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司马迁等史学家治史，到民国史学家研究历史，再到现代的文人回溯历史，求真和致用一直贯穿在这一个历史过程中，只是致用的特点较明显，求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证。关于求真与致用的争论，很多学者都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余。那么，面对史学家关于求真与致用的困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历史主义的方法给出了解答，这或许为我们面对这种困窘时提供的一种解决方向。
关键词：历史主义;求真与致用;民国史学家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而我们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史官，随着统治者对史学的政治控制，史官地位逐渐低下，《左传》中有一篇关于“赵氏孤儿”的记录，事情发生在宣公二年，文章记载了太史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1]”，董狐未死但是同样在《左传》记载的另一篇却产生很大变化，襄公二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两个事情相差并不会太久，齐国太史记载了关于“崔杼弑其君[2]”的事情，但他却失去了性命，可以发现史官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从唐朝开始大行官修史书，致用的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但这也并不是表示求真已经消失，我们也发现很多私人修撰的史书给后世留下了很大影响。实际上，清初时期的乾嘉考证学派和宋学已经是对求真和致用的讨论先兆。
晚清时期，兰克史学、新史学、年鉴学派等外国史学流派传入我国，我国学者对求真与致用再次产生新的认识，以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和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史观学派也随即产生。
我们可以发现，求真与致用一直环绕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么现如今的我们研究史学又应当如何呢？求真做到何种程度才为真，致用又是否有滥用的限度呢？文章将从历史主义的方法浅谈清初与民国两个阶段史学家求真与致用的困窘，以及我们如何研究历史，有利于更好把握求真与致用的限度，实现二者的平衡。
一、清初考据学的衰退与宋学的兴起
乾隆、嘉庆年间，我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整理传统文化的学术运动，此运动主要内容是注疏、辑佚、辨析和考证历代经史子集，史称乾嘉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3]。惠栋、阮元、江藩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与之对立的宋学，即注重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清初时期宋学的代表人物是方东树等人。乾嘉考据学这种治学风气席卷全国，甚至达到顶峰。梁启超曾形容乾嘉学派的考证学在当时几乎占领整个学术界，他认为即使皇室以崇拜宋学为主，但很多达官贵人都能说几句考证学的内行话。在清代每个学术领域，都出现了众多乾嘉学派的学者。
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在治学风格和治学范围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在学术宗旨上却全部继承了汉朝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并且把这个口号作为他们的标志性旗帜。
道咸以降，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的所谓“典范危机”，出现了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不相关联[4]，致使汉学并不能为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除了汉学内部因内在问题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脱离。人们对当时处于学术主流的汉学考据产生怀疑：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行于当世。随之，出现了推崇宋学的士大夫，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方东树在《书林杨觯》中直接抨击或间接的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世界的风气。
乾嘉学派的“诠释学循环”方法：要人先知字之诂，而后治句之义，然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篇之旨，复须通全篇之义或全书之旨，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然而方东树认为要跳出纯文献的由部分到整体，再由整体到部分的诠释风格，应该义理与考据结合，这样比仅限于文字训诂的方法更为透彻。
他在《汉学商兑》中公开承认清儒在音韵训诂之学上的成就古今无双。这本书主要是为宋学辩护，同时攻击汉学的缺失。 《汉学商兑》的内容基本是以上这些，最终目的是要恢复汉学，并挽救危机。我们可以说他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而是开启学术多元之途。此书也标识这汉宋相融的新发展。这是求真与致用的一个先例。
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看，后人在认识过去的社会历史时，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进行，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清初的考据学适应了当时的学术环境，所以达到了鼎盛阶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简单的考证并不能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只有将考据和义理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人们生活所用。[5]
二、民国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
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甚至史料学派代表傅斯年晚年已经不再特别提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也开始研究学问为了致用，但二者各自的主张又有所不同。
史料学派产生，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此处汇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史学精英。被人熟知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源于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一篇文章，傅斯年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他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毫无必然性和规律性可寻，所以他把史观和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除出去。[6]他在史学研究中，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傅斯年已经改变了他史料学的观点。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七讲“所谓史观”提到史观，由于已经找不到，但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然开始研究史观，并且在《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还出现了傅斯年关于史观的系统意见。
陈寅恪专门从事考证。他的考证特点是使用常见的材料，不用偏僻的材料。主要原因是他读书认真、善于发现问题，例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只引《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不用杂史。他注意运用小说中的史料，他并不是认为小说全是虚构的，他认为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小说内容中也有真实的东西，虚构多是在故事中虚构，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經济、社会风俗等则是真实的;他善于联系各种现象上，不只是简单的考证，往往在考证之中或考证之后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联系分析入微，发挥精细，其考证《崔浩与寇谦之》，虽题目是两个人，但在内容上把两个人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广泛联系起来。 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一般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在中国史坛第一个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展开了关于中国性质的大论战，郭沫若古为今用，他论证了唯物史观是普遍真理，他当时便是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主将。但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曾经产生失误，即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化、片面化运用。郭沫若晚年反省自己生前研究历史有几方面问题，第一是资料考证方面，第二是概念辨析方面，第三是研究态度方面。当然这其中除了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局限性。
三、研究现代史学的思路
无论是求真还是致用，在特定时期都发挥很大作用，而现在我们在历史研究中除了言必有据，也需要为现实生活提供一定的参考。现如今很多史观学家也只是好讲史观，却不深入具体历史研究，讲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理论，这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什么是求真，怎么才能做到求真？我们很难做到极致的发现真相并写出，后来学者的求真，由于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等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结合。一方面需要通过比较不同的记叙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为什么产生不同的记述，尤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8]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真相，只能近真。但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类书写的，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况下。当然历史一旦篡改，很多地方也需要进一步更改，改的地方越多，留下痕迹越多，漏洞越多，史学的考证即越容易。如张昭远篡改段文楚事件发生时间，是为了正统之争。张昭远写作史著为后唐政权的正统性服务。
那么如何致用呢？我们在致用时也应注意一定的限度，不应强历史以就我甚至达到滥用，以史为鉴。在语文阅读理解中，很多原作者竟然不能答出试卷题目，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确实，我们不能抛开求真空谈致用，也不能抛开致用空谈求真。
求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追求，也是历史学最迷人之处。因为人们都有好奇心，总想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事，都非常复杂，是由无数个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很可惜，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过就如同吹出去的泡泡已破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完全还原。而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通过史学研究，找资料，找证据，发现各种线索，推理论证，力图给你还原到泡泡未破之前，并且，越接近真相，还原的越细，越能说明这个研究做的好，质量高，越有吸引力。但史学的极限就是，无限接近真相，可又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当时的所有一切。越是年代久远，信息丢失的越严重，还原起来也越难，也因此而更具有吸引人们去探究的魅力。所以，求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追求，追求越来越接近的历史真实，为此考据、探究、求索、追寻，因而形成了历史学的独特魅力。
而致用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停的更新新的观点和角度。对于传统的学术、文化不能单纯的去接受，应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对于舆图学问，左宗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主要研究地理地形的学问，然后把这些用之于各种政治军事的目的。他阅读的代表性的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重点研究天下的地理形势、山川河流、险要隘口、历史沿革。除了读这些书，他还会校正修订过去舆图的错漏之处，再由他的夫人一张一张画出来。
历史的真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真实，二是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真实。前者为考证，后者多为致用。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人类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还原历史，最终是为了认识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并为人们所用。因此仅仅认识了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远远不够，还应透过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把握历史本质和规律。[9]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中华书局，1990，第662页.
[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90，第1099页.
[3]曹萌，儒学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J].洛阳大学学报，2004（01）：28-34.
[4]姜海军，蒲清.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02）：67-71.
[5]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6]江心力.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J].史学史研究，1996（03）：43-46.
[7]何晓明.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J].史学理论研究，2017（03）：9-13.
[8]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J].近代史研究，2011（06）：52-74+160-161.
[9]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关键词：历史主义;求真与致用;民国史学家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而我们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史官，随着统治者对史学的政治控制，史官地位逐渐低下，《左传》中有一篇关于“赵氏孤儿”的记录，事情发生在宣公二年，文章记载了太史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1]”，董狐未死但是同样在《左传》记载的另一篇却产生很大变化，襄公二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两个事情相差并不会太久，齐国太史记载了关于“崔杼弑其君[2]”的事情，但他却失去了性命，可以发现史官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从唐朝开始大行官修史书，致用的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但这也并不是表示求真已经消失，我们也发现很多私人修撰的史书给后世留下了很大影响。实际上，清初时期的乾嘉考证学派和宋学已经是对求真和致用的讨论先兆。
晚清时期，兰克史学、新史学、年鉴学派等外国史学流派传入我国，我国学者对求真与致用再次产生新的认识，以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和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史观学派也随即产生。
我们可以发现，求真与致用一直环绕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么现如今的我们研究史学又应当如何呢？求真做到何种程度才为真，致用又是否有滥用的限度呢？文章将从历史主义的方法浅谈清初与民国两个阶段史学家求真与致用的困窘，以及我们如何研究历史，有利于更好把握求真与致用的限度，实现二者的平衡。
一、清初考据学的衰退与宋学的兴起
乾隆、嘉庆年间，我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整理传统文化的学术运动，此运动主要内容是注疏、辑佚、辨析和考证历代经史子集，史称乾嘉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3]。惠栋、阮元、江藩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与之对立的宋学，即注重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清初时期宋学的代表人物是方东树等人。乾嘉考据学这种治学风气席卷全国，甚至达到顶峰。梁启超曾形容乾嘉学派的考证学在当时几乎占领整个学术界，他认为即使皇室以崇拜宋学为主，但很多达官贵人都能说几句考证学的内行话。在清代每个学术领域，都出现了众多乾嘉学派的学者。
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在治学风格和治学范围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在学术宗旨上却全部继承了汉朝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并且把这个口号作为他们的标志性旗帜。
道咸以降，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的所谓“典范危机”，出现了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不相关联[4]，致使汉学并不能为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除了汉学内部因内在问题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脱离。人们对当时处于学术主流的汉学考据产生怀疑：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行于当世。随之，出现了推崇宋学的士大夫，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方东树在《书林杨觯》中直接抨击或间接的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世界的风气。
乾嘉学派的“诠释学循环”方法：要人先知字之诂，而后治句之义，然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篇之旨，复须通全篇之义或全书之旨，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然而方东树认为要跳出纯文献的由部分到整体，再由整体到部分的诠释风格，应该义理与考据结合，这样比仅限于文字训诂的方法更为透彻。
他在《汉学商兑》中公开承认清儒在音韵训诂之学上的成就古今无双。这本书主要是为宋学辩护，同时攻击汉学的缺失。 《汉学商兑》的内容基本是以上这些，最终目的是要恢复汉学，并挽救危机。我们可以说他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而是开启学术多元之途。此书也标识这汉宋相融的新发展。这是求真与致用的一个先例。
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看，后人在认识过去的社会历史时，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进行，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清初的考据学适应了当时的学术环境，所以达到了鼎盛阶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简单的考证并不能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只有将考据和义理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人们生活所用。[5]
二、民国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
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甚至史料学派代表傅斯年晚年已经不再特别提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也开始研究学问为了致用，但二者各自的主张又有所不同。
史料学派产生，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此处汇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史学精英。被人熟知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源于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一篇文章，傅斯年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他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毫无必然性和规律性可寻，所以他把史观和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除出去。[6]他在史学研究中，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傅斯年已经改变了他史料学的观点。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七讲“所谓史观”提到史观，由于已经找不到，但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然开始研究史观，并且在《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还出现了傅斯年关于史观的系统意见。
陈寅恪专门从事考证。他的考证特点是使用常见的材料，不用偏僻的材料。主要原因是他读书认真、善于发现问题，例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只引《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不用杂史。他注意运用小说中的史料，他并不是认为小说全是虚构的，他认为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小说内容中也有真实的东西，虚构多是在故事中虚构，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經济、社会风俗等则是真实的;他善于联系各种现象上，不只是简单的考证，往往在考证之中或考证之后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联系分析入微，发挥精细，其考证《崔浩与寇谦之》，虽题目是两个人，但在内容上把两个人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广泛联系起来。 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一般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在中国史坛第一个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展开了关于中国性质的大论战，郭沫若古为今用，他论证了唯物史观是普遍真理，他当时便是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主将。但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曾经产生失误，即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化、片面化运用。郭沫若晚年反省自己生前研究历史有几方面问题，第一是资料考证方面，第二是概念辨析方面，第三是研究态度方面。当然这其中除了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局限性。
三、研究现代史学的思路
无论是求真还是致用，在特定时期都发挥很大作用，而现在我们在历史研究中除了言必有据，也需要为现实生活提供一定的参考。现如今很多史观学家也只是好讲史观，却不深入具体历史研究，讲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理论，这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什么是求真，怎么才能做到求真？我们很难做到极致的发现真相并写出，后来学者的求真，由于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等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结合。一方面需要通过比较不同的记叙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为什么产生不同的记述，尤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8]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真相，只能近真。但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类书写的，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况下。当然历史一旦篡改，很多地方也需要进一步更改，改的地方越多，留下痕迹越多，漏洞越多，史学的考证即越容易。如张昭远篡改段文楚事件发生时间，是为了正统之争。张昭远写作史著为后唐政权的正统性服务。
那么如何致用呢？我们在致用时也应注意一定的限度，不应强历史以就我甚至达到滥用，以史为鉴。在语文阅读理解中，很多原作者竟然不能答出试卷题目，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确实，我们不能抛开求真空谈致用，也不能抛开致用空谈求真。
求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追求，也是历史学最迷人之处。因为人们都有好奇心，总想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事，都非常复杂，是由无数个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很可惜，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过就如同吹出去的泡泡已破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完全还原。而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通过史学研究，找资料，找证据，发现各种线索，推理论证，力图给你还原到泡泡未破之前，并且，越接近真相，还原的越细，越能说明这个研究做的好，质量高，越有吸引力。但史学的极限就是，无限接近真相，可又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当时的所有一切。越是年代久远，信息丢失的越严重，还原起来也越难，也因此而更具有吸引人们去探究的魅力。所以，求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追求，追求越来越接近的历史真实，为此考据、探究、求索、追寻，因而形成了历史学的独特魅力。
而致用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停的更新新的观点和角度。对于传统的学术、文化不能单纯的去接受，应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对于舆图学问，左宗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主要研究地理地形的学问，然后把这些用之于各种政治军事的目的。他阅读的代表性的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重点研究天下的地理形势、山川河流、险要隘口、历史沿革。除了读这些书，他还会校正修订过去舆图的错漏之处，再由他的夫人一张一张画出来。
历史的真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真实，二是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真实。前者为考证，后者多为致用。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人类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还原历史，最终是为了认识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并为人们所用。因此仅仅认识了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远远不够，还应透过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把握历史本质和规律。[9]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中华书局，1990，第662页.
[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90，第1099页.
[3]曹萌，儒学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J].洛阳大学学报，2004（01）：28-34.
[4]姜海军，蒲清.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02）：67-71.
[5]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6]江心力.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J].史学史研究，1996（03）：43-46.
[7]何晓明.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J].史学理论研究，2017（03）：9-13.
[8]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J].近代史研究，2011（06）：52-74+160-161.
[9]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