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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秦外交辞令是战国辞令的代表之作，具有不同于春秋行人辞令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其探讨可以管窥战国辞令的特色。通过研读《史记》《战国策》等文献以及与其他时期外交辞令相比较，不难发现苏秦外交辞令具有以下特点：直陈其事、毫不委婉，气势磅礴、咄咄逼人，目的明确、态度坚决，巧用修辞、灵化语言。
关键词：苏秦 外交辞令 直白 譬喻
苏秦，是战国策士，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之一。“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1]（《史记·苏秦列传》）其中的雒阳，即今天的洛阳，生于洛阳，师从鬼谷先生。学成后游说秦国却未被采纳，落魄潦倒，失意而归，遭到家人的冷落。一提到苏秦，人们最先想到的是“锥刺股”故事，“（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2]（《战国策·秦策一》）诚然，锥刺股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激励着人们勤奋刻苦地学习或工作。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精神尤其值得提倡。
除了“锥刺股”的精神外，苏秦备受后人称颂的还是其杰出的外交才能，毕竟历史上曾佩六国相印的仅此一人。其外交理念中尊重各方利益、采取适当方法以及实现共赢的目标等等，都值得后人深思并学习。这一系列的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巧妙的话语来体现，外交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外交辞令。下文我们将对苏秦外交辞令进行初步探讨，进而总结其外交辞令的特点。
一、直陈其事，毫不委婉
春秋时期行人的外交辞令注重含蓄，表达较为委婉，正如刘知己所说：“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史通·惑经》）这一点在《左传》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展喜犒师”的故事，就是“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典型的例子。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展喜以“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引起齐侯产生听下去的兴趣，进而娓娓道出“恃先王之命”[3]，让齐侯意识到自己伐鲁的行为是有背祖训的，从而主动撤师。展喜的说辞曲折委婉、正话反说，却又据理力争、不失尊严。与之相反，战国策士却一改春秋行人的委婉风格，变得直白、浅显，苏秦的外交辞令也一样。如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这是苏秦说秦惠王的一段文字，其意图表露无遗，即依靠有利的地形、凭借强大的武力去“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直抒胸臆，意思表达得太过直白，这在春秋辞令中很难看到。秦惠王没有采纳，苏秦仍然坚持自己主张，又极力谏言，并举出大量事例来说明武力的重要性，“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其中，一疑问词“恶”字让其反问意味表露无遗，凸显其主张武力的意图，让人难以反驳。这与上述展喜的说辞大相径庭，变委婉为直白。
二、气势磅礴，咄咄逼人
除了直抒胸臆外，苏秦的辞令还注重气势。古人在写文章时谈到了气势，正如韩愈所说：“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高下者皆宜。”[4]（《答李翊书》）写文章是在运用书面语言，而外交辞令是在运用口头语言。前者尚且注重气势，何况更加依赖语言的外交辞令呢？苏秦的辞令正是如此，气势磅礴，如：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如数家珍般地向秦惠王分析了秦国国情，有丰富的物产、有利的地形。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更重要的不是赞美，而是为后文自己提出武力的主张做了完美的铺垫。为了突出自己的意图，苏秦选用了排比的句式来加强自己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气势咄咄逼人，不同于春秋时期舒缓的语气。使用排比的目的很明显，即为了加强语势、突出表达效果，正如陈骙在《文则》中所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气势、广文义也。”苏秦用“西有”、“北有”、“南有”、“东有”等整齐的句式正是为了“壮气势”与“广文义”。
这在苏秦的外交辞令中很常见，又如北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使用排比，气势不凡，如数家珍般地罗列燕国的地理位置，拉近了与燕文侯的距离，为后文的游说打下了基础。
三、目的明确，态度坚决
现在的外交辞令或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或为了符合礼貌的原则，总是喜欢使用大量模糊的语言。如外交辞令中的“一揽子计划”、“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等都不明确。语言的模糊性有两个原因决定，即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说话者的实际需要。语言本身就具有模糊的特点，例如“早晨”、“中午”、“晚上”等词语在具体时间点上难以确定，只能有个大致的时间段。说话者的需要一般是为了得体、礼貌，同时还给双方留有余地。苏秦的辞令却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不论是主张连横，还是主张合纵，苏秦主观上都是为了私人利益，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史记》中表述得很清楚。苏秦出游几年，一无所获，大困而归，遭到家人的耻笑以后，苏秦惭愧之际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史记·苏秦列传》）从中不难看出苏秦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取尊荣”。 《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一开始游说秦王大败而归，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一》）
可见，苏秦游说秦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秦国，更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是为了自己获得卿相之位。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读书人的最高追求，通过读书来求得功名利禄，尤其是处在底层的普通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将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苏秦四处奔走，游说各家诸侯，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自身的利益诉求。
与此同时，苏秦态度坚决，开始游说秦王，极力劝说秦王依靠武力来吞并天下，秦王不采纳后仍然多次上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苏秦一开始主张连横，不被采纳后回家苦读，继而主张合纵，态度依然坚决，最终成功说服六国。其目的既不是连横，也不是合纵，而是自身的荣华富贵。明确这一目的之后，苏秦才有动力去“锥刺股”，去四处游说。
四、巧用修辞，灵化语言
为了增强气势，苏秦运用了大量排比句。除此之外，苏秦综合运用多种修辞，灵化语言，让抽象的说理生动起来。其中，尤以譬喻见长，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比如：
“今日臣之来也暮，后郭门，藉席无所，宿寄人田中，傍有大丛。夜半，土梗与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淋雨，坏沮，乃复归土。今汝非木之根，则木之枝耳。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滥无所止。’”（《赵策一·苏秦说李兑》）
这是苏秦游说李兑的一番话，用“土梗”与“木梗”作比，形象地道出了对方危机四伏的处境。信手拈来，无从考证，只是临时用来为了自己更好说理。同时，很巧妙地推销了自己，“君听臣计则生，不听臣计则死”。又如：
“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铁钻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赵策一·苏秦为赵王使于秦》）
这段说辞的背景是，苏秦辛辛苦苦出使秦国回来以后，等了三天都没等到赵王的接见。此时，苏秦心中有不满、有牢骚，但也有不安甚至恐慌。故编造了一个有关“两木”的故事，并以“铁钻”自喻，表明自己仿佛就是任人摆布的工具。
总之，苏秦外交辞令不同于春秋外交辞令，表达变含蓄为直白，语气变舒缓为强烈等。这主要是由时代和个人两个原因造成的。从时代背景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言行自然不顾礼乐。从个人层面看，人们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无所顾忌，苏秦也一样，为了自己的名利四处奔走，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乱世。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1771.
[2] 刘向.战国策[M].齐鲁书社，2006：24.
[3] 春秋左传集解[C].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60.
[4] 李道英，评注.唐宋八大家文集·韩愈文[C].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100.
关键词：苏秦 外交辞令 直白 譬喻
苏秦，是战国策士，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之一。“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1]（《史记·苏秦列传》）其中的雒阳，即今天的洛阳，生于洛阳，师从鬼谷先生。学成后游说秦国却未被采纳，落魄潦倒，失意而归，遭到家人的冷落。一提到苏秦，人们最先想到的是“锥刺股”故事，“（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2]（《战国策·秦策一》）诚然，锥刺股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激励着人们勤奋刻苦地学习或工作。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精神尤其值得提倡。
除了“锥刺股”的精神外，苏秦备受后人称颂的还是其杰出的外交才能，毕竟历史上曾佩六国相印的仅此一人。其外交理念中尊重各方利益、采取适当方法以及实现共赢的目标等等，都值得后人深思并学习。这一系列的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巧妙的话语来体现，外交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外交辞令。下文我们将对苏秦外交辞令进行初步探讨，进而总结其外交辞令的特点。
一、直陈其事，毫不委婉
春秋时期行人的外交辞令注重含蓄，表达较为委婉，正如刘知己所说：“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史通·惑经》）这一点在《左传》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展喜犒师”的故事，就是“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典型的例子。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展喜以“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引起齐侯产生听下去的兴趣，进而娓娓道出“恃先王之命”[3]，让齐侯意识到自己伐鲁的行为是有背祖训的，从而主动撤师。展喜的说辞曲折委婉、正话反说，却又据理力争、不失尊严。与之相反，战国策士却一改春秋行人的委婉风格，变得直白、浅显，苏秦的外交辞令也一样。如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这是苏秦说秦惠王的一段文字，其意图表露无遗，即依靠有利的地形、凭借强大的武力去“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直抒胸臆，意思表达得太过直白，这在春秋辞令中很难看到。秦惠王没有采纳，苏秦仍然坚持自己主张，又极力谏言，并举出大量事例来说明武力的重要性，“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其中，一疑问词“恶”字让其反问意味表露无遗，凸显其主张武力的意图，让人难以反驳。这与上述展喜的说辞大相径庭，变委婉为直白。
二、气势磅礴，咄咄逼人
除了直抒胸臆外，苏秦的辞令还注重气势。古人在写文章时谈到了气势，正如韩愈所说：“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高下者皆宜。”[4]（《答李翊书》）写文章是在运用书面语言，而外交辞令是在运用口头语言。前者尚且注重气势，何况更加依赖语言的外交辞令呢？苏秦的辞令正是如此，气势磅礴，如：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如数家珍般地向秦惠王分析了秦国国情，有丰富的物产、有利的地形。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更重要的不是赞美，而是为后文自己提出武力的主张做了完美的铺垫。为了突出自己的意图，苏秦选用了排比的句式来加强自己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气势咄咄逼人，不同于春秋时期舒缓的语气。使用排比的目的很明显，即为了加强语势、突出表达效果，正如陈骙在《文则》中所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气势、广文义也。”苏秦用“西有”、“北有”、“南有”、“东有”等整齐的句式正是为了“壮气势”与“广文义”。
这在苏秦的外交辞令中很常见，又如北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使用排比，气势不凡，如数家珍般地罗列燕国的地理位置，拉近了与燕文侯的距离，为后文的游说打下了基础。
三、目的明确，态度坚决
现在的外交辞令或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或为了符合礼貌的原则，总是喜欢使用大量模糊的语言。如外交辞令中的“一揽子计划”、“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等都不明确。语言的模糊性有两个原因决定，即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说话者的实际需要。语言本身就具有模糊的特点，例如“早晨”、“中午”、“晚上”等词语在具体时间点上难以确定，只能有个大致的时间段。说话者的需要一般是为了得体、礼貌，同时还给双方留有余地。苏秦的辞令却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不论是主张连横，还是主张合纵，苏秦主观上都是为了私人利益，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史记》中表述得很清楚。苏秦出游几年，一无所获，大困而归，遭到家人的耻笑以后，苏秦惭愧之际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史记·苏秦列传》）从中不难看出苏秦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取尊荣”。 《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一开始游说秦王大败而归，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一》）
可见，苏秦游说秦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秦国，更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是为了自己获得卿相之位。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读书人的最高追求，通过读书来求得功名利禄，尤其是处在底层的普通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将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苏秦四处奔走，游说各家诸侯，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自身的利益诉求。
与此同时，苏秦态度坚决，开始游说秦王，极力劝说秦王依靠武力来吞并天下，秦王不采纳后仍然多次上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苏秦一开始主张连横，不被采纳后回家苦读，继而主张合纵，态度依然坚决，最终成功说服六国。其目的既不是连横，也不是合纵，而是自身的荣华富贵。明确这一目的之后，苏秦才有动力去“锥刺股”，去四处游说。
四、巧用修辞，灵化语言
为了增强气势，苏秦运用了大量排比句。除此之外，苏秦综合运用多种修辞，灵化语言，让抽象的说理生动起来。其中，尤以譬喻见长，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比如：
“今日臣之来也暮，后郭门，藉席无所，宿寄人田中，傍有大丛。夜半，土梗与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淋雨，坏沮，乃复归土。今汝非木之根，则木之枝耳。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滥无所止。’”（《赵策一·苏秦说李兑》）
这是苏秦游说李兑的一番话，用“土梗”与“木梗”作比，形象地道出了对方危机四伏的处境。信手拈来，无从考证，只是临时用来为了自己更好说理。同时，很巧妙地推销了自己，“君听臣计则生，不听臣计则死”。又如：
“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铁钻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赵策一·苏秦为赵王使于秦》）
这段说辞的背景是，苏秦辛辛苦苦出使秦国回来以后，等了三天都没等到赵王的接见。此时，苏秦心中有不满、有牢骚，但也有不安甚至恐慌。故编造了一个有关“两木”的故事，并以“铁钻”自喻，表明自己仿佛就是任人摆布的工具。
总之，苏秦外交辞令不同于春秋外交辞令，表达变含蓄为直白，语气变舒缓为强烈等。这主要是由时代和个人两个原因造成的。从时代背景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言行自然不顾礼乐。从个人层面看，人们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无所顾忌，苏秦也一样，为了自己的名利四处奔走，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乱世。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1771.
[2] 刘向.战国策[M].齐鲁书社，2006：24.
[3] 春秋左传集解[C].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60.
[4] 李道英，评注.唐宋八大家文集·韩愈文[C].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