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转基因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一些学者更是将其视为继工业革命、计算机与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目前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GMF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也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国作为GMF消费大国，由于GMF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GMF安全管理的机会少，形成了公众对GMF的恐惧情绪。鉴于此，本文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对国内已发表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文章进行统计，分别分析学界、媒体、政府三个主体的认知态度，以此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态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C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067-13
一、 问题及分析依据
1973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 科恩教授开发成功转基因技术；1983 年，第一株转基因植物诞生， 人类第一次感到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生命。1994年，美国加州首次将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送上餐桌后，使食品的概念从农业食品、工业食品发展到GMF，成为庞大的食品家族中的一名新成员，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便一直都是公众最关注的话题。
如何看待GMF安全，学界有分歧，政府、媒体态度亦各不相同，很少有一项技术像转基因这样，让各方观点如此对立，相互矛盾的实验证据，极端对立的利益表达，莫衷一是的研究结论，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或许这种争论将长久持续下去。然而，对公众来说，比争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公众全面、科学地了解GMF，这就需要有客观、理性、公正的传播主体，为公众了解和选择GMF提供借鉴。
本文分析的依据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即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主题词检索到的所有文献。截止到2014年12月15日，共检索出2295篇文章。基于2295篇文章，通过对国内GMF安全研究的主要机构、作者群分布，学界、媒体、政府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等做梳理分析，从学界、媒体、政府层面了解当前影响中国公众对待GMF安全认知的因素，并比较国际社会对待GMF安全的认知及措施，为中国应对GMF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建议。
按照2295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纬度进行统计，得到如图1的趋势图，这可以反映对“GMF安全”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0年—2014年间，国内GMF安全研究论文的数量呈上升态势（数据库收录存在时间滞后性，2014年的数据不完整，仅供参考，下同）。总体动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3年，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03年达到相对峰值196篇；第二个阶段是2004—2012年，每年论文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基本保持在130篇左右；第三阶段是2013—2014年，其中2013年达到相对峰值311篇。从整体数据来看，GMF安全问题这几年始终是一个研究热点。
二、 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的力量
“GMF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根据统计分析可以将关注主体划分为学界、政府和媒体。
1 GMF安全研究的主要机构
将2295篇文章的发表单位认定为其研究机构，将发表文章12篇及以上的机构进行统计，得出图2。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机构层面，发文量排名前10（含并列共11个机构）的机构里只有一个属于政府研究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其他均隶属于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由此，对于国内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主要力量集中在各个高校学界。进一步分析，在各个高校研究机构中，农业类大学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是该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单位，高于其余机构该数值比例。
2 GMF安全研究的作者群分布
将发表5篇以上关于GMF安全论文的作者筛选出，按照每位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按降幂排序，得到图3。
一直以来，论文数量是分析研究成果和活跃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研究者的实力和学术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GMF安全的研究者多为高校学界学者，其次是政府机构人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是像健康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编辑人员。显然，学界、政府和媒体三个主体层面的文献，对公众的认知起到巨大的影响。
3 关于GMF安全文章的来源分类
按照文章的来源进行分类整理，得到图4。
根据图4可知，在2295篇文章中，来源于期刊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分别为报纸、硕博士论文和会议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学术界为主导的期刊和硕博士论文对于GMF安全的研究和关注度最高，这些文章面向的对象往往还是以学术界为主，而公众可较多接触到的报纸文章占比也较高，这一类文章的认知态度对广大的普通公众影响较大。
三、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分析
考察不同主体对GMF安全的认知态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三个不同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所持的态度是肯定、否定还是中立进行分析，可以判断出不同主体的对GMF研究与开发的导向及目的。
1 国内学界对待GMF安全的认知态度
在学界层面，各方学者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看法或干脆肯定，或谨慎犹疑，态度甚是迥异。根据统计得到表1情况。
显然，学界的主流态度是中立的。这表明，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更多地是从推动技术发展角度来看的，由于GMF的科学实验验证还处在发展进程中，武断地下结论显然不符合科学常识；另一方面，学界基于科学探索的本能，更多的学者倾向传递其正面的价值，为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留有余地。 关于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学者，其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也有差异，根据选出的9篇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来看，其具体论据如表2所示。
可见，肯定态度的支持证据是转基因技术的正面价值，这是也发展GMF的正面推动力量。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则是积极挺GMF的代表，针对有媒体报道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致癌’、‘绝育’，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土地报废”的观点，罗云波还通过媒体专访表达了对GMF力挺的态度和原因：事实上，我国转基因棉种植区地力稳定，产量正常，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纯属造谣。[1]
但大部分肯定GMF安全的科学家还是持审慎的支持态度。如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饶毅于2011年以来集中发表了如表3所列的文章，代表了科技界相当一部分人的主张。
饶毅明确表示：“所有已经批准的转基因的这些农作物和用于吃的转基因的产品，都是安全性经过检验，而不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所以从原则上转基因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转基因，当然都应该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 “我支持转基因作物（具体我认为应该在严格检验每一个转基因作物栽培对环境的安全及其产品对人的安全，之后批准种植，批准食用），和我的孩子肯定吃过转基因食物，而且都十几年了。”可见，大多数科技界持中立态度的学者是有条件的肯定和谨慎地对待GMF安全问题的。
而持否定态度的学界论据则如表4所示：
由表3显示，科学界对GMF安全性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经过一定的科学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些结论揭示了GMF存在的直接或间接风险，对公众对GMF的恐惧和抵制心理起到巨大的影响。
对于更多持中立态度的学者而言，基本倾向于应该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认识GMF安全问题。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薛亮在《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转基因》指出，“实质等同”是GMF安全评价的可行原则、风险防范是转基因安全管理的重要方法、用基因来理解转基因、给消费者以自主选择权、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决不能“作茧自缚”、自乱阵脚，而必须迎头赶上。[2]
2. 政府对待转GMF安全的认知态度
自从GMF安全产生以来，各国政府对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就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统计，可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以中立和肯定为主。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对待GMF的态度尤其让公众不满意的则是态度是一面倒的情况。例如，2015年3月6日，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国只批准了转基因的棉花和木瓜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的主粮商品化生产。”[3]而与此矛盾的是，2009 年，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4]。而在2012年，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石燕泉等有关专家就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条例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解答时提到：“我国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于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食用农作物，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批准了抗病毒的甜椒、耐储藏的番茄、抗病毒的番木瓜三种。2009年也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证书，但这两种需要经过品种的审定和生产经营许可，才能进行商业化生产。目前，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没有商业化生产。”[5]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越发引发了公众对于GMF安全性问题的争论。
从所肯定安全性的理由来看，政府的态度也没有特别站得住脚的科学性论据。
为了回应公众的质疑，政府的态度不断通过媒体发布会的形式传递给公众。如2014年9月17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表示，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6]接着，在2014年12月，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毕美家表示：“农业部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在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今后农业部将遵循‘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步骤来稳步推进。”[7]显然，政府支持GMF的态度一目了然。
3. 媒体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
早在上世纪在90年代发生了多起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事件，事件发生的经过都很相似。首先是科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表示转基因作物或食品存在极大的危害，随后媒体开始争相报道大肆渲染，公众陷入担忧和恐慌之中，最后国家政府相关部门或科研机构通过媒体表示经过调查证实该论文结论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公众的情绪逐渐缓解。可见，受众面最广的媒体的态度对公众的认知影响非常大。2013年8 月，《环球时报》刊登了《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文章，对于转基因食品做出了种种的疑问，也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再一次拉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由表7所知，随着转基因技术对公众生产生活以及生命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关注的焦点正是其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公众获知转基因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新闻媒体，因此，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和态度在极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媒体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人还善于利用舆情来影响公众。最具代表性的方舟子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崔方之争”，热闹非常，影响很大。方先生科普文章的精彩妙笔和崔先生视事的较真执著，构成了关于GMF安全讨论的一道风景线。
2013年9月7日，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工程中心主任戴景瑞等专家带领下，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发起人、科普作家方舟子表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他认为，中国转基因问题的辩论已经超出了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层面，涉及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方舟子认为，中国科学界的大部分人都是支持转基因的，只有个别科学家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因而反对转基因，但是他们数量不多且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崔永元随后发表评论，指出民众在面对转基因食品时，应当拥有选择权，并流露出对方舟子所讲“科学”的质疑之心，戏称方舟子的试吃活动是白费力气。 这与吴林海等人在《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的分析有契合之处。吴文分析指出[8]：在目前，发现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与目前我国主要存在转基因问题的食品领域相吻合，将2007—2013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分为舆情萌芽阶段、舆情突发阶段、舆情发展阶段、舆情井喷阶段等4个阶段，构建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认为媒体和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持有明显的负面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不容乐观。
三、 与国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态度的对比分析
“食品质量安全”已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对该领域的认识和研究普遍早于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态度及监管情况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和地区在对GMF安全问题的态度上有差异，但在对GMF安全立法、监管体系、管理方式等方面又有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显然，欧洲、特别是欧盟，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对于GMF的反对异常强烈，这主要基于对GMF对人体健康潜在威胁的担忧，以及对转基因作物破坏环境的考虑。欧盟主要国家中，除意大利全国境内至今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之外，其他主要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均有多个省份和地区公开宣布为“无转基因区域”。挪威目前没有批准转基因作物在本国进行种植，挪威还禁止进口某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转基因作物。瑞士在2005年11月27日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项5年内禁止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和商业化使用转基因动物的禁令。2008年5月，瑞士联邦执行委员会向瑞士议会提出延长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禁令到2013年11月27日，此提案已于2014年3月9日由瑞士议会批准。
2.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内容体现
据统计，时下转基因大豆占全球种植面积的80%，玉米占33%，棉花占66%，油菜占8%。[9]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人类后代子孙的基因健康安全，很多国家建立了关于GMF的监管体系。
（1） 审查制度
国际上主要从三个层面于GMF对人类的危害性进行考量：潜在食物毒性、食物致敏性以及抗生素的抗药性。由此，许多国家通过发展转基因安全的检测技术来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
鉴于GMF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定论，现今通行的转基因检测方向有两种：一是检测转基因食品重组后的脱氧核糖核酸（ 简称DNA）；二是检测转基因食品重组后的DNA 的产物蛋白质。其中直接检测DNA 的方法包括定性检测和定量检测，定性检测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简称PCR），其操作简便且灵敏；定量检测中主要检测方法为实时荧光定量PCR，其结果更为可靠且检测成本较低，是由美国于1995 年研究发明的。
（2） 标签粘贴（标识）制度
如果就目前主要国家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制度按照实行标识管理是否为法律强制性要求的标准，可以将通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分为强制性标识和自愿性标识两种，强制标识又称义务标识。在制定了GMF标识法的60多个国家中，在强制标识的国家中，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全面标识，日本、韩国要求有限度标识。有一大批虽然是规定了要标识，但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参见表11）
要求必须对进口食品中含有的转基因成分进行说明，否则将无法进入本国市场，主要以欧盟为代表；自愿标识则不要求必须履行在进出口过程中对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的标注义务，依靠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自愿加贴这种较为宽松的管理模式被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所采用。U.S. Pure Food and Drug Act.
欧盟国家对待GMF问题的态度很谨慎，主要采取以风险预防为主的基础原则颁布相关的专项法律，这些法规对食品安全标识、新型食品的管理制度以及含转基因成分添加剂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范，建立了GMF标识与可追踪等制度，并将GMF与传统的食品进行区别管理。为此，欧盟于2003 年发布了两个与转基因生物管理相关的条例，这两部条例的内容主要包括：不仅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还要对转基因饲料进行标识，转基因成分不论能否检验出来都要对转基因生物成分的来源进行标识。欧盟则从欧共体时代开始在一系列法，第49/2000号条例规定，因意外在农作物的栽培、收获、运输、储存和食品加工过程中，转基因成分意外地混入食品材料中总量不超过1%，就不需要加以特殊的标签予以标识。但生产商必须提出证据证明他已釆取了适当措施避免转基因生物的混入。欧盟理事会指令49/2000。文件中声明了自己在转基因食品及其标识问题上的立场这一规定表面上看是放松了标识要求但实际上仍然是相当严格的，1%的标准远远低于日本规定的5%，也低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规定的2%，仍然位居世界之首。[10]另外，这两部条例还实行了可追踪措施，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完善标识制度，虽然增大了标识技术的难度，但是这也促使标识制度在管理上增加了精确度。日本、韩国等的政策更加倾向于欧盟的做法。
美国是GMF商业化的源头，但在GMF问世以来的几十年时间美国并没有对其区别监管，美国理性分析了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各种形势，确立了非强制性标签粘贴制度，实施正当的自愿性标签制度；加拿大转基因食品的标签是自愿的， 有些转基因食品没有明确的标签， 消费者即使看到食品成分标签也无法判断是否为转基因食品[11]。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实施的是自愿性制度，就标签而言规定了非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两个类别，而在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内容表达上，美国使用了标注来源“生物工程的”和“生物工程改造的”等方式，没有使用“GMO”、“非GMO”、“GM”等字样[12]，目的在于传递转基因食品与其对应的传统食品具有“同等的安全性”。FDA Enforcement Report. FDA Enf.Rep.17，2011 WL 6304393（F.D.A.）. （2011-50） . 美国和它的支持者认为，GMF的安全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在没有证据证明真的会带来健康危险的情况下，对于GMF的管制采取宽松模式更加合适，在贸易流通时对GMF附加额外的审查程序是不应当，加拿大、新西兰、巴西、墨西哥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和出口大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强标识。针对非强制自愿粘贴制度的态度，美国共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联邦政府和转基因食品厂商为主的对美国现行的GMF标签粘贴制度的支持人士；二是以美国公众和公共利益组织为主导的提倡对转基因食品标签强制性粘贴的反对人士。美国政府的做法在为其国内的GMF生产商提供的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3） 国际贸易监管制度
为了协调和约束GMF的流通和传播，国际上通过加强国际贸易监管制度，来为GMF标识立法在国际层面所进行的有效协调和沟通，为减少各国标识立法上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使得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便于操作。除了就GMF监管达成的国际协议之外，WTO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将标识作为一种与贸易相关的成员措施纳入谈判和规则制定的讨论范围。
GMF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由于各国的标准差异，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如美欧激素牛肉贸易纠纷1999年4月29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宣布由于在从美国进口的“保证不含激素”的牛肉中发现有12%的样本含有荷尔蒙激素，欧盟决定从6月15日起停止进口美国牛肉。，再次引发关于GM是否安全的问题。解决调停的方法大多遵照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贸易问题的规定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相关规定来进行。
3.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特点
鉴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巨大的前景预期，世界各国也逐渐采取了相适应的策略，既没有完全限制死，也没有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构成了一道由政府、学界、媒体及公众为主体的监管网络。
首先，政府的态度和管理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世界各国政府多采用立法、规章等方式来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欧盟和美国是转基因立法的领头羊，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建立了生物技术法规框架，实施以技术为基准的管理模式，任何与转基因相关的活动，都需要经过安全评价并接受严格管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1976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基因工程规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生物安全方面的立法。
其中，欧盟国家对于GMF安全方面实行的是比较保守的策略，欧盟国家的关于GMF的立法体系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法律体系。如挪威的生物安全法律基于预防性原则，同时包括了对社会与经济影响的评估，以确保挪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美国的转基因监管体系中除了直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的FDA 以外，还包括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简称USDA。、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和FDA 下属的动植物检验检疫处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简称APHIS。。
其次，注重关于GMF安全性的科学研究的投入。
GMF安全问题这几年始终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统计，中美两国是转基因安全领域的主要论文产出国，在机构层面，中国主要研究机构的活跃性，要强于美国研究机构。近3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日趋活跃。[13]美国、加拿大是全球最早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目前也是全球较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其中，允许是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大国，在转基因领域知名的美国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掌握大量转基因的核心技术和专利。[14]
通过对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数据库的检索，以“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afety”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供检索出13，357文献，其中筛选出以GMF安全性态度讨论为主题的有1386篇，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和态度，并影响着政府和公众的认知和选择。如加拿大前农业部官员、基因学家弗兰（Thierry Vrain）在演讲中指出，通过在动物身上的试验已经证明，转基因食品与肝脏疾病、神经疾病、免疫力失调等有密切关系。他除了批评加国政府监管不力，同时建议消费者避免转基因食品， 并在能力范围内尽量挑选有机食品：“转基因食物其实并非食品，而是化学物。研究表明，转基因玉米与大豆含有毒素或者致过敏性的蛋白质。”[15]再比如，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被喂饲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并据此叫停了历时10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项目。
再次，重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国外各类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公众组织的态度也对政府的政策决策的影响极大。
正是由于公众的反对，欧盟不得不尊重消费者意见，通过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严格审批及管理机制等，从法律和制度上避免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除了欧盟的相关规定之外，一些欧洲国家还特别在本国增加了其他的法律条款或政策措施，以禁止转基因。正是由于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因此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知名食品企业，包括食品零售商和生产商，均对欧洲消费者做出了“拒绝转基因”的承诺，这包括零售行业的沃尔玛、家乐福、欧尚、麦德龙、乐购、玛莎百货等，以及生产行业的可口可乐、卡夫、雀巢、玛氏、亨氏、吉百利、联合利华、费列罗等。这些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中，有一些公司，例如亨氏，在给出完全拒绝转基因的承诺之外，更进一步承诺，他们甚至不会给动物喂食转基因作物。欧盟委员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70%的欧洲人不想购买转基因食品，94%的欧洲人希望能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16]与民意测验显示的美国人对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高接受度相比，66%的法国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在英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也只有14%。[17] 相对于美国政府对消费者转GMF知情权的排斥，欧洲似乎更重视对消费者权利的维护与尊重，欧洲消费者那些“确实的、不可理解的、无法证明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抵制。”[18]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调查，共有2002名美国成年公民和3748名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家成员参与了此次调查。调查发现，在13个科学问题上，受访科学家和公众在其中8个问题上分歧较为严重，其中分歧最大的是转基因食品。88%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但持这种看法的美国民众只占37%，57%的公众则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19]加拿大反对转基因食品人士在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从未间断，在GMF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加拿大政府通过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制度，并明确食品中转基因成分限值，以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加拿大公众创立非牟利组织的“儿童有权知道组织”（Kids Right To Know Organization）指出：“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64个国家及地区立法管制GMF，但在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制造商并不被强制要求标明他们的食品是否包含转基因。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要求政府立法监管”。[20]
四、 中国应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政策建议
2013年，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转基因作物生产国。[21]现在世界上存在的转基因原料食品有几千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GMF也有不少；与此同时，在经历了转基因革命之后，中国对于转基因的研发迅猛发展，对于转基因系列产品的审批、追踪和标签限制也相对严格。由此，面对中国巨量的市场，各国已有和潜在的GMF食品都将会想方设法进行渗透，国内的相关机构和企业也将跃跃欲试。为了切实保护民众的健康，中国应继续推进公开、透明的GMF上市前审批机制，加强食品标签的立法工作，实现对转基因食品的有效监管，让广大的消费者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充分了解下做出理性选。
1. 继续完善GMF相关法律，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监管
近年来，中国在GMF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共颁布包括《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在内的6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了由农业、科技、卫生、食品、环保、检验检疫等12个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并推荐组建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在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法规制中，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品种及产量也有着一定的限制。依据《条例》，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标识、加工、进出境等5个管理办法，发布实施了近百项国家标准，认定了39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农业部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实现了对转基因研发工作的有效管理。
但是，中国的转基因研发工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863”计划支持下已经开始，而相应的管理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2001年颁布的，难免出现监管疏漏和对接错位的情况，特别是在转基因产品的审批、追踪和标签制度中，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法律体系缺少综合性的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立法的规章制度，导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我国的立法在转基因食品的重点管理领域也没有建立专项的法律规章制度，这就很容易导致在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中的重复，甚至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出现。此外，如《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缺陷，主要就是关于司法的事实依据。
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制法规是相当有必要的。此外，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转基因食品实时监控监测网络体系，明确转基因食品管理部门和协调机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审核批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严格审批程序来降低产品上市的风险。对于涉及专利权问题的产品，必须从法律上对专利权的所有人进行保护。
（2） 严控对GMF安全性的不实报道。
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信息的获取大多是通过媒体，而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严重不足，其中许多报道还有失公正，它们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容易对一些事情进行渲染报道。由于公众对于转基因这种高科技领域的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转基因食品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比较少，人们极容易相信媒体的夸大其词的、不实的报道，这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心理，而各大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态度上都有较大分歧，它们各说各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惜捏造事实，最终的受害者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刘志强等人在《济南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有显著的相关性。鉴于此，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影响人类健康的争议，几乎都源于各方报道，在没有官方发表声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前提下，各种争议都是无意义的，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对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前提下就大肆报道转基因产品的是是非非的媒体及相关人员给予适当处罚，切断不实报道的源头，从各大媒体抓起，将不实报道扼杀在发行之前，定期对媒体进行检查、教育，增强媒体责任意识，做到客观公正报道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
（3） 继续加大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并向GMF安全性实验倾斜。
彭光谦曾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的166倍。[22]对此，政府官方的回应是[23]：2008年我国启动实施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这也是农业领域唯一的重大专项。2010年国务院又将生物育种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2008年～2012年，五年国家共投入50多亿元，每年只有10多亿，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一个国际种业大跨国公司年研发经费投入就超过10亿美元。从上述具有争议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对转基因育种的科研支出是专门的预算和规划的。一方面面对国际上象孟山都和杜邦这样的利益集团的突围，再加上国内的巨大市场需求，回避问题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只有在研发前沿占据制高点方显主动。因此，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是必要的，但更为必要的是应同时加大GMF安全性科学实验，给广大公众一个具有科学性的依据。 （4） 深化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中国目前之所以对GMF安全性引发极大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GMF缺乏合理的认识。公众大部分不具备专业知识，获得GMF知识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靠媒体，而中国目前一部分媒体关于GMF安全性的报道有失客观性和中立性，有些媒体甚至为夺眼球往往有夸大和断章取义之嫌疑。相对于媒体，政府掌握着更多关于GMF的信息，并负有确保信息来源可靠的责任，是人们可以信任的权威机构。然而，在现实的监管层面还有疏漏。据统计，目前，国内已有5 类17 种在售转基因生物被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并在市场上销售，然而，有记者在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发现，市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混乱， 部分转基因食品并未明确标识，有明确标识的也因“羞见人”而“有多小印多小”，并将“最好是看不见才好”作为目的。[24]关于《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否则不得进入市场，而质检、农业、卫生等部门未能尽到监管之责，对进入市场的无标识或标识“羞见人”的转基因食品视而不见，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产销商达到了鱼目混珠的目的。这也是公众大力抵制GMF原因之一。
对此，政府可搭建平台，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GMF相关科学信息，并公开让公众信服的研究证据，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对话罗云波：一种食物绝对安全才食用，人类将没有食品[EB/OL].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special/luoyunbo/，2013-10-28.
[2]薛亮.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转基因[J]. 农业经济问题，2014（06）.
[3]农业部：中国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生产[EB/OL]. http：//www.farmer.com.cn/newzt/qglh/yw/201403/t20140306_944567.htm，2015-3-6.
[4]张俊祥，李晓峰.关于中国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分析和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1（11）.
[5]农业部解答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安全性评价比任何食品都全面和严格[EB/OL].http：//www.techfood.com/news/detail/n0776014.htm，2012-4-24.
[6]农业部官员：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EB/OL].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1017/c1057-25856864.html，2014-10-17.
[7]农业部：中国坚定支持转基因技术，将抢占制高点[EB/OL].http：//www.huashengjp.com/zonghepindao/guonei/201412/00132770.html，2014-12-5.
[8]吴林海，吕煜昕与吴治海.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分析[J]. 情报杂志， 2015（04）.
[9]黄铁流.基于食品安全法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探析[J]. 南方论刊， 2014（10）.
[10]葛立群、吕杰.欧盟、日本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和法律规范对我国的启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7（6）.
[11]Spencer，H. and Julie， C. Food safety regulation：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issue [J]. Food Policy， 2002， （24）： 589-603.
[12]佘丽娜、李志明、潘荣翠.美国与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政策演变比对[J].生物技术通报，2011（10）.
[13]赵霞与王玉光.基于文献计量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进展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4（04）.
[14]James，C. 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0，31（3）.
[15]加拿大专家：试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J]. 长江蔬菜， 2014（13）.
[16]应瑞瑶、沈亚芳.美欧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2004（5）.
[17]Suh， E. GE Foods Still Lacking Consumer Awareness[N]. WASH. TIMES， Sept.2， （2004）.
[18]Loy， 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olloquium article statement on biotechnology： a discussion of four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biotechnology debate[J]， 8N.Y.U. ENVTL.L.605，605（2000）.
[19]美国科学家和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等问题分歧严重[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31/c_127441492.htm，2015-1-31.
[20]加拿大专家爆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EB/OL].http：//www.zaide.com/news/pagenews75.html，2014-6-9.
[21]徐蕾蕊等.加拿大转基因食品监管体系简介[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5（11）.
[22]彭光谦.八问主粮转基因化[N].环球时报，2013-08-21. [23]农业部：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同样的安全性[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2/c1001-22768208.html，2013-9-2.
[24]张永琪.转基因食品标识“羞见人”让监管蒙羞[J].江淮法治， 2013（22）.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us tremendous shock since the seven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period of several decades， some scholars regarded it as the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puters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 enter into the human food chain. Then GMF security issues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hey also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China is a big consumer of GMF. For the GMF security evaluation and testing assess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in China，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GMF security management has less opportunities， the Chinese public has developed a fear of GMF.In view of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ientometrics，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published articles on GM food safety the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s cognitive attitude on the GMF safety，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afety； attitude； proposal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态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C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067-13
一、 问题及分析依据
1973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 科恩教授开发成功转基因技术；1983 年，第一株转基因植物诞生， 人类第一次感到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生命。1994年，美国加州首次将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送上餐桌后，使食品的概念从农业食品、工业食品发展到GMF，成为庞大的食品家族中的一名新成员，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便一直都是公众最关注的话题。
如何看待GMF安全，学界有分歧，政府、媒体态度亦各不相同，很少有一项技术像转基因这样，让各方观点如此对立，相互矛盾的实验证据，极端对立的利益表达，莫衷一是的研究结论，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或许这种争论将长久持续下去。然而，对公众来说，比争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公众全面、科学地了解GMF，这就需要有客观、理性、公正的传播主体，为公众了解和选择GMF提供借鉴。
本文分析的依据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即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主题词检索到的所有文献。截止到2014年12月15日，共检索出2295篇文章。基于2295篇文章，通过对国内GMF安全研究的主要机构、作者群分布，学界、媒体、政府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等做梳理分析，从学界、媒体、政府层面了解当前影响中国公众对待GMF安全认知的因素，并比较国际社会对待GMF安全的认知及措施，为中国应对GMF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建议。
按照2295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纬度进行统计，得到如图1的趋势图，这可以反映对“GMF安全”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0年—2014年间，国内GMF安全研究论文的数量呈上升态势（数据库收录存在时间滞后性，2014年的数据不完整，仅供参考，下同）。总体动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3年，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03年达到相对峰值196篇；第二个阶段是2004—2012年，每年论文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基本保持在130篇左右；第三阶段是2013—2014年，其中2013年达到相对峰值311篇。从整体数据来看，GMF安全问题这几年始终是一个研究热点。
二、 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的力量
“GMF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根据统计分析可以将关注主体划分为学界、政府和媒体。
1 GMF安全研究的主要机构
将2295篇文章的发表单位认定为其研究机构，将发表文章12篇及以上的机构进行统计，得出图2。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机构层面，发文量排名前10（含并列共11个机构）的机构里只有一个属于政府研究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其他均隶属于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由此，对于国内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主要力量集中在各个高校学界。进一步分析，在各个高校研究机构中，农业类大学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是该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单位，高于其余机构该数值比例。
2 GMF安全研究的作者群分布
将发表5篇以上关于GMF安全论文的作者筛选出，按照每位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按降幂排序，得到图3。
一直以来，论文数量是分析研究成果和活跃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研究者的实力和学术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GMF安全的研究者多为高校学界学者，其次是政府机构人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是像健康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编辑人员。显然，学界、政府和媒体三个主体层面的文献，对公众的认知起到巨大的影响。
3 关于GMF安全文章的来源分类
按照文章的来源进行分类整理，得到图4。
根据图4可知，在2295篇文章中，来源于期刊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分别为报纸、硕博士论文和会议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学术界为主导的期刊和硕博士论文对于GMF安全的研究和关注度最高，这些文章面向的对象往往还是以学术界为主，而公众可较多接触到的报纸文章占比也较高，这一类文章的认知态度对广大的普通公众影响较大。
三、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分析
考察不同主体对GMF安全的认知态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三个不同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所持的态度是肯定、否定还是中立进行分析，可以判断出不同主体的对GMF研究与开发的导向及目的。
1 国内学界对待GMF安全的认知态度
在学界层面，各方学者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看法或干脆肯定，或谨慎犹疑，态度甚是迥异。根据统计得到表1情况。
显然，学界的主流态度是中立的。这表明，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更多地是从推动技术发展角度来看的，由于GMF的科学实验验证还处在发展进程中，武断地下结论显然不符合科学常识；另一方面，学界基于科学探索的本能，更多的学者倾向传递其正面的价值，为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留有余地。 关于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学者，其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也有差异，根据选出的9篇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来看，其具体论据如表2所示。
可见，肯定态度的支持证据是转基因技术的正面价值，这是也发展GMF的正面推动力量。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则是积极挺GMF的代表，针对有媒体报道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致癌’、‘绝育’，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土地报废”的观点，罗云波还通过媒体专访表达了对GMF力挺的态度和原因：事实上，我国转基因棉种植区地力稳定，产量正常，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纯属造谣。[1]
但大部分肯定GMF安全的科学家还是持审慎的支持态度。如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饶毅于2011年以来集中发表了如表3所列的文章，代表了科技界相当一部分人的主张。
饶毅明确表示：“所有已经批准的转基因的这些农作物和用于吃的转基因的产品，都是安全性经过检验，而不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所以从原则上转基因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转基因，当然都应该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 “我支持转基因作物（具体我认为应该在严格检验每一个转基因作物栽培对环境的安全及其产品对人的安全，之后批准种植，批准食用），和我的孩子肯定吃过转基因食物，而且都十几年了。”可见，大多数科技界持中立态度的学者是有条件的肯定和谨慎地对待GMF安全问题的。
而持否定态度的学界论据则如表4所示：
由表3显示，科学界对GMF安全性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经过一定的科学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些结论揭示了GMF存在的直接或间接风险，对公众对GMF的恐惧和抵制心理起到巨大的影响。
对于更多持中立态度的学者而言，基本倾向于应该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认识GMF安全问题。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薛亮在《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转基因》指出，“实质等同”是GMF安全评价的可行原则、风险防范是转基因安全管理的重要方法、用基因来理解转基因、给消费者以自主选择权、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决不能“作茧自缚”、自乱阵脚，而必须迎头赶上。[2]
2. 政府对待转GMF安全的认知态度
自从GMF安全产生以来，各国政府对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就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统计，可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以中立和肯定为主。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对待GMF的态度尤其让公众不满意的则是态度是一面倒的情况。例如，2015年3月6日，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国只批准了转基因的棉花和木瓜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的主粮商品化生产。”[3]而与此矛盾的是，2009 年，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4]。而在2012年，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石燕泉等有关专家就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条例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解答时提到：“我国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于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食用农作物，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批准了抗病毒的甜椒、耐储藏的番茄、抗病毒的番木瓜三种。2009年也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证书，但这两种需要经过品种的审定和生产经营许可，才能进行商业化生产。目前，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没有商业化生产。”[5]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越发引发了公众对于GMF安全性问题的争论。
从所肯定安全性的理由来看，政府的态度也没有特别站得住脚的科学性论据。
为了回应公众的质疑，政府的态度不断通过媒体发布会的形式传递给公众。如2014年9月17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表示，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6]接着，在2014年12月，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毕美家表示：“农业部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在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今后农业部将遵循‘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步骤来稳步推进。”[7]显然，政府支持GMF的态度一目了然。
3. 媒体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
早在上世纪在90年代发生了多起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事件，事件发生的经过都很相似。首先是科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表示转基因作物或食品存在极大的危害，随后媒体开始争相报道大肆渲染，公众陷入担忧和恐慌之中，最后国家政府相关部门或科研机构通过媒体表示经过调查证实该论文结论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公众的情绪逐渐缓解。可见，受众面最广的媒体的态度对公众的认知影响非常大。2013年8 月，《环球时报》刊登了《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文章，对于转基因食品做出了种种的疑问，也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再一次拉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由表7所知，随着转基因技术对公众生产生活以及生命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关注的焦点正是其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公众获知转基因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新闻媒体，因此，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和态度在极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媒体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人还善于利用舆情来影响公众。最具代表性的方舟子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崔方之争”，热闹非常，影响很大。方先生科普文章的精彩妙笔和崔先生视事的较真执著，构成了关于GMF安全讨论的一道风景线。
2013年9月7日，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工程中心主任戴景瑞等专家带领下，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发起人、科普作家方舟子表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他认为，中国转基因问题的辩论已经超出了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层面，涉及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方舟子认为，中国科学界的大部分人都是支持转基因的，只有个别科学家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因而反对转基因，但是他们数量不多且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崔永元随后发表评论，指出民众在面对转基因食品时，应当拥有选择权，并流露出对方舟子所讲“科学”的质疑之心，戏称方舟子的试吃活动是白费力气。 这与吴林海等人在《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的分析有契合之处。吴文分析指出[8]：在目前，发现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与目前我国主要存在转基因问题的食品领域相吻合，将2007—2013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分为舆情萌芽阶段、舆情突发阶段、舆情发展阶段、舆情井喷阶段等4个阶段，构建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认为媒体和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持有明显的负面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不容乐观。
三、 与国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态度的对比分析
“食品质量安全”已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对该领域的认识和研究普遍早于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态度及监管情况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和地区在对GMF安全问题的态度上有差异，但在对GMF安全立法、监管体系、管理方式等方面又有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显然，欧洲、特别是欧盟，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对于GMF的反对异常强烈，这主要基于对GMF对人体健康潜在威胁的担忧，以及对转基因作物破坏环境的考虑。欧盟主要国家中，除意大利全国境内至今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之外，其他主要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均有多个省份和地区公开宣布为“无转基因区域”。挪威目前没有批准转基因作物在本国进行种植，挪威还禁止进口某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转基因作物。瑞士在2005年11月27日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项5年内禁止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和商业化使用转基因动物的禁令。2008年5月，瑞士联邦执行委员会向瑞士议会提出延长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禁令到2013年11月27日，此提案已于2014年3月9日由瑞士议会批准。
2.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内容体现
据统计，时下转基因大豆占全球种植面积的80%，玉米占33%，棉花占66%，油菜占8%。[9]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人类后代子孙的基因健康安全，很多国家建立了关于GMF的监管体系。
（1） 审查制度
国际上主要从三个层面于GMF对人类的危害性进行考量：潜在食物毒性、食物致敏性以及抗生素的抗药性。由此，许多国家通过发展转基因安全的检测技术来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
鉴于GMF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定论，现今通行的转基因检测方向有两种：一是检测转基因食品重组后的脱氧核糖核酸（ 简称DNA）；二是检测转基因食品重组后的DNA 的产物蛋白质。其中直接检测DNA 的方法包括定性检测和定量检测，定性检测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简称PCR），其操作简便且灵敏；定量检测中主要检测方法为实时荧光定量PCR，其结果更为可靠且检测成本较低，是由美国于1995 年研究发明的。
（2） 标签粘贴（标识）制度
如果就目前主要国家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制度按照实行标识管理是否为法律强制性要求的标准，可以将通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分为强制性标识和自愿性标识两种，强制标识又称义务标识。在制定了GMF标识法的60多个国家中，在强制标识的国家中，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全面标识，日本、韩国要求有限度标识。有一大批虽然是规定了要标识，但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参见表11）
要求必须对进口食品中含有的转基因成分进行说明，否则将无法进入本国市场，主要以欧盟为代表；自愿标识则不要求必须履行在进出口过程中对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的标注义务，依靠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自愿加贴这种较为宽松的管理模式被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所采用。U.S. Pure Food and Drug Act.
欧盟国家对待GMF问题的态度很谨慎，主要采取以风险预防为主的基础原则颁布相关的专项法律，这些法规对食品安全标识、新型食品的管理制度以及含转基因成分添加剂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范，建立了GMF标识与可追踪等制度，并将GMF与传统的食品进行区别管理。为此，欧盟于2003 年发布了两个与转基因生物管理相关的条例，这两部条例的内容主要包括：不仅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还要对转基因饲料进行标识，转基因成分不论能否检验出来都要对转基因生物成分的来源进行标识。欧盟则从欧共体时代开始在一系列法，第49/2000号条例规定，因意外在农作物的栽培、收获、运输、储存和食品加工过程中，转基因成分意外地混入食品材料中总量不超过1%，就不需要加以特殊的标签予以标识。但生产商必须提出证据证明他已釆取了适当措施避免转基因生物的混入。欧盟理事会指令49/2000。文件中声明了自己在转基因食品及其标识问题上的立场这一规定表面上看是放松了标识要求但实际上仍然是相当严格的，1%的标准远远低于日本规定的5%，也低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规定的2%，仍然位居世界之首。[10]另外，这两部条例还实行了可追踪措施，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完善标识制度，虽然增大了标识技术的难度，但是这也促使标识制度在管理上增加了精确度。日本、韩国等的政策更加倾向于欧盟的做法。
美国是GMF商业化的源头，但在GMF问世以来的几十年时间美国并没有对其区别监管，美国理性分析了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各种形势，确立了非强制性标签粘贴制度，实施正当的自愿性标签制度；加拿大转基因食品的标签是自愿的， 有些转基因食品没有明确的标签， 消费者即使看到食品成分标签也无法判断是否为转基因食品[11]。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实施的是自愿性制度，就标签而言规定了非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两个类别，而在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内容表达上，美国使用了标注来源“生物工程的”和“生物工程改造的”等方式，没有使用“GMO”、“非GMO”、“GM”等字样[12]，目的在于传递转基因食品与其对应的传统食品具有“同等的安全性”。FDA Enforcement Report. FDA Enf.Rep.17，2011 WL 6304393（F.D.A.）. （2011-50） . 美国和它的支持者认为，GMF的安全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在没有证据证明真的会带来健康危险的情况下，对于GMF的管制采取宽松模式更加合适，在贸易流通时对GMF附加额外的审查程序是不应当，加拿大、新西兰、巴西、墨西哥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和出口大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强标识。针对非强制自愿粘贴制度的态度，美国共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联邦政府和转基因食品厂商为主的对美国现行的GMF标签粘贴制度的支持人士；二是以美国公众和公共利益组织为主导的提倡对转基因食品标签强制性粘贴的反对人士。美国政府的做法在为其国内的GMF生产商提供的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3） 国际贸易监管制度
为了协调和约束GMF的流通和传播，国际上通过加强国际贸易监管制度，来为GMF标识立法在国际层面所进行的有效协调和沟通，为减少各国标识立法上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使得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便于操作。除了就GMF监管达成的国际协议之外，WTO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将标识作为一种与贸易相关的成员措施纳入谈判和规则制定的讨论范围。
GMF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由于各国的标准差异，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如美欧激素牛肉贸易纠纷1999年4月29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宣布由于在从美国进口的“保证不含激素”的牛肉中发现有12%的样本含有荷尔蒙激素，欧盟决定从6月15日起停止进口美国牛肉。，再次引发关于GM是否安全的问题。解决调停的方法大多遵照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贸易问题的规定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相关规定来进行。
3.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特点
鉴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巨大的前景预期，世界各国也逐渐采取了相适应的策略，既没有完全限制死，也没有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构成了一道由政府、学界、媒体及公众为主体的监管网络。
首先，政府的态度和管理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世界各国政府多采用立法、规章等方式来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欧盟和美国是转基因立法的领头羊，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建立了生物技术法规框架，实施以技术为基准的管理模式，任何与转基因相关的活动，都需要经过安全评价并接受严格管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1976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基因工程规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生物安全方面的立法。
其中，欧盟国家对于GMF安全方面实行的是比较保守的策略，欧盟国家的关于GMF的立法体系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法律体系。如挪威的生物安全法律基于预防性原则，同时包括了对社会与经济影响的评估，以确保挪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美国的转基因监管体系中除了直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的FDA 以外，还包括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简称USDA。、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和FDA 下属的动植物检验检疫处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简称APHIS。。
其次，注重关于GMF安全性的科学研究的投入。
GMF安全问题这几年始终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统计，中美两国是转基因安全领域的主要论文产出国，在机构层面，中国主要研究机构的活跃性，要强于美国研究机构。近3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日趋活跃。[13]美国、加拿大是全球最早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目前也是全球较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其中，允许是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大国，在转基因领域知名的美国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掌握大量转基因的核心技术和专利。[14]
通过对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数据库的检索，以“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afety”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供检索出13，357文献，其中筛选出以GMF安全性态度讨论为主题的有1386篇，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和态度，并影响着政府和公众的认知和选择。如加拿大前农业部官员、基因学家弗兰（Thierry Vrain）在演讲中指出，通过在动物身上的试验已经证明，转基因食品与肝脏疾病、神经疾病、免疫力失调等有密切关系。他除了批评加国政府监管不力，同时建议消费者避免转基因食品， 并在能力范围内尽量挑选有机食品：“转基因食物其实并非食品，而是化学物。研究表明，转基因玉米与大豆含有毒素或者致过敏性的蛋白质。”[15]再比如，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被喂饲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并据此叫停了历时10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项目。
再次，重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国外各类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公众组织的态度也对政府的政策决策的影响极大。
正是由于公众的反对，欧盟不得不尊重消费者意见，通过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严格审批及管理机制等，从法律和制度上避免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除了欧盟的相关规定之外，一些欧洲国家还特别在本国增加了其他的法律条款或政策措施，以禁止转基因。正是由于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因此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知名食品企业，包括食品零售商和生产商，均对欧洲消费者做出了“拒绝转基因”的承诺，这包括零售行业的沃尔玛、家乐福、欧尚、麦德龙、乐购、玛莎百货等，以及生产行业的可口可乐、卡夫、雀巢、玛氏、亨氏、吉百利、联合利华、费列罗等。这些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中，有一些公司，例如亨氏，在给出完全拒绝转基因的承诺之外，更进一步承诺，他们甚至不会给动物喂食转基因作物。欧盟委员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70%的欧洲人不想购买转基因食品，94%的欧洲人希望能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16]与民意测验显示的美国人对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高接受度相比，66%的法国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在英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也只有14%。[17] 相对于美国政府对消费者转GMF知情权的排斥，欧洲似乎更重视对消费者权利的维护与尊重，欧洲消费者那些“确实的、不可理解的、无法证明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抵制。”[18]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调查，共有2002名美国成年公民和3748名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家成员参与了此次调查。调查发现，在13个科学问题上，受访科学家和公众在其中8个问题上分歧较为严重，其中分歧最大的是转基因食品。88%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但持这种看法的美国民众只占37%，57%的公众则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19]加拿大反对转基因食品人士在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从未间断，在GMF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加拿大政府通过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制度，并明确食品中转基因成分限值，以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加拿大公众创立非牟利组织的“儿童有权知道组织”（Kids Right To Know Organization）指出：“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64个国家及地区立法管制GMF，但在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制造商并不被强制要求标明他们的食品是否包含转基因。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要求政府立法监管”。[20]
四、 中国应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政策建议
2013年，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转基因作物生产国。[21]现在世界上存在的转基因原料食品有几千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GMF也有不少；与此同时，在经历了转基因革命之后，中国对于转基因的研发迅猛发展，对于转基因系列产品的审批、追踪和标签限制也相对严格。由此，面对中国巨量的市场，各国已有和潜在的GMF食品都将会想方设法进行渗透，国内的相关机构和企业也将跃跃欲试。为了切实保护民众的健康，中国应继续推进公开、透明的GMF上市前审批机制，加强食品标签的立法工作，实现对转基因食品的有效监管，让广大的消费者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充分了解下做出理性选。
1. 继续完善GMF相关法律，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监管
近年来，中国在GMF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共颁布包括《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在内的6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了由农业、科技、卫生、食品、环保、检验检疫等12个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并推荐组建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在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法规制中，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品种及产量也有着一定的限制。依据《条例》，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标识、加工、进出境等5个管理办法，发布实施了近百项国家标准，认定了39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农业部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实现了对转基因研发工作的有效管理。
但是，中国的转基因研发工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863”计划支持下已经开始，而相应的管理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2001年颁布的，难免出现监管疏漏和对接错位的情况，特别是在转基因产品的审批、追踪和标签制度中，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法律体系缺少综合性的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立法的规章制度，导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我国的立法在转基因食品的重点管理领域也没有建立专项的法律规章制度，这就很容易导致在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中的重复，甚至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出现。此外，如《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缺陷，主要就是关于司法的事实依据。
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制法规是相当有必要的。此外，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转基因食品实时监控监测网络体系，明确转基因食品管理部门和协调机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审核批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严格审批程序来降低产品上市的风险。对于涉及专利权问题的产品，必须从法律上对专利权的所有人进行保护。
（2） 严控对GMF安全性的不实报道。
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信息的获取大多是通过媒体，而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严重不足，其中许多报道还有失公正，它们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容易对一些事情进行渲染报道。由于公众对于转基因这种高科技领域的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转基因食品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比较少，人们极容易相信媒体的夸大其词的、不实的报道，这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心理，而各大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态度上都有较大分歧，它们各说各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惜捏造事实，最终的受害者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刘志强等人在《济南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有显著的相关性。鉴于此，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影响人类健康的争议，几乎都源于各方报道，在没有官方发表声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前提下，各种争议都是无意义的，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对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前提下就大肆报道转基因产品的是是非非的媒体及相关人员给予适当处罚，切断不实报道的源头，从各大媒体抓起，将不实报道扼杀在发行之前，定期对媒体进行检查、教育，增强媒体责任意识，做到客观公正报道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
（3） 继续加大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并向GMF安全性实验倾斜。
彭光谦曾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的166倍。[22]对此，政府官方的回应是[23]：2008年我国启动实施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这也是农业领域唯一的重大专项。2010年国务院又将生物育种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2008年～2012年，五年国家共投入50多亿元，每年只有10多亿，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一个国际种业大跨国公司年研发经费投入就超过10亿美元。从上述具有争议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对转基因育种的科研支出是专门的预算和规划的。一方面面对国际上象孟山都和杜邦这样的利益集团的突围，再加上国内的巨大市场需求，回避问题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只有在研发前沿占据制高点方显主动。因此，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是必要的，但更为必要的是应同时加大GMF安全性科学实验，给广大公众一个具有科学性的依据。 （4） 深化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中国目前之所以对GMF安全性引发极大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GMF缺乏合理的认识。公众大部分不具备专业知识，获得GMF知识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靠媒体，而中国目前一部分媒体关于GMF安全性的报道有失客观性和中立性，有些媒体甚至为夺眼球往往有夸大和断章取义之嫌疑。相对于媒体，政府掌握着更多关于GMF的信息，并负有确保信息来源可靠的责任，是人们可以信任的权威机构。然而，在现实的监管层面还有疏漏。据统计，目前，国内已有5 类17 种在售转基因生物被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并在市场上销售，然而，有记者在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发现，市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混乱， 部分转基因食品并未明确标识，有明确标识的也因“羞见人”而“有多小印多小”，并将“最好是看不见才好”作为目的。[24]关于《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否则不得进入市场，而质检、农业、卫生等部门未能尽到监管之责，对进入市场的无标识或标识“羞见人”的转基因食品视而不见，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产销商达到了鱼目混珠的目的。这也是公众大力抵制GMF原因之一。
对此，政府可搭建平台，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GMF相关科学信息，并公开让公众信服的研究证据，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对话罗云波：一种食物绝对安全才食用，人类将没有食品[EB/OL].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special/luoyunbo/，2013-10-28.
[2]薛亮.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转基因[J]. 农业经济问题，2014（06）.
[3]农业部：中国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生产[EB/OL]. http：//www.farmer.com.cn/newzt/qglh/yw/201403/t20140306_944567.htm，2015-3-6.
[4]张俊祥，李晓峰.关于中国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分析和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1（11）.
[5]农业部解答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安全性评价比任何食品都全面和严格[EB/OL].http：//www.techfood.com/news/detail/n0776014.htm，2012-4-24.
[6]农业部官员：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EB/OL].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1017/c1057-25856864.html，2014-10-17.
[7]农业部：中国坚定支持转基因技术，将抢占制高点[EB/OL].http：//www.huashengjp.com/zonghepindao/guonei/201412/00132770.html，2014-12-5.
[8]吴林海，吕煜昕与吴治海.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分析[J]. 情报杂志， 2015（04）.
[9]黄铁流.基于食品安全法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探析[J]. 南方论刊， 2014（10）.
[10]葛立群、吕杰.欧盟、日本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和法律规范对我国的启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7（6）.
[11]Spencer，H. and Julie， C. Food safety regulation：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issue [J]. Food Policy， 2002， （24）： 589-603.
[12]佘丽娜、李志明、潘荣翠.美国与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政策演变比对[J].生物技术通报，2011（10）.
[13]赵霞与王玉光.基于文献计量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进展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4（04）.
[14]James，C. 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0，31（3）.
[15]加拿大专家：试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J]. 长江蔬菜， 2014（13）.
[16]应瑞瑶、沈亚芳.美欧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2004（5）.
[17]Suh， E. GE Foods Still Lacking Consumer Awareness[N]. WASH. TIMES， Sept.2， （2004）.
[18]Loy， 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olloquium article statement on biotechnology： a discussion of four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biotechnology debate[J]， 8N.Y.U. ENVTL.L.605，605（2000）.
[19]美国科学家和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等问题分歧严重[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31/c_127441492.htm，2015-1-31.
[20]加拿大专家爆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EB/OL].http：//www.zaide.com/news/pagenews75.html，2014-6-9.
[21]徐蕾蕊等.加拿大转基因食品监管体系简介[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5（11）.
[22]彭光谦.八问主粮转基因化[N].环球时报，2013-08-21. [23]农业部：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同样的安全性[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2/c1001-22768208.html，2013-9-2.
[24]张永琪.转基因食品标识“羞见人”让监管蒙羞[J].江淮法治， 2013（22）.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us tremendous shock since the seven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period of several decades， some scholars regarded it as the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puters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 enter into the human food chain. Then GMF security issues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hey also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China is a big consumer of GMF. For the GMF security evaluation and testing assess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in China，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GMF security management has less opportunities， the Chinese public has developed a fear of GMF.In view of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ientometrics，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published articles on GM food safety the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s cognitive attitude on the GMF safety，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afety； attitude； propo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