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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革”记忆的书写为研究视角，对戴厚英的知识分子小说及其创作进行分析，探寻“文革”故事在潜意识中对她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文艺哨兵到受难者的身份转换，从现实到现代的写作技巧转换，从批判到呼唤人道主义的态度转换。三个方面的转变可看出作家书写的理性态度，对“文革”故事的理性诠释。
关键词：“文革”记忆 理性 转换 人道主义
“文革”是一场充满道德主义、唯美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恪守着清教伦理，肩负着救世使命，过着极其紧张、严肃的生活。关于“文革”社会，黄子平是这样描述的“动乱震荡了原有的极端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座上客成了阶下囚，平头百姓造反起家，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党内有党，派外有派，无数个人被甩出固有的人生轨迹，”[1]对这段历史进行理性的书写，是每个经历“文革”洗礼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者所需要坚持的原则。纵观戴厚英笔下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不难发现其中渗透着“文革”记忆书写的理性色彩。
一、从文艺哨兵到受难者的身份转换
戴厚英的人生道路是不平的，从出身直至被害离世。她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隔年，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年月；她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正值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思想意识高度集中，物资匮乏，各种宣传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1956年，戴厚英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强调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出文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学术方针，以戴厚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再加上“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经历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光大而弥久不衰”，[2]在文学界变得活跃起来。戴厚英充分利用自己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广泛涉猎18、19世纪的欧洲异域风情，增强自我主体意识，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发挥文化哨兵的职责，成为文艺批判的写手。“文革”开始后不久，激进的戴厚英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前线人物，凭借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斗争这个，批判那个，先与红卫兵辩驳而被打成造反派，与自己聚少离多的丈夫感情出现危机，最终走向离婚。后与革命造反派和文艺黑线人物——闻捷相恋亦受牵连，遭受批斗。恋人自杀的残酷现实给她致命一击，精神濒临崩溃。此时，她是不幸的。
《诗人之死》是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于1979年6月，是作家人性苏醒后自我本相的呈示。“文革”中，作家从一个“审查者”到“被审查者”的身份转换，对“政治游戏”的恐惧意识已经深深刻进她的肉体和灵魂中。在命运的沉沦中，她悄然地进行着反思，并在文学创作界汇聚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对经历过“文革”的人，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很难与“文革”保持距离。这类人占据记忆加方法的双重优势。戴厚英就属于真真切切从属于参与“文革”的读书人。当然“文革”向来不是一个可孤立的运动和事件。戴厚英关于“文革”记忆的描写并不在于叙述的小说情节全部发生于“文革”期间，而是部分篇幅也会涉及50年代的土改、反右以及60年代“四清”运动，甚至会延伸到“文革”以后。戴厚英因挞伐自己的老师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一炮走红，却在“四人帮”倒台后成为“人学”最忘情的吹鼓手。《诗人之死》里，她为无辜者呐喊，为“人情味”正名的大胆书写。小说以凄婉的笔触描写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与变形。游若冰为了不被连累和好友余子期保持距离；吴畏带人到余子期家进行抄家致使柳如梅跳窗自杀；卢文弟的丈夫为求自保和卢文弟离婚；段超群为了升职和向南撇开友谊。作家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再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表明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历的惨痛。
二、从现实到现代的写作技巧转换
曾被戴厚英批判的钱谷融老先生强调艺术的魅力，“‘说什么’固然非常重要，而‘怎么说’却也几乎是同样重要的”[3]。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取代现实主义传统的过程，而这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内在的文学进化论直接相关，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被周扬、冯雪峰等人阐释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被认为是新文学的主流，甚至是新文学唯一合法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潮流不断地挑战并且最终取代了现实主义传统。由于强烈的文学进化论观念，在198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被当作陈旧过时的文学观念被抛弃了。然而曹征路重视巴尔扎克和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并认为仍是有效有力的，但需要不断创新，并引起了文学界“现实主义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一个作家的创作自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要想更好地记叙“文革”记忆，她注重的不是与外界社会现实的联系，而是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注重个人的内心情绪和感觉。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肯定了作品的文体意识，指出“小说在形式上尝试的心理意识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的转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于理念化带来的欠缺”[4]在《人啊，人！》中体现为并置叙述、通篇的意识流手法、梦境、荒诞、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与中短篇小说对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运用较频繁相比，长篇小说由于篇幅过长，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和反应缓慢，但戴厚英在《知识分子》等系列长篇小说中运用的诸多现代主义技巧毫不逊色。这类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采用多着重于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进行心理描写，小说的主旨在于表达情感和进行哲理反思。
三、从批判到呼唤人道主义的态度转换
刘卫国基于给予人道主义的定义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为两个核心……崇尚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想学说。”[5]在人道主义结构中，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是人道主义把人从神学禁锢和思想蒙昧中解放出来、认识世界的能力”[6]。“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崛起的新时期文学认真做着清理废墟、唤醒人性的工作，劫后余生的作家们对“极左”政治罪恶给国家、民族、家庭、个人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有着切肤之痛，各作家不遗余力地进行揭露、批判，几十年的“极左”政治运动和变态的阶级斗争为我们的民族强行注入了过多的病毒，有作家意识到，“事件结束了，精神却还在”[7]。“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潮激荡，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人啊，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8]。 戴厚英在“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界率先举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以当代知识分子从盲从到反思、从蒙昧到清醒、从怀疑到批判的艰难历程的大胆书写，反思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和伤害，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刚刚解冻的新时期文坛上引起广泛争议，成为思想解放中有关人道主义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人道主义论争是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先导的，而思想界的论争又为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戴厚英的《诗人之死》、《人啊，人》等小说，正是以关注人性，呼唤人道主义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代言人。不知是历史的吊诡还是偶然中的必然，历史把这个代言人的身份赋予了戴厚英这个并非天生的人道主义者，戴厚英大三时就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观运动，毕业后又走上讲台，开始批判自己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文革”开始，她就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先锋人物，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9]《人啊，人》创作的起点正是从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开始的，她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对她曾经错误批判的理论重新作了审美的阐释。在“长期以来我们只认识到或者只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又被简化为阶级性……文学中的人成为干巴巴的阶级符号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成为非人。”[10]于是，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情感饱满的“人”成为“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小说将背景设置在“文革”这一民族劫难之后，给每一个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以历史反顾和自我思考的机会。何荆夫读中学时候老师由于向学生介绍雨果的《九三年》而被认为宣扬人道主义，打成“右派”。可当他在当小贩卖西瓜时，仍带着《九三年》，碰见何荆夫，依旧坚持和他讨论人道主义，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反思历史的理解与态度。与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同，戴厚英的《人啊，人》 是带着人文主义的理性之光观照人性的应有之义，使其在启蒙的立场达到一种哲学沉思的高度，同时它对人性进行发掘深入到人性
结构的内在层次，使其对人的理性思考超越于同时代的一般文本。
戴厚英的知识分子小说是基于自己对“文革”记忆的理解与书写。在那个充斥着造反与叛逆的时代里，切身体验着历史的怪诞。凝聚在她身上的人性意识促使她反思自己和我们民族走过的路。然而一切沉浮过后，理性的书写这种人性之“恶”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7.
[2] 翟爱玲.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中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179.
[3] 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4.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18.
[5]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前言[M].湖南：岳麓书社，2007：8.
[6] 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8.
[7] 毕宇飞，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对话[A]//毕宇飞.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7.
[8]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9] 戴厚英.人啊，人·后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352.
[10] 刘思谦.文学追梦[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47.
关键词：“文革”记忆 理性 转换 人道主义
“文革”是一场充满道德主义、唯美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恪守着清教伦理，肩负着救世使命，过着极其紧张、严肃的生活。关于“文革”社会，黄子平是这样描述的“动乱震荡了原有的极端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座上客成了阶下囚，平头百姓造反起家，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党内有党，派外有派，无数个人被甩出固有的人生轨迹，”[1]对这段历史进行理性的书写，是每个经历“文革”洗礼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者所需要坚持的原则。纵观戴厚英笔下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不难发现其中渗透着“文革”记忆书写的理性色彩。
一、从文艺哨兵到受难者的身份转换
戴厚英的人生道路是不平的，从出身直至被害离世。她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隔年，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年月；她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正值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思想意识高度集中，物资匮乏，各种宣传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1956年，戴厚英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强调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出文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学术方针，以戴厚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再加上“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经历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光大而弥久不衰”，[2]在文学界变得活跃起来。戴厚英充分利用自己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广泛涉猎18、19世纪的欧洲异域风情，增强自我主体意识，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发挥文化哨兵的职责，成为文艺批判的写手。“文革”开始后不久，激进的戴厚英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前线人物，凭借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斗争这个，批判那个，先与红卫兵辩驳而被打成造反派，与自己聚少离多的丈夫感情出现危机，最终走向离婚。后与革命造反派和文艺黑线人物——闻捷相恋亦受牵连，遭受批斗。恋人自杀的残酷现实给她致命一击，精神濒临崩溃。此时，她是不幸的。
《诗人之死》是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于1979年6月，是作家人性苏醒后自我本相的呈示。“文革”中，作家从一个“审查者”到“被审查者”的身份转换，对“政治游戏”的恐惧意识已经深深刻进她的肉体和灵魂中。在命运的沉沦中，她悄然地进行着反思，并在文学创作界汇聚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对经历过“文革”的人，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很难与“文革”保持距离。这类人占据记忆加方法的双重优势。戴厚英就属于真真切切从属于参与“文革”的读书人。当然“文革”向来不是一个可孤立的运动和事件。戴厚英关于“文革”记忆的描写并不在于叙述的小说情节全部发生于“文革”期间，而是部分篇幅也会涉及50年代的土改、反右以及60年代“四清”运动，甚至会延伸到“文革”以后。戴厚英因挞伐自己的老师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一炮走红，却在“四人帮”倒台后成为“人学”最忘情的吹鼓手。《诗人之死》里，她为无辜者呐喊，为“人情味”正名的大胆书写。小说以凄婉的笔触描写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与变形。游若冰为了不被连累和好友余子期保持距离；吴畏带人到余子期家进行抄家致使柳如梅跳窗自杀；卢文弟的丈夫为求自保和卢文弟离婚；段超群为了升职和向南撇开友谊。作家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再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表明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历的惨痛。
二、从现实到现代的写作技巧转换
曾被戴厚英批判的钱谷融老先生强调艺术的魅力，“‘说什么’固然非常重要，而‘怎么说’却也几乎是同样重要的”[3]。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取代现实主义传统的过程，而这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内在的文学进化论直接相关，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被周扬、冯雪峰等人阐释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被认为是新文学的主流，甚至是新文学唯一合法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潮流不断地挑战并且最终取代了现实主义传统。由于强烈的文学进化论观念，在198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被当作陈旧过时的文学观念被抛弃了。然而曹征路重视巴尔扎克和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并认为仍是有效有力的，但需要不断创新，并引起了文学界“现实主义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一个作家的创作自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要想更好地记叙“文革”记忆，她注重的不是与外界社会现实的联系，而是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注重个人的内心情绪和感觉。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肯定了作品的文体意识，指出“小说在形式上尝试的心理意识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的转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于理念化带来的欠缺”[4]在《人啊，人！》中体现为并置叙述、通篇的意识流手法、梦境、荒诞、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与中短篇小说对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运用较频繁相比，长篇小说由于篇幅过长，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和反应缓慢，但戴厚英在《知识分子》等系列长篇小说中运用的诸多现代主义技巧毫不逊色。这类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采用多着重于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进行心理描写，小说的主旨在于表达情感和进行哲理反思。
三、从批判到呼唤人道主义的态度转换
刘卫国基于给予人道主义的定义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为两个核心……崇尚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想学说。”[5]在人道主义结构中，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是人道主义把人从神学禁锢和思想蒙昧中解放出来、认识世界的能力”[6]。“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崛起的新时期文学认真做着清理废墟、唤醒人性的工作，劫后余生的作家们对“极左”政治罪恶给国家、民族、家庭、个人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有着切肤之痛，各作家不遗余力地进行揭露、批判，几十年的“极左”政治运动和变态的阶级斗争为我们的民族强行注入了过多的病毒，有作家意识到，“事件结束了，精神却还在”[7]。“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潮激荡，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人啊，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8]。 戴厚英在“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界率先举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以当代知识分子从盲从到反思、从蒙昧到清醒、从怀疑到批判的艰难历程的大胆书写，反思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和伤害，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刚刚解冻的新时期文坛上引起广泛争议，成为思想解放中有关人道主义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人道主义论争是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先导的，而思想界的论争又为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戴厚英的《诗人之死》、《人啊，人》等小说，正是以关注人性，呼唤人道主义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代言人。不知是历史的吊诡还是偶然中的必然，历史把这个代言人的身份赋予了戴厚英这个并非天生的人道主义者，戴厚英大三时就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观运动，毕业后又走上讲台，开始批判自己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文革”开始，她就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先锋人物，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9]《人啊，人》创作的起点正是从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开始的，她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对她曾经错误批判的理论重新作了审美的阐释。在“长期以来我们只认识到或者只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又被简化为阶级性……文学中的人成为干巴巴的阶级符号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成为非人。”[10]于是，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情感饱满的“人”成为“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小说将背景设置在“文革”这一民族劫难之后，给每一个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以历史反顾和自我思考的机会。何荆夫读中学时候老师由于向学生介绍雨果的《九三年》而被认为宣扬人道主义，打成“右派”。可当他在当小贩卖西瓜时，仍带着《九三年》，碰见何荆夫，依旧坚持和他讨论人道主义，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反思历史的理解与态度。与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同，戴厚英的《人啊，人》 是带着人文主义的理性之光观照人性的应有之义，使其在启蒙的立场达到一种哲学沉思的高度，同时它对人性进行发掘深入到人性
结构的内在层次，使其对人的理性思考超越于同时代的一般文本。
戴厚英的知识分子小说是基于自己对“文革”记忆的理解与书写。在那个充斥着造反与叛逆的时代里，切身体验着历史的怪诞。凝聚在她身上的人性意识促使她反思自己和我们民族走过的路。然而一切沉浮过后，理性的书写这种人性之“恶”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7.
[2] 翟爱玲.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中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179.
[3] 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4.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18.
[5]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前言[M].湖南：岳麓书社，2007：8.
[6] 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8.
[7] 毕宇飞，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对话[A]//毕宇飞.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7.
[8]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9] 戴厚英.人啊，人·后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352.
[10] 刘思谦.文学追梦[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