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尔弗的论辩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社会科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从根本上全新的时代”，工人阶级状况及其抗争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场“劳工运动与劳工研究的双重危机”凛然袭来。这些论述大都将其基础“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历史创新性的判断之上”，无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还是后工业社会，劳工阶级都不再是历史的主体，劳工运动也不再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统一劳动力市场和“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弱化的国家主权和社会安全网以及灵活积累和劳务分包体制的确立，导致了劳工生计和社会福利的持续恶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劳工力量的衰弱。
　　在《劳工的力量：一八七○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反驳了这种悲观、保守的观点。她将目光投向世界劳工历史，以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或劳工运动的一般规律，展示了“时代创新性”观点的短视之处。用她的话说：“《劳工的力量》讲述了世界工人阶级（以及工人斗争展开的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周期彻底改造自身，而被周期性地创造和重塑的世界劳工史。”
　　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启发下，她将历史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归结为“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内在紧张。前者源于劳工阶级的反抗和资本的妥协，后者源于资本为恢复利润率而进行的调整及其对劳工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一种危机的化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危机的发生，两种危机的交替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循环，与其对应的是不断适应并重塑自身的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西尔弗和她的团队建立了一个大型数据库—“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她描绘了一幅劳资鏖战的世界历史画卷。在汽车产业中，资本以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应对利润率危机。前者指大规模汽车生产从底特律向西欧再向全世界新兴市场的转移过程，后者指汽车资本在生产流程和组织技术方面的创新，如灵活的工作规则、即时生产、大量应用外包形式等。空间调整削弱了资本流出地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但在资本流入地却再造了类似的结构性力量，相似的抗争模式随着时空变迁在资本扩张的新场所不断复制。汽车产业经过技术调整后，福特式大生产日益转化为精益生产，工人被分化，但是一方面核心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得到增强，另一方面边缘工人也日益与“种族、国籍、公民权”等非阶级认同运动整合在一起。无论空间调整还是技术调整都没有彻底解决劳工抗争，而是重塑了劳工力量、转移了劳工抗争。
　　资本的产品调整，如从纺织工业到汽车产业的转移（前者是十九世纪的主导产业，后者是二十世纪的主导产业），使得劳工力量及其抗争模式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从结社（组织性）力量转为结构力量。
　　与上述三种调整不同，金融调整是资本从生产领域的撤出，它同时削弱了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生计危机和分配不平等的急剧加大。这种状况造成劳工力量的急剧衰微，但是引发了波兰尼式的全球反抗运动。为拯救自身，劳工将在全球政治动态过程中寻找机会。
　　简而言之，“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在劳工控制上，资本从未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劳工运动从未被消灭，只是随着资本的调整而不断重塑。在西尔弗看来，如果“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交替出现，“资本调整—劳工应对—资
　　本再调整”的戏码不断上演，或者，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具有跨时空的相似性，那么当前劳工运动的危机可能只是在资本的新一轮调整面前，劳工适应过程的暂时表象而已。因此，对劳工运动前景的估计应当更乐观一些，新的劳工力量和劳工抗争将再次应然而至。
　　这本充满激情和乐观期待的著作在问世之后就成为劳工研究的经典之作，出版不足十年就被翻译成十一种语言。二○一二年中文版的推出，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国内知识界和实务界的影响力。这本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劳工运动史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一种研究面向，成为中国劳工研究的重要知识背景。
　　笔者赞赏西尔弗的情怀和价值立场，但是不得不指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务出发，人们从《劳工的力量》中寻找劳工力量和劳工希望的尝试必将以失望而告终。基于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上的某些问题，西尔弗不仅不能反驳劳工运动危机论，反而“更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观点。接下来，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些问题。

二、数据分析的问题

　　西尔弗强调劳工研究的“全球性和历史性视角”，这需要“一幅能够显示劳工斗争总体模式的图景”，包含“关于劳工抗争的所有可能相关的事件的信息”。但原有的数据大多存在地理范围、时间跨度和行动类型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达到她的要求。为此，她和她的团队特别设计并建构了一个数据库，即“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新闻索引为基础，摘选了一八七○到一九九六年之间一百六十八个国家的九万多条劳工抗争信息。
　　应用“量化数据库”开展历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量化历史研究以大数据为基础，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历史信息的统计描述和相关分析，以此揭示历史过程与隐藏规律。它既是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也迎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趋势。然而量化历史研究在数据采集、数据编码、数据挖掘和定量分析等方面仍有不可忽视的困难。
　　西尔弗在两个附录中详细介绍了概念化、操作化、数据采集和编码的过程，显示了其在研究方法上思考的深入和全面，她已经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影响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因素，并采取措施将这些因素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如对“高度信赖”的编码员的配置等。西尔弗还解释了为何选择《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指出了两者在报道区域上的偏好（前者偏爱南亚和澳大利亚，后者偏爱拉丁美洲），以及这些因素对数据可靠性的影响。但是她并没有论及两份报纸的“编辑方针”在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两份报纸对“劳工抗争”的关注程度或报道偏好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有差异？劳工抗争的规模是否受资本规模和工人规模变动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于世界劳工历史变迁轨迹而言属于必须剔除的噪音，但是西尔弗没有顾及。 　　在数据分析方面，她的论证也不严谨。全书共有八图三表，除了第四章的三个图之外，其他全部由相对数据（比例）和指数（劳工抗争高潮点X）组成，未提及个案数量。以图2—1为例，该图为“一九三○
　　年至一九九六年被报道的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柱状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横轴）不同地区在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案例百分比（纵轴）中的比例变化，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美国和加拿大所占比例的持续衰减和西欧、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比例的持续增长。以此图为依据，西尔弗认为随着汽车产业的空间转移，劳工抗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但她并没有告诉我们每个年代不同国家工人抗争报道的绝对数量。从报告了绝对数量的三个图（图4—1，图4—2和图4—3）来看，劳工抗争有一些高潮也有一些低谷，但在一九五○年之前很难发现单一趋势，一九五○年之后则大致呈现逐年递减的显著趋势。从第四章的三个图中，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劳工抗争确实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样，呈现出一种逐步衰退的趋势。而这恰恰是西尔弗着力反驳的观点。
　　按照西尔弗的逻辑，“资本转移到哪里，哪里的劳工抗争比例就增长”，这足以证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抗争就转移到哪里”。但是，劳工抗争中心转移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故事。至少从西尔弗的数据来看，经过空间转移，资本确实削弱了劳工抗争的力量。我们既不能认为劳工抗争能在资本新入之地如在其退出之地那样规模宏大，也不能得出劳工抗争一如既往地成功和有效的结论。

三、脆弱的劳工力量

　　从西尔弗的论证逻辑中，我们发现，无论马克思式抗争还是波兰尼式抗争，都显示了劳工力量衰弱的趋势。
　　面对资本的空间调整、技术调整和产品调整，劳工的抗争以马克思式抗争为主，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都根源于生产关系。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人组织和团结的偏重不同，西尔弗尤其强调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工作场所结构性力量的价值。如因为福特式大生产的复杂技术分工，汽车产业工人在工作场所拥有强大的谈判力量，他们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派”就可以使整个生产陷入停顿，甚至可以使这个公司的生产陷入瘫痪。生产一旦中止，大多数最初无动于衷的工人也会被动加入到罢工中来。西尔弗认为，这种抗争模式随着汽车产业的空间转移而不断复制，而且在各个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都达到了巨大的成功。与汽车工人的成功相对应，纺织业工人的失败则归结于工作场所结构性力量的缺失。在寻找二十一世纪主导产业时，西尔弗也将目光倾注于那些产业中工人的结构性力量上。在资本的金融调整面前，资本从生产中彻底退出，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失去根基，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波兰尼式的社会反抗运动。
　　然而，工作场所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并不像她所确信的那样有力。一方面，“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派”需要良好的组织才能发动集体行动，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也需要以结社力量为支撑，但恰恰在资本转移的后发国家，工人的结社自由被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少数派并不一定有意愿将其优势转化为工人全体的利益。对于后者，如“精益—二元”生产体系中的核心工人，西尔弗也提到技术调整和精益生产的推广对于工人群体的分离效果。可以说，由于结社力量的限制，工人潜在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缺乏形成的基础；而即便是这种被抑制的结构力量，也仅存在于小部分核心工人群体中。工人工作场所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在全球化生产组织方式下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增强，需要重新评估。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调整对劳工力量的影响同时存在着“弱化”和“强化”的二重性。与社会科学界片面强调“弱化”一面不同，西尔弗展示劳工力量“强化”的一面。我们姑且相信工人工作场所的结构性力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强，但相比而言，工人市场结构性力量（去技能化、技术进步降低用工数量、全球劳动力市场资源的挖掘以及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的能力）和结社力量（后发国家缺乏结社自由）的下降却更为明显，劳工力量的消长并不成比例。
　　最严峻的挑战或许来自金融调整。在资本从生产投资领域完全撤出、雇佣关系破裂的情况下，马克思式抗争失去了效力，波兰尼预言的反向运动成为劳动者寻求保护的希望。但波兰尼式抗争能否如马克思式抗争那样带来乐观结果呢？
　　与西尔弗不同，布洛维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答案。他认为，波兰尼式分析“饱受虚假乐观主义的困扰”。波兰尼从未给出关于“社会”的意义的明确界定，在关注社会反向运动时，过于轻易地将社会等同于国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其后果一是无法在分析中对国家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二是无法从“社会”中找到真正的解放主体。与当下“不同以往的时代创新性”相比，波兰尼的反冲方案过于空洞，对于行动者而言更缺乏指导性。
　　为了论述的简便，西尔弗先将自己限制在赖特的分类框架中，接着又将自己局限于结构性力量的偏好中。她对劳工力量认识的局限性，最终造成了分析结果的“事与愿违”。

四、劳工力量的形成：其他来源？

　　与绝大多数关怀劳工和底层的研究者一样，西尔弗致力于寻找工人团结形成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这样的关怀无疑值得赞赏，其从历史数据中寻找证据的尝试亦值得肯定。但任何有关怀的研究，如果缺乏经验材料和论证逻辑的有力支撑，则难免显得空洞、虚弱。其实，除了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西尔弗在书中还提到了其他几种“劳工的力量”，但都一笔带过，并未深切关注。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一些围绕这些劳工力量的研究。接下来，笔者结合西尔弗的著作和其他研究成果，对这些浮现出来的劳工力量做一梳理，初步建立一个包含“阻滞、吁请、替代和中介”四种类型的分类框架。
　　首先是阻滞性力量，顾名思义，是指劳工以拒绝合作或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临时退出的方式给资本运转带来阻碍从而获得的博弈力量。赖特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都属于阻滞性力量。对这种力量的论述已经足够充分，无须赘言。
　　第二是吁请性力量。如果说阻滞性力量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那么吁请性力量则来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当然，并非所有的价值符号都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人们对许多珍视之物的情感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悠久。但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将这些价值符号融入自身的合法性论述中，为劳工提供了阶级之外的替代符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