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之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大学生，从1978年春至1983年初夏的五年始终随罗忠镕老师学习作曲，期间我不仅学到很多自己过去不懂、在后来的作曲实践中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手法，而且也在交往中感受到罗老师超凡的悟性和为人。
　　其实，刚入学时，多数同学都更希望能在比较有社会影响（比如委员、代表、主席……）和比较有头衔和权力（院长、主任……）的老师门下，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教学能力的强弱与社会职务的高低相关联。当时将我分配在校外聘请来兼课的罗老师门下，一开始我还有些失望。但五年学习下来，深深庆幸自己的运气和缘分。罗老师无拘无束的、无为而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情感表达和技术控制之间有很大的鸿沟需要填补；罗老师在做人方面给我的影响，为我在法国的深造和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让我有勇气在之后毅然放弃博士学位，专攻自由作曲，做一个没有头衔的自由人。老师给学生的影响潜移默化，如果当年我没有在罗老师门下将会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之后的路必定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
　　罗老师对一切新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热衷于钻研二十世纪作曲技巧，在大多数老师还沉溺于传统教学方式的时候，他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一般来说，有一点年纪的人容易在心理和理论层面设防，但罗老师愿意将所有有趣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不但自己用，还翻译出来，传播出去。罗老师教给我的最有用的知识，就是将十二音的排列五声化的大量练习，无论在旋律写作还是纵向关系的处理上最大限度地丰富五声音列的同时，又避免了十二音进行的紧张关系。

　　罗老师不善言辞，但是很愿意倾听，倾听之后，常常会说“哦？”或者“是吗？真有意思。”很少见老师与不同观点的人争辩。但是，他的表述一旦开始，又总是兴致勃勃，充满好奇和热情，像个大儿童。家里人虽然不多，但是师母说起话来常常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这时罗老师总是一副常态，以不变应万变。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一方面需要充分的自由和想象力，籍以无拘无束地驰骋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要非常固执地放任自己的本能，使表达充满诚实的个性，不至于东倒西歪失去了活的灵魂。罗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人，尽管他的大半生都生活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有时甚至被迫靠糊纸盒为生，但即便如此，他仍旧是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心态。他在教学中不将个人的苦难挂在嘴上，没有廉价的愤世嫉俗，也没有重压之下的唯唯诺诺，好像那些悲剧只在他记忆中雪藏，磨难被演化为豁达，痛苦被过滤成淡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好学、正直、善良和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心态。罗老师面对无论是小孩儿还是长官，不失礼，也绝不多礼，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即便面对天王老子，也照旧按部就班遵循自己的生物钟，内心的强大和对挫折的消化能力，绝非常人可比。经常听到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直到见到罗老师，才知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
　　罗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也同样我行我素，学生听得懂就听，听不懂爱听不听，老师绝不会感到学生不敬。学生成绩好固然好，成绩不好，老师也不批评。学生来了，进门从不客套，最多就是“哦，你好。”开始上课，不看学生一眼，只是一个劲将自己要讲的讲下去，讲完了，没话，结束。学生愿意下一盘棋，奉陪，愿意留下吃饭，也欢迎。

　　老师的儿子罗铮虽然话更少，但却是老师家真正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全家与外界的桥梁，他的“以不变应万变”比老师又高出一个段位。所有的客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还是狂妄、调皮、聪明、迟钝、谦卑，罗铮都一视同仁，不慌不忙，从脑子里慢慢搜索出对方的名字，问候一声。所以，面对罗铮，大家都服服帖帖没脾气。自从做罗老师的学生以来，罗铮给予我的启发和思考有时不亚于作曲课上的收获。他不能清楚地用语言表达，但用画笔展示出的精神境界，远远高于绝大多数艺术家。罗铮现象给我的启发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质量和力量来自灵魂最深层次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没有虚荣心，没有功利目标，没有金钱交换，没有技术炫耀，没有哭天抢地，没有讨好权贵和政治投机，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知道比较为何物，不想通过作品证明什么，这些都是作品质量和个性的基礎。当人们站在罗铮的画作前唏嘘赞叹时，罗铮站在一边心里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人们的评论和唏嘘，对于他来说，无论怎样都显得世俗，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让我们很难摆脱一切人为的标准，我们只能是人，而罗铮超越了一切人为的、美学的、社会的限制。所有这些是我最为感慨的，也是经常提醒自己为之努力的。

　　尽管老师很超然，但并不因此而对学生不关心或不负责任。1984年我离开学校赴法国学习，罗老师热情地为我写了推荐信。我到法国三个月之后（1984年10月22日），被梅西安大师接收为关门弟子，我立即写信向罗老师报告这个消息，罗老师给我的回信除了祝贺之外，对梅西安在上课中的提示引发的思考又继续给我启发。
　　那些年，每次回国都会去看望老师。上面这张照片是1991年8月我和莫五平从法国回北京时看望罗老师的合影。
　　1998年秋天罗老师全家来巴黎时住在我家，除了游览和参观之外，话题还像以往一样海阔天空。那次还将老师和罗铮引荐给恰好在巴黎音乐会上的布列兹（Boulez）先生，并向布列兹介绍了罗铮的音乐题材绘画，引起布列兹极大的兴趣。
　　人生流年似水，老师今年已是九十岁高龄，曾经在自己心目中“上了岁数”的老师当年其实才五十八岁，比今天的自己还年轻 ！而同是老师的弟子、我在巴黎的学弟莫五平，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二年了。 甚至，连罗铮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都快五十岁了！
　　两个月前回北京时去看望罗老师，尽管他走路的速度减慢，但那股我行我素的神仙劲儿一点儿不减当年。我不善客套，面子上的话尤其不会说，每次见老师嘴都很笨，但不说话又不行，面对罗老师和罗铮一对儿同样不会说话的活宝，大家多数时候只能拿罗铮打哈哈。但是，话虽不多，心里却是暖暖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何时到老师家，就像到自己家，话虽不多，但谁也不紧张，静静的心是相通的。这辈子感谢老师的这份淡泊，感叹罗铮的善良和天马行空，这是他们的属性，对我也是人生难得的礼物。（2015年6月20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