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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正式确立在政府指导下由市场形成棉花价格的机制，棉花流通领域中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选择机制所取代，棉花的管理体制中行政指令和行政干预被宏观调控和法律手段逐步替代。这一重要转变对棉花的生产和流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推动了棉花产业的整体发展。但自棉花价格放开的5年来，棉花产业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尤以其生产和价格的波动较为突出，本文主要针对这5年中国棉花供求波动进行分析。
一、近5年中国棉花供求波动加剧
供求波动是种植面积、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总概括，这些互相联系的方面是供需之间不平衡状态的反映。长期以来，中国棉花在种植面积、产量和价格等方面均处于波动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有38年棉花产量的变化幅度超过10％，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至棉花价格放开前的1998年这20年间，产量增减变化大于10％的有13年，种植面积变化大于10％的有10年，大约两年出现一次较大程度的变化。从棉花价格放开的近5年来看，中国棉花的波动性有被扩大的趋势。
棉花市场放开的1999年，一直靠行政命令维持的棉花生产迅速下滑，当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大幅下降至历史最低点5589万亩，比1998减少16％，与此同时，棉花价格逐步上升，收购初期棉价在7400元／吨——8000元/吨，年底棉价已上升到9400元／吨左右；2000年4月，棉价最高曾达13800元/吨，当年棉花种植面积6026万亩，比1999年增加8．47％，后期棉价基本稳定在11500元／吨；2001年棉花种植面积增至7215万亩，比2000年增加18．80％，当年5月以后棉价迅速下跌，国储棉拍卖价由5月的11655元／吨到10月的8623元/吨，再到12月的7200元／吨，致使当年棉农同比收入减少160亿元；2002年棉花种植面积6276万亩，比上年减少13％，棉价又开始持续走高，6月份棉花拍卖价8480元／吨，到8月份上涨到10284元/吨；2003年棉花种植面积7585万亩，比上年增加21％，但棉花价格却是大幅上升，从年初的每吨11100元开始，到新棉上市的9月份以后，棉价一路狂涨到每吨18000元以上，每吨比上年同期高出5000元左右。
从这5年棉花生产和价格变动过程来看，其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大于棉花市场放开前20年，这5年中有4年的种植面积变动超过10％，有3年的产量变化超过10％，价格涨跌在年际间的变动幅度更是超过30％，与同一时期世界棉花波动相比，中国棉花的波动情形要剧烈得多；与国内粮食相比，5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和价格的波动幅度也高于粮食。
二、近5年波动加剧的原因分析
棉花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即弹性差异，要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特点来考察。中国农业（包括棉花生产在内）具有分散性、小规模、多农户等特征，就单个农户而言，供给弹性并不明显，但在信息稀缺性约束下，多农户容易出现“合成谬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主要因为市场信息对众多农户而言是稀缺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其生产规模来说获取信息的成本显得太高，从而使得每个农户不可能形成理性预期，而只能利用有限信息形成适应性预期，所以经常出现“一旦什么赚钱就一窝蜂种什么”。现在中国有24个省份生产棉花，约有4500万个农户从事棉花生产，每户平均植棉面积不足2亩，在三大棉区中，除新疆棉区专业性较强外，其它棉区绝大多数农户是实行多种经营，这种农户很容易依据其种植意愿改变种植面积，而且在市场反应方面具有高度的趋同性。每个农户一个面积不大的改变，在庞大的农户数量作用下就会形成一个数量巨大的总体改变。虽然纺织企业在棉花价格变动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前期定单的约束和企业内部挖潜能力的相对容易，对原料需求数量的改变与供给总量的巨大改变相比要小得多，也即就全国总体而言棉花供给弹性高于需求弹性。
棉花生产依据价格变化的调整有一年的滞后期。1999年棉花生产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2000年棉花价格的上涨，而这种价格的上涨又导致2001年棉花面积扩大了18．8％，致使2001年棉花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又导致2002年种植面积减少了13％，然后2002年价格又显著上涨，使得2003年种植面积增加了21％。农户的生产预期是由现期市场需求或销售价格高低的诱致作出的，现期生产决策所依据的市场需求或价格是由前一期的生产规模所决定的。棉花作为农产品有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周期，从而使供给调整的时滞不可避免。
正因为棉花市场放开后，具备了形成发散性蛛网循环的条件，致使近5年棉花波动加剧。棉花市场放开前20年的波动是一种扭曲的波动或者说是政策的波动，政府控制下的棉花价格对经济反应的迟缓和一定程度的刚性，延缓了波动的频率，加长了周期时间，在这20年中的棉花波动周期一般是4—7年，但政府的价格确定机制毕竟不能与市场供求变化高度一致，而且往往出现背离，所以当政策引导偏离实际过大时，波动也会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棉花市场放开后波动加剧正是源于棉花市场放开，虽然市场放开后价格调节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得以体现，但棉花生产作为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小农户生产大规模使用、信息的稀缺性和农民认识的局限性等特性并未发生改变，使得棉花生产的稳定性下降。当然，气候、病虫害、技术、比较成本、政策以及人为因素等方面也对波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稳定棉花发展的思路
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单一粗放的计划垄断与市场调节都很难避免棉花供求波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农业数量巨大规模狭小的特点、小农户的市场反应特点不会发生彻底改变，棉花产业的供求波动不会自行消除。但认识到这种波动规律，人们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和措施来减缓棉花波动的，这里突出强调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国内棉花供求总量进行研究，建立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和棉花预警机制。通过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对全球性的棉花产量、走势、生产量及消费量，国内棉花的生产、消费及储备，棉纺企业的生产等进行全面、系统、动态分析，建立一套全国棉花数据的科学采集和分析系统，有效地进行产前预测，通过专业权威机构多形式、多渠道定时发布市场信息，建立国家预警应急机制，对重大、区域性棉花问题进行应急管理。
二是建立现代棉花市场体系。一方面要尽快推出棉花期货市场，缓解市场和价格放开后带来的交易风险，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等“无形市场”建设，大力推进以“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为中心、以棉花产区为依托、覆盖全国的棉花交易网络建设。
三是健全国家对棉花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要完善棉花储备调节制度，需要综合考虑我国棉花生产的波动规律、纺织企业实现正常配棉的最低库存数、棉花替代品生产状况、国内外棉花市场的关联度、国家财政能力及仓储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国家储备棉规模和品级结构；另一方面要完善进出口调节机制，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国内棉花年度资源平衡余缺量”为基础，实行“自主进出、有进有出、动态平衡”管理。要将两方面紧密结合，科学调度。
四是要大力发展棉农合作组织。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要缓解棉农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培育棉农合作组织、提高棉农组织化程度是重要途径。国家应支持和引导棉农合作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其地位、规范其机制、保障其权益。
一、近5年中国棉花供求波动加剧
供求波动是种植面积、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总概括，这些互相联系的方面是供需之间不平衡状态的反映。长期以来，中国棉花在种植面积、产量和价格等方面均处于波动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有38年棉花产量的变化幅度超过10％，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至棉花价格放开前的1998年这20年间，产量增减变化大于10％的有13年，种植面积变化大于10％的有10年，大约两年出现一次较大程度的变化。从棉花价格放开的近5年来看，中国棉花的波动性有被扩大的趋势。
棉花市场放开的1999年，一直靠行政命令维持的棉花生产迅速下滑，当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大幅下降至历史最低点5589万亩，比1998减少16％，与此同时，棉花价格逐步上升，收购初期棉价在7400元／吨——8000元/吨，年底棉价已上升到9400元／吨左右；2000年4月，棉价最高曾达13800元/吨，当年棉花种植面积6026万亩，比1999年增加8．47％，后期棉价基本稳定在11500元／吨；2001年棉花种植面积增至7215万亩，比2000年增加18．80％，当年5月以后棉价迅速下跌，国储棉拍卖价由5月的11655元／吨到10月的8623元/吨，再到12月的7200元／吨，致使当年棉农同比收入减少160亿元；2002年棉花种植面积6276万亩，比上年减少13％，棉价又开始持续走高，6月份棉花拍卖价8480元／吨，到8月份上涨到10284元/吨；2003年棉花种植面积7585万亩，比上年增加21％，但棉花价格却是大幅上升，从年初的每吨11100元开始，到新棉上市的9月份以后，棉价一路狂涨到每吨18000元以上，每吨比上年同期高出5000元左右。
从这5年棉花生产和价格变动过程来看，其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大于棉花市场放开前20年，这5年中有4年的种植面积变动超过10％，有3年的产量变化超过10％，价格涨跌在年际间的变动幅度更是超过30％，与同一时期世界棉花波动相比，中国棉花的波动情形要剧烈得多；与国内粮食相比，5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和价格的波动幅度也高于粮食。
二、近5年波动加剧的原因分析
棉花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即弹性差异，要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特点来考察。中国农业（包括棉花生产在内）具有分散性、小规模、多农户等特征，就单个农户而言，供给弹性并不明显，但在信息稀缺性约束下，多农户容易出现“合成谬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主要因为市场信息对众多农户而言是稀缺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其生产规模来说获取信息的成本显得太高，从而使得每个农户不可能形成理性预期，而只能利用有限信息形成适应性预期，所以经常出现“一旦什么赚钱就一窝蜂种什么”。现在中国有24个省份生产棉花，约有4500万个农户从事棉花生产，每户平均植棉面积不足2亩，在三大棉区中，除新疆棉区专业性较强外，其它棉区绝大多数农户是实行多种经营，这种农户很容易依据其种植意愿改变种植面积，而且在市场反应方面具有高度的趋同性。每个农户一个面积不大的改变，在庞大的农户数量作用下就会形成一个数量巨大的总体改变。虽然纺织企业在棉花价格变动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前期定单的约束和企业内部挖潜能力的相对容易，对原料需求数量的改变与供给总量的巨大改变相比要小得多，也即就全国总体而言棉花供给弹性高于需求弹性。
棉花生产依据价格变化的调整有一年的滞后期。1999年棉花生产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2000年棉花价格的上涨，而这种价格的上涨又导致2001年棉花面积扩大了18．8％，致使2001年棉花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又导致2002年种植面积减少了13％，然后2002年价格又显著上涨，使得2003年种植面积增加了21％。农户的生产预期是由现期市场需求或销售价格高低的诱致作出的，现期生产决策所依据的市场需求或价格是由前一期的生产规模所决定的。棉花作为农产品有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周期，从而使供给调整的时滞不可避免。
正因为棉花市场放开后，具备了形成发散性蛛网循环的条件，致使近5年棉花波动加剧。棉花市场放开前20年的波动是一种扭曲的波动或者说是政策的波动，政府控制下的棉花价格对经济反应的迟缓和一定程度的刚性，延缓了波动的频率，加长了周期时间，在这20年中的棉花波动周期一般是4—7年，但政府的价格确定机制毕竟不能与市场供求变化高度一致，而且往往出现背离，所以当政策引导偏离实际过大时，波动也会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棉花市场放开后波动加剧正是源于棉花市场放开，虽然市场放开后价格调节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得以体现，但棉花生产作为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小农户生产大规模使用、信息的稀缺性和农民认识的局限性等特性并未发生改变，使得棉花生产的稳定性下降。当然，气候、病虫害、技术、比较成本、政策以及人为因素等方面也对波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稳定棉花发展的思路
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单一粗放的计划垄断与市场调节都很难避免棉花供求波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农业数量巨大规模狭小的特点、小农户的市场反应特点不会发生彻底改变，棉花产业的供求波动不会自行消除。但认识到这种波动规律，人们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和措施来减缓棉花波动的，这里突出强调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国内棉花供求总量进行研究，建立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和棉花预警机制。通过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对全球性的棉花产量、走势、生产量及消费量，国内棉花的生产、消费及储备，棉纺企业的生产等进行全面、系统、动态分析，建立一套全国棉花数据的科学采集和分析系统，有效地进行产前预测，通过专业权威机构多形式、多渠道定时发布市场信息，建立国家预警应急机制，对重大、区域性棉花问题进行应急管理。
二是建立现代棉花市场体系。一方面要尽快推出棉花期货市场，缓解市场和价格放开后带来的交易风险，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等“无形市场”建设，大力推进以“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为中心、以棉花产区为依托、覆盖全国的棉花交易网络建设。
三是健全国家对棉花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要完善棉花储备调节制度，需要综合考虑我国棉花生产的波动规律、纺织企业实现正常配棉的最低库存数、棉花替代品生产状况、国内外棉花市场的关联度、国家财政能力及仓储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国家储备棉规模和品级结构；另一方面要完善进出口调节机制，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国内棉花年度资源平衡余缺量”为基础，实行“自主进出、有进有出、动态平衡”管理。要将两方面紧密结合，科学调度。
四是要大力发展棉农合作组织。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要缓解棉农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培育棉农合作组织、提高棉农组织化程度是重要途径。国家应支持和引导棉农合作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其地位、规范其机制、保障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