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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7日，湖北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上官守政被纪委“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7月20日，上官守政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2005年12月8日，十堰市委通报了上官守政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情况。
心理失衡，伸手索贿受贿
1992年，刚当上十堰市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的上官守政，看到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了财，尤其是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也腰缠万贯了，他的心理开始失去了平衡。此时，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扭曲变形。在谋求仕途发达的同时，他对金钱、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
怎样才能找到“发财”的捷径而又不失自己的身份呢？
上官守政盯上了在玻璃瓶厂搞基建维修工程的老板张某。
1992年8月，上官守政的儿子上了高中，他认为有了向张老板要钱的借口。8月的一天，上官守政给张某打电话，说儿子上高中钱不够，找张某借1万元。张接电话后，认为上官守政给自己帮了不少忙，平时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以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他帮忙，现在他提出借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便马上答应了上官守政的要求，并按约定的地点将1万元奉上。
只张一张口，上官守政便轻松得了1万元。这让他兴奋的同时，心里也有些后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上官守政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有了第一次，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1993年上半年，张某在上官守政的安排下，承建了十堰市玻璃瓶厂300余万元的家属楼工程，但上官守政多次暗示，张老板始终没有送钱的意思。到了1995年初，家属楼即将竣工，上官守政知道自己不久将卸任玻璃瓶厂厂长，再不找张某弄点钱以后没有机会了。想到这里，上官守政便给张老板打电话，说自己女儿上高中缺钱找张老板借2万元。张老板当时手头很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咬咬牙将包里仅有的1.2万元现金全部“奉献”给了他。
1995年3月，上官守政升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上任之初，他对仕途有了更高的期待，工作也能尽职尽责，特别是在争取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上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张湾区经济发展做了些有益的事情。这时的上官守政有所收敛，平常只收点烟酒、红包等数额较小的钱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第一个任期届满，上官守政看到升迁的希望落空后，便把目光放到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上。他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的筹码，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职责内外，只要认为自己帮了忙、出了力，送钱都要，送礼全收。
有些单位和个人找他帮忙而没有送钱送物，上官守政就感到心里不平衡，总是想办法捞回自认为应得的部分。2002年，十堰市内某公司总经理杨某欲购买张湾区某改制企业一栋800平方米宿舍楼和2亩土地，请他出面协调。后来，经上官守政出面协调，杨某如愿以偿。2003年3月，房产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为了表示感谢，将5000元现金装入信封送到上官守政办公室；同年6月，土地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又以同样方式送给上官守政5000元。杨某两次送钱，上官守政不仅笑纳，而且认为杨某送钱太少，不够意思，心里很气愤，总想找机会再找杨某要一点儿。
2004年9月，已调任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的上官守政给杨某打电话，借口其女儿结婚在武汉买房向杨某借款3万元。此时的杨某明知是上官守政向其索要，但有苦无处诉，只得答应。后来，杨某以资金紧张为借口，只给了1万元，并说这1万元不用还了，算是送给其女儿结婚的贺礼。案发后，上官守政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将这1万元又退给了杨某。
从1992年8月至2004年9月，上官守政利用发包基建工程、协调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生产线路配套、帮助催收货款，以及企业改制之机，先后向有关单位、个人收受和索要现金12.4万元。
热衷“经济半小时”，变相敛财
从1995年3月至2005年5月，上官守政先后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分管工业）、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此时的他以好交、善交朋友“著称”。特别是与企业老板、社会上三教九流打得火热。在社交应酬上，不分区内区外、份内份外，请托必至，有求必应。吃喝玩乐，介绍关系，打牌赌博，上官守政乐此不疲。每天除早餐外，他几乎在宾馆酒店度过。
请帮忙的人求大财，上官守政求小财，据其交待，从任副区长到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期间，共收受分管单位、下属企业及个人礼金（红包）达24万元，饭前饭后“经济半小时”收取的打牌底钱（请托单位或个人发给被请托人打牌现金）和赢取的现金多达50万元。
只要和上官守政度过“经济半小时”的人都知道，他每次打牌只能赢不能输，别人也不敢赢他的钱。除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想办法弄钱外，上官守政还把财路开发到日常生活中。每当家中有大小事，尤其是在父母和自己生病住院过生日、儿女上大学、婚丧嫁娶之际，上官守政就要“广而告之”，通过打电话、发请柬、上门请等方式大宴宾客。有些通知不到的单位和个人，他也要想办法托人转告，或事后单独宴请，人可以不到，礼必须到。
从1999年至2004年11月，上官守政采取上述方式聚敛了大量钱财，除用于招待费用开支外，非法聚敛钱财多达98万余元。
以权谋私，用权力与钞票“做买卖”
上官守政利用自己的职权傍了一批大款，在其圈内关系最好的当属十堰市某公司董事长谭某。2002年8月，谭某个人出资买断了张湾区所属的两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谭某认识了上官守政，第一次接触并认识了上官守政这样的“大官”，谭某受宠若惊。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后，谭认为上官守政比较容易接近，在市内政界、企业界和东汽公司交际很广，有较大的利用价值，是自己企业将来发展的“靠山”。
此后，谭某经常有事没事就请上官守政吃饭，有解决不了的事，也请上官守政出面应酬或给自己“装装门面”。期间，上官守政也经常带着谭某出入许多社交场合，认识了东汽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部分领导，帮助谭某解决了一些自己能力无法办到的事。特别是解决了谭某的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使谭某对上官守政顶礼膜拜，除平时请吃前后“经济半小时”送上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底钱外，每年春节谭某给上官守政拜年都要送上万元的红包。
2003年9月，谭某因建厂房急需资金，就想通过上官守政帮忙借款50万元。 在上官守政办公室，谭某将借款的想法说了后，上官守政满口答应帮忙。
此时的上官守政已非法敛财100余万元，这些钱除用于必要的开支外，全部以自己和前妻以及儿女的名义存在银行。由于银行对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他害怕自己的问题暴露，大笔现金又不敢放在家里，便决定将钱借给谭某，这样既转移了风险又解决了谭某的燃眉之急，还可以从谭某那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过了两天，上官守政拿着谭某身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将自己存款50万元取出存入谭某账户。上官守政将存折交给谭某后，并没有告诉谭某钱的来源，谭也没敢多问，只给上官守政写了一张50万元借据。事发后，谭某不敢相信借的竟是上官守政自己的钱。
2004年1月，上官守政由十堰张湾区副区长调任该市政企共建办任副主任。此时的市政企共建办已有两台车，供几位主任使用。坐惯了专车的上官守政非常不适应，虽然工作上用车不多，但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没有固定的“坐骑”怎么办？想到这，他把目光盯上了谭某。
4月的一天，上官守政在办公室向谭某诉苦说：“自己现在没车坐，很不方便，市政企共建办又没钱买。” 谭某听后马上说：“刚好我也要换车，干脆一次买两台，送给你一台。”
购车前，上官守政给领导汇报说，现在单位上用车比较紧张，他想办法到外面搞一台车，费用在单位上报销。经同意后，上官守政便约谭某在某车行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总价款17.5万元。
为掩人耳目，又能占有使用该车，上官守政将新车上户到其表弟马某名下。2005年元月，上官守政得知区属某企业原董事长万某正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因害怕事情败露，找到谭某写了一张17.5万元的购车款借条，将借款时间提前到2004年5月。
2004年5月初，个体女老板马某购买北京路一块土地，因急需资金找上官守政帮忙，并约定借款100万元，使用3个月，付息20万元。上官守政认为有利可图，且无多大风险（土地可抵押），但如果自己直接借钱给马某，容易暴露个人的经济状况。 这时，上官守政又一次想到了谭某，让谭某出面名正言顺，既不易暴露自己又不承担风险，即使谭某不给自己利息，将来在他那里弄点钱应该不成问题，何况谭某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附首贴耳，相信谭某也不敢亏待自己！经与谭某协商，由谭某出面借给马某100万元，谭某和上官守政各出50万元。 6月2日，上官守政将50万元现金交给谭某，由谭出面将100万元借给了马某。至案发，马某已偿还谭某本息115万元。
2004年9月，上官守政欲购一套商品房，在自己尚有大笔存款的情况下，借口购房交预付款差10万元，让谭某想办法。此时的谭某对上官守政的要求不敢丝毫懈怠！第二天，谭某便将10万元现金送到了上官守政手上。
在办理给马某100万元借款的同时，谭某因外甥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便找上官守政帮忙并送上3万元活动经费，后经上官守政牵线，谭某的外甥如愿安排了工作，除花去1.5万元外，剩余1.5万元被上官守政据为己有。
2005年元月，某企业董事长万某被区纪委找去谈话，上官守政怕出事，把谭某叫到办公室，将第一次50万元借款借条退给谭某让其当场撕毁，并与谭某订立攻守同盟。
案发后，上官守政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再表示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积极退赃，希望组织上能从轻从宽处理，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翻开上官守政30年的工作简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社办小厂工人成长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又是怎样从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的。
刚参加工作时，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踏实肯干，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认可，并多次获得表彰和奖励。不到30岁，他就被提拔为中二型企业的领导，享受副县级待遇，不久又升任为副区长。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越来越大。在职位升迁无望后，他不能正确看待职位变化，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平时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上官守政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是走过场。
时间一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整天沉湎于吃喝应酬，打麻将、“斗地主”，热衷于“经济半小时”。据其交待，他每天中晚餐几乎全部在酒桌、牌桌上度过，大部分时间用在应酬上。
上官守政是由一名工人逐步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过去由于家境贫寒，一向很节俭。随着地位升高和条件改善，开始贪图享乐，腐化堕落。逐渐养成了嗜钱如命的“风格”：工资基本不动，抽的高档烟、喝的高档酒、穿的名牌服装都靠别人送。在其任副区长的后期，几乎日进千金，但他从来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平时收受的钱数额不大的就放到衣柜里，当积攒到一定数额后再存入银行生息、借给老板生财、购置房产升值。
据他交待，1995年3月离婚时，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他采取离婚不离家，儿女生活费由妻子承担，学费由他负责。为了使贪来的“死钱”变成“活钱”，赚取更多的钱，上官守政将35万元存入银行，将100万元借给企业“生财”，花70万元购买了四套商品房。
上官守政以广交、善交朋友著称，别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他看上的是别人兜里的钱。他在任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可谓大权独揽，先后二次以“借”为名索贿2万余元。此时的他，胆子不是太大，做事还羞羞答答。
从担任张湾区副区长后，由于直接分管全区工业生产和企业改制工作，接触老板的机会自然而然也就多起来。上官守政利用审批、协调等机会吃拿卡要，不管谁找他办事，他都论功领赏，不管钱多钱少，谁的钱都收都要。在和他交往的老板和朋友中，只要找他帮忙，他都要按贡献大小捞取好处。有主动送钱物的，有被动索取钱物的，有的虽主动送了钱物，但他认为达不到自己贡献价值的，总要想办法捞回来，达到权有所值。就是被请出面陪酒、打牌，也要收取请托人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现金。
特别是任副区长干了一届后，职务上没有得到升迁，使他心灰意冷。上官守政逐渐把对权力的追逐变成对物质追求，整天想的是如何把权变成钱。 尤其是两届副区长任期届满时，眼看自己职位再次升迁无望，便通过各种手段捞取不义之财，期间向参与改制的企业、有关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贿赂、礼金达百万元。
当13年前，上官守政索取第一笔贿金时，其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违纪违法次数的增多，这种心情更加严重。 每当身边和自己有不正当经济关系的人被司法、纪检部门调查时，他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待风平浪静后，他又一如既往，侥幸心里占了上风。
上官守政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每当调查人员与其谈完话后，总要拉着调查人员的手紧紧不放，悔恨之泪潸然落下，并不断重复一句话：“如果自己不断加强学习，如果组织上时刻监督自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可悲的下场。”
太多的“如果”和“假设”已没有多大意义。上官守政的一生以喜剧开始，悲剧落幕，痛苦和悔恨将伴随余生。
上官守政案的查处又一次警示我们：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化公为私就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前脚踏进“金钱大门”，后脚也必将迈进“牢狱之门”。
心理失衡，伸手索贿受贿
1992年，刚当上十堰市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的上官守政，看到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了财，尤其是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也腰缠万贯了，他的心理开始失去了平衡。此时，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扭曲变形。在谋求仕途发达的同时，他对金钱、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
怎样才能找到“发财”的捷径而又不失自己的身份呢？
上官守政盯上了在玻璃瓶厂搞基建维修工程的老板张某。
1992年8月，上官守政的儿子上了高中，他认为有了向张老板要钱的借口。8月的一天，上官守政给张某打电话，说儿子上高中钱不够，找张某借1万元。张接电话后，认为上官守政给自己帮了不少忙，平时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以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他帮忙，现在他提出借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便马上答应了上官守政的要求，并按约定的地点将1万元奉上。
只张一张口，上官守政便轻松得了1万元。这让他兴奋的同时，心里也有些后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上官守政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有了第一次，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1993年上半年，张某在上官守政的安排下，承建了十堰市玻璃瓶厂300余万元的家属楼工程，但上官守政多次暗示，张老板始终没有送钱的意思。到了1995年初，家属楼即将竣工，上官守政知道自己不久将卸任玻璃瓶厂厂长，再不找张某弄点钱以后没有机会了。想到这里，上官守政便给张老板打电话，说自己女儿上高中缺钱找张老板借2万元。张老板当时手头很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咬咬牙将包里仅有的1.2万元现金全部“奉献”给了他。
1995年3月，上官守政升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上任之初，他对仕途有了更高的期待，工作也能尽职尽责，特别是在争取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上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张湾区经济发展做了些有益的事情。这时的上官守政有所收敛，平常只收点烟酒、红包等数额较小的钱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第一个任期届满，上官守政看到升迁的希望落空后，便把目光放到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上。他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的筹码，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职责内外，只要认为自己帮了忙、出了力，送钱都要，送礼全收。
有些单位和个人找他帮忙而没有送钱送物，上官守政就感到心里不平衡，总是想办法捞回自认为应得的部分。2002年，十堰市内某公司总经理杨某欲购买张湾区某改制企业一栋800平方米宿舍楼和2亩土地，请他出面协调。后来，经上官守政出面协调，杨某如愿以偿。2003年3月，房产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为了表示感谢，将5000元现金装入信封送到上官守政办公室；同年6月，土地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又以同样方式送给上官守政5000元。杨某两次送钱，上官守政不仅笑纳，而且认为杨某送钱太少，不够意思，心里很气愤，总想找机会再找杨某要一点儿。
2004年9月，已调任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的上官守政给杨某打电话，借口其女儿结婚在武汉买房向杨某借款3万元。此时的杨某明知是上官守政向其索要，但有苦无处诉，只得答应。后来，杨某以资金紧张为借口，只给了1万元，并说这1万元不用还了，算是送给其女儿结婚的贺礼。案发后，上官守政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将这1万元又退给了杨某。
从1992年8月至2004年9月，上官守政利用发包基建工程、协调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生产线路配套、帮助催收货款，以及企业改制之机，先后向有关单位、个人收受和索要现金12.4万元。
热衷“经济半小时”，变相敛财
从1995年3月至2005年5月，上官守政先后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分管工业）、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此时的他以好交、善交朋友“著称”。特别是与企业老板、社会上三教九流打得火热。在社交应酬上，不分区内区外、份内份外，请托必至，有求必应。吃喝玩乐，介绍关系，打牌赌博，上官守政乐此不疲。每天除早餐外，他几乎在宾馆酒店度过。
请帮忙的人求大财，上官守政求小财，据其交待，从任副区长到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期间，共收受分管单位、下属企业及个人礼金（红包）达24万元，饭前饭后“经济半小时”收取的打牌底钱（请托单位或个人发给被请托人打牌现金）和赢取的现金多达50万元。
只要和上官守政度过“经济半小时”的人都知道，他每次打牌只能赢不能输，别人也不敢赢他的钱。除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想办法弄钱外，上官守政还把财路开发到日常生活中。每当家中有大小事，尤其是在父母和自己生病住院过生日、儿女上大学、婚丧嫁娶之际，上官守政就要“广而告之”，通过打电话、发请柬、上门请等方式大宴宾客。有些通知不到的单位和个人，他也要想办法托人转告，或事后单独宴请，人可以不到，礼必须到。
从1999年至2004年11月，上官守政采取上述方式聚敛了大量钱财，除用于招待费用开支外，非法聚敛钱财多达98万余元。
以权谋私，用权力与钞票“做买卖”
上官守政利用自己的职权傍了一批大款，在其圈内关系最好的当属十堰市某公司董事长谭某。2002年8月，谭某个人出资买断了张湾区所属的两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谭某认识了上官守政，第一次接触并认识了上官守政这样的“大官”，谭某受宠若惊。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后，谭认为上官守政比较容易接近，在市内政界、企业界和东汽公司交际很广，有较大的利用价值，是自己企业将来发展的“靠山”。
此后，谭某经常有事没事就请上官守政吃饭，有解决不了的事，也请上官守政出面应酬或给自己“装装门面”。期间，上官守政也经常带着谭某出入许多社交场合，认识了东汽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部分领导，帮助谭某解决了一些自己能力无法办到的事。特别是解决了谭某的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使谭某对上官守政顶礼膜拜，除平时请吃前后“经济半小时”送上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底钱外，每年春节谭某给上官守政拜年都要送上万元的红包。
2003年9月，谭某因建厂房急需资金，就想通过上官守政帮忙借款50万元。 在上官守政办公室，谭某将借款的想法说了后，上官守政满口答应帮忙。
此时的上官守政已非法敛财100余万元，这些钱除用于必要的开支外，全部以自己和前妻以及儿女的名义存在银行。由于银行对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他害怕自己的问题暴露，大笔现金又不敢放在家里，便决定将钱借给谭某，这样既转移了风险又解决了谭某的燃眉之急，还可以从谭某那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过了两天，上官守政拿着谭某身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将自己存款50万元取出存入谭某账户。上官守政将存折交给谭某后，并没有告诉谭某钱的来源，谭也没敢多问，只给上官守政写了一张50万元借据。事发后，谭某不敢相信借的竟是上官守政自己的钱。
2004年1月，上官守政由十堰张湾区副区长调任该市政企共建办任副主任。此时的市政企共建办已有两台车，供几位主任使用。坐惯了专车的上官守政非常不适应，虽然工作上用车不多，但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没有固定的“坐骑”怎么办？想到这，他把目光盯上了谭某。
4月的一天，上官守政在办公室向谭某诉苦说：“自己现在没车坐，很不方便，市政企共建办又没钱买。” 谭某听后马上说：“刚好我也要换车，干脆一次买两台，送给你一台。”
购车前，上官守政给领导汇报说，现在单位上用车比较紧张，他想办法到外面搞一台车，费用在单位上报销。经同意后，上官守政便约谭某在某车行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总价款17.5万元。
为掩人耳目，又能占有使用该车，上官守政将新车上户到其表弟马某名下。2005年元月，上官守政得知区属某企业原董事长万某正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因害怕事情败露，找到谭某写了一张17.5万元的购车款借条，将借款时间提前到2004年5月。
2004年5月初，个体女老板马某购买北京路一块土地，因急需资金找上官守政帮忙，并约定借款100万元，使用3个月，付息20万元。上官守政认为有利可图，且无多大风险（土地可抵押），但如果自己直接借钱给马某，容易暴露个人的经济状况。 这时，上官守政又一次想到了谭某，让谭某出面名正言顺，既不易暴露自己又不承担风险，即使谭某不给自己利息，将来在他那里弄点钱应该不成问题，何况谭某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附首贴耳，相信谭某也不敢亏待自己！经与谭某协商，由谭某出面借给马某100万元，谭某和上官守政各出50万元。 6月2日，上官守政将50万元现金交给谭某，由谭出面将100万元借给了马某。至案发，马某已偿还谭某本息115万元。
2004年9月，上官守政欲购一套商品房，在自己尚有大笔存款的情况下，借口购房交预付款差10万元，让谭某想办法。此时的谭某对上官守政的要求不敢丝毫懈怠！第二天，谭某便将10万元现金送到了上官守政手上。
在办理给马某100万元借款的同时，谭某因外甥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便找上官守政帮忙并送上3万元活动经费，后经上官守政牵线，谭某的外甥如愿安排了工作，除花去1.5万元外，剩余1.5万元被上官守政据为己有。
2005年元月，某企业董事长万某被区纪委找去谈话，上官守政怕出事，把谭某叫到办公室，将第一次50万元借款借条退给谭某让其当场撕毁，并与谭某订立攻守同盟。
案发后，上官守政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再表示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积极退赃，希望组织上能从轻从宽处理，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翻开上官守政30年的工作简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社办小厂工人成长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又是怎样从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的。
刚参加工作时，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踏实肯干，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认可，并多次获得表彰和奖励。不到30岁，他就被提拔为中二型企业的领导，享受副县级待遇，不久又升任为副区长。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越来越大。在职位升迁无望后，他不能正确看待职位变化，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平时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上官守政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是走过场。
时间一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整天沉湎于吃喝应酬，打麻将、“斗地主”，热衷于“经济半小时”。据其交待，他每天中晚餐几乎全部在酒桌、牌桌上度过，大部分时间用在应酬上。
上官守政是由一名工人逐步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过去由于家境贫寒，一向很节俭。随着地位升高和条件改善，开始贪图享乐，腐化堕落。逐渐养成了嗜钱如命的“风格”：工资基本不动，抽的高档烟、喝的高档酒、穿的名牌服装都靠别人送。在其任副区长的后期，几乎日进千金，但他从来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平时收受的钱数额不大的就放到衣柜里，当积攒到一定数额后再存入银行生息、借给老板生财、购置房产升值。
据他交待，1995年3月离婚时，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他采取离婚不离家，儿女生活费由妻子承担，学费由他负责。为了使贪来的“死钱”变成“活钱”，赚取更多的钱，上官守政将35万元存入银行，将100万元借给企业“生财”，花70万元购买了四套商品房。
上官守政以广交、善交朋友著称，别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他看上的是别人兜里的钱。他在任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可谓大权独揽，先后二次以“借”为名索贿2万余元。此时的他，胆子不是太大，做事还羞羞答答。
从担任张湾区副区长后，由于直接分管全区工业生产和企业改制工作，接触老板的机会自然而然也就多起来。上官守政利用审批、协调等机会吃拿卡要，不管谁找他办事，他都论功领赏，不管钱多钱少，谁的钱都收都要。在和他交往的老板和朋友中，只要找他帮忙，他都要按贡献大小捞取好处。有主动送钱物的，有被动索取钱物的，有的虽主动送了钱物，但他认为达不到自己贡献价值的，总要想办法捞回来，达到权有所值。就是被请出面陪酒、打牌，也要收取请托人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现金。
特别是任副区长干了一届后，职务上没有得到升迁，使他心灰意冷。上官守政逐渐把对权力的追逐变成对物质追求，整天想的是如何把权变成钱。 尤其是两届副区长任期届满时，眼看自己职位再次升迁无望，便通过各种手段捞取不义之财，期间向参与改制的企业、有关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贿赂、礼金达百万元。
当13年前，上官守政索取第一笔贿金时，其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违纪违法次数的增多，这种心情更加严重。 每当身边和自己有不正当经济关系的人被司法、纪检部门调查时，他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待风平浪静后，他又一如既往，侥幸心里占了上风。
上官守政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每当调查人员与其谈完话后，总要拉着调查人员的手紧紧不放，悔恨之泪潸然落下，并不断重复一句话：“如果自己不断加强学习，如果组织上时刻监督自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可悲的下场。”
太多的“如果”和“假设”已没有多大意义。上官守政的一生以喜剧开始，悲剧落幕，痛苦和悔恨将伴随余生。
上官守政案的查处又一次警示我们：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化公为私就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前脚踏进“金钱大门”，后脚也必将迈进“牢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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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8日，十堰市委通报了上官守政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情况。
心理失衡，伸手索贿受贿
1992年，刚当上十堰市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的上官守政，看到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了财，尤其是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也腰缠万贯了，他的心理开始失去了平衡。此时，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扭曲变形。在谋求仕途发达的同时，他对金钱、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
怎样才能找到“发财”的捷径而又不失自己的身份呢？
上官守政盯上了在玻璃瓶厂搞基建维修工程的老板张某。
1992年8月，上官守政的儿子上了高中，他认为有了向张老板要钱的借口。8月的一天，上官守政给张某打电话，说儿子上高中钱不够，找张某借1万元。张接电话后，认为上官守政给自己帮了不少忙，平时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以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他帮忙，现在他提出借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便马上答应了上官守政的要求，并按约定的地点将1万元奉上。
只张一张口，上官守政便轻松得了1万元。这让他兴奋的同时，心里也有些后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上官守政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有了第一次，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1993年上半年，张某在上官守政的安排下，承建了十堰市玻璃瓶厂300余万元的家属楼工程，但上官守政多次暗示，张老板始终没有送钱的意思。到了1995年初，家属楼即将竣工，上官守政知道自己不久将卸任玻璃瓶厂厂长，再不找张某弄点钱以后没有机会了。想到这里，上官守政便给张老板打电话，说自己女儿上高中缺钱找张老板借2万元。张老板当时手头很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咬咬牙将包里仅有的1.2万元现金全部“奉献”给了他。
1995年3月，上官守政升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上任之初，他对仕途有了更高的期待，工作也能尽职尽责，特别是在争取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上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张湾区经济发展做了些有益的事情。这时的上官守政有所收敛，平常只收点烟酒、红包等数额较小的钱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第一个任期届满，上官守政看到升迁的希望落空后，便把目光放到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上。他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的筹码，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职责内外，只要认为自己帮了忙、出了力，送钱都要，送礼全收。
有些单位和个人找他帮忙而没有送钱送物，上官守政就感到心里不平衡，总是想办法捞回自认为应得的部分。2002年，十堰市内某公司总经理杨某欲购买张湾区某改制企业一栋800平方米宿舍楼和2亩土地，请他出面协调。后来，经上官守政出面协调，杨某如愿以偿。2003年3月，房产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为了表示感谢，将5000元现金装入信封送到上官守政办公室；同年6月，土地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又以同样方式送给上官守政5000元。杨某两次送钱，上官守政不仅笑纳，而且认为杨某送钱太少，不够意思，心里很气愤，总想找机会再找杨某要一点儿。
2004年9月，已调任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的上官守政给杨某打电话，借口其女儿结婚在武汉买房向杨某借款3万元。此时的杨某明知是上官守政向其索要，但有苦无处诉，只得答应。后来，杨某以资金紧张为借口，只给了1万元，并说这1万元不用还了，算是送给其女儿结婚的贺礼。案发后，上官守政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将这1万元又退给了杨某。
从1992年8月至2004年9月，上官守政利用发包基建工程、协调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生产线路配套、帮助催收货款，以及企业改制之机，先后向有关单位、个人收受和索要现金12.4万元。
热衷“经济半小时”，变相敛财
从1995年3月至2005年5月，上官守政先后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分管工业）、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此时的他以好交、善交朋友“著称”。特别是与企业老板、社会上三教九流打得火热。在社交应酬上，不分区内区外、份内份外，请托必至，有求必应。吃喝玩乐，介绍关系，打牌赌博，上官守政乐此不疲。每天除早餐外，他几乎在宾馆酒店度过。
请帮忙的人求大财，上官守政求小财，据其交待，从任副区长到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期间，共收受分管单位、下属企业及个人礼金（红包）达24万元，饭前饭后“经济半小时”收取的打牌底钱（请托单位或个人发给被请托人打牌现金）和赢取的现金多达50万元。
只要和上官守政度过“经济半小时”的人都知道，他每次打牌只能赢不能输，别人也不敢赢他的钱。除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想办法弄钱外，上官守政还把财路开发到日常生活中。每当家中有大小事，尤其是在父母和自己生病住院过生日、儿女上大学、婚丧嫁娶之际，上官守政就要“广而告之”，通过打电话、发请柬、上门请等方式大宴宾客。有些通知不到的单位和个人，他也要想办法托人转告，或事后单独宴请，人可以不到，礼必须到。
从1999年至2004年11月，上官守政采取上述方式聚敛了大量钱财，除用于招待费用开支外，非法聚敛钱财多达98万余元。
以权谋私，用权力与钞票“做买卖”
上官守政利用自己的职权傍了一批大款，在其圈内关系最好的当属十堰市某公司董事长谭某。2002年8月，谭某个人出资买断了张湾区所属的两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谭某认识了上官守政，第一次接触并认识了上官守政这样的“大官”，谭某受宠若惊。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后，谭认为上官守政比较容易接近，在市内政界、企业界和东汽公司交际很广，有较大的利用价值，是自己企业将来发展的“靠山”。
此后，谭某经常有事没事就请上官守政吃饭，有解决不了的事，也请上官守政出面应酬或给自己“装装门面”。期间，上官守政也经常带着谭某出入许多社交场合，认识了东汽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部分领导，帮助谭某解决了一些自己能力无法办到的事。特别是解决了谭某的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使谭某对上官守政顶礼膜拜，除平时请吃前后“经济半小时”送上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底钱外，每年春节谭某给上官守政拜年都要送上万元的红包。
2003年9月，谭某因建厂房急需资金，就想通过上官守政帮忙借款50万元。 在上官守政办公室，谭某将借款的想法说了后，上官守政满口答应帮忙。
此时的上官守政已非法敛财100余万元，这些钱除用于必要的开支外，全部以自己和前妻以及儿女的名义存在银行。由于银行对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他害怕自己的问题暴露，大笔现金又不敢放在家里，便决定将钱借给谭某，这样既转移了风险又解决了谭某的燃眉之急，还可以从谭某那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过了两天，上官守政拿着谭某身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将自己存款50万元取出存入谭某账户。上官守政将存折交给谭某后，并没有告诉谭某钱的来源，谭也没敢多问，只给上官守政写了一张50万元借据。事发后，谭某不敢相信借的竟是上官守政自己的钱。
2004年1月，上官守政由十堰张湾区副区长调任该市政企共建办任副主任。此时的市政企共建办已有两台车，供几位主任使用。坐惯了专车的上官守政非常不适应，虽然工作上用车不多，但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没有固定的“坐骑”怎么办？想到这，他把目光盯上了谭某。
4月的一天，上官守政在办公室向谭某诉苦说：“自己现在没车坐，很不方便，市政企共建办又没钱买。” 谭某听后马上说：“刚好我也要换车，干脆一次买两台，送给你一台。”
购车前，上官守政给领导汇报说，现在单位上用车比较紧张，他想办法到外面搞一台车，费用在单位上报销。经同意后，上官守政便约谭某在某车行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总价款17.5万元。
为掩人耳目，又能占有使用该车，上官守政将新车上户到其表弟马某名下。2005年元月，上官守政得知区属某企业原董事长万某正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因害怕事情败露，找到谭某写了一张17.5万元的购车款借条，将借款时间提前到2004年5月。
2004年5月初，个体女老板马某购买北京路一块土地，因急需资金找上官守政帮忙，并约定借款100万元，使用3个月，付息20万元。上官守政认为有利可图，且无多大风险（土地可抵押），但如果自己直接借钱给马某，容易暴露个人的经济状况。 这时，上官守政又一次想到了谭某，让谭某出面名正言顺，既不易暴露自己又不承担风险，即使谭某不给自己利息，将来在他那里弄点钱应该不成问题，何况谭某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附首贴耳，相信谭某也不敢亏待自己！经与谭某协商，由谭某出面借给马某100万元，谭某和上官守政各出50万元。 6月2日，上官守政将50万元现金交给谭某，由谭出面将100万元借给了马某。至案发，马某已偿还谭某本息115万元。
2004年9月，上官守政欲购一套商品房，在自己尚有大笔存款的情况下，借口购房交预付款差10万元，让谭某想办法。此时的谭某对上官守政的要求不敢丝毫懈怠！第二天，谭某便将10万元现金送到了上官守政手上。
在办理给马某100万元借款的同时，谭某因外甥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便找上官守政帮忙并送上3万元活动经费，后经上官守政牵线，谭某的外甥如愿安排了工作，除花去1.5万元外，剩余1.5万元被上官守政据为己有。
2005年元月，某企业董事长万某被区纪委找去谈话，上官守政怕出事，把谭某叫到办公室，将第一次50万元借款借条退给谭某让其当场撕毁，并与谭某订立攻守同盟。
案发后，上官守政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再表示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积极退赃，希望组织上能从轻从宽处理，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翻开上官守政30年的工作简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社办小厂工人成长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又是怎样从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的。
刚参加工作时，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踏实肯干，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认可，并多次获得表彰和奖励。不到30岁，他就被提拔为中二型企业的领导，享受副县级待遇，不久又升任为副区长。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越来越大。在职位升迁无望后，他不能正确看待职位变化，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平时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上官守政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是走过场。
时间一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整天沉湎于吃喝应酬，打麻将、“斗地主”，热衷于“经济半小时”。据其交待，他每天中晚餐几乎全部在酒桌、牌桌上度过，大部分时间用在应酬上。
上官守政是由一名工人逐步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过去由于家境贫寒，一向很节俭。随着地位升高和条件改善，开始贪图享乐，腐化堕落。逐渐养成了嗜钱如命的“风格”：工资基本不动，抽的高档烟、喝的高档酒、穿的名牌服装都靠别人送。在其任副区长的后期，几乎日进千金，但他从来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平时收受的钱数额不大的就放到衣柜里，当积攒到一定数额后再存入银行生息、借给老板生财、购置房产升值。
据他交待，1995年3月离婚时，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他采取离婚不离家，儿女生活费由妻子承担，学费由他负责。为了使贪来的“死钱”变成“活钱”，赚取更多的钱，上官守政将35万元存入银行，将100万元借给企业“生财”，花70万元购买了四套商品房。
上官守政以广交、善交朋友著称，别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他看上的是别人兜里的钱。他在任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可谓大权独揽，先后二次以“借”为名索贿2万余元。此时的他，胆子不是太大，做事还羞羞答答。
从担任张湾区副区长后，由于直接分管全区工业生产和企业改制工作，接触老板的机会自然而然也就多起来。上官守政利用审批、协调等机会吃拿卡要，不管谁找他办事，他都论功领赏，不管钱多钱少，谁的钱都收都要。在和他交往的老板和朋友中，只要找他帮忙，他都要按贡献大小捞取好处。有主动送钱物的，有被动索取钱物的，有的虽主动送了钱物，但他认为达不到自己贡献价值的，总要想办法捞回来，达到权有所值。就是被请出面陪酒、打牌，也要收取请托人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现金。
特别是任副区长干了一届后，职务上没有得到升迁，使他心灰意冷。上官守政逐渐把对权力的追逐变成对物质追求，整天想的是如何把权变成钱。 尤其是两届副区长任期届满时，眼看自己职位再次升迁无望，便通过各种手段捞取不义之财，期间向参与改制的企业、有关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贿赂、礼金达百万元。
当13年前，上官守政索取第一笔贿金时，其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违纪违法次数的增多，这种心情更加严重。 每当身边和自己有不正当经济关系的人被司法、纪检部门调查时，他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待风平浪静后，他又一如既往，侥幸心里占了上风。
上官守政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每当调查人员与其谈完话后，总要拉着调查人员的手紧紧不放，悔恨之泪潸然落下，并不断重复一句话：“如果自己不断加强学习，如果组织上时刻监督自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可悲的下场。”
太多的“如果”和“假设”已没有多大意义。上官守政的一生以喜剧开始，悲剧落幕，痛苦和悔恨将伴随余生。
上官守政案的查处又一次警示我们：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化公为私就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前脚踏进“金钱大门”，后脚也必将迈进“牢狱之门”。
心理失衡，伸手索贿受贿
1992年，刚当上十堰市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的上官守政，看到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了财，尤其是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也腰缠万贯了，他的心理开始失去了平衡。此时，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扭曲变形。在谋求仕途发达的同时，他对金钱、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
怎样才能找到“发财”的捷径而又不失自己的身份呢？
上官守政盯上了在玻璃瓶厂搞基建维修工程的老板张某。
1992年8月，上官守政的儿子上了高中，他认为有了向张老板要钱的借口。8月的一天，上官守政给张某打电话，说儿子上高中钱不够，找张某借1万元。张接电话后，认为上官守政给自己帮了不少忙，平时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以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他帮忙，现在他提出借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便马上答应了上官守政的要求，并按约定的地点将1万元奉上。
只张一张口，上官守政便轻松得了1万元。这让他兴奋的同时，心里也有些后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上官守政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有了第一次，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1993年上半年，张某在上官守政的安排下，承建了十堰市玻璃瓶厂300余万元的家属楼工程，但上官守政多次暗示，张老板始终没有送钱的意思。到了1995年初，家属楼即将竣工，上官守政知道自己不久将卸任玻璃瓶厂厂长，再不找张某弄点钱以后没有机会了。想到这里，上官守政便给张老板打电话，说自己女儿上高中缺钱找张老板借2万元。张老板当时手头很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咬咬牙将包里仅有的1.2万元现金全部“奉献”给了他。
1995年3月，上官守政升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上任之初，他对仕途有了更高的期待，工作也能尽职尽责，特别是在争取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上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张湾区经济发展做了些有益的事情。这时的上官守政有所收敛，平常只收点烟酒、红包等数额较小的钱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第一个任期届满，上官守政看到升迁的希望落空后，便把目光放到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上。他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的筹码，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职责内外，只要认为自己帮了忙、出了力，送钱都要，送礼全收。
有些单位和个人找他帮忙而没有送钱送物，上官守政就感到心里不平衡，总是想办法捞回自认为应得的部分。2002年，十堰市内某公司总经理杨某欲购买张湾区某改制企业一栋800平方米宿舍楼和2亩土地，请他出面协调。后来，经上官守政出面协调，杨某如愿以偿。2003年3月，房产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为了表示感谢，将5000元现金装入信封送到上官守政办公室；同年6月，土地过户手续办好后，杨某又以同样方式送给上官守政5000元。杨某两次送钱，上官守政不仅笑纳，而且认为杨某送钱太少，不够意思，心里很气愤，总想找机会再找杨某要一点儿。
2004年9月，已调任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的上官守政给杨某打电话，借口其女儿结婚在武汉买房向杨某借款3万元。此时的杨某明知是上官守政向其索要，但有苦无处诉，只得答应。后来，杨某以资金紧张为借口，只给了1万元，并说这1万元不用还了，算是送给其女儿结婚的贺礼。案发后，上官守政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将这1万元又退给了杨某。
从1992年8月至2004年9月，上官守政利用发包基建工程、协调区属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生产线路配套、帮助催收货款，以及企业改制之机，先后向有关单位、个人收受和索要现金12.4万元。
热衷“经济半小时”，变相敛财
从1995年3月至2005年5月，上官守政先后任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分管工业）、十堰市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此时的他以好交、善交朋友“著称”。特别是与企业老板、社会上三教九流打得火热。在社交应酬上，不分区内区外、份内份外，请托必至，有求必应。吃喝玩乐，介绍关系，打牌赌博，上官守政乐此不疲。每天除早餐外，他几乎在宾馆酒店度过。
请帮忙的人求大财，上官守政求小财，据其交待，从任副区长到政企共建办副主任期间，共收受分管单位、下属企业及个人礼金（红包）达24万元，饭前饭后“经济半小时”收取的打牌底钱（请托单位或个人发给被请托人打牌现金）和赢取的现金多达50万元。
只要和上官守政度过“经济半小时”的人都知道，他每次打牌只能赢不能输，别人也不敢赢他的钱。除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想办法弄钱外，上官守政还把财路开发到日常生活中。每当家中有大小事，尤其是在父母和自己生病住院过生日、儿女上大学、婚丧嫁娶之际，上官守政就要“广而告之”，通过打电话、发请柬、上门请等方式大宴宾客。有些通知不到的单位和个人，他也要想办法托人转告，或事后单独宴请，人可以不到，礼必须到。
从1999年至2004年11月，上官守政采取上述方式聚敛了大量钱财，除用于招待费用开支外，非法聚敛钱财多达98万余元。
以权谋私，用权力与钞票“做买卖”
上官守政利用自己的职权傍了一批大款，在其圈内关系最好的当属十堰市某公司董事长谭某。2002年8月，谭某个人出资买断了张湾区所属的两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谭某认识了上官守政，第一次接触并认识了上官守政这样的“大官”，谭某受宠若惊。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后，谭认为上官守政比较容易接近，在市内政界、企业界和东汽公司交际很广，有较大的利用价值，是自己企业将来发展的“靠山”。
此后，谭某经常有事没事就请上官守政吃饭，有解决不了的事，也请上官守政出面应酬或给自己“装装门面”。期间，上官守政也经常带着谭某出入许多社交场合，认识了东汽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部分领导，帮助谭某解决了一些自己能力无法办到的事。特别是解决了谭某的企业与东汽公司零部件配套，使谭某对上官守政顶礼膜拜，除平时请吃前后“经济半小时”送上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底钱外，每年春节谭某给上官守政拜年都要送上万元的红包。
2003年9月，谭某因建厂房急需资金，就想通过上官守政帮忙借款50万元。 在上官守政办公室，谭某将借款的想法说了后，上官守政满口答应帮忙。
此时的上官守政已非法敛财100余万元，这些钱除用于必要的开支外，全部以自己和前妻以及儿女的名义存在银行。由于银行对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他害怕自己的问题暴露，大笔现金又不敢放在家里，便决定将钱借给谭某，这样既转移了风险又解决了谭某的燃眉之急，还可以从谭某那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过了两天，上官守政拿着谭某身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将自己存款50万元取出存入谭某账户。上官守政将存折交给谭某后，并没有告诉谭某钱的来源，谭也没敢多问，只给上官守政写了一张50万元借据。事发后，谭某不敢相信借的竟是上官守政自己的钱。
2004年1月，上官守政由十堰张湾区副区长调任该市政企共建办任副主任。此时的市政企共建办已有两台车，供几位主任使用。坐惯了专车的上官守政非常不适应，虽然工作上用车不多，但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没有固定的“坐骑”怎么办？想到这，他把目光盯上了谭某。
4月的一天，上官守政在办公室向谭某诉苦说：“自己现在没车坐，很不方便，市政企共建办又没钱买。” 谭某听后马上说：“刚好我也要换车，干脆一次买两台，送给你一台。”
购车前，上官守政给领导汇报说，现在单位上用车比较紧张，他想办法到外面搞一台车，费用在单位上报销。经同意后，上官守政便约谭某在某车行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总价款17.5万元。
为掩人耳目，又能占有使用该车，上官守政将新车上户到其表弟马某名下。2005年元月，上官守政得知区属某企业原董事长万某正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因害怕事情败露，找到谭某写了一张17.5万元的购车款借条，将借款时间提前到2004年5月。
2004年5月初，个体女老板马某购买北京路一块土地，因急需资金找上官守政帮忙，并约定借款100万元，使用3个月，付息20万元。上官守政认为有利可图，且无多大风险（土地可抵押），但如果自己直接借钱给马某，容易暴露个人的经济状况。 这时，上官守政又一次想到了谭某，让谭某出面名正言顺，既不易暴露自己又不承担风险，即使谭某不给自己利息，将来在他那里弄点钱应该不成问题，何况谭某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附首贴耳，相信谭某也不敢亏待自己！经与谭某协商，由谭某出面借给马某100万元，谭某和上官守政各出50万元。 6月2日，上官守政将50万元现金交给谭某，由谭出面将100万元借给了马某。至案发，马某已偿还谭某本息115万元。
2004年9月，上官守政欲购一套商品房，在自己尚有大笔存款的情况下，借口购房交预付款差10万元，让谭某想办法。此时的谭某对上官守政的要求不敢丝毫懈怠！第二天，谭某便将10万元现金送到了上官守政手上。
在办理给马某100万元借款的同时，谭某因外甥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便找上官守政帮忙并送上3万元活动经费，后经上官守政牵线，谭某的外甥如愿安排了工作，除花去1.5万元外，剩余1.5万元被上官守政据为己有。
2005年元月，某企业董事长万某被区纪委找去谈话，上官守政怕出事，把谭某叫到办公室，将第一次50万元借款借条退给谭某让其当场撕毁，并与谭某订立攻守同盟。
案发后，上官守政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再表示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积极退赃，希望组织上能从轻从宽处理，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翻开上官守政30年的工作简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社办小厂工人成长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又是怎样从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的。
刚参加工作时，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踏实肯干，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认可，并多次获得表彰和奖励。不到30岁，他就被提拔为中二型企业的领导，享受副县级待遇，不久又升任为副区长。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越来越大。在职位升迁无望后，他不能正确看待职位变化，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平时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上官守政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是走过场。
时间一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整天沉湎于吃喝应酬，打麻将、“斗地主”，热衷于“经济半小时”。据其交待，他每天中晚餐几乎全部在酒桌、牌桌上度过，大部分时间用在应酬上。
上官守政是由一名工人逐步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过去由于家境贫寒，一向很节俭。随着地位升高和条件改善，开始贪图享乐，腐化堕落。逐渐养成了嗜钱如命的“风格”：工资基本不动，抽的高档烟、喝的高档酒、穿的名牌服装都靠别人送。在其任副区长的后期，几乎日进千金，但他从来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平时收受的钱数额不大的就放到衣柜里，当积攒到一定数额后再存入银行生息、借给老板生财、购置房产升值。
据他交待，1995年3月离婚时，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他采取离婚不离家，儿女生活费由妻子承担，学费由他负责。为了使贪来的“死钱”变成“活钱”，赚取更多的钱，上官守政将35万元存入银行，将100万元借给企业“生财”，花70万元购买了四套商品房。
上官守政以广交、善交朋友著称，别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他看上的是别人兜里的钱。他在任玻璃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可谓大权独揽，先后二次以“借”为名索贿2万余元。此时的他，胆子不是太大，做事还羞羞答答。
从担任张湾区副区长后，由于直接分管全区工业生产和企业改制工作，接触老板的机会自然而然也就多起来。上官守政利用审批、协调等机会吃拿卡要，不管谁找他办事，他都论功领赏，不管钱多钱少，谁的钱都收都要。在和他交往的老板和朋友中，只要找他帮忙，他都要按贡献大小捞取好处。有主动送钱物的，有被动索取钱物的，有的虽主动送了钱物，但他认为达不到自己贡献价值的，总要想办法捞回来，达到权有所值。就是被请出面陪酒、打牌，也要收取请托人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现金。
特别是任副区长干了一届后，职务上没有得到升迁，使他心灰意冷。上官守政逐渐把对权力的追逐变成对物质追求，整天想的是如何把权变成钱。 尤其是两届副区长任期届满时，眼看自己职位再次升迁无望，便通过各种手段捞取不义之财，期间向参与改制的企业、有关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贿赂、礼金达百万元。
当13年前，上官守政索取第一笔贿金时，其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违纪违法次数的增多，这种心情更加严重。 每当身边和自己有不正当经济关系的人被司法、纪检部门调查时，他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待风平浪静后，他又一如既往，侥幸心里占了上风。
上官守政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每当调查人员与其谈完话后，总要拉着调查人员的手紧紧不放，悔恨之泪潸然落下，并不断重复一句话：“如果自己不断加强学习，如果组织上时刻监督自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可悲的下场。”
太多的“如果”和“假设”已没有多大意义。上官守政的一生以喜剧开始，悲剧落幕，痛苦和悔恨将伴随余生。
上官守政案的查处又一次警示我们：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化公为私就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前脚踏进“金钱大门”，后脚也必将迈进“牢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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