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以及国人普遍感到精神无根的当今社会，今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然还在不断的去追求，欲望无止境，忽然间却找不到幸福。“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透过那只言片语的文字，借古风而行，去找寻中国古人的幸福观，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五福”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问题的系统探讨，始于春秋中叶的《尚书·洪范》，其中提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这五方面内容构成了幸福的要件。这五要素中，“寿”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民间有“五福之中寿为先”“五福捧寿”等说法。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幸福观中，长寿之福是最受重视和推崇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幸福观的发展。
　　
　　
　　德福一致的幸福观
　　传统儒家幸福观有两个本质的特征：
　　一是主张德福一致。儒家强调美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德，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人生的幸福体现在个人的善行之中，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为了修炼美德，就不能执着于物质生活的享乐之中，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只要能够修得高尚的品德，这样的苦行精神也是值得赞颂的，所谓君子安贫乐道。在儒家那里，幸福只是道德的伴随物或附属物，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一个人有了美德，幸福也就随之产生。
　　 二是主张仁爱幸福。这一观点与德福一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而应当将个人的幸福融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之中。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就是恩及四海，就是博爱，它要求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对他人施与善心，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仁爱幸福体现的是“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的幸福境界，实行仁爱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
　　
　　
　　合于自然的幸福观
　　与儒家幸福观不同，道家主张合于自然的幸福，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也不在一个人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于道或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老子认为，幸福与不幸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为基础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怎样理解祸与福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他告诫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当下来说是祸或是福，从辩证的思维看，祸与福双方是可以转化的。“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认为祸、福虽难以预测，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转化和维护，从而在祸福面前形成更为平和的心态，达到一种坦然而和谐的幸福状态。在老子的思想中，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的。对于人的行为而言，“无为”并不是不行动，而是顺应自然而动，“不争”亦不是不行动，而是回归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一种如水一般的运动。人通过各种行动而使内心得到满足，在这种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人在动态的行动中满足自我，从而产生幸福感。道家把幸福理解为一种运动的过程，在运动中把握幸福，才能使幸福在生命的运动中持续存在。
　　
　　 义利并重的幸福观
　　 春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天命论、宿命论的观点，人们相信福寿、贵贱、贫富是由上天安排的。墨家力排众议，“明天志”但“非天命”，对当时预定论的天命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墨家也讲敬畏天，但认为“天”不是世间万物、人事祸福的主宰者，而是一个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监督者。人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凭借的是自己的“强”与“力”，“强”指奋发图强，“力”为努力劳作，“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家认为，幸福的获得除了需要强力之外，还必须以“义”为其做合理性辩护。“万事莫贵于义”，“义”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与“明天志”一脉相承。“天志”表现在人间就是“义”，求利而思义，人的强力必须限制在“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追求幸福生活实际，因而，对老百姓的幸福观影响更为直接。对生命价值、家族兴旺的重视，形成了民间的寿禄幸福观。
　　古人已去，今人依存。幸福是永远的追求，不妨问一句我们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幸福？古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幸福还是不幸已经无足轻重，今天我们的幸福才是最为重要，应该汲取那营养以润泽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