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闻李立新教授画展即将开启，惊奇之余，我便在千里之外通过网络向他索要了一幅作品照片。看完后我很激动，发短信给李教授，有曰“江南才子、丹青能手、三观大师”，非专为溢美之词，实为有感而发也。
　　其实，去年春末我在渝拜晤李教授，曾获赠一本其父亲的画册，印象中有人物的白描速写和山水，并得知教授自己也画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闻李教授也是画画的，而且也正在画画。既然大博导都这么讲了，那他的画作一定是不同凡响，我对李教授的预期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又陆续看到了李教授要展览的画作，果然是不同凡响，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基本上是没理由地相信教授一定会有好画的，但要我讲看到的这些画好在哪里，我却有点“着急”：一是没能看到原作，二是知识贮备不足。所以，不妨大而化之，以我所谓的 “李立新现象”，来谈谈当代文人画的问题。
　　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以书入画或者说以书法作为绘画的重要技术保证，因此文人画大兴，尤其山水画成为了主流，形成了重笔墨的传统特色，也方便了文人们的雅好甚至转型。文人而为画家，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渐成规模。文人画画，既能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何乐而不为。延至今日，照理说，时代变了，笔墨也当变化。可事实是，时代变了，笔墨却慢慢丢失了。进入现代，原先的文人慢慢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博导硕导们。过去的文人基本上是书法最好的那批人，所以能以书入画、笔墨自足而完备。而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书法氛围了，书法没有了，不能以书入画了，“画里的笔墨去哪里找”成为最大的困惑。去画里的“形”中去找：这大概是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画人给出的新答案。因为吴先生认为不与画面之形结合的笔墨就是“零”笔墨，否认笔墨独立价值的同时认为新的笔墨必须与画面之形共生。这样，传统重“境”之笔墨仿佛在规模上要让位于现代重“景”之水墨，以突出眼球所能。李教授的画，简而言之是“画房子”，画现实中的房子，尤其是画域外的房子，当然是一种“景”。这让我联想到了傅抱石画的东欧风景系列中的房子、吴冠中江南的房子，以及杨明义的房子、林容生的房子、黄格胜的房子……，这些都可以是非常风景化的房子。但傅抱石让风景趋向于山水化，林容生也缩小房子的规模和比例，目的也是强化山水化。因为山水可以有独立的笔墨，而风景的笔墨容易束缚于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中点景的各种符号化房子甚至歪歪斜斜的，但反而能充分笔墨化，所以没人去深究那些房子应该来源于现实中的何处。而李立新教授的房子则是“裸露”的，明确存在于现实中某处的，甚至仿佛有意是为了画房子而画房子。如果按照山水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一定是风景画;甚至按照风景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也许就是建筑画了。但是，我认为李教授硬是在裸露的房子中画出了笔墨，在“景”中逼出了“境”，既大胆又高明！虽然，李教授的这批画也有很多是有山、石、树、水的，但我最喜爱的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房子，并愿意把这种独特的风格展示称之为“李立新现象”。
　　当然，我更愿意将“李立新现象”扩展开来讲，即搞理论的专家画画的问题。这在西方从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二者分得很开。但在中国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高级的学术现象。自从傅抱石、黄宾虹在画坛上凌空撼世后，这个现象开始复杂起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傅抱石、黄宾虹。曾经在徐悲鸿眼中，傅抱石和黄宾虹都是搞理论的，所以他请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理论、两次邀请黄宾虹北上北平艺专教授理论并成行一次。但就以最后绘画的水平和影响而言，傅、黄这二位在徐悲鸿眼中的理论家其创作成就甚至已超过徐悲鸿。当然，大理论家成为大画家，才更有挖掘价值。记得十年前我随朋友去美术史家陈传席的家，聊着聊着，他把一大叠画拿了出来，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来在十竹斋里看到他的画，标价已然不菲。李立新教授画画，太过低调，我认识他十几年了，才第一次见其峥嵘。而且他是艺术设计界的著名学者，尤其在设计史上著作等身。以此身份作画，跨界更加明显。看李教授的画，有时觉得清新好玩，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我愿意认为画画对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既好玩又很正经的事。当我看着宾虹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全集，品味他捐给浙江博物院5000幅画作中的某一幅时，每每会发出感叹。“书为心力血”，画画何尝不是？愿世人能借着李立新教授的画认识他的书，或借着他的书而读懂他的画。真的是字字珠玑、笔笔显灵。此次画展，李教授有意小规模，但“李立新现象”却已徐徐拉开帷幕……
　　李教授是早我两年毕业的同门博士师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让我佩服，加上性格和机缘，我和他私交不错。本人算是专攻书画，于文人山水有偏爱，但也只能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点残山剩水，感觉在李师兄的大作面前，就像散兵游勇遇到了正规军。羡慕其整饬之美，但也只能是徒生羡慕而已了。
　　二
　　理论家为何能画画、为何能画好画甚至画出大师级别的画？那该如何来说透呢！
　　先来看看中国画家群体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两大类画家：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文人画家即业余画家，粗略讲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一吧，却占据美术史主流、有名号的美术史的主流。尤其北宋以降，文人经科举考试当官渐成规模，文人画也开始被提倡开来。从性质上看此后的文人画家就是理论型的画家。然其理论尚非艺术体系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因为孔夫子有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十年寒窗苦苦背书主要还是那些准备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即“道”“德”“仁”等大道理论，而非游艺之小道。这些文人们经背书洗脑而逐渐地掌握了一套系统的儒道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文人们首先都是能头头是道、讲大道理的理论家，反映在艺术领域及绘画里，他们就是要充分体现这套理论即观念优势，高蹈驰誉、雅意在心，雅即上流也，太执着于技法反而成不齿，游戏笔墨才能自出机枢。这样看来，理论家（泛理论）能画画、甚至主导绘画潮流，文人们早开了千年之先河了。但因为这种泛理论的前提，所以文人画家的种种风范不免落下空泛的诟病;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专业画家即无名画家，大概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九吧，包括众多不断经考古发现的艺术品及画作，敦煌壁画也好，永乐宫壁画也好，以及诸如年画、剪纸等，十有八九出自这类画家之手。但这些无论是宫廷画家、宗教画家还是民间画家们均名声不著甚至寂寂无名，大概因为“技近乎道”能达到的总是小道， 与经国文人大道相比不值一谈，且屡屡难逃画匠之讥、俗骨之议，俗即下等也，故不被过去的美术史所承认和重视。今天，时过境迁，绘画格局与古代已大大不同，但雅俗之辩同样存在。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通俗文化已深入人心，但我们也期待真正的艺术理论家（而非泛理论）能画画，创造充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展现我们时代的风采。 　　依前所言，石涛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同时，他又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大画家，因此，石涛所代表的理论与实践兼善的高度及标杆，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现代的理论家而为画家，又能具体分出许多具体的层面和形态。
　　现代最先出现的是史论型的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抱石、潘天寿等。这种类型在理论型的画家中占有的比例较大;其次就是评论家型的画家，这类画家现在开始成长，如陈传席、陈履生等，因为艺术批评本身要释放部分创作的冲动和能量，故这种类型的画家大概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寄予画坛。况且今天的美术批评已经扩展为艺术批评，并进一步扩大为文艺批评，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批评家的绘画视野，同样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的也是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理论（原理）型的画家，因为占据着理论层面的最高层，故其创作能达到一种新高度，而且往往是原创型的。黄宾虹先生以太极阴阳画理统领笔墨，俨然是画坛中的哲圣。可惜太极阴阳之理太过陈旧，且缺乏理论体系上的创造性，故画作虽笔墨精良集大成，其创作在形态上还是缺乏原创精神。而原理型的画家之难，不仅是局部的各类别艺术的理论与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很难兼通，就算能够兼通，其难还更在于要在史论之功夫、批评之胆量基础上，有充足的余力能开辟原“理”之高远境界，对应到其绘画创作，就是不光要有基本的技法锤炼，还要有掌控整体的创作能力，最重要的，要有“原创”的与时俱进、功成名就。
　　目前的画坛形势，许多画画的本身就是教授，尤其是大量的博士队伍开始画画，成为画坛尤其中国画坛的显著现象。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士之身份类似于古代之文人，大致是可以的，因此，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画家群体、新文人画队伍，而且在这样的群体和队伍中，完全可以出现开时代的大画家。
　　李立新
　　1957年生，江苏常熟人。1978年入读宜兴陶校，1980年入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资班，1995年入读苏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年入读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中国设计艺术史论》等专著5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民族艺术》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设计价值论》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
　　主要作品有：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漆画《金陵揽胜》《姑苏之春》（2008），陶瓷作品《双面人》等2件被收藏于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