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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即传统诗歌的缺席。似乎历史悠久的中国诗歌传统在“五四”以后突然中断，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西方诗歌移植而来的“新诗”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古典诗歌，成为文学的正宗。事实上，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律诗、绝句、乐府、古风等——进行的创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仍然相当活跃，佳作纷呈，名家辈出。然而，在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的驱使下，进化论式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史家乃至一般读者的思维定式。于是被新文学史家命名为“旧体诗”的传统诗歌，被抹杀了存在的合法性和艺术价值，遭到新文艺和文学史的排斥。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旧体诗歌合理的地位。即使是专门研究近代诗者，研究视野也多止于诗界革命派与南社，对民国以后的旧体诗则视而不见。延续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处于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吗？
在这种状况下，胡迎建先生穷十年之力撰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清晰勾勒了这一时期旧体诗发展高峰—低谷—复兴的曲折历程，告诉世人中国传统诗歌不仅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消亡，而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理性与真理的探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它使我们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原来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拥有徐志摩、冯至、戴望舒的新体诗歌，还有如此丰富的旧体诗歌；在旧体诗人群中，除了毛泽东、鲁迅等因个人政治、文化声望而闻名的诗人外，还有陈三立、柳亚子、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马一孚等众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杰出诗人。在这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实，新文学作家早已承认，“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著者的结论是，“新、旧体诗实际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那么，为什么外来的诗歌形式取代了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外来的诗歌形式，真的能够取代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吗？
令人迷惑的是，旧体诗歌文学地位的丧失，新诗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位旧体诗人。一位是新文学的创始人鲁迅。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另一位是新中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毛泽东，他在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创刊号，一九五七年）由于鲁迅、毛泽东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领袖地位，“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这样原本是一己之见的观点被视为官方的、历史的定论，成为不易之论。这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观点，现代旧体诗人已经用他们的杰出创作给出了答案。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用诗歌表达新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因此诗歌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现代旧体诗固然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作品，但其艺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我看来，现代旧体诗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唐、宋，而高于元、明，大体与清诗持平，至少它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至于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观点，其实质是认为旧体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难以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胡适曾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从近代以来，旧体诗歌就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旧体诗现代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郁达夫、陈寅恪等诗人笔下表达的已完全是现代的思想与情感。甚至比这些人更早一些的被许多人视为“遗老遗少”的同光体诗歌，在诗境的创造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可以说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民族国家观念、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这些现代思想题材已与旧体诗完全融合在一起，部分作品甚至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当然，旧体诗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诗歌语言、用韵、新意境的创造等等。但现代以来众多诗家孜孜以求，毕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即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极端疯狂的文化摧残后，旧体诗仍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新诗因远离诗性，而日益被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抛弃的今天，旧体诗仍然拥有众多创作群体。因此尽管诗歌已不是现代人日常阅读的中心，但它的未来仍然是值得期许的。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体例的限制，《民国旧体诗史稿》主要以流派、党派，或者以地域划分诗歌群体，对众多诗人的旧体诗做条分缕析的论述。而对旧体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虽时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仍有所不足。同时，将研究视野仅及于民国三十八年，未免令人觉得尚不足以窥见百年来旧体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还缺乏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
（《民国旧体诗史稿》，胡迎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36.00元）
在这种状况下，胡迎建先生穷十年之力撰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清晰勾勒了这一时期旧体诗发展高峰—低谷—复兴的曲折历程，告诉世人中国传统诗歌不仅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消亡，而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理性与真理的探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它使我们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原来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拥有徐志摩、冯至、戴望舒的新体诗歌，还有如此丰富的旧体诗歌；在旧体诗人群中，除了毛泽东、鲁迅等因个人政治、文化声望而闻名的诗人外，还有陈三立、柳亚子、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马一孚等众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杰出诗人。在这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实，新文学作家早已承认，“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著者的结论是，“新、旧体诗实际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那么，为什么外来的诗歌形式取代了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外来的诗歌形式，真的能够取代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吗？
令人迷惑的是，旧体诗歌文学地位的丧失，新诗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位旧体诗人。一位是新文学的创始人鲁迅。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另一位是新中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毛泽东，他在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创刊号，一九五七年）由于鲁迅、毛泽东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领袖地位，“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这样原本是一己之见的观点被视为官方的、历史的定论，成为不易之论。这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观点，现代旧体诗人已经用他们的杰出创作给出了答案。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用诗歌表达新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因此诗歌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现代旧体诗固然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作品，但其艺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我看来，现代旧体诗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唐、宋，而高于元、明，大体与清诗持平，至少它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至于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观点，其实质是认为旧体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难以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胡适曾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从近代以来，旧体诗歌就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旧体诗现代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郁达夫、陈寅恪等诗人笔下表达的已完全是现代的思想与情感。甚至比这些人更早一些的被许多人视为“遗老遗少”的同光体诗歌，在诗境的创造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可以说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民族国家观念、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这些现代思想题材已与旧体诗完全融合在一起，部分作品甚至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当然，旧体诗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诗歌语言、用韵、新意境的创造等等。但现代以来众多诗家孜孜以求，毕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即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极端疯狂的文化摧残后，旧体诗仍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新诗因远离诗性，而日益被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抛弃的今天，旧体诗仍然拥有众多创作群体。因此尽管诗歌已不是现代人日常阅读的中心，但它的未来仍然是值得期许的。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体例的限制，《民国旧体诗史稿》主要以流派、党派，或者以地域划分诗歌群体，对众多诗人的旧体诗做条分缕析的论述。而对旧体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虽时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仍有所不足。同时，将研究视野仅及于民国三十八年，未免令人觉得尚不足以窥见百年来旧体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还缺乏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
（《民国旧体诗史稿》，胡迎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