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追求的是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但是，近年来竟有人大谈安乐死。求生是人的本能，好死不如赖活，难道死还能安乐吗?
　　201生纪以来，许多病入膏肓的病人，由于得到先进的治疗措施，他们的死亡过程大大延长了。但病人不堪忍受拖沓的濒死前的痛苦折磨，家属也不忍目睹亲人的痛苦挣扎，因此向医生提出要求，希望能采取无痛措施，尽早使病人摆脱痛苦、结束生命。所谓安乐死，即由此而来。安乐死是现代医疗技术时代中出现的新问题。
　　早在30年代，世界各国就开始辩论安乐死问题。由于安乐死与传统的死亡概念和传统的医疗职能相冲突，而且与自杀、他杀等混淆，所以遭到许多人的非·难，安乐死的多次提案也被否决了。1962年12月，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首先提出实施安乐死的6个条件。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第一次承认了“死的权利”。到80年代，安乐死运动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茶。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安乐死讨论会上，宣称要尊重人的“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很多国家还成立了“安乐死协会”。
　　这股强大的旋风也吹到了我国古老的土地上。1986年6月28日，陕西汉中市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应病人家属要求。对一个晚期肝硬化腹水的病人采取主动安乐死。事后，这位医生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被关押受审。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与关注。1987年12月24日，北京医学界，哲学界就安乐死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两次播放了座谈会的录音。邓颖超同志听了广播后，立即写信表示支持，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观点，并立下了“预嘱”。
　　安乐死分为被动(消极)安乐死与主动(积极)安乐死两大类。前者是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不使生命通过医疗而延长，任病人死亡；后者是采取某种措施，使病人加速死亡。
　　在我国能实施安乐死吗?1988年7月上旬，全国17个省市的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新闻界近百名代表，聚首上海医科大学，举行了我国第一次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会上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辩论。本人是与会成员之一，今将讨论要点向读者介绍一下。
　　支持者认为：安乐死给患者以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安宁状态，符合有利原则；人电有选择死的权利，安乐死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它符合自主原则；安乐死可使有限的医药资源敬治更多的病人，它符合社会公正原则。
　　不过，根据现行法律条款，不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均构成杀人罪。特别是主动安乐死，难逃“故意杀人罪”的惩罚。对此，支持者认为，安乐死应与“故意杀人”有区别，因为它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无损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不能作为杀人罪论处。但反对者指出，安乐死町为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例如家属出于对遗产的垂涎，或为了抛弃老人和病残者，借此进行谋杀，这将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支持者则认为，如果以立法形式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这等不良后果是町以避免的。
　　通常主张，实施安乐死必须要有以下三个条件：身患绝症；病人极度痛苦；书人要求实施安乐死。对于这些基本条件，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责难。即：“不治之症”不是绝对的，今天的“不治之症”，到明天可能是“可治之症”。由于我国医疗水平的不平衡，此时此地的不治之症，彼时彼地或为可抬之症。有时被医生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些却奇迹般地存活了许多年。若因诊断上的错误而实施”安乐死”，岂不是构成故意杀人?再者，对“不治之症”实施安乐死，允许医生放弃主观努力，是不利于医学发展的。如果病人的意愿是在外界压力下表示的，或是一时性冲动，或者病态心理，那这种意愿就不符合自主性原则。对于昏迷病人，对于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他们并不能表示意愿，‘谈不上“自主”。至于“极度痛苦”，也很难确定指标，有肉体的痛苦，也有精神的痛苦：亲人看来惨不忍睹，是否就是病人不堪忍受呢?
　　还有，究竟由准执行安乐死?有人认为医生、护士最了解病人的病情与愿望，应由主管医生来执行，施行器官移植的医生应迥避。但是，有人认为这会破坏医生的形象，使串者失去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同时也给医务人员增加道德上的压力，乃至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因此，有人提出成立有各方人员组成的专门机构，称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或安乐死委员会，以便对病人进行全面审议，凡符合条件者，经法律公证许可，才能付诸实施。有人提出，可设立安乐术师。总之，由准承担”杀手”，也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