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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1998年第一篇有关法和金融的研究文献发表以来，20多年在法律对金融发展的研究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有些学者也提出不同的以前。本文就政治和文化因素对金融发展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做了介绍和回顾。
关键词：政治 文化 金融发展
经济学家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比较时，发现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和英国，大公司的股权为何非常分散地被多数人持有？为什么意大利的公司很少上市？德国股票市场虽然较小，但却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银行体系。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到金融制度的发展？为解释金融发展在国别间的差异，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Vishny（1998）提出了法律起源论， 认为各国法律起源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但有些学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分别从政治和文化因素方面阐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强调法律制度是政治环境的内生产物。政治精英可以生产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结果，从而影响经济产出。如果政治精英的利益和金融、經济发展相一致，他们将会实施可以促进发展的法律及其他制度。如果他们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的利益需要的是不利于增长的制度，他们也会实施之。Pagano和Volpin（2006）指出对股东权利的良好保护可以吸引公司发行更多的股票，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股票市场，发行股本扩大股东基础又会增加对股东权益保护的支持。Perotti和Von Thadden（2006）关注大多数股东的特征。如果中产阶级的金融参与度低的话，他们将选择低的投资者保护，并青睐银行或家族控制的公司；反之，当中产阶级的金融参与度高的时候，他们将会选择股权控制和较好的投资者保护。
另一种理论认为在20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国家上那些控制公司的家族和由劳工组织的工会结成联盟。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盟是为应对恶性通货膨胀、萧条和战争失利带来的危机而形成地。这些政治联盟寻求赢得选举，以确保自己作为内部人的经济租金，并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的外部人，如无组织的劳工、小股东、公司的挑战者和潜在进入者。在这些联盟赢得选举后，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规则。那些控制公司的家族对外部股东的权利提供很差的保护，以确保自己继续享有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参加工会的劳工则获得社会保障，得到劳工保护法的保护，以维持自己作为内部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两者都依靠诸如进入管制之类法律的保护，以免受产品市场的竞争。因此那些影响金融发展的法律规则是民主过程的结果（Hellwig，2000；Pagano和Volpin，2005；Roe，2000、2006）。
Stulz和Williamson（2003）认为在理解投资者保护的跨国差异时，不能忽视文化的影响。他们用宗教和语言作为衡量文化的指标来检验文化和金融发展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天主教国家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在历史上天主教传统对有息借贷持反对态度，所以有关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规则是由宗教所决定的，而非法律传统。和法律起源比起来，文化变量并不能解释股东权利的跨国差异。天主教国家的法律执行效率较差，特别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中。文化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不同国家间法律执行效率的差异。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5）使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态度指标来预测法律规则，发现共有价值体系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各国公司法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差别。
参考文献：
[1]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1113-1155.
[2]Pagano， Marco， and Paolo F. Volpin. Shareholder protectio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6， 4（2-3）：315-341.
[3]Perotti， Enrico C.， and Ernst-Ludwig Von Thad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labor r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114（1）：145-174.
[4]Hellwig， Martin. O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A]. In Corporate finance[M]， ed. Xavier Vives， 95-13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Pagano， Marco， and Paolo F. Vo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1005-1030.
[6]Roe， Mark J. Political preconditions to separating ownership from corporate control[J]. Stanford Law Review， 2000， 53（3）：539-606.
[7]Roe， Mark J. Legal origins， politics， and modern stock markets[J]. Harvard Law Review， 2006， 120（2）：460-527.
[8]Stulz， René M.， and Rohan Williamson. Culture， Openness，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70（3）：313-349.
[9]Licht， Amir N.， Chanan Goldschmidt， and Shalom H. Schwartz. Culture，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5， 25（2）：229-255.
关键词：政治 文化 金融发展
经济学家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比较时，发现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和英国，大公司的股权为何非常分散地被多数人持有？为什么意大利的公司很少上市？德国股票市场虽然较小，但却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银行体系。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到金融制度的发展？为解释金融发展在国别间的差异，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Vishny（1998）提出了法律起源论， 认为各国法律起源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但有些学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分别从政治和文化因素方面阐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强调法律制度是政治环境的内生产物。政治精英可以生产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结果，从而影响经济产出。如果政治精英的利益和金融、經济发展相一致，他们将会实施可以促进发展的法律及其他制度。如果他们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的利益需要的是不利于增长的制度，他们也会实施之。Pagano和Volpin（2006）指出对股东权利的良好保护可以吸引公司发行更多的股票，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股票市场，发行股本扩大股东基础又会增加对股东权益保护的支持。Perotti和Von Thadden（2006）关注大多数股东的特征。如果中产阶级的金融参与度低的话，他们将选择低的投资者保护，并青睐银行或家族控制的公司；反之，当中产阶级的金融参与度高的时候，他们将会选择股权控制和较好的投资者保护。
另一种理论认为在20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国家上那些控制公司的家族和由劳工组织的工会结成联盟。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盟是为应对恶性通货膨胀、萧条和战争失利带来的危机而形成地。这些政治联盟寻求赢得选举，以确保自己作为内部人的经济租金，并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的外部人，如无组织的劳工、小股东、公司的挑战者和潜在进入者。在这些联盟赢得选举后，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规则。那些控制公司的家族对外部股东的权利提供很差的保护，以确保自己继续享有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参加工会的劳工则获得社会保障，得到劳工保护法的保护，以维持自己作为内部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两者都依靠诸如进入管制之类法律的保护，以免受产品市场的竞争。因此那些影响金融发展的法律规则是民主过程的结果（Hellwig，2000；Pagano和Volpin，2005；Roe，2000、2006）。
Stulz和Williamson（2003）认为在理解投资者保护的跨国差异时，不能忽视文化的影响。他们用宗教和语言作为衡量文化的指标来检验文化和金融发展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天主教国家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在历史上天主教传统对有息借贷持反对态度，所以有关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规则是由宗教所决定的，而非法律传统。和法律起源比起来，文化变量并不能解释股东权利的跨国差异。天主教国家的法律执行效率较差，特别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中。文化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不同国家间法律执行效率的差异。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5）使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态度指标来预测法律规则，发现共有价值体系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各国公司法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差别。
参考文献：
[1]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1113-1155.
[2]Pagano， Marco， and Paolo F. Volpin. Shareholder protectio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6， 4（2-3）：315-341.
[3]Perotti， Enrico C.， and Ernst-Ludwig Von Thad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labor r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114（1）：145-174.
[4]Hellwig， Martin. O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A]. In Corporate finance[M]， ed. Xavier Vives， 95-13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Pagano， Marco， and Paolo F. Vo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1005-1030.
[6]Roe， Mark J. Political preconditions to separating ownership from corporate control[J]. Stanford Law Review， 2000， 53（3）：539-606.
[7]Roe， Mark J. Legal origins， politics， and modern stock markets[J]. Harvard Law Review， 2006， 120（2）：460-527.
[8]Stulz， René M.， and Rohan Williamson. Culture， Openness，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70（3）：313-349.
[9]Licht， Amir N.， Chanan Goldschmidt， and Shalom H. Schwartz. Culture，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5， 25（2）：22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