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古代万里长城东部起点的山海关之外，是辽阔的东北平原和一望无际的白山黑水，这里曾是满族诞生之地，也曾是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崛起之地。
沈阳市就位于这片土地的中部，它是清王朝开国奠基的都城，以及清迁都北京之后的陪都。正是由于清朝于沈阳定都和崛起，才造就了沈阳城“天佑盛京”的美名，造就了沈阳在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地位。来到沈阳，最值得看的文化遗产，应该是清王朝留下的盛京(沈阳)故宫和福陵、昭陵，它们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沈阳故宫：除北京故宫之外国内仅存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
沈阳故宫在清初即称为“盛京皇宫”。它共有古代建筑114座、计500余间，建筑群区域占地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分为东、中、西三路建筑格局。其中东路、中路主要是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位大清开国皇帝亲手创建；中路内的东西所行宫、太庙等部分建筑和西路建筑，则是于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46年～1783年)陆续增建而成，所有建筑距今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东路建筑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一年后基本建成。它包括八角重檐的大政殿和大政殿以南左右两侧呈燕翅排列的十王亭。这里的建筑形式别具特色，大政殿和十座八旗亭建筑是仿照满、蒙军旅作战时的大帐而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商议军国政务的所在，反映了后金定都沈阳之时诸王共议国政的军事民主制政治特点。
中路建筑建于后金天聪年至清崇德二年(1627年～1637年)。它包括沈阳故宫的正门大清门、皇太极临朝执政之殿崇政殿、巍峨高耸的歇山重檐式建筑凤凰楼，以及四合院式后宫建筑清宁宫、关睢宫、衍庆宫、麟趾宫、永福宫等“台上五宫”。这里的建筑形式也具有清初特色，其中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午门”，它与清朝的国号“大清”相同，反映了该门的特殊重要性；崇政殿为沈阳故宫的金銮殿，清太宗皇太极排除最初共执国政的其他三大贝勒，于此实现了尊崇皇权、南面独坐的愿望，加快了清朝封建化进程；凤凰楼是沈阳故宫后宫区域的门户，它与后宫各宫室均建于4米高的方台之上，是当时盛京(沈阳)城内最高的建筑，皇太极率领后妃经常于此休息、读书、筵宴和款待王公大臣； “台上五宫”中的清宁宫，是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及举行萨满教祭祀的所在，其他四宫则是皇太极册封的四个妃子及其他后妃生活的宫室。
中路建筑两侧的东所、西所行宫，以及飞龙、翔凤阁，日华、霞绮楼，师善、协中斋，东、西七间楼，盛京太庙和西路的嘉荫堂、戏台、文溯阁、仰熙斋、九间殿等建筑，建于清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46年～1783年)。这里是乾隆、嘉庆、道光皇帝东巡盛京驻跸时接见蒙古藩王、朝鲜使臣和当地官员的临时行宫，也是其率皇太后、皇子和后妃驻跸盛京宫殿时进膳、休息、读书、赏戏的所在。这些建筑多仿建于北京故宫，具有游廊、斋阁等江南建筑特色，与清代早期简朴的建筑形式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清代中期以后，各代皇帝传旨将大量帝后御用之物、各类国宝珍玩从北京运送至此，并藏于这些新修建筑内。
沈阳故宫的皇家宫殿建筑群从后金时期开始营建，到清代中期全部完成，前后持续了150余年。建筑风格既有关外特点，又有关内特色和江南格调。总体上看，它融会了汉、满、蒙、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风格，形成了与北京故宫皇家建筑群迥然不同的建筑格局。
除了古代建筑之外，在沈阳故宫内，还庋藏着大量的明清历史与艺术珍品，这其中有许多藏品是世人难得一见的国宝，是承载清代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文物。
沈阳故宫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位大清开国皇帝亲手创建，至今仍藏有一定数量的后金至清初时的传世之物。由于开国征战和马上拚杀的需用，沈阳故宫留存的这一时期宫廷历史文物，多为皇帝个人使用的武装器械、狩猎装备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实用类物品，如“努尔哈赤龙虎将军剑”“皇太极御用腰刀”“皇太极御用牛角弓、御用哨箭”“皇太极御制鹿角椅”和传达皇帝谕旨、命令时所持的各类木制信牌，作为报警和传令使用的铁制“大金天命云板”等等。
相对于清朝中期那些华丽无比的宫廷艺术品而言，这一时期的传世藏品做工均较为粗糙和简陋，造型也较为古朴和原始，反映了后金至清初开国阶段国家草创、征战频繁，及当时各项宫廷制度仍未完备、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状况。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清军入关；同年十月，清朝将国都由盛京迁往北京。当时，盛京城按旧制被称为陪都，盛京皇宫从此成为陪都宫殿。
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皇帝玄烨以“寰宇一统，用告成功”之名，亲率王公贝勒大臣东巡盛京，开始远赴祖宗龙兴之地的拜谒、巡礼活动。首次创举后，他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698年)先后两次再赴盛京，一方面继续其祭祀祖陵、参拜旧宫活动，另一面加强对东北边疆的防御和布置。由于康熙帝率先垂范，其后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均按祖制举行东巡。其中乾隆帝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八年(1783年)四次东巡，嘉庆帝则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一年(1816年)两次东巡，道光帝于道光九年(1829年)一次东巡。清朝列帝十次东巡活动规模巨大，从此恢复了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及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尊贵地位。
清代康、乾、嘉、道四帝东巡盛京期间，除在永陵、福陵、昭陵举行祭祀行礼，在盛京宫殿召见当地官员和蒙古亲王贝勒、举行大型庆典和筵宴活动外，每位皇帝还亲率随行的后妃、皇子等人在盛京宫殿内小住。当时，京师内务府为保证帝后在盛京举行各项礼仪及日常膳食、起居等生活需要，曾奉旨向盛京宫内输运了大批帝后御用器物，从而极大充实和丰富了沈阳故宫各个宫殿的陈设与御用物品。这些物品主要有皇帝、后妃御用卤簿仪仗、宫廷乐器、宫中祭祀用具、宫内陈设、家具、餐饮具、文房用品和帝后、妃嫔等人的服饰、佩饰等等。现在，这些宫廷遗物已部分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收藏品。
清代中期，清帝国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宫廷中汇聚了普天之下众多奇珍异宝。为充实祖先旧宫之藏，京师内务府秉承皇帝旨意，先后多次向盛京宫殿运送宫中宝物。依据现有的清朝档案材料及存世实物看，当时向盛京皇宫送贮的皇帝御用器物有弓矢、甲胄、鞍辔、刀枪等物；乾隆朝，又将历朝传世的大量书画精品、古瓷器、青铜彝器、玉雕品等艺术品送往盛京，同时有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制造生产的瓷器、玉器、 珐琅器、织绣品、雕刻品和书画艺术品等宫廷宝物。这些不可胜数的宫中珍宝，除少量是实用的外，绝大多数是为宫中陈设及为后世收藏所造。嘉、道时期，这种输运宝物之举虽有所减少，但一直在延续着。
此外，由于清中期以后国家礼制越加严格，制作的国之礼器、重要典籍等更多，因此向盛京皇宫运送和贮藏的数量不断增加。如清爱新觉罗皇族宗谱《玉牒》、清历朝皇帝《实录》《圣训》和《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图》《汉文旧档》等特殊文献、清历朝皇帝“圣容”“行乐图”及十余方清初废弃不用的皇帝宝玺，以及清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穆宗载淳计三十二位历朝帝后的玉宝、玉册(谥宝、谥册)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随着盛京皇宫内文溯阁的建成，清朝将当时编抄的大型图书《四库全书》计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以及《古今图书集成》计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余册等陆续送往盛京收藏，文溯阁从此以收藏《四库全书》而扬名天下。
至清朝道光年间，盛京内务府奉命对盛京皇宫所藏各类藏品进行统计之时，盛京皇宫所贮皇家珍宝近十五万件套，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皇家宝库。
清末，国运衰微，盛京皇宫作为清朝奠基旧宫虽仍受统治者尊崇和保护，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卯”，由于沙俄入侵、日俄战争等原因，盛京皇宫里的国宝多有丢失。至1914年，北洋政府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 (乾清门以南，以三大殿为主)设立“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并议定将奉天(沈阳)故宫和热河(承德)行宫所藏清官书画、瓷器、青铜器、珐琅器、雕刻品和清代帝后御用物品悉数运往北京，以备陈列展览之用。
此后，除图书、档案和少部分藏品外，盛京皇宫的绝大多数珍贵宝藏被运往北京，归人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抗战前后又南迁辗转运往各地。现在分别收藏在北京、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中。1926年在沈阳故宫成立博物馆后，只以剩余的数百件文物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故宫馆藏文物得以充实，仅从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多次调入的清代文物即数以万计，加上博物馆自身的征集和各界人士的捐赠，使沈阳故宫的馆藏文物从解放初期的不足千件增加至现在的数万件，而且逐渐形成了以明清宫廷历史文物和艺术品为主的收藏特色。凭借丰富的文物藏品，沈阳故宫在院内古建筑中举办了清官史迹复原陈列、清代帝后生活文物特展、清代宫廷历史文物陈列和多种类型的专题展览。
福陵、昭陵：清王朝在关外的重要皇家陵寝
盛京(沈阳)福陵、昭陵与抚顺市新宾县的永陵合称为盛京三陵，又称为关外三陵。
福陵因位于沈阳市东郊，俗称为“东陵”。这里是清王朝缔造者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其皇后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园。
清太祖高皇帝(武皇帝)努尔哈赤死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年之后，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其继任者皇太极开始在沈阳城东建造福陵，当时称为“太祖陵”“先汗陵”。清崇德元年(1636年)，大清正式建国，定陵号为“福陵”。
福陵背倚天柱山，前临浑河，原占地2960丈，方圆20里。这里山水兼备，风光秀丽，自然天成，可谓山形迤逦，乔松郁葱，众山俯伏，百水回环，堪称安葬一代君王的上佳吉地。园内的建筑因山脉走势，而形成前低后高的格局，南北狭长，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南部为大红门区，中部是以“一百单八磴”著称的神道区，北部为宝城区。陵园周围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松，对福陵形成环抱之势。
除主陵之外，在陵寝西北部尚有寿康妃园寝，内葬有寿康太妃、安布福晋、绰奇德和母等人，均为清太祖之妃。在福陵北部有清太祖之子塔拜墓，在西部有清初开国功臣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人陪葬墓。这些墓葬构成了福陵总体的一部分。
盛京昭陵因位于沈阳市北部，俗称为“北陵”。这里是大清第一代皇帝清太宗皇太极与其皇后孝端文皇后博尔吉济特氏的陵园。
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死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同年，开始营建昭陵，至顺治八年(1651年)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又陆续有所增建和改建。
昭陵陵园后部为人工堆造的隆业山，前临玉带河，占地面积原来方圆约十五里。陵区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清碧绝尘。
昭陵陵园内的主要建筑也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大红门区、神道区、宝城区。由于这些建筑在清代中期仍有改建和增建，因而既保持有清初关外的建筑特色，更多则按中原王朝陵寝制度所建，故与关内明清皇陵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昭陵陵寝的西侧，还有一组建筑称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园寝，是安葬清太宗众妃的墓地。此外，在陵园东西两翼还陪葬有武勋王杨古里、贞臣敦达里、安达里等人墓。
盛京福陵和昭陵因为始建于清初，从陵园外观形势、陵内建筑格局上看都基本相同，均为陵前横水，陵后起山，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传统布局。两个陵内的建筑大体相似，陵区周围设有红、白、青三色界桩，界内立有下马碑、华表、石狮等，陵前皆建有石牌坊(方向不同)，正门为大红门，并由大红门形成环绕陵区的围墙风水墙，大红门内为神道，神道两侧为石马、石驼、石象、石麒麟等石象生，以北为神功圣德碑亭，再北为隆恩门和由其形成的方城，方城正中为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和配楼，隆恩殿后为石祭台和券门，券门顶部有大明楼，之后为月牙城，最后为宝城和埋葬帝后骨灰的宝顶。
民国年间，沈阳福陵和昭陵逐渐变成公园，供游人观览游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陵园内的古建筑加以保护和修复，使之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充分发挥其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使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展示与宣传。
沈阳市就位于这片土地的中部，它是清王朝开国奠基的都城，以及清迁都北京之后的陪都。正是由于清朝于沈阳定都和崛起，才造就了沈阳城“天佑盛京”的美名，造就了沈阳在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地位。来到沈阳，最值得看的文化遗产，应该是清王朝留下的盛京(沈阳)故宫和福陵、昭陵，它们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沈阳故宫：除北京故宫之外国内仅存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
沈阳故宫在清初即称为“盛京皇宫”。它共有古代建筑114座、计500余间，建筑群区域占地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分为东、中、西三路建筑格局。其中东路、中路主要是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位大清开国皇帝亲手创建；中路内的东西所行宫、太庙等部分建筑和西路建筑，则是于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46年～1783年)陆续增建而成，所有建筑距今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东路建筑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一年后基本建成。它包括八角重檐的大政殿和大政殿以南左右两侧呈燕翅排列的十王亭。这里的建筑形式别具特色，大政殿和十座八旗亭建筑是仿照满、蒙军旅作战时的大帐而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商议军国政务的所在，反映了后金定都沈阳之时诸王共议国政的军事民主制政治特点。
中路建筑建于后金天聪年至清崇德二年(1627年～1637年)。它包括沈阳故宫的正门大清门、皇太极临朝执政之殿崇政殿、巍峨高耸的歇山重檐式建筑凤凰楼，以及四合院式后宫建筑清宁宫、关睢宫、衍庆宫、麟趾宫、永福宫等“台上五宫”。这里的建筑形式也具有清初特色，其中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午门”，它与清朝的国号“大清”相同，反映了该门的特殊重要性；崇政殿为沈阳故宫的金銮殿，清太宗皇太极排除最初共执国政的其他三大贝勒，于此实现了尊崇皇权、南面独坐的愿望，加快了清朝封建化进程；凤凰楼是沈阳故宫后宫区域的门户，它与后宫各宫室均建于4米高的方台之上，是当时盛京(沈阳)城内最高的建筑，皇太极率领后妃经常于此休息、读书、筵宴和款待王公大臣； “台上五宫”中的清宁宫，是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及举行萨满教祭祀的所在，其他四宫则是皇太极册封的四个妃子及其他后妃生活的宫室。
中路建筑两侧的东所、西所行宫，以及飞龙、翔凤阁，日华、霞绮楼，师善、协中斋，东、西七间楼，盛京太庙和西路的嘉荫堂、戏台、文溯阁、仰熙斋、九间殿等建筑，建于清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46年～1783年)。这里是乾隆、嘉庆、道光皇帝东巡盛京驻跸时接见蒙古藩王、朝鲜使臣和当地官员的临时行宫，也是其率皇太后、皇子和后妃驻跸盛京宫殿时进膳、休息、读书、赏戏的所在。这些建筑多仿建于北京故宫，具有游廊、斋阁等江南建筑特色，与清代早期简朴的建筑形式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清代中期以后，各代皇帝传旨将大量帝后御用之物、各类国宝珍玩从北京运送至此，并藏于这些新修建筑内。
沈阳故宫的皇家宫殿建筑群从后金时期开始营建，到清代中期全部完成，前后持续了150余年。建筑风格既有关外特点，又有关内特色和江南格调。总体上看，它融会了汉、满、蒙、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风格，形成了与北京故宫皇家建筑群迥然不同的建筑格局。
除了古代建筑之外，在沈阳故宫内，还庋藏着大量的明清历史与艺术珍品，这其中有许多藏品是世人难得一见的国宝，是承载清代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文物。
沈阳故宫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位大清开国皇帝亲手创建，至今仍藏有一定数量的后金至清初时的传世之物。由于开国征战和马上拚杀的需用，沈阳故宫留存的这一时期宫廷历史文物，多为皇帝个人使用的武装器械、狩猎装备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实用类物品，如“努尔哈赤龙虎将军剑”“皇太极御用腰刀”“皇太极御用牛角弓、御用哨箭”“皇太极御制鹿角椅”和传达皇帝谕旨、命令时所持的各类木制信牌，作为报警和传令使用的铁制“大金天命云板”等等。
相对于清朝中期那些华丽无比的宫廷艺术品而言，这一时期的传世藏品做工均较为粗糙和简陋，造型也较为古朴和原始，反映了后金至清初开国阶段国家草创、征战频繁，及当时各项宫廷制度仍未完备、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状况。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清军入关；同年十月，清朝将国都由盛京迁往北京。当时，盛京城按旧制被称为陪都，盛京皇宫从此成为陪都宫殿。
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皇帝玄烨以“寰宇一统，用告成功”之名，亲率王公贝勒大臣东巡盛京，开始远赴祖宗龙兴之地的拜谒、巡礼活动。首次创举后，他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698年)先后两次再赴盛京，一方面继续其祭祀祖陵、参拜旧宫活动，另一面加强对东北边疆的防御和布置。由于康熙帝率先垂范，其后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均按祖制举行东巡。其中乾隆帝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八年(1783年)四次东巡，嘉庆帝则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一年(1816年)两次东巡，道光帝于道光九年(1829年)一次东巡。清朝列帝十次东巡活动规模巨大，从此恢复了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及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尊贵地位。
清代康、乾、嘉、道四帝东巡盛京期间，除在永陵、福陵、昭陵举行祭祀行礼，在盛京宫殿召见当地官员和蒙古亲王贝勒、举行大型庆典和筵宴活动外，每位皇帝还亲率随行的后妃、皇子等人在盛京宫殿内小住。当时，京师内务府为保证帝后在盛京举行各项礼仪及日常膳食、起居等生活需要，曾奉旨向盛京宫内输运了大批帝后御用器物，从而极大充实和丰富了沈阳故宫各个宫殿的陈设与御用物品。这些物品主要有皇帝、后妃御用卤簿仪仗、宫廷乐器、宫中祭祀用具、宫内陈设、家具、餐饮具、文房用品和帝后、妃嫔等人的服饰、佩饰等等。现在，这些宫廷遗物已部分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收藏品。
清代中期，清帝国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宫廷中汇聚了普天之下众多奇珍异宝。为充实祖先旧宫之藏，京师内务府秉承皇帝旨意，先后多次向盛京宫殿运送宫中宝物。依据现有的清朝档案材料及存世实物看，当时向盛京皇宫送贮的皇帝御用器物有弓矢、甲胄、鞍辔、刀枪等物；乾隆朝，又将历朝传世的大量书画精品、古瓷器、青铜彝器、玉雕品等艺术品送往盛京，同时有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制造生产的瓷器、玉器、 珐琅器、织绣品、雕刻品和书画艺术品等宫廷宝物。这些不可胜数的宫中珍宝，除少量是实用的外，绝大多数是为宫中陈设及为后世收藏所造。嘉、道时期，这种输运宝物之举虽有所减少，但一直在延续着。
此外，由于清中期以后国家礼制越加严格，制作的国之礼器、重要典籍等更多，因此向盛京皇宫运送和贮藏的数量不断增加。如清爱新觉罗皇族宗谱《玉牒》、清历朝皇帝《实录》《圣训》和《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图》《汉文旧档》等特殊文献、清历朝皇帝“圣容”“行乐图”及十余方清初废弃不用的皇帝宝玺，以及清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穆宗载淳计三十二位历朝帝后的玉宝、玉册(谥宝、谥册)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随着盛京皇宫内文溯阁的建成，清朝将当时编抄的大型图书《四库全书》计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以及《古今图书集成》计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余册等陆续送往盛京收藏，文溯阁从此以收藏《四库全书》而扬名天下。
至清朝道光年间，盛京内务府奉命对盛京皇宫所藏各类藏品进行统计之时，盛京皇宫所贮皇家珍宝近十五万件套，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皇家宝库。
清末，国运衰微，盛京皇宫作为清朝奠基旧宫虽仍受统治者尊崇和保护，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卯”，由于沙俄入侵、日俄战争等原因，盛京皇宫里的国宝多有丢失。至1914年，北洋政府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 (乾清门以南，以三大殿为主)设立“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并议定将奉天(沈阳)故宫和热河(承德)行宫所藏清官书画、瓷器、青铜器、珐琅器、雕刻品和清代帝后御用物品悉数运往北京，以备陈列展览之用。
此后，除图书、档案和少部分藏品外，盛京皇宫的绝大多数珍贵宝藏被运往北京，归人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抗战前后又南迁辗转运往各地。现在分别收藏在北京、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中。1926年在沈阳故宫成立博物馆后，只以剩余的数百件文物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故宫馆藏文物得以充实，仅从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多次调入的清代文物即数以万计，加上博物馆自身的征集和各界人士的捐赠，使沈阳故宫的馆藏文物从解放初期的不足千件增加至现在的数万件，而且逐渐形成了以明清宫廷历史文物和艺术品为主的收藏特色。凭借丰富的文物藏品，沈阳故宫在院内古建筑中举办了清官史迹复原陈列、清代帝后生活文物特展、清代宫廷历史文物陈列和多种类型的专题展览。
福陵、昭陵：清王朝在关外的重要皇家陵寝
盛京(沈阳)福陵、昭陵与抚顺市新宾县的永陵合称为盛京三陵，又称为关外三陵。
福陵因位于沈阳市东郊，俗称为“东陵”。这里是清王朝缔造者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其皇后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园。
清太祖高皇帝(武皇帝)努尔哈赤死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年之后，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其继任者皇太极开始在沈阳城东建造福陵，当时称为“太祖陵”“先汗陵”。清崇德元年(1636年)，大清正式建国，定陵号为“福陵”。
福陵背倚天柱山，前临浑河，原占地2960丈，方圆20里。这里山水兼备，风光秀丽，自然天成，可谓山形迤逦，乔松郁葱，众山俯伏，百水回环，堪称安葬一代君王的上佳吉地。园内的建筑因山脉走势，而形成前低后高的格局，南北狭长，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南部为大红门区，中部是以“一百单八磴”著称的神道区，北部为宝城区。陵园周围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松，对福陵形成环抱之势。
除主陵之外，在陵寝西北部尚有寿康妃园寝，内葬有寿康太妃、安布福晋、绰奇德和母等人，均为清太祖之妃。在福陵北部有清太祖之子塔拜墓，在西部有清初开国功臣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人陪葬墓。这些墓葬构成了福陵总体的一部分。
盛京昭陵因位于沈阳市北部，俗称为“北陵”。这里是大清第一代皇帝清太宗皇太极与其皇后孝端文皇后博尔吉济特氏的陵园。
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死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同年，开始营建昭陵，至顺治八年(1651年)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又陆续有所增建和改建。
昭陵陵园后部为人工堆造的隆业山，前临玉带河，占地面积原来方圆约十五里。陵区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清碧绝尘。
昭陵陵园内的主要建筑也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大红门区、神道区、宝城区。由于这些建筑在清代中期仍有改建和增建，因而既保持有清初关外的建筑特色，更多则按中原王朝陵寝制度所建，故与关内明清皇陵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昭陵陵寝的西侧，还有一组建筑称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园寝，是安葬清太宗众妃的墓地。此外，在陵园东西两翼还陪葬有武勋王杨古里、贞臣敦达里、安达里等人墓。
盛京福陵和昭陵因为始建于清初，从陵园外观形势、陵内建筑格局上看都基本相同，均为陵前横水，陵后起山，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传统布局。两个陵内的建筑大体相似，陵区周围设有红、白、青三色界桩，界内立有下马碑、华表、石狮等，陵前皆建有石牌坊(方向不同)，正门为大红门，并由大红门形成环绕陵区的围墙风水墙，大红门内为神道，神道两侧为石马、石驼、石象、石麒麟等石象生，以北为神功圣德碑亭，再北为隆恩门和由其形成的方城，方城正中为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和配楼，隆恩殿后为石祭台和券门，券门顶部有大明楼，之后为月牙城，最后为宝城和埋葬帝后骨灰的宝顶。
民国年间，沈阳福陵和昭陵逐渐变成公园，供游人观览游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陵园内的古建筑加以保护和修复，使之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充分发挥其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使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展示与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