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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我的生活中出了一些事情。我逃到一个叫越古镇的地方，它地处边境，南端有一堵高墙，我正是在那里遇见了胡月。她长久眺望着墙那边的国度。我问她，“这里真没有一条路能过去吗？”我已来回找了很久，只有绵延不绝的墙挡在面前。她说，“没有。也许有，他就是从这里消失的。”她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忧伤的那种声音。
在越古镇，只有一家旅馆。那天我问哪儿能住上一夜时，她就是这么答复我的。我跟着她，她几次回头看我，但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在边境，每天都有陌生人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她认为我是其中之一。她认为的没错。但她进门后给我留了一道缝隙，我想都没想就跨了进去。她妈妈一定认为紧紧尾随的我与她女儿关系非同小可，火热又谦卑地接纳了我，但我看得出，换作另一个男人，她会同样对女儿的爱情抱有希望。第二天早晨，我才勉强接受她是个哑巴。源于一场天火。
旅馆是胡月父亲的遗产。那场天火之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正午，他离家出走。她妈妈的房间始终保持原样，他任何时候回来，都会感觉从没有逃离过。胡月却像贫瘠的穴居动物，房间里简陋得连一张单人床都显多余。她拒绝任何物体进入房间，似乎连空气都让她感到侵犯。旅馆里只有她们，她是厨师，她妈妈是客房保洁员，她们配合不默契，但互不干扰和责怪。我进驻的第二天早上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从餐桌上抬起头来，看见风风火火闯入、瞬间又被自己欢欣雀舞的手势包围了的李红。我的第一印象是，她长得真像一张油画。这并不是说她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今年春天，在边境难得见到阳光。一个晴好的上午，胡月妈妈晒被褥时摔倒了，下巴又挂到绳索上，然后她患了中风。夏初，她去世了。草草埋葬她后，我和胡月才发现彼此的身份是多么尴尬。她并没有赶我走，一开始仍然试图当我不存在，我乐得如此，夏末时，她说，“你就像扇门，在这旅馆里好像不能少了。”秋天我们去领了结婚证。新婚之夜，我对她说，我们还一点也不了解对方呢。她第一次向我露出笑脸，像个已婚的女性那样思考了片刻，“是的，看结婚证我才知道你叫马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会喊我的名字：她站在门口朝我招手，“马克，我们去看墙。”
然而秋冬之交，墙似乎一夜之间远遁天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密不透风的铁丝网。但另一个国度的轮廓显现出来了，原来与这边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驻兵，没有碉堡，没有田地和高山，只有一马平川的荒草遍野。国与国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与我们有关，但我们不知道。墙的消失让胡月很是疯狂了一阵子。起先，她长久倚门而立，不敢迈出半步。接着，她在大街小巷奔跑，藏进所有我想象不到的角落里。越古镇的西边是森林，她爬到一棵朽坏的松树上，我想尽了方法也不能哄她下来。我将她绑在床上。她的哭声听上去像远方的召唤。她终于开口说话，要我给她做一个风筝。她把风筝挂在铁丝网上，拉着线随风飞奔。她是想风筝能将她放到天上，然后落进另一个国度。
正是这一天，她第一次和我说起了唐小东。她说，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什么青梅竹马，那她和唐小东就是。但我见到她的那天，他们因琐事起了争执，唐小东要逃离她，她追到墙边，唐小东不见了。她不会傻到认为是因为口角，是时光的无限重复，和感情越来越陈旧，让他不知道除了消失还能做什么，那天，他们相恋整整十六年。
她开始想象一个唐小东的存在。她要我相信，哪怕天差地别的女人摆在唐小东面前，都只能遭受同样的宿命，“他离开了才好。我的回忆里，他就永远敏感、多情，随时会向我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她很少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唐小东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有一天她说，“现在我可以把所有人的优点想象成他的，比如你。他变成我想要的任何样子了。”我没有反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爱上她了，但我们毕竟已相依为命。
旅馆对面是一栋废弃的楼房。在春天，几个奇奇怪怪的人住了进去。他们在白天敲打密集的鼓点，混杂着唢呐和礼佛的磬，有时还用鸟叫似的声音唱起某个少数民族的歌谣。夜晚，他们裸体行走，不顾忌越古镇人的眼光。他们从顶层拉下绳子，在墙外成群结队地荡秋千。他们似乎总在偷窥我们。有几个暗夜，我看见照相机的闪光尖刀一般滑过窗玻璃。
他们对胡月的喊叫听而不闻。春末，胡月拒绝我的跟随独自去找他们。可能她用某种我无法想见的疯狂征服了他们，此后噪音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也许正是此行，她就结识了落魄的摄影师莫卡卡。
胡月唯一抗拒不了的是李红的出现。在越古镇，就像只有一家旅馆一样，也只有一家医院。李红是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边境就像接近地狱或天堂的临界点，不正常如影随形，所以精神科热闹又繁忙。据说，李红从医科院校毕业后，有机会去大都市，但她选择来这里。她丈夫在对面国度经商，不是做着化妆品就是做着橡胶轮胎的生意，附带贩运劳工也不是没可能。七年之前，她们在破落的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婚礼一结束她丈夫就直接奔赴国外商场，从此她“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妻子”。他们聚少离多。李红从不忌讳在任何人面前说到他，那冷淡、轻忽又突然亲切的模样，就像说起昨夜舞台上的魔术师，或者马戏团的猴子。
和李红第一次见面时，她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但后来她说，那天一接触到我的眼光，就感觉走火入魔了。她以胡月唯一的朋友自居，我却觉得她很可能只是把胡月当成一个实验对象，即使不是病理学上的，那也完全可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她经常通过什么神秘渠道找来一些新闻，一个也叫唐小东的人跳楼、跳海、出车祸、被枪毙了，或者灾难现场躺着一个酷似唐小东长相的人，要么只是又有一个普通的人失踪了。她真该去写一本《失踪三十六计》或者《失踪的一百零八种方式》。她想向胡月表明，这世上除掉层出不穷的祸事简直没有其他了，“所以没什么是值得记住的。”这么说的时候，她那两片无情的薄嘴唇，散发着无以言说的地狱味道。但她有一对货真价实的乳房，轻轻走动也会像逃命的山羊尖角那樣上下扑窜，让人直想把自己埋进去。而胡月从来做不到对这些消息无动于衷，她像鸵鸟一样把头深埋在臂弯里，乞求不要再听到一个字，她被哭泣包裹的声音很难听清，“即使他死了，我要找到他。” 我第一次进入李红的家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晚霞在天空中烧着自己玩。胡月已经不见二十二个小时了，我找遍了所有她可能出现的地方。李红家是粉红色外墙的独栋小楼，二楼阳台宽敞得能驻扎一支军队。她欢迎我的方式是拥抱。她涂了紫色口红，右耳上插着一支桂花。只有单身女人才会在家中打扮得这样精心而标致。穿着粉红睡衣的她，走动起来像一只踩在水面上的猫。那对没有任何约束的乳房像无数只弹簧球一样遮天蔽地，我的目光无处安放，一看见就会脑袋空白。我突然感到害怕，立即说明来意。她口气里旁观、嘲讽甚而刻毒的意味，与以往判若两人，“她一定会回来，她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等到唐小东。除非她认定唐小东死了，然后赴死相会。”我的恼怒多于惊悚，希望她马上否定。但她说，“来吧，我们为什么不一起想想其他的美好呢。”她的胸脯又向我逼来，发出枯草绽出新芽的混合气味，带电的柔情瞬间就将我击溃。这就是我们的开端。
我无法判断与李红单独相处的机会逐渐多起来是否有人在刻意为之，她或者我？第三次见面，她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希望我们能走上一条新路。什么是新路呢，为何是我们？我没有问。但她说，“再稳妥的老路迟早都会让我们厌烦。”她说的没错，我就是因为渴盼着前方出现一条陌生、惊艳、刺激的新路，才逃来边境。她是在检验我对胡月的忠诚吗？她笑着朝我直吐诱惑的舌头，叫我别傻了。我有些生气，酝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攻击的话来，“你也只是想弥补婚姻的缺失吧，你才不管对方是谁呢。”我的脸能感觉到她愤懑的呼吸，但她一直面带微笑，食指在左边乳房上戳出了无数道深沟，“别否认，不信你听听自己的心。”她好像猜出了我的过去，精准地打开了我内心的一块豁口。但我随即将它封闭了。我已经意识到，逃到这里好像只是来见证什么，然后，从中获得启示？
昨天早晨，我从短而沉重的梦里醒来，厨房里传来模糊动静，我想早有预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想不到会有后来那么惨烈。胡月烧的菜越来越像留白太多的山水画，比如瓷盘里只装着一颗黄豆大的菜心，盐和油也似乎从她的味蕾上绝迹了。在她的房间里，在整座旅馆，在她妈妈去世之后，一面镜子都没剩下，但端着盘子向我走来的她略施妆容，看上去风姿绰约。有风侵袭进来，一绺垂发在她鬓边轻轻飘舞。这是她最后一次向我展现她的美。那么，是时候离开了？她其实不用这样，我也会记住她。就像记住我应该记住的平庸人生中每一个看上去特殊的日子。风大起来，恐龙一样在室内、在我们之间的寒冷荒原上肆虐，但空气越发像死水般沉滞。而后，风把门关上了，世界变得更加遥远了，而我原本可以属于那里。我低头咀嚼，像一只夜莺在呜咽。有很长时间我们沉默。我要求自己一言不发，不加速也不想延缓某种事物来临。“马克，”她在喊我。她很少喊我的名字。我抬头，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情像个湿漉漉的梅雨天。她的声音像从远方传来，“你搬去李红那里吧。”
“这是开玩笑，对吗？”我大声说，我听到余音中灌满铅一般沉重而结实的忧伤，我曾经在另一个时空中也说过这句话。我不是为了挽回，也不是为了澄清，我可能只是想为我的逃离忏悔，我再次重复另一个时空中的声音，“请相信我和她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她哭起来，表情像胡乱描画的脸谱，左脸是对我的冷漠，右脸是对自己的厌烦，她说，“我找不到他离开的理由。我本想慢慢死亡，这样可以用一辈子想念他，但才一年我就承受不住了。”她长久看向窗外，漫不经心得像个稻草人。窗外，天空温柔得像往事深沉的回响。她望着最后一抹朝霞缓慢淡于无形。在对面楼外，莫卡卡坐在秋千架上纹丝不动。我记得她曾问我，坐在秋千上荡啊荡，到最高处飞起来，能飞到对面国度吗？
我的预感似乎就要被确证了。我终于意识到我的逃离可能会带来什么。我喊叫起来，“你别那样做。”是我的声音推搡或者说引诱她走向窗边吗？她依靠在窗台上，空调外机上有盆铁线蕨。风依旧很狂劲，我边走向窗台边抽泣着说，“我可以承认，我和李红之间……我对你不忠了。”我像在对另一个女人说话，我也像在复述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无法判断她是否听见，风就要把我们立足的世界掀翻了。她就要随风飞出窗外了。她突然回头朝我笑起来，笑得那么灿烂、无邪。我闭上眼睛，多么庆幸，她只是抬起一根手指，轻轻碰触着铁线蕨，像抚摸受伤的心尖。铁线蕨掉了下去。我直到现在仍然确定，是风刮下去的。但楼下传来一声惨叫。我扭头看见，莫卡卡对我们举着相机。胡月走回来的步伐阴郁又解脱，她第一次拥抱我，她说，“我只是想换种活法了。”
我任何时候可以向任何人包括李红发誓，我对李红并没有爱。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想和她在一起。我还没有想好，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从没想过。不过我早知道，胡月、李红和我，所有人，我们都需要一个人生的转角，不管此后发生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至少和现在不同。在走过转角之后，我们才能重回原地。胡月让我选择，送她去精神病院，或者同意她对我蓄意杀人的指控。我一个都不想选。她像只濒死的鸵鸟那样叹息一声，然后说出她此生对我的最后一句话，“我无法为自己的所有行为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只好这样了，请你原谅。”
精神病院里流淌着慢性自杀的紧张感。我送胡月进院时，没有看见李红。她也许出差了，也许去和丈夫相聚了。她曾告诉我，她从不在边境和丈夫会面，这里是她最后的私地。我遇见了莫卡卡。我办理入院手续回来，看见他钻出胡月的病房，他迎面向我走来，就要擦肩而过时递给我两张照片。胡月的指尖抚弄在铁线蕨的叶片上，我站在半米之外，像个冷漠的石雕。胡月面容的清冷让我和照片的背景全都荡然无存。另一张是个躺在血泊中的人。他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有点像胡月向我描绘的唐小东，但我无从考证。我不会去问李红，她或许也没有见过唐小东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物证。我们都不过是活在一个名字的阴影里。莫卡卡站在那儿等我开口，但还是他先说，“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他又等了一会才说，“其实人人都是唐小东。”他知道唐小东的存在。我点点头，没有看他一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莫卡卡。我回到旅馆，坐在黑暗中盯着对面楼层。那里死寂如坟。今天早晨，我确信，莫卡卡和他的团伙已经消失了，仿佛他们从来没在边境出现。
上午李红打来电话说她“把房间收拾好了”。我或许早该做些什么，让胡月有一个真实的发疯理由。这样每个人都好受些。但我想了想，只是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精神病院倒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這就是我对整个事件的全部评价，我再不想多说一个字了。然而，刚才我还是去医院见了李红。总得有种结束的形式。我们谈了几句，如我所料不欢而散。我现在正逃离越古镇。我想我该回去见林岚了，希望她还活着。
在越古镇，只有一家旅馆。那天我问哪儿能住上一夜时，她就是这么答复我的。我跟着她，她几次回头看我，但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在边境，每天都有陌生人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她认为我是其中之一。她认为的没错。但她进门后给我留了一道缝隙，我想都没想就跨了进去。她妈妈一定认为紧紧尾随的我与她女儿关系非同小可，火热又谦卑地接纳了我，但我看得出，换作另一个男人，她会同样对女儿的爱情抱有希望。第二天早晨，我才勉强接受她是个哑巴。源于一场天火。
旅馆是胡月父亲的遗产。那场天火之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正午，他离家出走。她妈妈的房间始终保持原样，他任何时候回来，都会感觉从没有逃离过。胡月却像贫瘠的穴居动物，房间里简陋得连一张单人床都显多余。她拒绝任何物体进入房间，似乎连空气都让她感到侵犯。旅馆里只有她们，她是厨师，她妈妈是客房保洁员，她们配合不默契，但互不干扰和责怪。我进驻的第二天早上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从餐桌上抬起头来，看见风风火火闯入、瞬间又被自己欢欣雀舞的手势包围了的李红。我的第一印象是，她长得真像一张油画。这并不是说她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今年春天，在边境难得见到阳光。一个晴好的上午，胡月妈妈晒被褥时摔倒了，下巴又挂到绳索上，然后她患了中风。夏初，她去世了。草草埋葬她后，我和胡月才发现彼此的身份是多么尴尬。她并没有赶我走，一开始仍然试图当我不存在，我乐得如此，夏末时，她说，“你就像扇门，在这旅馆里好像不能少了。”秋天我们去领了结婚证。新婚之夜，我对她说，我们还一点也不了解对方呢。她第一次向我露出笑脸，像个已婚的女性那样思考了片刻，“是的，看结婚证我才知道你叫马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会喊我的名字：她站在门口朝我招手，“马克，我们去看墙。”
然而秋冬之交，墙似乎一夜之间远遁天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密不透风的铁丝网。但另一个国度的轮廓显现出来了，原来与这边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驻兵，没有碉堡，没有田地和高山，只有一马平川的荒草遍野。国与国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与我们有关，但我们不知道。墙的消失让胡月很是疯狂了一阵子。起先，她长久倚门而立，不敢迈出半步。接着，她在大街小巷奔跑，藏进所有我想象不到的角落里。越古镇的西边是森林，她爬到一棵朽坏的松树上，我想尽了方法也不能哄她下来。我将她绑在床上。她的哭声听上去像远方的召唤。她终于开口说话，要我给她做一个风筝。她把风筝挂在铁丝网上，拉着线随风飞奔。她是想风筝能将她放到天上，然后落进另一个国度。
正是这一天，她第一次和我说起了唐小东。她说，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什么青梅竹马，那她和唐小东就是。但我见到她的那天，他们因琐事起了争执，唐小东要逃离她，她追到墙边，唐小东不见了。她不会傻到认为是因为口角，是时光的无限重复，和感情越来越陈旧，让他不知道除了消失还能做什么，那天，他们相恋整整十六年。
她开始想象一个唐小东的存在。她要我相信，哪怕天差地别的女人摆在唐小东面前，都只能遭受同样的宿命，“他离开了才好。我的回忆里，他就永远敏感、多情，随时会向我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她很少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唐小东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有一天她说，“现在我可以把所有人的优点想象成他的，比如你。他变成我想要的任何样子了。”我没有反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爱上她了，但我们毕竟已相依为命。
旅馆对面是一栋废弃的楼房。在春天，几个奇奇怪怪的人住了进去。他们在白天敲打密集的鼓点，混杂着唢呐和礼佛的磬，有时还用鸟叫似的声音唱起某个少数民族的歌谣。夜晚，他们裸体行走，不顾忌越古镇人的眼光。他们从顶层拉下绳子，在墙外成群结队地荡秋千。他们似乎总在偷窥我们。有几个暗夜，我看见照相机的闪光尖刀一般滑过窗玻璃。
他们对胡月的喊叫听而不闻。春末，胡月拒绝我的跟随独自去找他们。可能她用某种我无法想见的疯狂征服了他们，此后噪音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也许正是此行，她就结识了落魄的摄影师莫卡卡。
胡月唯一抗拒不了的是李红的出现。在越古镇，就像只有一家旅馆一样，也只有一家医院。李红是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边境就像接近地狱或天堂的临界点，不正常如影随形，所以精神科热闹又繁忙。据说，李红从医科院校毕业后，有机会去大都市，但她选择来这里。她丈夫在对面国度经商，不是做着化妆品就是做着橡胶轮胎的生意，附带贩运劳工也不是没可能。七年之前，她们在破落的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婚礼一结束她丈夫就直接奔赴国外商场，从此她“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妻子”。他们聚少离多。李红从不忌讳在任何人面前说到他，那冷淡、轻忽又突然亲切的模样，就像说起昨夜舞台上的魔术师，或者马戏团的猴子。
和李红第一次见面时，她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但后来她说，那天一接触到我的眼光，就感觉走火入魔了。她以胡月唯一的朋友自居，我却觉得她很可能只是把胡月当成一个实验对象，即使不是病理学上的，那也完全可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她经常通过什么神秘渠道找来一些新闻，一个也叫唐小东的人跳楼、跳海、出车祸、被枪毙了，或者灾难现场躺着一个酷似唐小东长相的人，要么只是又有一个普通的人失踪了。她真该去写一本《失踪三十六计》或者《失踪的一百零八种方式》。她想向胡月表明，这世上除掉层出不穷的祸事简直没有其他了，“所以没什么是值得记住的。”这么说的时候，她那两片无情的薄嘴唇，散发着无以言说的地狱味道。但她有一对货真价实的乳房，轻轻走动也会像逃命的山羊尖角那樣上下扑窜，让人直想把自己埋进去。而胡月从来做不到对这些消息无动于衷，她像鸵鸟一样把头深埋在臂弯里，乞求不要再听到一个字，她被哭泣包裹的声音很难听清，“即使他死了，我要找到他。” 我第一次进入李红的家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晚霞在天空中烧着自己玩。胡月已经不见二十二个小时了，我找遍了所有她可能出现的地方。李红家是粉红色外墙的独栋小楼，二楼阳台宽敞得能驻扎一支军队。她欢迎我的方式是拥抱。她涂了紫色口红，右耳上插着一支桂花。只有单身女人才会在家中打扮得这样精心而标致。穿着粉红睡衣的她，走动起来像一只踩在水面上的猫。那对没有任何约束的乳房像无数只弹簧球一样遮天蔽地，我的目光无处安放，一看见就会脑袋空白。我突然感到害怕，立即说明来意。她口气里旁观、嘲讽甚而刻毒的意味，与以往判若两人，“她一定会回来，她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等到唐小东。除非她认定唐小东死了，然后赴死相会。”我的恼怒多于惊悚，希望她马上否定。但她说，“来吧，我们为什么不一起想想其他的美好呢。”她的胸脯又向我逼来，发出枯草绽出新芽的混合气味，带电的柔情瞬间就将我击溃。这就是我们的开端。
我无法判断与李红单独相处的机会逐渐多起来是否有人在刻意为之，她或者我？第三次见面，她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希望我们能走上一条新路。什么是新路呢，为何是我们？我没有问。但她说，“再稳妥的老路迟早都会让我们厌烦。”她说的没错，我就是因为渴盼着前方出现一条陌生、惊艳、刺激的新路，才逃来边境。她是在检验我对胡月的忠诚吗？她笑着朝我直吐诱惑的舌头，叫我别傻了。我有些生气，酝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攻击的话来，“你也只是想弥补婚姻的缺失吧，你才不管对方是谁呢。”我的脸能感觉到她愤懑的呼吸，但她一直面带微笑，食指在左边乳房上戳出了无数道深沟，“别否认，不信你听听自己的心。”她好像猜出了我的过去，精准地打开了我内心的一块豁口。但我随即将它封闭了。我已经意识到，逃到这里好像只是来见证什么，然后，从中获得启示？
昨天早晨，我从短而沉重的梦里醒来，厨房里传来模糊动静，我想早有预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想不到会有后来那么惨烈。胡月烧的菜越来越像留白太多的山水画，比如瓷盘里只装着一颗黄豆大的菜心，盐和油也似乎从她的味蕾上绝迹了。在她的房间里，在整座旅馆，在她妈妈去世之后，一面镜子都没剩下，但端着盘子向我走来的她略施妆容，看上去风姿绰约。有风侵袭进来，一绺垂发在她鬓边轻轻飘舞。这是她最后一次向我展现她的美。那么，是时候离开了？她其实不用这样，我也会记住她。就像记住我应该记住的平庸人生中每一个看上去特殊的日子。风大起来，恐龙一样在室内、在我们之间的寒冷荒原上肆虐，但空气越发像死水般沉滞。而后，风把门关上了，世界变得更加遥远了，而我原本可以属于那里。我低头咀嚼，像一只夜莺在呜咽。有很长时间我们沉默。我要求自己一言不发，不加速也不想延缓某种事物来临。“马克，”她在喊我。她很少喊我的名字。我抬头，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情像个湿漉漉的梅雨天。她的声音像从远方传来，“你搬去李红那里吧。”
“这是开玩笑，对吗？”我大声说，我听到余音中灌满铅一般沉重而结实的忧伤，我曾经在另一个时空中也说过这句话。我不是为了挽回，也不是为了澄清，我可能只是想为我的逃离忏悔，我再次重复另一个时空中的声音，“请相信我和她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她哭起来，表情像胡乱描画的脸谱，左脸是对我的冷漠，右脸是对自己的厌烦，她说，“我找不到他离开的理由。我本想慢慢死亡，这样可以用一辈子想念他，但才一年我就承受不住了。”她长久看向窗外，漫不经心得像个稻草人。窗外，天空温柔得像往事深沉的回响。她望着最后一抹朝霞缓慢淡于无形。在对面楼外，莫卡卡坐在秋千架上纹丝不动。我记得她曾问我，坐在秋千上荡啊荡，到最高处飞起来，能飞到对面国度吗？
我的预感似乎就要被确证了。我终于意识到我的逃离可能会带来什么。我喊叫起来，“你别那样做。”是我的声音推搡或者说引诱她走向窗边吗？她依靠在窗台上，空调外机上有盆铁线蕨。风依旧很狂劲，我边走向窗台边抽泣着说，“我可以承认，我和李红之间……我对你不忠了。”我像在对另一个女人说话，我也像在复述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无法判断她是否听见，风就要把我们立足的世界掀翻了。她就要随风飞出窗外了。她突然回头朝我笑起来，笑得那么灿烂、无邪。我闭上眼睛，多么庆幸，她只是抬起一根手指，轻轻碰触着铁线蕨，像抚摸受伤的心尖。铁线蕨掉了下去。我直到现在仍然确定，是风刮下去的。但楼下传来一声惨叫。我扭头看见，莫卡卡对我们举着相机。胡月走回来的步伐阴郁又解脱，她第一次拥抱我，她说，“我只是想换种活法了。”
我任何时候可以向任何人包括李红发誓，我对李红并没有爱。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想和她在一起。我还没有想好，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从没想过。不过我早知道，胡月、李红和我，所有人，我们都需要一个人生的转角，不管此后发生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至少和现在不同。在走过转角之后，我们才能重回原地。胡月让我选择，送她去精神病院，或者同意她对我蓄意杀人的指控。我一个都不想选。她像只濒死的鸵鸟那样叹息一声，然后说出她此生对我的最后一句话，“我无法为自己的所有行为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只好这样了，请你原谅。”
精神病院里流淌着慢性自杀的紧张感。我送胡月进院时，没有看见李红。她也许出差了，也许去和丈夫相聚了。她曾告诉我，她从不在边境和丈夫会面，这里是她最后的私地。我遇见了莫卡卡。我办理入院手续回来，看见他钻出胡月的病房，他迎面向我走来，就要擦肩而过时递给我两张照片。胡月的指尖抚弄在铁线蕨的叶片上，我站在半米之外，像个冷漠的石雕。胡月面容的清冷让我和照片的背景全都荡然无存。另一张是个躺在血泊中的人。他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有点像胡月向我描绘的唐小东，但我无从考证。我不会去问李红，她或许也没有见过唐小东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物证。我们都不过是活在一个名字的阴影里。莫卡卡站在那儿等我开口，但还是他先说，“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他又等了一会才说，“其实人人都是唐小东。”他知道唐小东的存在。我点点头，没有看他一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莫卡卡。我回到旅馆，坐在黑暗中盯着对面楼层。那里死寂如坟。今天早晨，我确信，莫卡卡和他的团伙已经消失了，仿佛他们从来没在边境出现。
上午李红打来电话说她“把房间收拾好了”。我或许早该做些什么，让胡月有一个真实的发疯理由。这样每个人都好受些。但我想了想，只是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精神病院倒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這就是我对整个事件的全部评价，我再不想多说一个字了。然而，刚才我还是去医院见了李红。总得有种结束的形式。我们谈了几句，如我所料不欢而散。我现在正逃离越古镇。我想我该回去见林岚了，希望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