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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书非汉语写就的回忆录，而是1943年陆徵祥在比利时圣安德鲁市的演讲文稿而成的《回忆与随想》法文版翻译过来。1945年的出版前言：“倘若真有一日，上帝安排我写回忆录，我定将用我的母语——汉语来完成，因为只有用母语才能真正表达我的思想和内心种种微妙的情感。”斯人已去，安静细读散落历史深处的残言片语，无半星修饰之风，却字字句句让人听到隐秘的花朵和那曾经花开的声音。这些难道不弥足珍贵吗？一如救恩历史虽细细一脉，为人类洪流所掩，但为真实的存在，且导引着不息的方向。
陆徵祥生于1871年6月12日，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备受许景澄的器重和悉心栽培，而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他八任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在任期间创建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流传甚广，出语者鲜有人知，知道的多限于脸谱化的认识：他是历史课本提到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鹿曹獐”中“鹿”，陆徵祥于五十六岁进入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1949年1月人之将去时，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說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留下“一切为中华”的遗言。
在国势最为衰微，且离乱丛生之年为臣，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二十二年的修道生活，他又在古老的宗教里刨挖什么？原来，还有这样一些人在忍耐着思考、努力，不卑不亢地生活过。就如陆徵祥在这本《回忆与随想》中流淌出来的：“一个人，无论他的宗教知识有多贫乏，如果在他生命中有某一刻能走出这一盲区，突破因宗教知识的匮乏所导致的局限性，走进这绝非虚幻的、广袤无限的境界，他将会透过一种无可比拟的深邃、鲜活、愉悦、伟大以及平安的光照看到地球上人类的局限。为了解决人类生命外在局限和矛盾的问题，他将不必将自己躲避在某种片面观念的庇护下，而是有能力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论高贵或平庸，脆弱或刚强；无论痛苦或快乐，自由或依附、罪恶或是圣洁，抑或短暂还是永恒。”
二
就像从柏拉图著作中来认识苏格拉底，从《回忆与随想》一书更看到一个了不起的灵魂：许景澄，世称许公，浙江嘉兴人，著有《许文肃公遗稿》、《许文肃公外集》，陆徵祥一再称之为恩师。陆并无博士学位，许景澄这位晚清大儒却看到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进取与美德，许多重大会议或交际场合都要带着他出席。“我的第一位导师许景澄悉心培养我成为一名外交官，几乎每天都花费许多时间教导我，培养我成为日后他所期望的人”。
许景澄的教导深刻而务实——许先生教他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去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学着从侧旁观察欧洲那些最出色的官员的言行举止，要为自己制定生活和行动的方案。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一方面，中国的权贵贬低一切不阿谀逢迎他们的人；一方面，欧洲的官员和社会普遍称全中国人为“病夫”。许先生还这样说道：“当这些人倒下时，您要做好准备，不是投井下石，而是取代他们，在中国开始进行现实的建设，按照自己既定的新旧计划，去实现它，您就不会浪费分秒而是时刻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列强尽欺，清朝枯朽，中国仍能忍耐着艰难前行，难道能缺少这份忠贞坚持却毫不张扬的力量吗？这才是底气啊！“为了践行这样的计划，需要学会爱所有人，同时保持特立独行。这并非一种孤寂的生活，而是慎独。我的导师教导我，如果被国人牵制而对国外茫然无知，或是受外国影响看轻自己的国家，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在整个转变时期，这两股相对抗的力量都十分猛烈。须得接受来自这一方或那一方势力的批判。要学会慎独！基督徒的生活也不外乎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背负祂的十字架踽踽独行”。
更不可思议的，许景澄自身非基督徒，却早就对还未结婚的陆徵祥指引并规划他的人生，说：你的妻子死后你就进入修道院。为何？许先生接着说道：“欧洲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武器和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生涯中，你会有机会了解基督教。基督教有许多的派系和各种团体组织，争取进入其中最古老的一个派别，也就是最接近宗教本源的那个教派，去研究它的内部管理，紧密跟踪了解其使命，这样，当你结束外交生涯之时，你或许会走得更远。在这个古老的教派中，你也要选择其中最古老的一个组织，如果可能，加入进去，成为其中一员，体验其内部的生活，也许秘密就在这一内部的生活当中。当你明白并抓获了这个秘密，也就获取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和力量，再将这些带回中国。”何等深邃的眼光！西方文明的精髓在古老的宗教里，当代西方人竟自己也忘记了。
可就这样一位忠义之臣，在五十五岁时备受酷刑后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为何？1900年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本着春秋大义，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力图拦阻此举，却被定“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八国联军藉此攻入北京。对此，陆徵祥在书里写道：“190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残酷和不平等的条约之一。条约强加给我们巨额赔款，分四十年还清，这恐怕超出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作为外交官，眼睁睁看着还说不出话，有什么比这更屈辱和痛苦的呢？另一种绞痛同时蚕食在心：“教给我一切的恩师，成了权贵们无能、傲慢和嫉妒的无辜的牺牲品。我自问，效忠这样不公正、盲目和奸诈的政府又有何益？我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工作上？”整整一年的思想斗争，杨儒先生对陆徵祥说：“维护许先生的尊严，实现他为之付出生命的计划，以此来为您的恩师正名。”此话让陆徵祥明白了责任当前，任何犹豫不决都是一种退缩。“服务于公正，服务于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唯一和绝无仅有的阵地”。
三
在驻俄的“十四年外交生活，这个阶段正是我祖国经历的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时期。1894年对日战争的失败，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我们已经羸弱到何种程度，慕拉韦声称不能错失时机，乘机威胁我们签订旅顺和大连港口租约，租期二十五年。对于清朝，这好比花瓶里加入的最后一滴溢出花瓶的水：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攫取广州湾为租借地……”身在其中的陆徵祥“年轻涉世，便身处如此险恶的国际纷争的漩涡之中，我能作何感想？无一例外，永远是强权威胁和暴力解决一切争端，而所有这一切，充斥的是民族优越主义和个人的傲慢，轻微的触碰就能导致绝望和复仇，一切的一切，不外乎是强者对弱无休止地充满侮蔑的欺凌”。是什么让年轻的陆徵祥既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走上暴力革命的路，而是以巨大的心力来中庸而恒忍。书里写到一部分力量来自孟子的语录，许景澄谆谆教导陆徵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另一部分力量来自于上帝。“上帝从不放弃任何倚靠祂的人。每每此时，上帝向痛苦挣扎孤立无援的我伸出援手，祂给予我的支持弥足珍贵，非言语所能形容”。陆徵祥的父母都是基督新教徒，且一生敬虔。母亲吴金灵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夭折，十七年之后才有了陆徵祥，然而在陆徵祥八岁时母亲就因生产落下的积水之症病故。“父亲虔诚、信实，富有远见，每天清晨必定出门散发传单，分送《圣经》”，“十三岁时，父亲为我注册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当时的人们视这所学校的学生为叛徒，认为这些学生用所学之外语投敌叛国”。那时人们多以科举功名为念，陆徵祥的父亲陆远峰就勇敢地送自己的儿子进入专门的外语学校。并且教导他如何面对旁人的苛责和生活的起伏，以及永远不要迷恋金钱。陆徵祥自小就在伦敦传教会接受洗礼，并在那里感受到基督的慈爱。他毕生践行着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一句遗嘱：“徵，倚靠上帝。”
“同时给予我的，是英雄主义的一课，是任何一颗正直的心无法抵挡的。”那是什么？是上帝赐给陆徵祥的一份厚厚的赏赐：贤惠的妻。陆徵祥在任俄国公使时期，认识比利时女子培德·博婓，他不顧一切的反对。1899年2月，二十八岁的陆徵祥与四十四岁的培德在圣卡特琳娜大教堂举行婚礼。史料上称陆徵祥性格软弱，电影《我的1919》为了凸显顾维钧的机智勇敢，也把陆徵祥描写得无见无勇。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时娶外国女子为妻，且比自己大，简直就是逆天了。婚后的陆徵祥于1905年擢升为驻荷兰公使，任职期间曾以清朝全权大臣的身份出席了世界第二次和平会议。他在会议上和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确立了罗马字母顺序排列了国家的方法。培德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德行让陆徵祥全心深爱。“我们的结合是心与神的交融。她是我珍贵的生命伴侣，也是我的合作伙伴，她总能迅速抓住事物的主干，化繁为简地完成任务，而不受细枝末节的干扰。我们二十七年的婚姻，她的谨慎恬淡成为我们二人生活的魅力所在，也在我的心中激起不断积累的爱慕和感激之情。这种灵魂平等的精神和细腻的情感也是有目共睹的：‘在陆太太的沙龙里，没有人会说下一位客人的坏话’”。
四
“就是在这样一种静默的气氛中，改革和行动贯穿了我整个公共职业生涯：对于那些我无力阻止的滥行暴施及因此造成的后果，甚至灾难，我从未怀疑过。正是这些直接导致了已经分崩离析的帝国的最后倒塌。谁又能阻止得了这一溃千里的局面呢？上帝也会拒绝一个拒绝拯救的人”。与暴力行动者相比，陆徵祥似乎是显得懦弱，但他在《回忆与随想》里不讳言自己反对这种方式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这不意味着他就退后无作为。1911年12月31日，在驻圣彼得堡全体人员和其他使团团长的反对声中，陆徵祥听从秘书王广祈的建议，发电报劝告皇帝不接受外国的军事援助，而是让出皇位。民国之后，陆徵祥忠心在袁世凯手下和民国政府任职。因袁世凯的“臭名”，陆徵祥也受其累。在袁世凯称帝时期，那是他职业生涯最痛苦的阶段，但他始终坚持诚实、公正、负责。“在我的内心深处，已为自己的行为定下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担起一切与我的职责相符的责任”。
正由此，陆徵祥在1896年秋因驻伦敦公使馆事件而对孙中山的活动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他在书中写道：这位革命领导人对西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优劣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赞同美国的宪法原则，为我们采纳了林肯在盖茨堡演讲当中那句著名的结束语：“愿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指引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愿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让人有些诧异和沉思的是书中这段文字：“孙逸仙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他充满智慧，忧公忘私，富有远见，上百次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尤为突出的事例是：几十年间，这位杰出的革新者、革命家和理论家所著的有关种族、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论著当中，无一不与基督教教义相符。”陆徵祥对蒋介石也予以相当的肯定，称蒋用三年的时间化解了孙中山去世后的双重危险，并带领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
“卖国贼”骂名的主要在《二十一条》。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迅速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强硬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这时的陆徵祥并没在外交部长的职位上，袁世凯将其召回国处理这件事。“尽管深知事件十分棘手，怎么办都将招致国民大众对我的误解和愤恨，但我认为牺牲自我，来接手这项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一场极其艰难、耗时费神的谈判，若非亲历，很难想象那需要怎样的智慧和韧性。在军事力量悬殊、军事抵御的时机还未来临的痛苦状况下，中方忍受刻骨铭心的屈辱，也尽了各种策略之力。“经过不懈的坚持，抱着坚忍的耐心，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即将结束时驳回了对方提出的六条苛刻要求。其中三条是：1、在我中央政府安插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顾问。2、操纵中国警察系统。3、在全国范围和各个阶层进行日化教育”。日本亡我之心实在由来已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签完此协议回国后便引咎辞职了，因为此“二十一条”非比当时那“二十一条”。5月14日，袁世凯密谕百官：“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中，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根据《外交档案》而写成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以翔实可据的外交文献资料分析指出，北洋政府筹办的和会外交并不能笼统称之为失败外交、卖国外交。那一期间，先后经历了袁世凯、段祺瑞和徐世昌几任总统，其间还发生过张勋复辟、革命党人在南方起义等多次国内政治危机，内部组成就暗藏矛盾的中国代表团还是在和会上坚定表达山东权益诉求，也让日本陷入被动。陆徵祥在这本书里写到自己的亲历所感：“北京政府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够谨慎的做法。政府的命令是签。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我觉得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该继续任人宰割，我不愿意再次签署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由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兀自决定拒绝签署。在拒签之后的夜里，又收到政府的命令：不签。“我无数次得到上天的指引，这一次更是如此，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尊严，我避免了被卷入当时政府摇摆不定的漩涡当中”。 尽管从巴黎和会回国，陆徵祥得到举国的欢迎。船在上海靠岸，和在每个火车站都有民众欢呼那位拒绝签约的大使。但在陆徵祥的心里，“来自国外的敌意，缺乏政府的支持，政府自身的缺乏革新，以及政府重建一个国家所需要的高瞻远瞩和坚忍协调举措的缺失等，这些都让我确信继续留在外交部，以此方式对国家和人民尽责，已没有任何意义”。1920年12月，陆徵祥决心已定，正式离开外交部，尔后接受了救助贫困部副部长一职。“我尽我所能的帮助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手中的资料确凿无疑地向我表明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乏善可陈，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竟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几个月后陆徵祥辞去该职，到瑞士任大使，他们在瑞士有个小别墅，宜于培德病重疗养。到1926年培德去世这段时间，陆徵祥尽心尽责地照顾着妻子，1927年陆徵祥进入本笃会的修道院成为修士。
五
培德去世，陆徵祥深感孤独。“妻子死后，我才认识到考验和痛苦的真谛：就是恩惠。在这些职位上同样要蒙受最严峻和永无休止的羞辱。我的公众职业生涯，伴随的是亲爱的祖国不断遭受最不公正、最屈辱的那段历史……对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事业及其肉体和精神上所受苦难的深思，便是支持我在五十六岁时又重新获得了一种全新生命的力量”。这力量让陆徵祥得着一般中国人少有的爱和超越：“我以自己的方式和从我祖国的角度思考福音书。在其光明的照耀下，我又重温了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和正在继续遭受的屈辱，中国的贫弱成为全球的笑柄。我也很平静的重温了多少外国人，包括那些道德观和见识都颇为令人质疑的外国人，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的羞辱。所有这些对我的祖国、我的同胞和我本人的羞辱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一丝痛苦。在上天荣光的照耀下，这些都成为我的生命、我的爱和我的重生的勇气的杠杆。”
从痛苦中的升华，心灵挚爱里的平安，让陆徵祥对宗教、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问题充满智者的慈祥，勇者的诚实：“不管每个人走的哪条道路，如果想要接近上帝，都必须从各自的视角和观点出发，更何况要帮助他人走上这条道路。至于我，则是从一个从政者的角度走进天主教。许先生为我作的规划是，探寻并发现存在于这个教派深层的力量，然后为我们的国家获取它。出于这一目的，我努力观察和用心体会基督教，遵循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法则：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这一预备性的体验和观察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希望它能让年轻的信徒在理论学习之余，更为深切地渴望与加深对世人的认识和理解。出于上帝对深沉的灵魂和弱小卑微心灵的理解。”
陆徵祥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若忽略甚至蔑视本国文明所根本的知识和文学，那么此人与野蛮人便相去不远了。他还富有洞见地指出，如果不了解一国最优秀的家庭，则完全看不清这个国家的真面目，故而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孔孟之道的家庭教育较为平衡，它避免操之过急，是一种现实的，基于对自然和人性的观察，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教育。这个权威逐渐上升至一切权威，直至我们的造物主——贬斥骄傲、褒扬谦卑的上帝。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首先完成国家使命，做当做的；要富有远见卓识，心明眼亮，力求看得更远；避免一切卑微的心思和意念，努力成为对他人有用之人；身居庙堂高位而不耽于逸乐，汲汲探求智慧之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和高超智慧！怎样不朽的人类灵魂的尊严！”
这是很多人未曾采取的一个维度——“儒家思想中有关人的精神道德的教义无比深刻和良善，其所蕴含的人文和永恒精神在基督教的启示录和教会的日常生活之中都得到了清晰明白的印证。而在基督教中发现的新的光明和精神力量，则可以用来解决儒学未能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先哲谦卑地止步于这些问题，采取尊重和保留的态度，因为他们明白上天的秘密绝非由人来决断，而应等待上帝的启示，等待造物主自己来揭示”。相较而言，我们对儒家是否指责太多，而又认识不足。或许正是我们的浅薄，未能体会到先哲的谦卑。陆徵祥说：“我是以儒家的思想去审视基督教的显著优势。我具备的儒家思想令我清楚看到天主教会的优势，这里蕴藏着宝藏。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一种决志奉献给上帝的仪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牺牲所代表的这一精神……全球教会所具有的这种兼具母性和社会性的细致关怀均是为了与一个宏伟构筑起来的精神组织靠拢，这个组织的构成既是神圣的，又是那么富有人性。直到今日，这个机构的拉丁和西方表象依然无法完全彻底地表现出它的深邃性和全球性。”
本笃会是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公元529年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创立，约在公元530年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圣本笃会规》。圣本笃的精神朴实无华，使人在清静中默观，透过祈祷、研读和工作，在灵修、智力和体力劳动之间居得平冲，并透过十二级谦逊不懈地革新自己。理解这个，才好理解陆徵祥所写下的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悟：“信念是上帝的馈赠，但是信念行为的前提条件是信道和身体力行。耶稣基督告诫弟子：你们要去求祂的国，祂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指出了一条通往人类崇高至上的巅峰之路，也就是儒学的千年理想：平天下。”
六
“古典汉语的语言和表述异常准确精妙。几千年来，古典汉语的深沉美感，她的活力和优雅便是这个远东国度保持平稳优越的巨大财富。本笃会修士的一个规划：保存好并深入了解中国的古老文化，用基督教来焕发它的青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修道士式的、传教徒的计划！在我生前或死后，上主将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中闪耀其荣光”。到此，陆徵祥完全脱去政治、外交，而成为热忱又忠诚的传道者。“我的转变是一种信念：上帝指引和召唤了我。我只需要做的就是服從上帝”。二战中，德军占领修道院，1942年3月之后，陆徵祥开始布道演讲。“我意识到上帝安排我布道，是在为我回到祖国，在同胞面前为基督作见证的那一天做准备。这便是我使命的线索：从一个简单的基督徒转变为一名修士，再成为神父，年届七旬之时，又从神父进入传道者的行列”。岁月炼净，上天开启，陆徵祥在这本书后记的部分话语，值得后世一读再读，并思之，贵之。谨摘录如下：
二战日本、德国，该怎样来解释这一切：点火者开始行动。人们都明白，都看在眼里，却都容忍着！那么当政者的任务是什么？难道不是“治理”吗……治理意识的萎缩属于精神和道义层面的问题，它可以直接导致真正的残酷，成为天祸。
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和隐忍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只有当一个政府懂得忘却自我，教育百姓，推行司法公正，人民才能获得重生。这需要全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联合起来。
但愿明天的当政者不再骄傲，“只顾自己吃草”，混淆道德和精神的法则，以至失去政府所需的远见和卓识。
（陆徵祥著、王眉译：《回忆与随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
此书非汉语写就的回忆录，而是1943年陆徵祥在比利时圣安德鲁市的演讲文稿而成的《回忆与随想》法文版翻译过来。1945年的出版前言：“倘若真有一日，上帝安排我写回忆录，我定将用我的母语——汉语来完成，因为只有用母语才能真正表达我的思想和内心种种微妙的情感。”斯人已去，安静细读散落历史深处的残言片语，无半星修饰之风，却字字句句让人听到隐秘的花朵和那曾经花开的声音。这些难道不弥足珍贵吗？一如救恩历史虽细细一脉，为人类洪流所掩，但为真实的存在，且导引着不息的方向。
陆徵祥生于1871年6月12日，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备受许景澄的器重和悉心栽培，而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他八任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在任期间创建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流传甚广，出语者鲜有人知，知道的多限于脸谱化的认识：他是历史课本提到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鹿曹獐”中“鹿”，陆徵祥于五十六岁进入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1949年1月人之将去时，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說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留下“一切为中华”的遗言。
在国势最为衰微，且离乱丛生之年为臣，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二十二年的修道生活，他又在古老的宗教里刨挖什么？原来，还有这样一些人在忍耐着思考、努力，不卑不亢地生活过。就如陆徵祥在这本《回忆与随想》中流淌出来的：“一个人，无论他的宗教知识有多贫乏，如果在他生命中有某一刻能走出这一盲区，突破因宗教知识的匮乏所导致的局限性，走进这绝非虚幻的、广袤无限的境界，他将会透过一种无可比拟的深邃、鲜活、愉悦、伟大以及平安的光照看到地球上人类的局限。为了解决人类生命外在局限和矛盾的问题，他将不必将自己躲避在某种片面观念的庇护下，而是有能力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论高贵或平庸，脆弱或刚强；无论痛苦或快乐，自由或依附、罪恶或是圣洁，抑或短暂还是永恒。”
二
就像从柏拉图著作中来认识苏格拉底，从《回忆与随想》一书更看到一个了不起的灵魂：许景澄，世称许公，浙江嘉兴人，著有《许文肃公遗稿》、《许文肃公外集》，陆徵祥一再称之为恩师。陆并无博士学位，许景澄这位晚清大儒却看到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进取与美德，许多重大会议或交际场合都要带着他出席。“我的第一位导师许景澄悉心培养我成为一名外交官，几乎每天都花费许多时间教导我，培养我成为日后他所期望的人”。
许景澄的教导深刻而务实——许先生教他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去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学着从侧旁观察欧洲那些最出色的官员的言行举止，要为自己制定生活和行动的方案。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一方面，中国的权贵贬低一切不阿谀逢迎他们的人；一方面，欧洲的官员和社会普遍称全中国人为“病夫”。许先生还这样说道：“当这些人倒下时，您要做好准备，不是投井下石，而是取代他们，在中国开始进行现实的建设，按照自己既定的新旧计划，去实现它，您就不会浪费分秒而是时刻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列强尽欺，清朝枯朽，中国仍能忍耐着艰难前行，难道能缺少这份忠贞坚持却毫不张扬的力量吗？这才是底气啊！“为了践行这样的计划，需要学会爱所有人，同时保持特立独行。这并非一种孤寂的生活，而是慎独。我的导师教导我，如果被国人牵制而对国外茫然无知，或是受外国影响看轻自己的国家，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在整个转变时期，这两股相对抗的力量都十分猛烈。须得接受来自这一方或那一方势力的批判。要学会慎独！基督徒的生活也不外乎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背负祂的十字架踽踽独行”。
更不可思议的，许景澄自身非基督徒，却早就对还未结婚的陆徵祥指引并规划他的人生，说：你的妻子死后你就进入修道院。为何？许先生接着说道：“欧洲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武器和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生涯中，你会有机会了解基督教。基督教有许多的派系和各种团体组织，争取进入其中最古老的一个派别，也就是最接近宗教本源的那个教派，去研究它的内部管理，紧密跟踪了解其使命，这样，当你结束外交生涯之时，你或许会走得更远。在这个古老的教派中，你也要选择其中最古老的一个组织，如果可能，加入进去，成为其中一员，体验其内部的生活，也许秘密就在这一内部的生活当中。当你明白并抓获了这个秘密，也就获取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和力量，再将这些带回中国。”何等深邃的眼光！西方文明的精髓在古老的宗教里，当代西方人竟自己也忘记了。
可就这样一位忠义之臣，在五十五岁时备受酷刑后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为何？1900年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本着春秋大义，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力图拦阻此举，却被定“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八国联军藉此攻入北京。对此，陆徵祥在书里写道：“190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残酷和不平等的条约之一。条约强加给我们巨额赔款，分四十年还清，这恐怕超出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作为外交官，眼睁睁看着还说不出话，有什么比这更屈辱和痛苦的呢？另一种绞痛同时蚕食在心：“教给我一切的恩师，成了权贵们无能、傲慢和嫉妒的无辜的牺牲品。我自问，效忠这样不公正、盲目和奸诈的政府又有何益？我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工作上？”整整一年的思想斗争，杨儒先生对陆徵祥说：“维护许先生的尊严，实现他为之付出生命的计划，以此来为您的恩师正名。”此话让陆徵祥明白了责任当前，任何犹豫不决都是一种退缩。“服务于公正，服务于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唯一和绝无仅有的阵地”。
三
在驻俄的“十四年外交生活，这个阶段正是我祖国经历的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时期。1894年对日战争的失败，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我们已经羸弱到何种程度，慕拉韦声称不能错失时机，乘机威胁我们签订旅顺和大连港口租约，租期二十五年。对于清朝，这好比花瓶里加入的最后一滴溢出花瓶的水：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攫取广州湾为租借地……”身在其中的陆徵祥“年轻涉世，便身处如此险恶的国际纷争的漩涡之中，我能作何感想？无一例外，永远是强权威胁和暴力解决一切争端，而所有这一切，充斥的是民族优越主义和个人的傲慢，轻微的触碰就能导致绝望和复仇，一切的一切，不外乎是强者对弱无休止地充满侮蔑的欺凌”。是什么让年轻的陆徵祥既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走上暴力革命的路，而是以巨大的心力来中庸而恒忍。书里写到一部分力量来自孟子的语录，许景澄谆谆教导陆徵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另一部分力量来自于上帝。“上帝从不放弃任何倚靠祂的人。每每此时，上帝向痛苦挣扎孤立无援的我伸出援手，祂给予我的支持弥足珍贵，非言语所能形容”。陆徵祥的父母都是基督新教徒，且一生敬虔。母亲吴金灵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夭折，十七年之后才有了陆徵祥，然而在陆徵祥八岁时母亲就因生产落下的积水之症病故。“父亲虔诚、信实，富有远见，每天清晨必定出门散发传单，分送《圣经》”，“十三岁时，父亲为我注册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当时的人们视这所学校的学生为叛徒，认为这些学生用所学之外语投敌叛国”。那时人们多以科举功名为念，陆徵祥的父亲陆远峰就勇敢地送自己的儿子进入专门的外语学校。并且教导他如何面对旁人的苛责和生活的起伏，以及永远不要迷恋金钱。陆徵祥自小就在伦敦传教会接受洗礼，并在那里感受到基督的慈爱。他毕生践行着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一句遗嘱：“徵，倚靠上帝。”
“同时给予我的，是英雄主义的一课，是任何一颗正直的心无法抵挡的。”那是什么？是上帝赐给陆徵祥的一份厚厚的赏赐：贤惠的妻。陆徵祥在任俄国公使时期，认识比利时女子培德·博婓，他不顧一切的反对。1899年2月，二十八岁的陆徵祥与四十四岁的培德在圣卡特琳娜大教堂举行婚礼。史料上称陆徵祥性格软弱，电影《我的1919》为了凸显顾维钧的机智勇敢，也把陆徵祥描写得无见无勇。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时娶外国女子为妻，且比自己大，简直就是逆天了。婚后的陆徵祥于1905年擢升为驻荷兰公使，任职期间曾以清朝全权大臣的身份出席了世界第二次和平会议。他在会议上和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确立了罗马字母顺序排列了国家的方法。培德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德行让陆徵祥全心深爱。“我们的结合是心与神的交融。她是我珍贵的生命伴侣，也是我的合作伙伴，她总能迅速抓住事物的主干，化繁为简地完成任务，而不受细枝末节的干扰。我们二十七年的婚姻，她的谨慎恬淡成为我们二人生活的魅力所在，也在我的心中激起不断积累的爱慕和感激之情。这种灵魂平等的精神和细腻的情感也是有目共睹的：‘在陆太太的沙龙里，没有人会说下一位客人的坏话’”。
四
“就是在这样一种静默的气氛中，改革和行动贯穿了我整个公共职业生涯：对于那些我无力阻止的滥行暴施及因此造成的后果，甚至灾难，我从未怀疑过。正是这些直接导致了已经分崩离析的帝国的最后倒塌。谁又能阻止得了这一溃千里的局面呢？上帝也会拒绝一个拒绝拯救的人”。与暴力行动者相比，陆徵祥似乎是显得懦弱，但他在《回忆与随想》里不讳言自己反对这种方式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这不意味着他就退后无作为。1911年12月31日，在驻圣彼得堡全体人员和其他使团团长的反对声中，陆徵祥听从秘书王广祈的建议，发电报劝告皇帝不接受外国的军事援助，而是让出皇位。民国之后，陆徵祥忠心在袁世凯手下和民国政府任职。因袁世凯的“臭名”，陆徵祥也受其累。在袁世凯称帝时期，那是他职业生涯最痛苦的阶段，但他始终坚持诚实、公正、负责。“在我的内心深处，已为自己的行为定下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担起一切与我的职责相符的责任”。
正由此，陆徵祥在1896年秋因驻伦敦公使馆事件而对孙中山的活动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他在书中写道：这位革命领导人对西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优劣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赞同美国的宪法原则，为我们采纳了林肯在盖茨堡演讲当中那句著名的结束语：“愿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指引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愿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让人有些诧异和沉思的是书中这段文字：“孙逸仙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他充满智慧，忧公忘私，富有远见，上百次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尤为突出的事例是：几十年间，这位杰出的革新者、革命家和理论家所著的有关种族、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论著当中，无一不与基督教教义相符。”陆徵祥对蒋介石也予以相当的肯定，称蒋用三年的时间化解了孙中山去世后的双重危险，并带领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
“卖国贼”骂名的主要在《二十一条》。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迅速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强硬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这时的陆徵祥并没在外交部长的职位上，袁世凯将其召回国处理这件事。“尽管深知事件十分棘手，怎么办都将招致国民大众对我的误解和愤恨，但我认为牺牲自我，来接手这项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一场极其艰难、耗时费神的谈判，若非亲历，很难想象那需要怎样的智慧和韧性。在军事力量悬殊、军事抵御的时机还未来临的痛苦状况下，中方忍受刻骨铭心的屈辱，也尽了各种策略之力。“经过不懈的坚持，抱着坚忍的耐心，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即将结束时驳回了对方提出的六条苛刻要求。其中三条是：1、在我中央政府安插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顾问。2、操纵中国警察系统。3、在全国范围和各个阶层进行日化教育”。日本亡我之心实在由来已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签完此协议回国后便引咎辞职了，因为此“二十一条”非比当时那“二十一条”。5月14日，袁世凯密谕百官：“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中，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根据《外交档案》而写成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以翔实可据的外交文献资料分析指出，北洋政府筹办的和会外交并不能笼统称之为失败外交、卖国外交。那一期间，先后经历了袁世凯、段祺瑞和徐世昌几任总统，其间还发生过张勋复辟、革命党人在南方起义等多次国内政治危机，内部组成就暗藏矛盾的中国代表团还是在和会上坚定表达山东权益诉求，也让日本陷入被动。陆徵祥在这本书里写到自己的亲历所感：“北京政府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够谨慎的做法。政府的命令是签。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我觉得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该继续任人宰割，我不愿意再次签署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由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兀自决定拒绝签署。在拒签之后的夜里，又收到政府的命令：不签。“我无数次得到上天的指引，这一次更是如此，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尊严，我避免了被卷入当时政府摇摆不定的漩涡当中”。 尽管从巴黎和会回国，陆徵祥得到举国的欢迎。船在上海靠岸，和在每个火车站都有民众欢呼那位拒绝签约的大使。但在陆徵祥的心里，“来自国外的敌意，缺乏政府的支持，政府自身的缺乏革新，以及政府重建一个国家所需要的高瞻远瞩和坚忍协调举措的缺失等，这些都让我确信继续留在外交部，以此方式对国家和人民尽责，已没有任何意义”。1920年12月，陆徵祥决心已定，正式离开外交部，尔后接受了救助贫困部副部长一职。“我尽我所能的帮助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手中的资料确凿无疑地向我表明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乏善可陈，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竟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几个月后陆徵祥辞去该职，到瑞士任大使，他们在瑞士有个小别墅，宜于培德病重疗养。到1926年培德去世这段时间，陆徵祥尽心尽责地照顾着妻子，1927年陆徵祥进入本笃会的修道院成为修士。
五
培德去世，陆徵祥深感孤独。“妻子死后，我才认识到考验和痛苦的真谛：就是恩惠。在这些职位上同样要蒙受最严峻和永无休止的羞辱。我的公众职业生涯，伴随的是亲爱的祖国不断遭受最不公正、最屈辱的那段历史……对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事业及其肉体和精神上所受苦难的深思，便是支持我在五十六岁时又重新获得了一种全新生命的力量”。这力量让陆徵祥得着一般中国人少有的爱和超越：“我以自己的方式和从我祖国的角度思考福音书。在其光明的照耀下，我又重温了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和正在继续遭受的屈辱，中国的贫弱成为全球的笑柄。我也很平静的重温了多少外国人，包括那些道德观和见识都颇为令人质疑的外国人，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的羞辱。所有这些对我的祖国、我的同胞和我本人的羞辱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一丝痛苦。在上天荣光的照耀下，这些都成为我的生命、我的爱和我的重生的勇气的杠杆。”
从痛苦中的升华，心灵挚爱里的平安，让陆徵祥对宗教、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问题充满智者的慈祥，勇者的诚实：“不管每个人走的哪条道路，如果想要接近上帝，都必须从各自的视角和观点出发，更何况要帮助他人走上这条道路。至于我，则是从一个从政者的角度走进天主教。许先生为我作的规划是，探寻并发现存在于这个教派深层的力量，然后为我们的国家获取它。出于这一目的，我努力观察和用心体会基督教，遵循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法则：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这一预备性的体验和观察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希望它能让年轻的信徒在理论学习之余，更为深切地渴望与加深对世人的认识和理解。出于上帝对深沉的灵魂和弱小卑微心灵的理解。”
陆徵祥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若忽略甚至蔑视本国文明所根本的知识和文学，那么此人与野蛮人便相去不远了。他还富有洞见地指出，如果不了解一国最优秀的家庭，则完全看不清这个国家的真面目，故而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孔孟之道的家庭教育较为平衡，它避免操之过急，是一种现实的，基于对自然和人性的观察，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教育。这个权威逐渐上升至一切权威，直至我们的造物主——贬斥骄傲、褒扬谦卑的上帝。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首先完成国家使命，做当做的；要富有远见卓识，心明眼亮，力求看得更远；避免一切卑微的心思和意念，努力成为对他人有用之人；身居庙堂高位而不耽于逸乐，汲汲探求智慧之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和高超智慧！怎样不朽的人类灵魂的尊严！”
这是很多人未曾采取的一个维度——“儒家思想中有关人的精神道德的教义无比深刻和良善，其所蕴含的人文和永恒精神在基督教的启示录和教会的日常生活之中都得到了清晰明白的印证。而在基督教中发现的新的光明和精神力量，则可以用来解决儒学未能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先哲谦卑地止步于这些问题，采取尊重和保留的态度，因为他们明白上天的秘密绝非由人来决断，而应等待上帝的启示，等待造物主自己来揭示”。相较而言，我们对儒家是否指责太多，而又认识不足。或许正是我们的浅薄，未能体会到先哲的谦卑。陆徵祥说：“我是以儒家的思想去审视基督教的显著优势。我具备的儒家思想令我清楚看到天主教会的优势，这里蕴藏着宝藏。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一种决志奉献给上帝的仪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牺牲所代表的这一精神……全球教会所具有的这种兼具母性和社会性的细致关怀均是为了与一个宏伟构筑起来的精神组织靠拢，这个组织的构成既是神圣的，又是那么富有人性。直到今日，这个机构的拉丁和西方表象依然无法完全彻底地表现出它的深邃性和全球性。”
本笃会是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公元529年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创立，约在公元530年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圣本笃会规》。圣本笃的精神朴实无华，使人在清静中默观，透过祈祷、研读和工作，在灵修、智力和体力劳动之间居得平冲，并透过十二级谦逊不懈地革新自己。理解这个，才好理解陆徵祥所写下的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悟：“信念是上帝的馈赠，但是信念行为的前提条件是信道和身体力行。耶稣基督告诫弟子：你们要去求祂的国，祂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指出了一条通往人类崇高至上的巅峰之路，也就是儒学的千年理想：平天下。”
六
“古典汉语的语言和表述异常准确精妙。几千年来，古典汉语的深沉美感，她的活力和优雅便是这个远东国度保持平稳优越的巨大财富。本笃会修士的一个规划：保存好并深入了解中国的古老文化，用基督教来焕发它的青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修道士式的、传教徒的计划！在我生前或死后，上主将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中闪耀其荣光”。到此，陆徵祥完全脱去政治、外交，而成为热忱又忠诚的传道者。“我的转变是一种信念：上帝指引和召唤了我。我只需要做的就是服從上帝”。二战中，德军占领修道院，1942年3月之后，陆徵祥开始布道演讲。“我意识到上帝安排我布道，是在为我回到祖国，在同胞面前为基督作见证的那一天做准备。这便是我使命的线索：从一个简单的基督徒转变为一名修士，再成为神父，年届七旬之时，又从神父进入传道者的行列”。岁月炼净，上天开启，陆徵祥在这本书后记的部分话语，值得后世一读再读，并思之，贵之。谨摘录如下：
二战日本、德国，该怎样来解释这一切：点火者开始行动。人们都明白，都看在眼里，却都容忍着！那么当政者的任务是什么？难道不是“治理”吗……治理意识的萎缩属于精神和道义层面的问题，它可以直接导致真正的残酷，成为天祸。
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和隐忍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只有当一个政府懂得忘却自我，教育百姓，推行司法公正，人民才能获得重生。这需要全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联合起来。
但愿明天的当政者不再骄傲，“只顾自己吃草”，混淆道德和精神的法则，以至失去政府所需的远见和卓识。
（陆徵祥著、王眉译：《回忆与随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