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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德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精心构筑了一套理论，传统美学中的保守落后因素，被理学家发展到了极致；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家则追求情性自由，发展了司空图的美学观；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强调向古人学习，讲究法度与才学；王安石从政治家的立场，提倡文学与政教法令相配合；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以盛唐为师，反对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呼唤时代强音，对中国后期的传统关学及德育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德育 宋代 关学
一、苏轼与王安石的德育论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古代后期德育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苏轼上承魏晋嵇康、王羲之等人思想，下启明代思想解放学说。苏轼对文章与天地之道的认识融会儒道释思想，既强调道的教化意义，也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苏轼反对五代以来的淫靡文风，但并不赞同王安石用政教定于一尊，认为这样会造成文坛千篇一律，也不可能达到政教目的。苏轼对德育作用的推崇，是建立在他的创作自由的认识基础上的。魏晋之高风遗韵一直是苏东坡心向往之的人格榜样，其所以为人格楷模，就在于它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苏轼特别重视艺术境界，倡导传神写照美学观。他认为艺术感兴的特征，就是来无踪影，去无痕迹，“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他在艺术创作论上深受庄子庖丁解牛思想的影响，认为真正的艺术境界不可言说，求物之妙所以难上加难，是因为这一过程非人力所能支配，是灵感活动的产物。在论画时他谈到，画家与画匠的区别在于前者善于画出对象神韵，而后者只会画有形的器物，这样的作品当然是谈不上艺术精品的。所以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写有《传神记》，专门对东晋画家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画论作了发挥。苏轼倡举艺术家天马行空般的创作，诸如理学家的道德科条，政治家的政教法令，在这种创作过程中都被置之脚下。
苏轼向往那种自然而厚实的文学风格。他在许多地方指出，冲和之美看似平淡无奇，率尔造作，但却蓄含着深远的韵致，而决不是随便挥洒。苏轼曾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东坡题跋·评韩柳诗》)苏轼从理论上将道家“至和无声”的观点结合艺术创作体会，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作了具体的阐发，比唐代皎然、司空图的理论又有所发展。人淡如菊，可以说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文艺境界与人格境界的统一。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与文人，他的德育理论与苏轼正相反，基本上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文艺问题的。他在神宗年代主政时曾大力进行变法，终因得罪了权贵而受挫。新法尽废，此后隐居南京蒋山，以诗文自娱。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与德育理论是从他的政治观念中得来的，他强调一切文化措施，包括德育都是为了达到政教的目的而存在的。在《与祖择之书》中他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王安石的文学思想，明显地具有法家“以吏为师”的色彩。在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他提出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乃在于教化之道，在教化中，应将礼乐与刑政并提。王安石由于重道轻文，所以对文学的德育功能十分轻视。
在王安石看来，文章的惟一价值所在就是实用，而华丽雕饰都是次要的，王安石为此还嘲笑韩愈等人热衷文学事业：“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他讥讽韩愈一辈子做着以文章传道的事，实际上于世无补，徒费精神而已。王安石过分注重实用目的，最后取消了文学的德育功能，这是令人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二、理学家的德育观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发达，号称“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文艺由儒雅走向世俗，与市民的消闲口味相投合。人心的浮靡导致了封建纲常的松弛，于是，以禁锢人性为特征的理学便应运而生，理学家对审美与文艺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体系。
理学家的文艺思想在宋代有过不平凡的历程。其总的特征便是将文艺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弄得很极端，文艺与道德本来是可以兼顾的，但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却变成了水火不容。北宋理学家的开创性人物是周敦颐(1017－1073)，他明确地将文艺看做道德的工具，而反对将文艺视为独立的事业。自他之后，那些理学名家便无不将文艺视为道德之敌人，充满着鄙薄之情。南宋理学家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明确反对韩愈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主张“文从道中流出”的观点。他所谓的“道”也就是封建纲常。朱熹的文学观，反映出封建社会到了后期，统治者对道德纲常越来越重视与依赖的心态，也说明文艺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到了理学家那儿，变成了纯粹的主仆关系。这对文艺德育的实施是极为不利的。
宋代理学的框架是由“理”与“性”这两对范畴耦合搭建而成的。理学把儒家的人事之道与道家的天地之道相沟通。使伦理化的“理”成为万事万物的本体，用“理在事先”、“理一分殊”来说明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与“理”相对的则是“性”，它属于主体的范畴。理学家认为，既然“理”是万事万物的本根，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其本性也来自于“理”，它是至美至善的，但现实的人性却是由先天的“性”(即天命之性)与后天的“气质之性”相交融而成的。从北宋理学家张载开始，以“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论人性就成为理学家解决人性难题的钥匙。朱熹甚至将历代儒学的核心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六字：“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可见，理学对人欲的泛滥深恶痛绝。按照理学的勰释，人们为生存而需要的欲望是不应否弃的，应该否弃的则是超过这种欲望的过分要求。显然，爱美之心属于“人欲”范围，是在满足了实用之后的一种精神欲望，对这种“目则欲色、耳则欲声”的“人欲”，理学斥之为“俳优”。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朱子语类》卷～三)在审美领域中，如何把“人欲”安顿得“恰好”，不障蔽“天理”呢?理学提供的方法就是以“天理”为本体，来控引性情，以“道心”为指归，来端正“人心”，以达到中和。朱熹把他的这一思想在《诗集传序》中充分表现了出来。《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的诠释，他不满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注释原则和方法，旨在宣传他的理学。
三、《沧浪诗话》论德育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宋末隐居不仕。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在当时具有矫正时弊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美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重视东方式的感悟，强调审美心理体验，以及诗的艺术特点，都作了不同于前人的阐发，它是继《乐记》、《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之后的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又一部重要作品。
严羽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严羽用比较的方式说明了自汉魏以来诗人在对待词理意兴三者时的不同态度。南朝人尚词但是忽于理也就是思想内容，有形式主义的毛病；宋代人的毛病则是恰恰相反，尚理而缺少意兴，淡乎寡味，最好的例子则是唐人的诗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样的诗才能创造出自然神韵来，实现诗教之旨趣。摆正诗歌创作中的理与意兴的关系，是使诗歌创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严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对宋诗之弊作了矫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还据此提出学习诗歌要有一套独特德育的方式，这就是“妙悟”。在《诗辨》中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论“悟”显然是从禅宗那儿借喻而来的。艺术欣赏虽然需要学识，但本质上却是一种心领神会，不同于理性解读。悟性有时在艺术创作与欣赏中比学识更为重要。严羽曾举例说：“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他认为孟浩然在学问与才力上比韩愈羞多了，但是在悟性上高出韩愈许多，因而诗作得比韩愈好。严羽以“悟”论诗，可以说是把握住了诗歌独特的审美规律。参考文献：
[1]张贇 同质异构——李金发诗学观与德育观对比研究，文教资料，2009，25
[2]谭杰 论孔子的“中和”德育观，理论导报，2006，11
[3]陈鸿英 论孔子德育思想的“和谐”特质，语文学刊，2007，1
[4]程志华 “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4
关键词：德育 宋代 关学
一、苏轼与王安石的德育论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古代后期德育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苏轼上承魏晋嵇康、王羲之等人思想，下启明代思想解放学说。苏轼对文章与天地之道的认识融会儒道释思想，既强调道的教化意义，也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苏轼反对五代以来的淫靡文风，但并不赞同王安石用政教定于一尊，认为这样会造成文坛千篇一律，也不可能达到政教目的。苏轼对德育作用的推崇，是建立在他的创作自由的认识基础上的。魏晋之高风遗韵一直是苏东坡心向往之的人格榜样，其所以为人格楷模，就在于它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苏轼特别重视艺术境界，倡导传神写照美学观。他认为艺术感兴的特征，就是来无踪影，去无痕迹，“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他在艺术创作论上深受庄子庖丁解牛思想的影响，认为真正的艺术境界不可言说，求物之妙所以难上加难，是因为这一过程非人力所能支配，是灵感活动的产物。在论画时他谈到，画家与画匠的区别在于前者善于画出对象神韵，而后者只会画有形的器物，这样的作品当然是谈不上艺术精品的。所以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写有《传神记》，专门对东晋画家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画论作了发挥。苏轼倡举艺术家天马行空般的创作，诸如理学家的道德科条，政治家的政教法令，在这种创作过程中都被置之脚下。
苏轼向往那种自然而厚实的文学风格。他在许多地方指出，冲和之美看似平淡无奇，率尔造作，但却蓄含着深远的韵致，而决不是随便挥洒。苏轼曾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东坡题跋·评韩柳诗》)苏轼从理论上将道家“至和无声”的观点结合艺术创作体会，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作了具体的阐发，比唐代皎然、司空图的理论又有所发展。人淡如菊，可以说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文艺境界与人格境界的统一。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与文人，他的德育理论与苏轼正相反，基本上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文艺问题的。他在神宗年代主政时曾大力进行变法，终因得罪了权贵而受挫。新法尽废，此后隐居南京蒋山，以诗文自娱。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与德育理论是从他的政治观念中得来的，他强调一切文化措施，包括德育都是为了达到政教的目的而存在的。在《与祖择之书》中他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王安石的文学思想，明显地具有法家“以吏为师”的色彩。在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他提出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乃在于教化之道，在教化中，应将礼乐与刑政并提。王安石由于重道轻文，所以对文学的德育功能十分轻视。
在王安石看来，文章的惟一价值所在就是实用，而华丽雕饰都是次要的，王安石为此还嘲笑韩愈等人热衷文学事业：“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他讥讽韩愈一辈子做着以文章传道的事，实际上于世无补，徒费精神而已。王安石过分注重实用目的，最后取消了文学的德育功能，这是令人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二、理学家的德育观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发达，号称“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文艺由儒雅走向世俗，与市民的消闲口味相投合。人心的浮靡导致了封建纲常的松弛，于是，以禁锢人性为特征的理学便应运而生，理学家对审美与文艺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体系。
理学家的文艺思想在宋代有过不平凡的历程。其总的特征便是将文艺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弄得很极端，文艺与道德本来是可以兼顾的，但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却变成了水火不容。北宋理学家的开创性人物是周敦颐(1017－1073)，他明确地将文艺看做道德的工具，而反对将文艺视为独立的事业。自他之后，那些理学名家便无不将文艺视为道德之敌人，充满着鄙薄之情。南宋理学家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明确反对韩愈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主张“文从道中流出”的观点。他所谓的“道”也就是封建纲常。朱熹的文学观，反映出封建社会到了后期，统治者对道德纲常越来越重视与依赖的心态，也说明文艺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到了理学家那儿，变成了纯粹的主仆关系。这对文艺德育的实施是极为不利的。
宋代理学的框架是由“理”与“性”这两对范畴耦合搭建而成的。理学把儒家的人事之道与道家的天地之道相沟通。使伦理化的“理”成为万事万物的本体，用“理在事先”、“理一分殊”来说明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与“理”相对的则是“性”，它属于主体的范畴。理学家认为，既然“理”是万事万物的本根，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其本性也来自于“理”，它是至美至善的，但现实的人性却是由先天的“性”(即天命之性)与后天的“气质之性”相交融而成的。从北宋理学家张载开始，以“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论人性就成为理学家解决人性难题的钥匙。朱熹甚至将历代儒学的核心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六字：“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可见，理学对人欲的泛滥深恶痛绝。按照理学的勰释，人们为生存而需要的欲望是不应否弃的，应该否弃的则是超过这种欲望的过分要求。显然，爱美之心属于“人欲”范围，是在满足了实用之后的一种精神欲望，对这种“目则欲色、耳则欲声”的“人欲”，理学斥之为“俳优”。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朱子语类》卷～三)在审美领域中，如何把“人欲”安顿得“恰好”，不障蔽“天理”呢?理学提供的方法就是以“天理”为本体，来控引性情，以“道心”为指归，来端正“人心”，以达到中和。朱熹把他的这一思想在《诗集传序》中充分表现了出来。《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的诠释，他不满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注释原则和方法，旨在宣传他的理学。
三、《沧浪诗话》论德育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宋末隐居不仕。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在当时具有矫正时弊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美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重视东方式的感悟，强调审美心理体验，以及诗的艺术特点，都作了不同于前人的阐发，它是继《乐记》、《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之后的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又一部重要作品。
严羽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严羽用比较的方式说明了自汉魏以来诗人在对待词理意兴三者时的不同态度。南朝人尚词但是忽于理也就是思想内容，有形式主义的毛病；宋代人的毛病则是恰恰相反，尚理而缺少意兴，淡乎寡味，最好的例子则是唐人的诗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样的诗才能创造出自然神韵来，实现诗教之旨趣。摆正诗歌创作中的理与意兴的关系，是使诗歌创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严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对宋诗之弊作了矫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还据此提出学习诗歌要有一套独特德育的方式，这就是“妙悟”。在《诗辨》中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论“悟”显然是从禅宗那儿借喻而来的。艺术欣赏虽然需要学识，但本质上却是一种心领神会，不同于理性解读。悟性有时在艺术创作与欣赏中比学识更为重要。严羽曾举例说：“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他认为孟浩然在学问与才力上比韩愈羞多了，但是在悟性上高出韩愈许多，因而诗作得比韩愈好。严羽以“悟”论诗，可以说是把握住了诗歌独特的审美规律。参考文献：
[1]张贇 同质异构——李金发诗学观与德育观对比研究，文教资料，2009，25
[2]谭杰 论孔子的“中和”德育观，理论导报，2006，11
[3]陈鸿英 论孔子德育思想的“和谐”特质，语文学刊，2007，1
[4]程志华 “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