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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有许多谜团，是萦绕着作品本身扩散开来的。日本“大正鬼才”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六宫公主》，就是一例。
小说写于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八月，取材于日本平安朝末期的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中的两则故事《六宫姬君夫出家语》和《造恶业人寂后唱念佛往生语》，说的是一个长在深闺的小姐（姬，可通译为“公主”或“小姐”）在父母双亡后与奶妈相依为命，倘不委身男子，生活便难以为继。在相守的男子离去之后，小姐苦候不来，最终在穷愁潦倒、愤懑忧恨中死去。九年后，回乡寻觅的男子只来得及见到小姐临终时的样子。
这是芥川最美的小说，结构精致，没有故作潇洒的留白。标题虽楚楚可怜，可那在宁静优美的风貌中孕育的冷静与绝望，却令人背脊发凉。
换作今天，六宫公主大概就是“宅女”吧——在隔绝于社会的真空里长大，然后哀叹父母“狠心将我抛诸浊世之上”。小说发表的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在探讨女人自食其力的问题。不过对于芥川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误解。在大正十三年五月写于杂志《妇人公论》上的《文放古》中，芥川辛辣地反驳说，这样的读者只是一知半解的感伤主义者。理解芥川的人会明白，他从不写“感伤主义”的作品，因为感伤总是来自傲慢和拒绝自省的懒惰，而芥川的写作，是直视自己内心的结果。
芥川活跃于“短暂绚烂”的大正时代，那是明治以后、昭和之前的现代日本最为光怪陆离的时光，欧洲的华丽与和制的忧伤相染相杂，令后人无限追怀。因为旋即便是战争，再接着，是战后无赖派的坂口安吾萨特式的冷嘲、谷崎润一郎恶魔主义的余响，以及三岛由纪夫于“美学的萧瑟”中当众切腹的决绝——不管怎样，诗和梦幻都褪色了。
在那新旧杂陈的时代，文艺界学习西方的实验热情高涨，芥川所写却多为古雅而潇洒的短篇小说，被人戏称为“纸花”。这些作品多有“本事”，从中国志怪到基督教东传的稗史，无所不包，更多的则取自古代日本的佛教故事典籍，除本篇外，《往生绘卷》、《蜘蛛丝》、《孤独地狱》、《地狱变》等名篇，均是以佛教净土真宗的“往生”和悟道为中心的作品。在几可等同于佛教文学的日本中世文学中，这样的题材是相当普遍的。芥川对传统故事的改编不像鲁迅一般“大刀阔斧”，而是不动声色地调整原作的节奏和语调，不明就里的人，甚至认为“芥川氏有抄袭之嫌”。
不仅芥川，自明治、大正到昭和初期的那一簇作家——夏目漱石、菊池宽、森鸥外、志贺直哉，都是本雅明口中面向过去、倒退着前进的“历史天使”。他们的作品里，多的是“故事新编”。今日读来，人们只觉神秘迷人，古意盎然，却不知那梦幻背负了时代怎样的焦虑、困惑和诅咒。诚如川端康成对《六宫公主》的评价：这是王朝常见的故事，而芥川替“那种悲哀”，打上了“近代的冷光”。
那道冷光是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找出《今昔物语》中的“本事”，一行一行，细细对照。
原来，对故事的“梗概”，芥川的确没有改动，只是增添了几个细节，轻轻点染，风味立时为之一变。比如，他突出了“动”与“静”的对比，使这个故事成为一种“众星拱月”般的形态：一切都在变动中——家道中落又短暂兴隆，乳母忙里忙外，为公主，也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男子来了又去……唯有六宫公主“不动”。芥川特别增添了乳母两次与公主商量“大事”的情节：第一次，公主被动地接受了依附于男子的事实；第二次，那男子走后数年，家境又衰，公主却拒绝了再次委身于人的要求。
看上去，公主做出了选择。然而，芥川却微妙地暗示出，事实并非如此：小说通篇都是“即使，也……”“毕竟，然而……”“不知如何是好，那就”——这是一些彷徨、犹豫、让步、无所适从的连接词。有了这些词，湖泊、飞鸟和冬日湖边的柳枝——这些传统的“季语”所点染出的永恒与宁静的气氛，就传达出一种日复一日的紧迫感。这种琐碎的时间焦虑，是“本事”所没有的。在最好和最坏的时刻，公主都只是随波逐流。对于猝然遭遇到的世态炎凉，她并未“接受”，也未“拒绝”，而是处于一种持久的怔忡中，仿佛水中静处的石子听着涟漪的声音。
这篇小说，其实是近代以来的人们面对他们无法接受的世界时，最初的逆来顺受的表达。
芥川的六宫公主，再也没有了《今昔物语》时代的英雄美人那野性的欲望与壮丽的感情。那时的人们可以随意自在地把现实写得虔诚又暴力，给故事赋予一种英雄的或致命的结局，是源自一种世界观上的自信——且说，给了大正作家灵感的《今昔物语》，原本就是《法华经》的贵族信仰者的佛法验迹结集。原著中，只是轻描淡写地写到了公主死去，重点在于男子因此而悟道。而芥川，先是把故事的重心挪移到公主身上，又将全付力量集中在公主死去的结尾。
在破庙里，男子、奶妈和一位僧人守在临终的公主身边，齐声诵念佛号。按照净土真宗的说法，人于临终之际会面临升沉的决算，由业力（佛教用语，众生所造善恶之力）感召，见到种种怖畏或殊胜之象。所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当是时，若定心念佛，放下对世间的贪恋与执迷，便有机会于瞬间蒙佛接引、托生净土而离苦，否则，唯有继续在六道轮回中生死流转。——那公主喃喃自语，一会儿说看到净土的莲花，一会儿又说看到地狱的火车，不顾僧人在一旁严厉提醒“不要管，只管念佛”。过了一会儿，她说，什么都不见了，“只有风，只有冷飕飕的风在吹”。
前后不过相差五十年，东西方的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无救赎的临终场景。包法利夫人死时， 听到窗外沙哑的声音唱着：天气热得小姑娘/做梦也在想情郎。……那天刮风好厉害/吹得短裙飘起来！伊凡·伊里奇死时，旁人说：过去了，他在心里跟着重复：死过去了，再也不会有死了。饥饿艺术家死时的留言是：我只能忍饥挨饿，供人观瞻，因为没有合适的食物嘛！祥林嫂死时，还在过年的人们并不确定她是否死了。——在时代风俗遭到致命的腐蚀之时，芥川、托尔斯泰、福楼拜、卡夫卡和鲁迅们用心血描述的这些时刻，同样与宗教相关，也同样属于“现代”。万法唯心而造，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公主都深深地迷失在她所看到的东西里——“看”，在东西方的宗教中，都是原罪的依凭。 罪可以通过忏悔来洗刷，耻却不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现在的文学努力哪怕在心里想想也是罪过。因为失去了宗教那自我净化的过滤系统，罪就变成了无法消化的、坚硬的耻。在西方，这耻变成了卡夫卡的地洞和萨特的墙，在东方，则有了唠叨的祥林嫂和无法决断的六宫公主。就连圣僧也替公主不齿：她死后，灵魂夜夜在院中叹息，僧说，那是个没出息的女魂，不知天堂，也不知地狱。
六宫公主的故事无关于“妇女解放”，而是更根本的、时代的痛楚——现代的人们，失去了宗教性的、为生死赋予的稳定的价值话语。于是乎，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从出生到长大，被施以文化和社会的魔法，便成为一件莫名之事。在芥川笔下，这一根本的被动性在一瞬间裸露了出来，仿佛表皮被揭开的血淋淋的肉体，忍受不了一丝轻风的吹拂。
接下来，一切都处于平淡无奇的形象中：现代小说中的普通人与日常的麻木战斗，没有终止与结局——芥川所预言的，不是战争，而是今天。
……解析到这里，似乎也就结束了。然而这时，一本书横空出现——日本当代作家北村薰的推理小说《六之宫公主》（注：台湾独步文化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刘子倩译）。这是一部让人惊讶的“文学侦探”小说，或曰“书志学推理小说”：一位文学系的女大学生埋首于史料，揭发出芥川写作背景中更加幽微的隐情。她围绕着芥川与菊池宽的关系，环环相扣地推理，实际上重理了整个现代日本文学史。
作者北村薰是近年来风靡中国大陆的“侦探推理文学翻译热”中颇令人瞩目的作家。他以“日常推理”和“文学推理”而著称，善于发掘日常生活中隐藏的秘密、钩沉人心的龌龊所生出的暗沟，并以诗意唯美的手法娓娓道来。已出中译版的《空中飞马》、《玻璃天空》、《秋花》、《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六之宫公主》是落语大师春樱庭圆紫和文学系女生配合解谜的“圆紫大师与我”系列推理小说中的第四部。虽是推理小说，其史实的部分却并非虚构：它本是文学系出身的北村以在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读书时的“传奇性毕业论文”改编而成。
原本学者的工作，就是侦探术，而北村不过是堂皇地赋予其推理小说的外壳，反而更能呈现事件的全貌。尴尬的是，当年的论文虽然精彩，却似乎有些挖掘过深了——专业的文学领域，经常害怕某些过于沉重与尖锐的东西。反过来说，一般推理小说的读者不具备文学史的知识与兴趣，恐怕也很难跟随北村的“发现”起舞。而一经“通俗化”，院墙内外泾渭分明，北村的学术成果恐怕就更加与学界隔膜，甚而完全被遗忘了吧。
小说中的“侦破”是从芥川一句谜语般的话开始：芥川说，《六宫公主》是撞球，不，是传接球。
经过一番调查，北村的结论是，《六宫公主》是一部双调小说，是与菊池宽的作品唱和的结果。更有甚者，它是一个“多重的空间”，诚如芥川所说，是传接球——投球者是镰仓时代的僧人无住和尚，这位和尚写了极乐往生的佛教故事《沙石集》，已经写出名篇《自杀救助业》的文坛明星菊池宽读后，产生心理的反弹而写出小说《吊颈上人》，另一方面，刚刚写出《往生绘卷》的芥川，在看到菊池的作品和《沙石集》后，同样在内心产生反弹，从而写出了这篇《六宫公主》。
芥川与菊池，是分别引领日本现代文学走向“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先锋，而芥川，更是菊池笔下“交往十年，可托与后事”的密友。这两个文坛元老何以为佛教的救赎故事暗中唱和、各不相让，的确耐人寻味。
北村说，原来，六宫公主“不上不下”的结尾，正是芥川与菊池较量的结果。自飞鸟、奈良时代以来，打造了日本真言密宗、法华、天台和净土真宗等佛教制衡体系的几代高僧，对于世人的救赎问题曾给出几种选择的道路，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净土宗的念佛往生。而“往生”究竟是难是易，众说纷纭。无住僧《沙石集》乃是“往生失败谈”，说的是污浊的众生无法靠诵念佛号渡过贪嗔痴的茫茫大海，对此，菊池感到不满，便“故事新编”，用古文笔调重写了这篇小说：一位发愿念佛往生的僧人被逼迫当众自杀，以验证他有能力“往生净土”。僧人在死亡的恐惧中丑态百出，受到众人的嘲笑。可以说，这是包法利夫人式的“耻”，是毫无救赎、冷酷、灰暗而又客观的结局。然而，在众人离去之后，尸体的上方却出现了紫云——往生成功了。
在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性时，得到了救赎。这种价值观并非“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么简单，而是“无论此生好坏，终须渡世间险浪”，是紧紧贴伏地面的“失败”所生发出来的“无物之阵”的抗争，后来在日本，它衍生成了“战败者”的文化表达，其内在的精神，甚至可与竹内好以鲁迅为镜谈论日本“近代的超克”连接起来。
否定之否定，就像一团火，触着便烧，没有向傍之处，这是菊池的选择。让逆恶的、无信的世间反成革命的辅助，在这个究极的层面上反戈一击，涅就完成了。同在“近代”的系统中，卡夫卡提出而没有做到的事，菊池做到了：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站在世界一侧。
然而，北村说，正是这一点冒犯了芥川，侵犯了芥川的圣域。按照菊池的做法，要完全简单地生活，就必须把愿意与能够分开，把相信与知道分开，把应该与行动分开，把是与应该分开。可究竟要怎样去做呢？在《六宫公主》那些小心翼翼的连接词中，在公主令人难耐的耻辱之死中，可以听到芥川无声的呐喊：如果这样便可了事，我还有什么好痛苦的？菊池啊，我不能原谅你！
菊池的生活方式一直很彻底，不会拘泥于不上不下之处。而这恰恰是芥川无法做到的。也许，他想像盒子啪嗒一声合上一般，不容置疑、不容后悔地生活，但六宫公主却只有深深的疲倦感、终极的被动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柄谷行人曾在其名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写到芥川用尽力气参与了文坛上关于“无情节的日本小说”的论争。柄谷说，芥川比对手谷崎润一郎更透彻地看到了时代的本质，却在论争中显得无力。在北村薰的索解中，另一些文坛轶事浮出水面，拼图更加完整了：芥川像本雅明一样，一生的关键词是“笨拙”。最为高洁狷介、渴望避世的芥川，却尝到了最多的世俗艰苦。他曾费尽心力，集文坛众友一百四十八篇文章编撰《近代日本文艺读本》，所得却是攻击谩骂。对此，他竟想到贴上自己的稿费分给每一个作者，以显示自己没有藏私。菊池说，我为在意事情到如此地步的芥川感到难过。 然而，这并非说芥川没有社会常识。如果只是厌烦事务性工作而导致自杀，作品便也不值一提。芥川知道，他是自作障难，自生枝叶，却无法轻易解脱。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比谁都清醒地嗅出了文坛上的味道。“正是从这里开始，日本文坛开始在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表达着。”
芥川看到，现代的恶，并非恶本身，而是人们说服自己作恶的能力，是六宫公主随波逐流的能力。卡夫卡“把头高高抬起以免被溺毙”，而六宫公主假装无视无法呼吸的痛苦，居然就这样也生存了下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种“没法子”的故事，正是芥川的故事。在《罗生门》里，被主人炒鱿鱼的仆役在罗生门的门楼上发现老太婆拔女尸的头发，用来做假发。这女人活着的时候拿蛇肉假冒干鱼卖，老太婆说：我和这死去女人的营生，都是不好不坏，没法子的事情。仆役听后安心了，理所当然地剥光了老太婆的衣服，消失在黑洞洞的夜里。
反过来，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坚定走着的菊池，在那烈火烧着的路上，不断置身于内在真实与时代正义发生冲突的战场，也不断被时代背叛。在骨子里，菊池是比芥川还要悲观的人，临终之前，他在自己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文艺春秋》上大唱卡珊德拉之歌。在为两位好友的死设立了芥川奖和直木奖后，他死于庆祝自己病体康复的庆功会上——连“康复”一词也背叛了他。
芥川与菊池，代表着两种生死观，在最浅的意义上，是对佛教经典的两种诠释；而时代的秘密、日本文学的未来的秘密，就像时光胶囊一样，被封存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里。
不知有多少文学作品都是撞球。一个孤立作品背后的故事，牵引出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脉络。北村的解读，与其说是钥匙开了锁，不如说是在向芥川所喜欢的宿命感致敬。他写道：“我第一次读时是在国中。那时只觉得是个身世凄凉的贵族千金的故事，看过就算了。可是，高三那年重读却发现，原来，芥川在那种地方发出了呐喊。在暗夜里，可以听到作家无声的喊叫，无法超脱的悲哀。”
说到宿命感，这里还有另一重线索：在芥川生活的大正时代，侦探推理小说恰好在日本蓬勃发展。这原本就是内嵌在“大正梦幻”中的一个奇诡又美丽的征兆。一方面，世界性的“怪谈”波纹一圈一圈扩散，芥川龙之介、泉镜花、梦野久作、小栗虫太郎、爱伦·坡、波德莱尔、柯南道尔、切斯特顿，这些名字把东西方的妖怪学、都市恶魔主义与侦探术连成一片。当芥川打开《今昔物语》时，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平安朝的贵妇与高僧的“哭泣与欢笑”（芥川语），还有波德莱尔颓废与甜蜜的气息、兰波地狱的色彩和音律。这些鬼气森森的作家发现，世界正史无前例地迅速改变。一种退步的逻辑在羁绊着他们，与时代高叫的进化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就日本自己而言，佛教在失去了它的思想力量之时，则展现了它最后的文学力量。那令芥川、菊池、鸥外、漱石备感困惑、恐惧、兴奋的现在与未来，正是披着宗教和怪谈的外衣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北村以推理作家的兴致，发现了萦绕在芥川身上那些由偶然凝聚成宿命的星星点点，发现了文本彼此星座般的应和。顺着北村所指引的斜坡，可以通到几十年后，“极右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有趣的是，三岛在写作最后的小说《天人五衰》之际，专门学习了大乘佛教轮回转世的理论。在此之前，他也进行过《志贺寺上人之恋》、《中世》等“故事新编”。在天皇已经成为“空壳的美学”之际，在“最不适宜”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岛写完小说的最后一笔，切腹了——这何尝不是在回应芥川他们的“传接球”呢。
最难索解的，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芥川本人并不是时代的幽闭症患者，他曾作为新闻记者到中国访问，深深体会到了他所喜爱的汉文学与彼时中国之间的裂隙。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现状的厌恶。他读过列宁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期待，但更多的是恐惧。不管前方到来的“火车”是什么，一九三四年死去的他，已经感受到了它即将隆隆而至的震颤。
一九二七年，芥川自杀。临死前，屡屡亲逢都市怪谈。他身后留下了超过一百五十篇的短篇小说和千万言的评论随笔。值得纪念的，总是那些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的文学。《六宫公主》是芥川凝聚痛苦，又缓解压力的作品，它像一束光，映照出空气中的灰尘——那时的人们已陷入一个机会和先验永远冲突的世界，一个以自由意志为中心议题的故事从此展开：如果一切存在不过是“先定论的小岛”，那么我们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和环境？
芥川回答：“公主憔悴的面庞望着苍白的月亮，心灰意懒地摇了摇：我什么也不要。活也罢，死也罢，反正都一样……就在同一时刻，那男子远在常陆国的府邸里，正和新娶的娇妻双双对酌，妻子是国守的千金，是乃父给他相中的。‘什么声音？’男子吃了一惊，抬眼望着月光朗照下的屋檐。这时，不知为何，公主的面影忽然鲜明地浮上心头。‘是栗子掉下来了呀。’常陆的妻子这样回答，一面笨拙地斟酒。”——或许，这栗子掉下的声音，比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夫妇杀死国王后听到的敲门声，也毫不逊色吧。
小说写于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八月，取材于日本平安朝末期的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中的两则故事《六宫姬君夫出家语》和《造恶业人寂后唱念佛往生语》，说的是一个长在深闺的小姐（姬，可通译为“公主”或“小姐”）在父母双亡后与奶妈相依为命，倘不委身男子，生活便难以为继。在相守的男子离去之后，小姐苦候不来，最终在穷愁潦倒、愤懑忧恨中死去。九年后，回乡寻觅的男子只来得及见到小姐临终时的样子。
这是芥川最美的小说，结构精致，没有故作潇洒的留白。标题虽楚楚可怜，可那在宁静优美的风貌中孕育的冷静与绝望，却令人背脊发凉。
换作今天，六宫公主大概就是“宅女”吧——在隔绝于社会的真空里长大，然后哀叹父母“狠心将我抛诸浊世之上”。小说发表的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在探讨女人自食其力的问题。不过对于芥川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误解。在大正十三年五月写于杂志《妇人公论》上的《文放古》中，芥川辛辣地反驳说，这样的读者只是一知半解的感伤主义者。理解芥川的人会明白，他从不写“感伤主义”的作品，因为感伤总是来自傲慢和拒绝自省的懒惰，而芥川的写作，是直视自己内心的结果。
芥川活跃于“短暂绚烂”的大正时代，那是明治以后、昭和之前的现代日本最为光怪陆离的时光，欧洲的华丽与和制的忧伤相染相杂，令后人无限追怀。因为旋即便是战争，再接着，是战后无赖派的坂口安吾萨特式的冷嘲、谷崎润一郎恶魔主义的余响，以及三岛由纪夫于“美学的萧瑟”中当众切腹的决绝——不管怎样，诗和梦幻都褪色了。
在那新旧杂陈的时代，文艺界学习西方的实验热情高涨，芥川所写却多为古雅而潇洒的短篇小说，被人戏称为“纸花”。这些作品多有“本事”，从中国志怪到基督教东传的稗史，无所不包，更多的则取自古代日本的佛教故事典籍，除本篇外，《往生绘卷》、《蜘蛛丝》、《孤独地狱》、《地狱变》等名篇，均是以佛教净土真宗的“往生”和悟道为中心的作品。在几可等同于佛教文学的日本中世文学中，这样的题材是相当普遍的。芥川对传统故事的改编不像鲁迅一般“大刀阔斧”，而是不动声色地调整原作的节奏和语调，不明就里的人，甚至认为“芥川氏有抄袭之嫌”。
不仅芥川，自明治、大正到昭和初期的那一簇作家——夏目漱石、菊池宽、森鸥外、志贺直哉，都是本雅明口中面向过去、倒退着前进的“历史天使”。他们的作品里，多的是“故事新编”。今日读来，人们只觉神秘迷人，古意盎然，却不知那梦幻背负了时代怎样的焦虑、困惑和诅咒。诚如川端康成对《六宫公主》的评价：这是王朝常见的故事，而芥川替“那种悲哀”，打上了“近代的冷光”。
那道冷光是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找出《今昔物语》中的“本事”，一行一行，细细对照。
原来，对故事的“梗概”，芥川的确没有改动，只是增添了几个细节，轻轻点染，风味立时为之一变。比如，他突出了“动”与“静”的对比，使这个故事成为一种“众星拱月”般的形态：一切都在变动中——家道中落又短暂兴隆，乳母忙里忙外，为公主，也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男子来了又去……唯有六宫公主“不动”。芥川特别增添了乳母两次与公主商量“大事”的情节：第一次，公主被动地接受了依附于男子的事实；第二次，那男子走后数年，家境又衰，公主却拒绝了再次委身于人的要求。
看上去，公主做出了选择。然而，芥川却微妙地暗示出，事实并非如此：小说通篇都是“即使，也……”“毕竟，然而……”“不知如何是好，那就”——这是一些彷徨、犹豫、让步、无所适从的连接词。有了这些词，湖泊、飞鸟和冬日湖边的柳枝——这些传统的“季语”所点染出的永恒与宁静的气氛，就传达出一种日复一日的紧迫感。这种琐碎的时间焦虑，是“本事”所没有的。在最好和最坏的时刻，公主都只是随波逐流。对于猝然遭遇到的世态炎凉，她并未“接受”，也未“拒绝”，而是处于一种持久的怔忡中，仿佛水中静处的石子听着涟漪的声音。
这篇小说，其实是近代以来的人们面对他们无法接受的世界时，最初的逆来顺受的表达。
芥川的六宫公主，再也没有了《今昔物语》时代的英雄美人那野性的欲望与壮丽的感情。那时的人们可以随意自在地把现实写得虔诚又暴力，给故事赋予一种英雄的或致命的结局，是源自一种世界观上的自信——且说，给了大正作家灵感的《今昔物语》，原本就是《法华经》的贵族信仰者的佛法验迹结集。原著中，只是轻描淡写地写到了公主死去，重点在于男子因此而悟道。而芥川，先是把故事的重心挪移到公主身上，又将全付力量集中在公主死去的结尾。
在破庙里，男子、奶妈和一位僧人守在临终的公主身边，齐声诵念佛号。按照净土真宗的说法，人于临终之际会面临升沉的决算，由业力（佛教用语，众生所造善恶之力）感召，见到种种怖畏或殊胜之象。所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当是时，若定心念佛，放下对世间的贪恋与执迷，便有机会于瞬间蒙佛接引、托生净土而离苦，否则，唯有继续在六道轮回中生死流转。——那公主喃喃自语，一会儿说看到净土的莲花，一会儿又说看到地狱的火车，不顾僧人在一旁严厉提醒“不要管，只管念佛”。过了一会儿，她说，什么都不见了，“只有风，只有冷飕飕的风在吹”。
前后不过相差五十年，东西方的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无救赎的临终场景。包法利夫人死时， 听到窗外沙哑的声音唱着：天气热得小姑娘/做梦也在想情郎。……那天刮风好厉害/吹得短裙飘起来！伊凡·伊里奇死时，旁人说：过去了，他在心里跟着重复：死过去了，再也不会有死了。饥饿艺术家死时的留言是：我只能忍饥挨饿，供人观瞻，因为没有合适的食物嘛！祥林嫂死时，还在过年的人们并不确定她是否死了。——在时代风俗遭到致命的腐蚀之时，芥川、托尔斯泰、福楼拜、卡夫卡和鲁迅们用心血描述的这些时刻，同样与宗教相关，也同样属于“现代”。万法唯心而造，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公主都深深地迷失在她所看到的东西里——“看”，在东西方的宗教中，都是原罪的依凭。 罪可以通过忏悔来洗刷，耻却不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现在的文学努力哪怕在心里想想也是罪过。因为失去了宗教那自我净化的过滤系统，罪就变成了无法消化的、坚硬的耻。在西方，这耻变成了卡夫卡的地洞和萨特的墙，在东方，则有了唠叨的祥林嫂和无法决断的六宫公主。就连圣僧也替公主不齿：她死后，灵魂夜夜在院中叹息，僧说，那是个没出息的女魂，不知天堂，也不知地狱。
六宫公主的故事无关于“妇女解放”，而是更根本的、时代的痛楚——现代的人们，失去了宗教性的、为生死赋予的稳定的价值话语。于是乎，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从出生到长大，被施以文化和社会的魔法，便成为一件莫名之事。在芥川笔下，这一根本的被动性在一瞬间裸露了出来，仿佛表皮被揭开的血淋淋的肉体，忍受不了一丝轻风的吹拂。
接下来，一切都处于平淡无奇的形象中：现代小说中的普通人与日常的麻木战斗，没有终止与结局——芥川所预言的，不是战争，而是今天。
……解析到这里，似乎也就结束了。然而这时，一本书横空出现——日本当代作家北村薰的推理小说《六之宫公主》（注：台湾独步文化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刘子倩译）。这是一部让人惊讶的“文学侦探”小说，或曰“书志学推理小说”：一位文学系的女大学生埋首于史料，揭发出芥川写作背景中更加幽微的隐情。她围绕着芥川与菊池宽的关系，环环相扣地推理，实际上重理了整个现代日本文学史。
作者北村薰是近年来风靡中国大陆的“侦探推理文学翻译热”中颇令人瞩目的作家。他以“日常推理”和“文学推理”而著称，善于发掘日常生活中隐藏的秘密、钩沉人心的龌龊所生出的暗沟，并以诗意唯美的手法娓娓道来。已出中译版的《空中飞马》、《玻璃天空》、《秋花》、《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六之宫公主》是落语大师春樱庭圆紫和文学系女生配合解谜的“圆紫大师与我”系列推理小说中的第四部。虽是推理小说，其史实的部分却并非虚构：它本是文学系出身的北村以在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读书时的“传奇性毕业论文”改编而成。
原本学者的工作，就是侦探术，而北村不过是堂皇地赋予其推理小说的外壳，反而更能呈现事件的全貌。尴尬的是，当年的论文虽然精彩，却似乎有些挖掘过深了——专业的文学领域，经常害怕某些过于沉重与尖锐的东西。反过来说，一般推理小说的读者不具备文学史的知识与兴趣，恐怕也很难跟随北村的“发现”起舞。而一经“通俗化”，院墙内外泾渭分明，北村的学术成果恐怕就更加与学界隔膜，甚而完全被遗忘了吧。
小说中的“侦破”是从芥川一句谜语般的话开始：芥川说，《六宫公主》是撞球，不，是传接球。
经过一番调查，北村的结论是，《六宫公主》是一部双调小说，是与菊池宽的作品唱和的结果。更有甚者，它是一个“多重的空间”，诚如芥川所说，是传接球——投球者是镰仓时代的僧人无住和尚，这位和尚写了极乐往生的佛教故事《沙石集》，已经写出名篇《自杀救助业》的文坛明星菊池宽读后，产生心理的反弹而写出小说《吊颈上人》，另一方面，刚刚写出《往生绘卷》的芥川，在看到菊池的作品和《沙石集》后，同样在内心产生反弹，从而写出了这篇《六宫公主》。
芥川与菊池，是分别引领日本现代文学走向“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先锋，而芥川，更是菊池笔下“交往十年，可托与后事”的密友。这两个文坛元老何以为佛教的救赎故事暗中唱和、各不相让，的确耐人寻味。
北村说，原来，六宫公主“不上不下”的结尾，正是芥川与菊池较量的结果。自飞鸟、奈良时代以来，打造了日本真言密宗、法华、天台和净土真宗等佛教制衡体系的几代高僧，对于世人的救赎问题曾给出几种选择的道路，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净土宗的念佛往生。而“往生”究竟是难是易，众说纷纭。无住僧《沙石集》乃是“往生失败谈”，说的是污浊的众生无法靠诵念佛号渡过贪嗔痴的茫茫大海，对此，菊池感到不满，便“故事新编”，用古文笔调重写了这篇小说：一位发愿念佛往生的僧人被逼迫当众自杀，以验证他有能力“往生净土”。僧人在死亡的恐惧中丑态百出，受到众人的嘲笑。可以说，这是包法利夫人式的“耻”，是毫无救赎、冷酷、灰暗而又客观的结局。然而，在众人离去之后，尸体的上方却出现了紫云——往生成功了。
在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性时，得到了救赎。这种价值观并非“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么简单，而是“无论此生好坏，终须渡世间险浪”，是紧紧贴伏地面的“失败”所生发出来的“无物之阵”的抗争，后来在日本，它衍生成了“战败者”的文化表达，其内在的精神，甚至可与竹内好以鲁迅为镜谈论日本“近代的超克”连接起来。
否定之否定，就像一团火，触着便烧，没有向傍之处，这是菊池的选择。让逆恶的、无信的世间反成革命的辅助，在这个究极的层面上反戈一击，涅就完成了。同在“近代”的系统中，卡夫卡提出而没有做到的事，菊池做到了：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站在世界一侧。
然而，北村说，正是这一点冒犯了芥川，侵犯了芥川的圣域。按照菊池的做法，要完全简单地生活，就必须把愿意与能够分开，把相信与知道分开，把应该与行动分开，把是与应该分开。可究竟要怎样去做呢？在《六宫公主》那些小心翼翼的连接词中，在公主令人难耐的耻辱之死中，可以听到芥川无声的呐喊：如果这样便可了事，我还有什么好痛苦的？菊池啊，我不能原谅你！
菊池的生活方式一直很彻底，不会拘泥于不上不下之处。而这恰恰是芥川无法做到的。也许，他想像盒子啪嗒一声合上一般，不容置疑、不容后悔地生活，但六宫公主却只有深深的疲倦感、终极的被动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柄谷行人曾在其名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写到芥川用尽力气参与了文坛上关于“无情节的日本小说”的论争。柄谷说，芥川比对手谷崎润一郎更透彻地看到了时代的本质，却在论争中显得无力。在北村薰的索解中，另一些文坛轶事浮出水面，拼图更加完整了：芥川像本雅明一样，一生的关键词是“笨拙”。最为高洁狷介、渴望避世的芥川，却尝到了最多的世俗艰苦。他曾费尽心力，集文坛众友一百四十八篇文章编撰《近代日本文艺读本》，所得却是攻击谩骂。对此，他竟想到贴上自己的稿费分给每一个作者，以显示自己没有藏私。菊池说，我为在意事情到如此地步的芥川感到难过。 然而，这并非说芥川没有社会常识。如果只是厌烦事务性工作而导致自杀，作品便也不值一提。芥川知道，他是自作障难，自生枝叶，却无法轻易解脱。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比谁都清醒地嗅出了文坛上的味道。“正是从这里开始，日本文坛开始在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表达着。”
芥川看到，现代的恶，并非恶本身，而是人们说服自己作恶的能力，是六宫公主随波逐流的能力。卡夫卡“把头高高抬起以免被溺毙”，而六宫公主假装无视无法呼吸的痛苦，居然就这样也生存了下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种“没法子”的故事，正是芥川的故事。在《罗生门》里，被主人炒鱿鱼的仆役在罗生门的门楼上发现老太婆拔女尸的头发，用来做假发。这女人活着的时候拿蛇肉假冒干鱼卖，老太婆说：我和这死去女人的营生，都是不好不坏，没法子的事情。仆役听后安心了，理所当然地剥光了老太婆的衣服，消失在黑洞洞的夜里。
反过来，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坚定走着的菊池，在那烈火烧着的路上，不断置身于内在真实与时代正义发生冲突的战场，也不断被时代背叛。在骨子里，菊池是比芥川还要悲观的人，临终之前，他在自己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文艺春秋》上大唱卡珊德拉之歌。在为两位好友的死设立了芥川奖和直木奖后，他死于庆祝自己病体康复的庆功会上——连“康复”一词也背叛了他。
芥川与菊池，代表着两种生死观，在最浅的意义上，是对佛教经典的两种诠释；而时代的秘密、日本文学的未来的秘密，就像时光胶囊一样，被封存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里。
不知有多少文学作品都是撞球。一个孤立作品背后的故事，牵引出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脉络。北村的解读，与其说是钥匙开了锁，不如说是在向芥川所喜欢的宿命感致敬。他写道：“我第一次读时是在国中。那时只觉得是个身世凄凉的贵族千金的故事，看过就算了。可是，高三那年重读却发现，原来，芥川在那种地方发出了呐喊。在暗夜里，可以听到作家无声的喊叫，无法超脱的悲哀。”
说到宿命感，这里还有另一重线索：在芥川生活的大正时代，侦探推理小说恰好在日本蓬勃发展。这原本就是内嵌在“大正梦幻”中的一个奇诡又美丽的征兆。一方面，世界性的“怪谈”波纹一圈一圈扩散，芥川龙之介、泉镜花、梦野久作、小栗虫太郎、爱伦·坡、波德莱尔、柯南道尔、切斯特顿，这些名字把东西方的妖怪学、都市恶魔主义与侦探术连成一片。当芥川打开《今昔物语》时，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平安朝的贵妇与高僧的“哭泣与欢笑”（芥川语），还有波德莱尔颓废与甜蜜的气息、兰波地狱的色彩和音律。这些鬼气森森的作家发现，世界正史无前例地迅速改变。一种退步的逻辑在羁绊着他们，与时代高叫的进化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就日本自己而言，佛教在失去了它的思想力量之时，则展现了它最后的文学力量。那令芥川、菊池、鸥外、漱石备感困惑、恐惧、兴奋的现在与未来，正是披着宗教和怪谈的外衣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北村以推理作家的兴致，发现了萦绕在芥川身上那些由偶然凝聚成宿命的星星点点，发现了文本彼此星座般的应和。顺着北村所指引的斜坡，可以通到几十年后，“极右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有趣的是，三岛在写作最后的小说《天人五衰》之际，专门学习了大乘佛教轮回转世的理论。在此之前，他也进行过《志贺寺上人之恋》、《中世》等“故事新编”。在天皇已经成为“空壳的美学”之际，在“最不适宜”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岛写完小说的最后一笔，切腹了——这何尝不是在回应芥川他们的“传接球”呢。
最难索解的，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芥川本人并不是时代的幽闭症患者，他曾作为新闻记者到中国访问，深深体会到了他所喜爱的汉文学与彼时中国之间的裂隙。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现状的厌恶。他读过列宁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期待，但更多的是恐惧。不管前方到来的“火车”是什么，一九三四年死去的他，已经感受到了它即将隆隆而至的震颤。
一九二七年，芥川自杀。临死前，屡屡亲逢都市怪谈。他身后留下了超过一百五十篇的短篇小说和千万言的评论随笔。值得纪念的，总是那些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的文学。《六宫公主》是芥川凝聚痛苦，又缓解压力的作品，它像一束光，映照出空气中的灰尘——那时的人们已陷入一个机会和先验永远冲突的世界，一个以自由意志为中心议题的故事从此展开：如果一切存在不过是“先定论的小岛”，那么我们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和环境？
芥川回答：“公主憔悴的面庞望着苍白的月亮，心灰意懒地摇了摇：我什么也不要。活也罢，死也罢，反正都一样……就在同一时刻，那男子远在常陆国的府邸里，正和新娶的娇妻双双对酌，妻子是国守的千金，是乃父给他相中的。‘什么声音？’男子吃了一惊，抬眼望着月光朗照下的屋檐。这时，不知为何，公主的面影忽然鲜明地浮上心头。‘是栗子掉下来了呀。’常陆的妻子这样回答，一面笨拙地斟酒。”——或许，这栗子掉下的声音，比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夫妇杀死国王后听到的敲门声，也毫不逊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