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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向欧洲学管理
欧洲管理学专家 弗洛蒙德·马里克
中国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中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好的经验，但是中国人学美国的东西很多，似乎对欧洲关注不够。事实上，欧洲的很多经验更适合目前中国企业。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欧洲观念和美国模式没有太大差别，都是“西方模式”，这是不对的。欧洲和美国的管理有本质区别。美国人认为企业是赚钱机器，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增加股东利益。美国公司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钱，一切以增加利润为目的。在欧洲人看来，企业的目的是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最近十几年来，有一些欧洲企业盲目追随美国模式，使得传统的欧洲经营理念受到破坏。我认为欧洲有些国家，比如德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不在政府政策，而是有些企业错误地模仿美国套路。
企业必须赢利，但不是说企业存在就是为了利润。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和维护客户利益。有了满意的客户，就会有收益和利润。客户才是真正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而不是股东或者股东利益。
在欧洲，中小企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全社会总量的2/3。而对于这些私营的中小企业来说，股市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关注的是市场。他们口头上会说“我想赚钱”，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关注市场、紧盯对手、服务客户、提高质量。因为中小企业家最明白：公司的钱是从客户那里来的，要想保住公司，就得不惜一切保住客户。
“重化工业化”有悖国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如果说中国存在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特殊国情，那么这种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作支柱产业，希图通过这类产业的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能源极其紧缺的国家，如果像近年来这样，大力发展耗能工业，甚至成为焦炭、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固然能够靠劳动力和水、土、资金等资源价值的低估取得一定的账面赢利，但按照真实成本计算，即使不考虑环境损害，我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增长方式造成“消耗了大量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的被动局面。
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还带来其他的消极后果：第一，造成煤、电、油、运输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第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第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第五，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
阻止中国前进的力量来自腐败利益集团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凌志军
目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已经不再具有驱动社会的力量，甚至不再能够吸引公众的热情，社会面临的主要是利益的争夺。大家都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并且为此奋斗，有利益上的争斗，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实际上，推动社会前进的恰恰就是对于利益或者说是权利的诉求和主张。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合理合法地表达主张，这就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是，现在人们为什么谈利益集团即色变？关键就在于利益秩序还没进入良性轨道，利益集团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代名词。强势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缺乏对等的利益阶层与之博弈，无法形成有效的牵制与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了“一股独大”或者多头瓜分的局面。这些所谓的多头，他们的利益一旦出现一致而统一起来，就更难形成一个有效的博弈制衡机制了。
腐败官员们的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有冲突，在很多方面严重不一致，他们要通过权力寻租来满足他们的私利，就跟少数利益集团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官商勾结，一方面攫取社会财富，一方面压制其他利益阶层的利益主张和诉求，进而阻滞了其他利益阶层的形成。所以回过头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部分时期，阻止中国前进的是一种极左的意识形态，现时期阻止中国前进的力量则主要来自这些极少数不良腐败的利益集团。
中美经济关系将迅速向前迈进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差距颇大，但因利之所在，中美经济关系将迅速地向前迈进。中美关系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局面：双方做出重大妥协，从而达到双赢结局；得过且过；无限地进行策略性竞争。过去虽有个别事件发生，结果都是得过且过，中美关系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虽然双边贸易失衡、货币汇率和纺织品配额问题都使中美关系紧张，但双方的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改变。两国在政治及安全问题上曾出现间歇性冲突，但利益问题最终会把双方经济关系维系在一起。除非有重大事故发生，否则两国关系会因利之所在而得以维持。
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众多问题上会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美国则要面对庞大的贸易逆差和棘手的中东问题，所以两国不可能展开昂贵的军备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冲突与两国在经济及文化上的迅速交流形成强烈对比。事实上，美国企业在中国消费行业的发展表现出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中国拓展业务。贸易方面，中国已成为美国企业的工厂，中国的低生产成本是美国企业赢利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中美双方经济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协同效应，所以中美两国的摩擦不会进一步升级。
越落后越应抓住自己的“土优势”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中国的相对优势有三条：第一，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这都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第二，本土市场优势。实际上这就是信息优势，我们不用从头调研，对人文背景、消费习惯、口味、文字语言、体制政策等事情不用找公关公司，不用花很多钱，可以直接做。第三，后发优势。这指的是研发成本可以降低。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最难的就是付不起技术费，我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的安排减免一些费用，可以模仿，通过收集免费信息，通过学习来获取免费的知识……我们还可以直接拿来很多东西，包括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体制管理等等。
这些说起来都是很土、很不起眼的东西。后发优势无非就是因为穷、工资低、劳动成本低，本土优势就是土的优势，但可能我们就是在土的东西上有优势。可能这些土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低级的东西，对落后国家来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安身立命、得以发展、得以获得竞争力的现实因素。
这不是说我们不创新，我们也鼓励创新，但是想一想我们的创新是有成本、有风险、有代价的。所谓后发优势就是要节省这个代价，想办法去获得低成本的技术、低成本的知识，逐步追上去，而不是去赶同样的时髦。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土的概念，是关于赚钱的概念。
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是输不起的豪赌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总经理 陶东
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至少有上百个大型并购项目在酝酿、谈判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如泉涌般出现。
海外并购是一件好事，但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举凡过去一百年世界商业史上的并购案例，成功的不到两成，更多的则因为企业文化的冲突、经营模式的冲突、人事安排的矛盾而失败，企业甚至受并购拖累而倒闭。
除了企业文化、经营模式和人事上的障碍，中国企业更面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营手法、交流途径、企业管治和激励机制，多不适合西方的模式和习惯。如何将传统和风格合理、有效地移植到海外企业中，同时自身的管治思维随着企业的发展、演变而调整，已成为并购企业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企业整合一定是全方位的，不过关键在于用人之道。海外并购的成功同时需要三种人才：帅才、将才和人才。领军人物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洞察全球性趋势，容纳并善用多种文化和各类人才，其战略思考和布局能力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前途。将才是将统帅思维、企业战略化成现实的枢纽，是海外并购中整合的执行人。人才保留不下来，买来的一定保不住，更谈不上发展。
进军海外，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面临的课题。人力资源不足，是一个重大的瓶颈。然而以目前的国力和企业的财力，进军海外又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
警惕我国高外贸依存度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法律事务主管 荣民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节节攀升，已接近70%，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暴露出我国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诸多弊端。
外贸依存度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考虑到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实际上并没有名义数据高。但是，显然我们必须重视一些主要因素对于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并宜及早着手解决。
持续增长的外贸依存度会给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于：第一，贸易摩擦频繁化、常态化；第二，进口产品的高依存度将可能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第三，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幅度大增演化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论据；第四，过高外贸依存度对国内产业发展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上升，虽然还没有高到充满风险和问题的阶段，不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外贸依存度进行合理调控。
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越人
我们要警惕拉美现象在中国重演。所谓拉美现象，是指上个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正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而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并且，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我们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中国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那么除了一片残砖断瓦、破旧厂房、被污染的土地和低技能的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还靠什么发展？
欧洲管理学专家 弗洛蒙德·马里克
中国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中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好的经验，但是中国人学美国的东西很多，似乎对欧洲关注不够。事实上，欧洲的很多经验更适合目前中国企业。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欧洲观念和美国模式没有太大差别，都是“西方模式”，这是不对的。欧洲和美国的管理有本质区别。美国人认为企业是赚钱机器，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增加股东利益。美国公司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钱，一切以增加利润为目的。在欧洲人看来，企业的目的是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最近十几年来，有一些欧洲企业盲目追随美国模式，使得传统的欧洲经营理念受到破坏。我认为欧洲有些国家，比如德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不在政府政策，而是有些企业错误地模仿美国套路。
企业必须赢利，但不是说企业存在就是为了利润。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和维护客户利益。有了满意的客户，就会有收益和利润。客户才是真正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而不是股东或者股东利益。
在欧洲，中小企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全社会总量的2/3。而对于这些私营的中小企业来说，股市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关注的是市场。他们口头上会说“我想赚钱”，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关注市场、紧盯对手、服务客户、提高质量。因为中小企业家最明白：公司的钱是从客户那里来的，要想保住公司，就得不惜一切保住客户。
“重化工业化”有悖国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如果说中国存在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特殊国情，那么这种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作支柱产业，希图通过这类产业的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能源极其紧缺的国家，如果像近年来这样，大力发展耗能工业，甚至成为焦炭、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固然能够靠劳动力和水、土、资金等资源价值的低估取得一定的账面赢利，但按照真实成本计算，即使不考虑环境损害，我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增长方式造成“消耗了大量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的被动局面。
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还带来其他的消极后果：第一，造成煤、电、油、运输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第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第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第五，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
阻止中国前进的力量来自腐败利益集团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凌志军
目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已经不再具有驱动社会的力量，甚至不再能够吸引公众的热情，社会面临的主要是利益的争夺。大家都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并且为此奋斗，有利益上的争斗，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实际上，推动社会前进的恰恰就是对于利益或者说是权利的诉求和主张。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合理合法地表达主张，这就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是，现在人们为什么谈利益集团即色变？关键就在于利益秩序还没进入良性轨道，利益集团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代名词。强势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缺乏对等的利益阶层与之博弈，无法形成有效的牵制与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了“一股独大”或者多头瓜分的局面。这些所谓的多头，他们的利益一旦出现一致而统一起来，就更难形成一个有效的博弈制衡机制了。
腐败官员们的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有冲突，在很多方面严重不一致，他们要通过权力寻租来满足他们的私利，就跟少数利益集团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官商勾结，一方面攫取社会财富，一方面压制其他利益阶层的利益主张和诉求，进而阻滞了其他利益阶层的形成。所以回过头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部分时期，阻止中国前进的是一种极左的意识形态，现时期阻止中国前进的力量则主要来自这些极少数不良腐败的利益集团。
中美经济关系将迅速向前迈进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差距颇大，但因利之所在，中美经济关系将迅速地向前迈进。中美关系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局面：双方做出重大妥协，从而达到双赢结局；得过且过；无限地进行策略性竞争。过去虽有个别事件发生，结果都是得过且过，中美关系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虽然双边贸易失衡、货币汇率和纺织品配额问题都使中美关系紧张，但双方的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改变。两国在政治及安全问题上曾出现间歇性冲突，但利益问题最终会把双方经济关系维系在一起。除非有重大事故发生，否则两国关系会因利之所在而得以维持。
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众多问题上会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美国则要面对庞大的贸易逆差和棘手的中东问题，所以两国不可能展开昂贵的军备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冲突与两国在经济及文化上的迅速交流形成强烈对比。事实上，美国企业在中国消费行业的发展表现出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中国拓展业务。贸易方面，中国已成为美国企业的工厂，中国的低生产成本是美国企业赢利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中美双方经济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协同效应，所以中美两国的摩擦不会进一步升级。
越落后越应抓住自己的“土优势”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中国的相对优势有三条：第一，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这都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第二，本土市场优势。实际上这就是信息优势，我们不用从头调研，对人文背景、消费习惯、口味、文字语言、体制政策等事情不用找公关公司，不用花很多钱，可以直接做。第三，后发优势。这指的是研发成本可以降低。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最难的就是付不起技术费，我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的安排减免一些费用，可以模仿，通过收集免费信息，通过学习来获取免费的知识……我们还可以直接拿来很多东西，包括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体制管理等等。
这些说起来都是很土、很不起眼的东西。后发优势无非就是因为穷、工资低、劳动成本低，本土优势就是土的优势，但可能我们就是在土的东西上有优势。可能这些土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低级的东西，对落后国家来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安身立命、得以发展、得以获得竞争力的现实因素。
这不是说我们不创新，我们也鼓励创新，但是想一想我们的创新是有成本、有风险、有代价的。所谓后发优势就是要节省这个代价，想办法去获得低成本的技术、低成本的知识，逐步追上去，而不是去赶同样的时髦。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土的概念，是关于赚钱的概念。
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是输不起的豪赌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总经理 陶东
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至少有上百个大型并购项目在酝酿、谈判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如泉涌般出现。
海外并购是一件好事，但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举凡过去一百年世界商业史上的并购案例，成功的不到两成，更多的则因为企业文化的冲突、经营模式的冲突、人事安排的矛盾而失败，企业甚至受并购拖累而倒闭。
除了企业文化、经营模式和人事上的障碍，中国企业更面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营手法、交流途径、企业管治和激励机制，多不适合西方的模式和习惯。如何将传统和风格合理、有效地移植到海外企业中，同时自身的管治思维随着企业的发展、演变而调整，已成为并购企业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企业整合一定是全方位的，不过关键在于用人之道。海外并购的成功同时需要三种人才：帅才、将才和人才。领军人物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洞察全球性趋势，容纳并善用多种文化和各类人才，其战略思考和布局能力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前途。将才是将统帅思维、企业战略化成现实的枢纽，是海外并购中整合的执行人。人才保留不下来，买来的一定保不住，更谈不上发展。
进军海外，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面临的课题。人力资源不足，是一个重大的瓶颈。然而以目前的国力和企业的财力，进军海外又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
警惕我国高外贸依存度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法律事务主管 荣民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节节攀升，已接近70%，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暴露出我国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诸多弊端。
外贸依存度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考虑到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实际上并没有名义数据高。但是，显然我们必须重视一些主要因素对于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并宜及早着手解决。
持续增长的外贸依存度会给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于：第一，贸易摩擦频繁化、常态化；第二，进口产品的高依存度将可能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第三，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幅度大增演化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论据；第四，过高外贸依存度对国内产业发展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上升，虽然还没有高到充满风险和问题的阶段，不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外贸依存度进行合理调控。
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越人
我们要警惕拉美现象在中国重演。所谓拉美现象，是指上个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正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而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并且，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我们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中国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那么除了一片残砖断瓦、破旧厂房、被污染的土地和低技能的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还靠什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