓，但他做不到，不过，这位母亲却不管这些，她从女儿手里夺过那束枯萎的鲜花，拉着女儿朝大街走去。 还有一个细节，或许更不能忽略。在火车上，当这位母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的时候，她女儿跑到卫生间里，将眼看已经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或许，马尔克斯提醒读者，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也在承受哥哥的死亡。
作为读者，我想说的是，上帝，在你亲手创造的这个世界上，雷薇卡太太承受了她扣动扳机的枪，神父承受了他难以抵抗的困倦，他妹妹承受了对哥哥含辛茹苦的照料，整个镇上承受了一个外来的小偷被打死，公墓承受了这个小偷的尸骨，这些都是必须承受的。我还想说的是，上帝，无论你的意志多么让人难以捉摸，都请承受这样的时刻，除了你，没有谁承受得起。
《活着为了讲述》再加上马尔克斯本人另一部专著《我不是来演讲的》和美国人吉恩·贝尔-维亚达编著《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也只能得出一个结果：这些文字提及现实中的这位小偷，总共不超过三个自然段，而且其中一个自然段除了一句话，说的都是别的事情。现实中没有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使用过的手枪，也没有寡居的雷薇卡太太，更没有正在午睡的神父。马尔克斯以其同样世界性、现代性的想象，在《礼拜二的午睡时刻》里写出了人们必须承受的时刻。在此说两句题外话：与马尔克斯相类似，将现实作为配方，变换使用于自己这样那样的小说，据我所知，还有契诃夫。一本薄薄的《契诃夫手记》，中译本不过十五万字吧，却透露了契诃夫从现实到小说，想象的秘密（几乎是全部秘密）。
或许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称《百年孤独》为“魔幻现实主义”，还真是恰当的。再说一句题外话：在颠覆和超越现实这一点上，契诃夫十卷本小说全集，几乎每部中短篇都是“魔幻现实主义”呀。
二
中国读者亲历、读到或想象20世纪80年代，无论个人经验和感受多么不同，大体上都会认同1980年代的中国，确实为一道明亮的光所照射。只是说，这种照射，不是直射、斜射，也不是折射、反射，而是回光返照。
而在塞尔维亚，一位名叫米洛拉德·帕维奇的作家，1984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哈扎尔辞典》。这是世界现代小说的又一个光源。来自它的光辉，照耀到中国读者身上，时差并不大：从《外国文艺》选译到《花城》刊载全译文，再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都完成于90年代。
世界文学史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完全出于偶然，可以用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去解读另一位作家的另一部作品，至少可以提供解读的角度。比方说，可以用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沙之书》的角度，解读这部《哈扎尔辞典》。更有意思的是，《沙之书》在《哈扎尔辞典》之前完成，但这并不影响解读的可能。再说了，这两位大神，他们都是文学先知。博尔赫斯《沙之书》不到四千字，它谓之无限的，是与《圣经》相对应的（或完全不同的）另一部书，这部书无始无终，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这引起了那位读者（你是那位读者吗？谁都可以是，但又很难是那位读者）的恐惧，最终将它藏了起来。这“沙之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我能理解博尔赫斯的意思。但《哈扎尔辞典》确实让我感到困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它。有意思的是，我与伍世云一次聊天，聊到《哈扎尔辞典》，不约而同表达出崇敬之情，觉得帕维奇真就是文学上的爱因斯坦，《哈扎尔辞典》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按捺不住表现出我们小小的骄傲，以为都迈进了不少人无法跨过的这道阅读门槛。这时，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意识到，《哈扎尔辞典》就是“沙之书”啊！
的确，《哈扎尔辞典》仿《圣经》或其他经典写成。它不超过十五万字，分为这么几部分：“卷首导语”“红书——基督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绿书——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黄书——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和“补编一、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神甫——出版《哈扎尔辞典》的编撰者”“补编二、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凶杀案证词笔录（节录）”“结束语”。不同于《堂吉诃德》的“戏仿”，也不同于《好兵帅克》的“反动”，《哈扎尔辞典》仿得一本正经。
“红书——基督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其中这样写道：
总之，佩特库坦成了一名英俊年轻的饱学之士，有时能从他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觉察出他和常人有所不同。可举一例说明他与众不同之处：他能在礼拜一晚上选择未来的某一天，而不是礼拜二，来作为次日的时间，当已经用过的一天来到时，他又可将没有用过的礼拜二填补进去，所以算式永远正确。老实说，碰到这类情况，每一天之间的衔接会有差异，时间上也有断缺，不过这对佩特库坦来说，不啻一种消遣。
“绿书——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哈扎尔。阿拉伯语：哈扎腊;汉文：苦撒”，其中这样写道：
哈扎尔人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来想象未来的。他们在建造庙宇之前得先精确地选好位置。第三天神阿丹·鲁阿尼的画像——哈扎尔公主及其宗教的象征——是他们相互沟通的标识物。在哈扎尔人那里，梦的演示者可以互换，哈扎尔人也可跟随他们从一个村落到另一個村落。阿婕赫公主宗派的司铎们循着那些梦的演示者的足迹寻访，通过一个又一个梦的采集，写下了他们的传记，一如撰写圣徒传记或先知传记，将他们的事迹及死因一一录于纸上。哈扎尔可汗对“捕梦者”既讨厌又担心，但又奈何不了他们。那些捕梦者始终身带一片他们称之“库”（月）的叶子，这种叶子来自他们秘密种植的某种植物。若将这片叶子放在一块撕破的薄纱上或伤口上，薄纱的撕破处或伤口便立即消失。
“黄书——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有一个词条，叫“亚当·喀德蒙注”，其中这样写道：
在梦里，人是用眼睛和耳朵思考的，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是用动词。所有的人只在梦里是圣贤，而决不会成为杀人犯……我，撒母耳·合罕，上述这些文字的作者，像哈扎尔的捕梦者一样，潜入世界黑暗无光的一面，旨在取回囚禁在那儿的上天之光。但我的灵魂也可能遭囚禁。我用我自己收集的字母，再加上前人所收集的字母，准备写一本书，按哈扎尔捕梦者的那种说法，此书将是亚当·喀德蒙的肉身…… 《哈扎尔辞典》每个词条，几乎都是“启示录”。按说，宗教经典的启示录，都来自神谕。在这部书里，帕维奇僭越了神的权柄，谕示了人类太多的秘密。
《哈扎尔辞典》收录有一个魔鬼，这个魔鬼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无所事事，魔鬼就让他俩练习刀法。再说了，魔鬼总要树敌，也要征战，子承父业，练习刀法也是正道。两个儿子都心狠手辣，一心想置对方于死地，以获得成为大魔鬼的机会。而魔鬼需要两个儿子而不是其中的一个，就给他俩立下练习刀法的规矩：在黑暗中，两个儿子左手各牵着同一根绳索的一端，右手各持一把刀。绳索之长大于两人手臂与两把刀长之和。在刀不脱手、绳索不松弛的前提下，两个儿子听得见刀声、看得见刀光，但只管练刀，双方都不至于被劈死。
仅此一个词条，就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世间当道的魔鬼的面目了。问题是，《哈扎尔辞典》真收录有这么一个魔鬼吗？翻遍了导语、红书、绿书、黄书、补编和结束语，并不能找到这个词条。我可以确认的是，红书、绿书、黄书塑造了三个魔鬼，每种宗教对应一个，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哪怕是在小说的想象中，上帝和信仰究竟置于何处？《哈扎尔辞典》确实写到“练习刀法”，集中于“勃朗科维奇，阿勃拉姆”这个词条，他的刀术师爷名叫阿韦尔基·斯基拉。勃朗科维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没怎么提到，二儿子提及得多一点，但两个儿子并没有在黑暗中绷紧绳索练习刀法，都想成为大魔鬼更是子虚乌有，而三儿子则是这位父亲用泥做的，到了后面“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这个词条才写到他。看来，这一定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帕维奇确实令我着魔，我潜意识里效仿他并借助小说的想象，杜撰出这么一个词条，又不知不觉间栽赃给他。
这实在令人惊异。
我类似的阅读经历还不少呢。与伍世云另一次聊天，聊到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怀着景仰之情，我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他的一篇微型小说。这篇名为《动物园》的微型小说，是这样写的：“从水果店出来，我注意了一下，我和朋友没买别的，只买了香蕉。香蕉连在一起，一共五只。因为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上哪儿去，我和朋友一边走，一边感觉到无聊。无聊之中，我们一人吃掉了一只香蕉，忽然决定还是到动物园去看猴子。到了动物园栅栏外，我似乎才注意到，之前我手里提着的香蕉，后来转到了朋友手上，面对栅栏里这只猴子眼巴巴盯着香蕉的眼神，我如释重负。朋友倒是慷慨，或许他也只是为了省事，将三只香蕉一并塞给已经伸手过来的猴子。猴子一愣，接过三只香蕉。慌忙中剥开一只香蕉，猴子发现站在眼面前的这两人手里空空的，一愣，犹豫了一下，将一只香蕉递还给我这位朋友。我这位朋友一愣，机械地接住那只香蕉。猴子将另外一只香蕉朝我递过来的时候，我这位朋友才反应过来，和我一同转身，我们落荒而逃。”而实际上，我读过的伯恩哈德那篇微型小说根本不叫《动物园》，而是叫《颠倒》，全文如下：“不管我怎么憎恶动物园，不管我对游览动物园的人怎样感到可疑，我还是不能不按照我的陪同，以神学教授的愿望去一趟美泉宫，站在猴笼前观察猴子，我的陪同用事先装好带在身边的饲料喂猴子。要我与他一起来美泉宫的神学教授是我昔日的大学同学，当他逐渐地已经把他带来的所有饲料都喂了猴子时，突然，那边的猴子把散落在地上的饲料用爪子划拉在一起，抓起来通过铁栏杆朝我们递过来。神学家和我对猴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如此惊诧，以至于我们立刻转身从最近的一个出口离开了美泉宫。”
伯恩哈德的另一篇微型小说《声音模仿者》，本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做客医学外科协会的声音模仿者，在应外科协会的邀请于帕拉维奇尼宫表演之后，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到卡伦山，那里我们一直有座艺术工作者之家，他将在那里再次表演他的技艺，当然不是没有报酬的。这位声音模仿者是英国牛津人，但他是在兰茨胡特上的学，本来是贝希特加顿的造枪工人。我们请他在卡伦山上不要重复演过的节目，给我们表演一些与在外科协会演的完全不同的节目，就是说在卡伦山模仿在帕拉维奇尼宫没有模仿过的、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接受了我们这些在帕拉维奇尼宫对他的节目深表欢迎的观众的邀请。这位声音模仿者在卡伦山的确为我们模仿了与在外科协会模仿的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当著名的一些人物的讲话。我们还可以要求加演，声音模仿者都乐意地逐一满足我们的愿望。当我们建议他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时，他说，这个他办不到。”同样是潜意识里，我不顾一切改写了它：这位声音模仿者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练习，可能也好有环境造就的因素吧，他不但能模仿世界上存在的声音，而且还能模仿世界上不存在的声音。他在自己国家暴得大名之后，就到全世界巡回演出，绝大多数听众都相信，不会再有第二位声音模仿者比他更出色了。当他的技艺炉火纯青，表演遭遇到突破和上升瓶颈的时候，他回到自己国家。当然，这一切都不为外人所知。他的耳旁出现了一个声音：你就息了吧。他决定到故乡举行最后一场演出，从此告别声音模仿。这场告别演出唯一的遗憾是，他试图模仿耳旁那个“你就息了吧”的声音，但没有成功。可是，没有一个听众发现他演出生涯中这个小小的失败，他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让他无法谢幕离开，只得长时间僵硬地站立在舞台上。一个小女孩跑上舞台向他献花，他松了一口气，这一切终于可以结束了。不料即将走下舞台的小女孩忽然转过身来，用因激动而颤抖的童声请求他，“您能给我们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吗？”这位声音模仿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小女孩已经回到座位，听众看到聚光灯下，他泪流满面。最后，他向所有听众说：“对不起，这个我做不到。”较之于伯恩哈德原文的深邃与冷峻，我這样的改写无疑过于感性了。事实是，我并非存心去改写，向伍世云“尽量原文复述”这篇小说，可他去读到的《声音模仿者》却完全不同，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暗中下手了。
本来想做一位忠实读者的，但我的想象，不时让自己背叛读过的小说，尽管那些小说的想象原本称得上非凡。
比如，读了卡夫卡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我觉得他写的是：僭越上帝权限的人，试图修筑一座巴比伦塔，然后登上塔顶与上帝对话。冥冥之中，建造中国长城，落入的是为通天塔勘探地基、选取地址的宿命。下令建造长城的皇帝不知道这个宿命，在建造长城中死去的工匠更不知道。或许，上帝知道吧。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他眼前有一座中国长城，他对下令的皇帝和死去的工匠，充满了怜悯，而且是无差别的怜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不知道的宿命，以及在落入宿命过程中所经受的煎熬，卡夫卡知道上帝知道。然而，多次重读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作为读者的想象，完全篡改了卡夫卡作为作者的想象。对这小说有印象的读者，想必都清楚，《中国长城建造时》肯定没有这样的内容意思，卡夫卡或许也没有这样的写作意图。 三
好些年间，为了生计，我写过产品说明书和广告文案，同时也如同写产品说明书和广告文案一样，受雇写过人物传记，因署名皆为传主本人，所以都是“自传”，功用相当于雇主的文字替身。不止一两位雇主告诉过我，他的人生，加上他的家世，必要的话再加上他和他们家的时代，本身足以构成一部故事复杂、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雇主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点钱，一位比一位体面，对受雇的文字替身，难免居高临下。不过，我很少怀疑雇主的坦诚，通常都愿意相信他口中的人生和家世，最多会对他和他们家的时代持一点点保留意见。但传记稿出来，送到雇主手里，无一例外，我都会遭受批评和质疑。一位传主，读过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Harari的专著《人类简史》，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他本人，乃是人类的缩影，因此为他作传就等于为人类作传，而他传记中的人生重大事件，我并没有写到《人类简史》中事件的那个份上。另一位传主，饱读《红楼梦》，深信他的人生和家世和时代，无限等同于《红楼梦》，无非是另一个版本而已，只是苦于自己确实缺少曹雪芹的学识和才情，简而化之弄个传记，也不得不找一个文字替身，而我竟然如此蹩脚，既不“人情练达”，亦未“世事洞明”，他非常失望。
我说这些完全没有笑话他们、嘲讽他们的意思，只是藉此重申一个常识判断：文学，哪怕人物传记，真不是社会现象学和人生成功学。
《红楼梦》的世界，怎么说呢，现实与想象以一种特殊结构并置，这种结构似乎可以比喻为：榫卯。贾府和大观园里日常人生，其实是那个太虚幻境在投影，而人生空幻和大地一片白茫茫，又被石头、宝玉、官宦之家、无数人们和权力社会、市井生活所坐实。与《百年孤独》的想象颠覆和超越现实不同，也与《哈扎尔辞典》的想象甚至僭越现实不同，《红楼梦》的想象和现实一拍即合，达成同谋，结合得天衣无缝。如果抽掉其中的一面，不管是想象的一面还是现实的一面，这个世界都将坍塌一空。
我还没有读到过第二部小说，在现实与想象之间采取《红楼梦》这样的榫卯结构。即使不是以想象颠覆和超越甚至僭越现实，也是对现实的陡转和升华。
长篇小说《不存在的骑士》里，卡尔维诺要完成的是：“戈尔本特拉茨和叙拉的圭尔迪韦尔尼和阿尔特里家族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上塞林皮亚和非斯的骑士”，一个不存在的人，如何存在。他抽掉了骑士的身体，只保留骑士的铠甲。这副铠甲能像任何存在的骑士一样，回答查理大帝“法兰克的卫士，您是谁”这样的发问，飞身上马行军，驰骋疆场杀敌。除了是不存在的而外，他几乎完美无缺。而且，他的骑士身份，还是因救下苏格兰国王的女儿索弗洛妮亚，“当时实行的骑士制度的法典规定，救一名贵族少女脱险并使其贞操得以保全者，立即授予骑士称号”，而获得的，在他效力的军队里绝无仅有。“在这城里，有人说他是一位天使，有人说他是炼狱里的幽灵。”“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这些小说想象，无疑不是对现实的陡转。陡转得厉害的，是这位骑士与寡妇普丽希拉在城堡里共度良宵。不存在的骑士没有身体，这小说想象，也就没有现实经验呀。但这副铠甲，“幸亏里面还有人”，有人的情欲，因此也就有人的悲傷和绝望，整个夜里，他为普丽希拉侍弄壁炉，整理床铺，还让她穿上披风，陪她到城墙和钟楼上去赏月，他这样一来，天已破晓，得以离开，终于上路。寡妇普丽希拉渴望被这位骑士占有，而这副铠甲既克制又放肆地做到了“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这陡转可能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不存在的骑士》署名为卡尔维诺，而小说中，它的作者却是一位修女，“在修道院里，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项赎罪的苦行，作为求得灵魂永生的途径，摊到我头上的就是这份编写故事的差事，”“通过写作使灵魂得救，并非如此。你写呀，写呀，你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长篇小说《罪与罚》到了尾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新约全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这是她的书，就是她曾经念拉撒路复活一章给他听的那本书。刚开始服苦役的时候，他以为，她会向他宣传宗教而使他痛苦，会对他讲述《新约全书》，会把书硬塞给他。可是她一次也没有讲述过《新约全书》，甚至一次也没有劝过他读《新约全书》，这使他大为诧异。在患病之前不久，他自己向她要求过这本书。她默默地给他带来了书。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把它打开过。
现在他也没有打开过书，可是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这一天她也很激动，在夜里她甚至又病了。可是她是那么幸福，几乎为自己的幸福而惊慌不安。七年，只不过七年在他们的幸福的开头，有时他们俩都愿意把这七年当做七天。他甚至不知道，他不可能无代价地得到新的生活，必须为它付出重大的代价，往后必须为它作出重大的功绩……
可是一个新的故事，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一个他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正在开始。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部新的小说的题材，——可是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到此结束了。
这最后的小说想象，当然是对现实的升华。
陡转需要足够的智性，升华则需要足够的心性。在中国（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情形），卡尔维诺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称为“拷问人类灵魂的大作家”，或许这也是依据之一吧。
学者李劼受朋友胡河清聊到“历史文化的全息图象”这一论点的启发，以在华东师大授课、课后整理的方式，完成他论《红楼梦》的专著，曾在自序中说：“所幸的是，我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分。不仅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从这些角度，我更愿意将《红楼梦》视为中国人的命运之作。鲁迅当年作《中国小说史略》，谓《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早已一语道破。
小说的想象，与现实，较之于《不存在的骑士》《罪与罚》，《红楼梦》既不陡转，也不升华，而是榫卯在一起，这是什么情况？我的理解，倒不是曹雪芹缺乏卡尔维诺那样的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心性，也不是他就要特行独立，彰显什么东方智慧，偏要让《红楼梦》成为挽歌和绝唱，而是他洞悉了这人世的处境，确认了中国人的宿命。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