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 创刊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终刊于1937年抗战爆发，是民国知识分子同仁刊物的一个典范，其发表的政论影响至深且远，其凝聚的知识群体也是集一时之俊彦。
　　胡适的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 《独立评论》社员聚、散、离、合的“文化地图”。“聚”指的是社员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会，意味着 《独立评论》的开端和延續。知识分子的“聚”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表现。1932年1月28日，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草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蒋的办刊方针不高明。1934年5月4日，“五四运动”1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胡适约请了独立社员晚上在他家聚餐。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任叔永夫妇、竹垚生、周炳琳、涛鸣、何醉帘（廉） 等 《独立评论》 经常的聚会成员都参加了。当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客人汤尔和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并在餐桌上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气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外交局势可能不会变得太坏。1934年6月15日，《独立评论》 社员再度聚餐，蒋廷黻在聚餐会上大谈国际形势，引发与会者浓厚的兴致。自然，这种社员式的交往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有时也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发生一定的延伸。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来到胡适家中吃午饭，谈了一点多钟，主要话题是谈教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谈起用功的学生，更是眉飞色舞。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认为，丁文江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另外，如翁文灏出车祸后，胡适等人就充分地调动其社会资源，为翁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救助和治疗。1934年2月17日，胡适早起看报，得知翁文灏前一天在京杭汽车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车撞伤，头部受伤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险。他读了几乎堕泪，认为此种人才，世间稀有，岂但是一国之宝而已。午间去探访丁文江，他在协和医院病榻上，对着胡适居然无言，双泪齐堕，胡适就更感悲伤。
　　“散”指的是 《独立评论》 社员在时势变迁中的风云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 《独立评论》社员面对国事浇漓而不忍筑象牙塔于浩荡时代洪流，而终于被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纷纷然入阁。这自然与胡适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自觉处于庙堂之外的“江湖”做政府的诤友大相径庭。对于朋友的这些“选择”，胡适自然免不了有一点感伤和惋惜。1934年3月2日晚上，《独立评论》 聚餐，参与的人数非常零落，只有蒋廷黻、吴景超、周炳琳、吴宪、任叔永夫妇与胡适，共七人，与此前每次聚会的济济一堂构成鲜明的对比。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收到翁文灏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灏当时也已答应做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当时 《独立评论》社的另一重要成员蒋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担任外交次长，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独立评论》 社员有三人入政府，对于维持这份政论杂志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到了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另一成员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适去看他，其时他已久就实业部次长之职。《独立评论》 社员共有四人相继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胡适面对这一境况，并不是消极等待，他想方设法挖掘新人，培养新人，试图组建新的 《独立评论》 编辑部。1935年5月17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张奚若在座。陈之迈当时才二十八岁，在胡适印象中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胡适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 《独立评论》 社来，将来让他和吴景超、蒋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 《独立评论》 编辑部。
　　“离”指的是 《独立评论》 社员在政治上的分歧。《独立评论》 社员的交往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看法会全然一致。1930年代在胡适、张熙若与蒋廷黻、丁文江等 《独立评论》 知识群体中爆发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并不为了虚假的和谐而掩饰内部的分歧，相反可以在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和生活空间中为了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仍旧是朋友。这也是这个知识群体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遗风而性情毕露的表现。1933年6月13日，胡适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见着李仲揆、傅斯年。在此之前傅斯年因为胡适关于保全华北的政论，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他要脱离 《独立评论》 社。但同时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此次胡适与傅斯年长谈之后澄清了他的误会。他认为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并建议认为 《独立评论》立言太过温和的朋友们多写一些不温和的政论，而不能因为对杂志言论立场不满就当甩手先生。
　　因此，在胡適看来，《独立评论》 绝对不是宣传某家某派政治观点的阵地，而是公共地进行辩论和说理的园地。这种论辩性的公共交往并没有削弱这个知识群体的友谊，反而强化其交往。
　　1934年1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 第85号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武力统一中国之不可能，其直接论辩对手就是此前 《独立评论》上主张武力统一的蒋廷黻、吴景超。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这两个朋友的论调的效果将会是“教猱升木”。围绕这一事件，胡适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多有涉及。1934年12月20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
　　“在君 （丁文江） 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 （两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栗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 　　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信中写道：
　　“今早经农 （朱经农） 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紀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胡适对友朋虽不无惋惜，但既然事已至此，他就屡屡写信劝诫这些 《独立评论》 的老友“出山要比在山清”，不能做纯粹官僚和顺从的“奴才”，而应该继承古代士大夫遗志，成为政府“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
　　“合”指的是尽管 《独立评论》 的成员在政治言论并不全然一致，而且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有不尽然相同的取舍，但他们对于 《独立评论》 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境况中应该承担的使命却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可，对于该杂志也大都有着浓烈的情感注入。这份情谊可能是维系这样一个以《独立评论》 为联系纽带的知识群体在时代风云流散中不至于彻底分崩离析的关键所在。1934年1月28日下午，胡适到清华大学，见着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在蒋廷黻家吃茶，钱端升从天津来。其间蒋廷黻说：“昨夜翻看 《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 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最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胡适本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三番地表示其甘愿牺牲个人时间为 《独立评论》 工作的原因。1934年4月9日，胡适在日記中说，近几个月来，《独立评论》 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 《独立评论》 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他的妻子江冬秀常常因此而责怪胡适，劝他早早停刊。胡适常常这样开导她，“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这种 《独立评论》 群体之间的“合”，不仅表现在这种言语之间的认同，而且表现在当杂志被政府迫害的时候，胡适敢于担当责任，为朋友开脱的政治勇气和道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