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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1CoM)第九次大会在法国城市格林诺布举行期间，法国人乔治·亨利·里维埃(Geo rges Henri Riviere)和于格·戴瓦兰(Huguesde Varine)提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名词“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此后的40年中，生态博物馆一直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很多关注，不少国家按照里维埃提出的基本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生态博物馆相关实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代，各国以生态博物馆名称注册的博物馆在300座以上，其中西欧和南欧70余座(主要集中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北欧50余座(主要集中在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90余座(主要集中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北美洲20余座(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生态博物馆在南非，马里和尼日尔等非洲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国际上对生态博物馆哲学基础和实现方式的讨论也从未间断，以致一批全力倡导生态博物馆新理念的博物馆学家还从国际博协中最重要的博物馆理论研究专门委员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中独立出来，于1985年创建了另一个国际博协的附属组织“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MINOM—ICOMInte rnationaI Movement for a New Museology)。可见，生态博物馆成为目前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博物馆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博物馆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博物馆进行了许多研究且成果颇丰。通过这些研究人们不难发现，以社区为核心和开放性是生态博物馆最重要的特征。
推崇以社区为中心和全方位开放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
生态博物馆中的“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iokos”，本意是指“居住地”，可引申为人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适应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全部内容。可见，将“生态”前缀于博物馆，既不是指经济(economy)，也不是泛指生态学(ecology)，而是指社会生态环境均衡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概念。在生态博物馆理念中，人民(通常指当地居民)不应当与他们的遗产割裂开，而应该在自己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是生态博物馆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与传统(或经典)博物馆相比较，生态博物馆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以下区别。
首先，传统博物馆往往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里，造成这些遗产经常因此远离了它的所有者及其原生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则希望文化遗产能在其原生地及其原生环境中，即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原状并联系地得到保护。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开放的社区的范围也就等同于博物馆的范围。
第二，传统博物馆中的藏品通常是由特定专业学科科学界定的、从文化遗产整体中抽绎出来的一部分物质性遗存；而生态博物馆则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当地遗产(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以及该社区中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讲，当地的自然风貌、建筑物、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所有内容都被生态博物馆赋予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传统博物馆是基于某个或某几个专门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等)构建的，并以一批与本学科相关的专家学者为主导运行和管理；而生态博物馆则强调以多学科的观点对遗产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当地居民在本地遗产的保护、诠释和传承以及生态博物馆的运行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传统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来到博物馆的观众群体，帮助观众探索知识、开展教育和提供休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而生态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则兼顾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需求，它当然服务于出于文化体验目的而到来的访问者，但更为当地文化特性保存、维护和传承服务，以增进对自身文化的了解，提高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当地民众在文化认同过程中提升创造潜能。
所以，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中包含着社区范围、(文化和自然)遗产、当地民众、公众记忆、公众教育、参与、生态环境和文化特性这些极富开放性特征的关键词。
推行开放性和平民化的管理，是各国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实践探索
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性理念为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理论框架，而在实践中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则是千姿百态的，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运行模式，这再次反映了生态博物馆所具有的开放特征。尽管如此，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仍具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途径和方法。
(一)跨越特定建筑的围墙，实现博物馆在空间向度上的开放
生态博物馆最早实现的开放是建筑开放，它让博物馆从特定的博物馆建筑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最初的生态博物馆在形式上受到了世界上第一批露天博物馆，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露天博物馆的启发，但对露天博物馆进行本质上的改造。原来露天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不再被移到人工营造的空间，而是将这些地方保留或恢复成过去的样子。这些新类型的博物馆不仅要提供文化体验和展示建筑式样，而且致力于人类及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面教育。它的首次实践是1971年开始组建的“法国地方天然公园”，由当地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项目派生出来。它是里维埃的第一次生态博物馆实践，也是博物馆把社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统一起来的第一次尝试，目的在于诠释当地的生态与文化特色。
(二)打破单纯反映过去的定式，促进博物馆在时间向度上的开放
生态博物馆把保护和诠释当地文化传统作为最重要的使命。文化传统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抽象的概念，而是始终处于发展、演化中的动态的文化存在。生态博物馆保存文化传统的目的也是使该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更美好的今天和未来。所以生态博物馆在实践中努力摒弃将文化遗产凝固在某一特定时态这种传统博物馆惯常采用的做法，进而促进博物馆在时间向度开放。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不仅代表过去，也反映今天并帮助人们展望未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生态博物馆，六个相关社区在当地居民的直接参与下，对该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目标达成以下共识：融合共建反映“丰富的自然”、“先人的历史”和“光辉的大地”的区域生态博物馆；通过生态博物馆营造出本区域综合性的学习园地，通过生态博物馆，将与火山共生的传统继承下去；通过生态博物馆，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实现地区振兴；通过生态博物馆，推进社区之间的新合作；通过生态博物馆，推动新产业的建立以及旅游业的振兴(2004年伊达市、丰浦町、虻田町、洞爷村、大泷村、壮町六社区签署的《洞爷湖地区生态博物馆共同宣言》)。在这里生态博 物馆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三)拓展传统的馆藏文物慨念，尝试博物馆向联系的和整体性的遗产开放
就所有类型的博物馆而言，对遗产信息的选择和筛选都在所难免。但生态博物馆则努力避免以解构的方式对完整的、处于联系中的遗产简单地抽绎。具体做法是通过“社区公共记忆”工程，选择、采集、保存、诠释和利用那些相互联系又相对完整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在结构和运作层面上，生态博物馆的“公共记忆”通常拥有两个并存的载体。其一，是一个(或数个)类似于资料信息中心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二，是保留或恢复若干处于原状的遗产地点(或称之为“观察站”)。资料信息中心的功能包括：社区“公众记忆”的信息库、外来参观者的活动中心、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社区文化活动与社区服务场所；原状遗产保护点(或“观察站”)则在保留其原有的实用功能的同时向参观者和当地民众开放，并由当地居民在此进行文化项目的演示。
在法国的沃德贝维埃生态博物馆，当地居民已开展了数年的社区文化记忆工程。这些资料除在资料信息中心馆悉心储存外，还用于当地居民在该资料中心举办各种专题展览，甚至连当地的儿童也参与到展览的制作中。又如法国博莱塞生态博物馆，除博莱塞城堡作为一个“管理中心”和“社区记忆库”外，在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分布着9个“观察点”，包括谷物和面包房、木材和森林屋、博莱塞的农业、报社和印刷车间、制椅作坊、葡萄园和酿造车间、水车以及砖瓦厂等。当地人会教你体验过去到今天本地面包的制作过程，富有经验的农民也会向你介绍从古到今本地各种农具使用方法。在当地报社旧址，小小的编辑部刚刚将当天的报纸编辑完毕，老式印刷机很快将仅有几百份发行量的报纸印刷出来，当地居民和外来访问者在那从纸张到印刷技术都透着拙朴的报纸上可以读到社区的最新消息。而在古老的水车房，推动了水车的湖水同时养殖着主人款待外来宾客的新鲜水产。
(四)改变单－学科和精英化的偏好，推动博物馆向多学科和所有的人开放
在实践中，生态博物馆强调系统和联系的观点对分析和诠释当地遗产的指导作用，通过对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和技术的综合借鉴，取代传统博物馆那种基于某个特定学科以“线性”的方法对遗产所进行的解释和展示。在这里，多种方法之间相互结合和补充，使生态博物馆中的事物得以更全面的理解，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本身，还包括这些现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联系以及它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这种“交互性的”汇集和组织信息的观点和做法，力图改变传统博物馆中由单一学科绝对主导的格局。另外值得注意是，生态博物馆之所以在1970年代诞生于欧洲，除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外，还有来自博物馆业界的内在动因。当时尽管博物馆抱有许多良好的愿望，但却很难获得它们本应当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多年来博物馆所形成的精英化偏好已经饱受指责，人们希望博物馆走下高贵的象牙宝塔，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中心。在现实中，生态博物馆向多学科的开放，还带来了博物馆机构的开放，在这里大师和工匠、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尊重彼此的专业特长，最大限度地相互帮助，共同解决博物馆在研究和传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植根于社区的多学科、平民化的运营管理是国际生态博物馆实践的重要内容。
在于格·戴瓦兰的支持下，1971至1974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克勒索蒙特索煤矿社区建立，因为当时这个新组成的社区正在进行一项“人类和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该项目邀请社区居民直接参加了计划、管理和评估的全过程，并在国际上首次使用生态博物馆的名称。克勒索蒙特索社区生态博物馆崇尚的就是一种社区自我发展的哲学。它为社区而建，由社区所建，并由社区自主管理。它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官方机构和当地团体，而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社区。
客观而言，40年来国际生态博物馆基本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不断的实践探索为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因为其目标在社区中构建一个公共教育和文化传承系统、一个内外兼顾的社会发展服务系统、一个文化动态记录和保存系统和一个文化自主诠释和民主管理系统。这些努力确实为平衡博物馆的内向型和外向型两大特征、封闭型和开放型两大系统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特别是在促使博物馆站在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社区的立场上，去反思其社会使命、业务功能、职业伦理以及运行方法，给人颇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这些努力还对主流(或传统)博物馆(尤其是大中型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功能，在思想和技术上与那些新型的、以社区为核心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生态博物馆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博物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必须承认，各国的生态博物馆虽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共同的事实是，它们绝非完美到无懈可击。无论是在社区中建立乌托邦的幻想，还是将传统博物馆的方法生硬照搬到生态博物馆惯性，甚至机会主义地利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都引起了业界内外的关注甚至质疑。产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是关于生态博物馆开放性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诸如，在动态的人、动态的社区和动态的文化语境下，生态博物馆能否做到完全的开放，可以开放到哪种程度，具体操作的途径与方法是什么等等。但无论如何，1985年法国《世界报》为纪念国际生态博物馆创导者里维埃的逝世而写下的一段文字应当是客观公允的： “他是最早完全认识到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复杂性、这一概念可能的延伸、这一概念的分支的人之一，而这这种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迄今为止仍然被我们的时代所忽略。”我们今天反思回顾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的发展历程亦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代，各国以生态博物馆名称注册的博物馆在300座以上，其中西欧和南欧70余座(主要集中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北欧50余座(主要集中在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90余座(主要集中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北美洲20余座(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生态博物馆在南非，马里和尼日尔等非洲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国际上对生态博物馆哲学基础和实现方式的讨论也从未间断，以致一批全力倡导生态博物馆新理念的博物馆学家还从国际博协中最重要的博物馆理论研究专门委员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中独立出来，于1985年创建了另一个国际博协的附属组织“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MINOM—ICOMInte rnationaI Movement for a New Museology)。可见，生态博物馆成为目前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博物馆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博物馆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博物馆进行了许多研究且成果颇丰。通过这些研究人们不难发现，以社区为核心和开放性是生态博物馆最重要的特征。
推崇以社区为中心和全方位开放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
生态博物馆中的“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iokos”，本意是指“居住地”，可引申为人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适应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全部内容。可见，将“生态”前缀于博物馆，既不是指经济(economy)，也不是泛指生态学(ecology)，而是指社会生态环境均衡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概念。在生态博物馆理念中，人民(通常指当地居民)不应当与他们的遗产割裂开，而应该在自己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是生态博物馆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与传统(或经典)博物馆相比较，生态博物馆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以下区别。
首先，传统博物馆往往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里，造成这些遗产经常因此远离了它的所有者及其原生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则希望文化遗产能在其原生地及其原生环境中，即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原状并联系地得到保护。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开放的社区的范围也就等同于博物馆的范围。
第二，传统博物馆中的藏品通常是由特定专业学科科学界定的、从文化遗产整体中抽绎出来的一部分物质性遗存；而生态博物馆则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当地遗产(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以及该社区中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讲，当地的自然风貌、建筑物、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所有内容都被生态博物馆赋予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传统博物馆是基于某个或某几个专门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等)构建的，并以一批与本学科相关的专家学者为主导运行和管理；而生态博物馆则强调以多学科的观点对遗产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当地居民在本地遗产的保护、诠释和传承以及生态博物馆的运行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传统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来到博物馆的观众群体，帮助观众探索知识、开展教育和提供休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而生态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则兼顾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需求，它当然服务于出于文化体验目的而到来的访问者，但更为当地文化特性保存、维护和传承服务，以增进对自身文化的了解，提高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当地民众在文化认同过程中提升创造潜能。
所以，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中包含着社区范围、(文化和自然)遗产、当地民众、公众记忆、公众教育、参与、生态环境和文化特性这些极富开放性特征的关键词。
推行开放性和平民化的管理，是各国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实践探索
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性理念为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理论框架，而在实践中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则是千姿百态的，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运行模式，这再次反映了生态博物馆所具有的开放特征。尽管如此，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仍具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途径和方法。
(一)跨越特定建筑的围墙，实现博物馆在空间向度上的开放
生态博物馆最早实现的开放是建筑开放，它让博物馆从特定的博物馆建筑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最初的生态博物馆在形式上受到了世界上第一批露天博物馆，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露天博物馆的启发，但对露天博物馆进行本质上的改造。原来露天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不再被移到人工营造的空间，而是将这些地方保留或恢复成过去的样子。这些新类型的博物馆不仅要提供文化体验和展示建筑式样，而且致力于人类及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面教育。它的首次实践是1971年开始组建的“法国地方天然公园”，由当地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项目派生出来。它是里维埃的第一次生态博物馆实践，也是博物馆把社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统一起来的第一次尝试，目的在于诠释当地的生态与文化特色。
(二)打破单纯反映过去的定式，促进博物馆在时间向度上的开放
生态博物馆把保护和诠释当地文化传统作为最重要的使命。文化传统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抽象的概念，而是始终处于发展、演化中的动态的文化存在。生态博物馆保存文化传统的目的也是使该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更美好的今天和未来。所以生态博物馆在实践中努力摒弃将文化遗产凝固在某一特定时态这种传统博物馆惯常采用的做法，进而促进博物馆在时间向度开放。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不仅代表过去，也反映今天并帮助人们展望未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生态博物馆，六个相关社区在当地居民的直接参与下，对该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目标达成以下共识：融合共建反映“丰富的自然”、“先人的历史”和“光辉的大地”的区域生态博物馆；通过生态博物馆营造出本区域综合性的学习园地，通过生态博物馆，将与火山共生的传统继承下去；通过生态博物馆，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实现地区振兴；通过生态博物馆，推进社区之间的新合作；通过生态博物馆，推动新产业的建立以及旅游业的振兴(2004年伊达市、丰浦町、虻田町、洞爷村、大泷村、壮町六社区签署的《洞爷湖地区生态博物馆共同宣言》)。在这里生态博 物馆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三)拓展传统的馆藏文物慨念，尝试博物馆向联系的和整体性的遗产开放
就所有类型的博物馆而言，对遗产信息的选择和筛选都在所难免。但生态博物馆则努力避免以解构的方式对完整的、处于联系中的遗产简单地抽绎。具体做法是通过“社区公共记忆”工程，选择、采集、保存、诠释和利用那些相互联系又相对完整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在结构和运作层面上，生态博物馆的“公共记忆”通常拥有两个并存的载体。其一，是一个(或数个)类似于资料信息中心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二，是保留或恢复若干处于原状的遗产地点(或称之为“观察站”)。资料信息中心的功能包括：社区“公众记忆”的信息库、外来参观者的活动中心、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社区文化活动与社区服务场所；原状遗产保护点(或“观察站”)则在保留其原有的实用功能的同时向参观者和当地民众开放，并由当地居民在此进行文化项目的演示。
在法国的沃德贝维埃生态博物馆，当地居民已开展了数年的社区文化记忆工程。这些资料除在资料信息中心馆悉心储存外，还用于当地居民在该资料中心举办各种专题展览，甚至连当地的儿童也参与到展览的制作中。又如法国博莱塞生态博物馆，除博莱塞城堡作为一个“管理中心”和“社区记忆库”外，在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分布着9个“观察点”，包括谷物和面包房、木材和森林屋、博莱塞的农业、报社和印刷车间、制椅作坊、葡萄园和酿造车间、水车以及砖瓦厂等。当地人会教你体验过去到今天本地面包的制作过程，富有经验的农民也会向你介绍从古到今本地各种农具使用方法。在当地报社旧址，小小的编辑部刚刚将当天的报纸编辑完毕，老式印刷机很快将仅有几百份发行量的报纸印刷出来，当地居民和外来访问者在那从纸张到印刷技术都透着拙朴的报纸上可以读到社区的最新消息。而在古老的水车房，推动了水车的湖水同时养殖着主人款待外来宾客的新鲜水产。
(四)改变单－学科和精英化的偏好，推动博物馆向多学科和所有的人开放
在实践中，生态博物馆强调系统和联系的观点对分析和诠释当地遗产的指导作用，通过对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和技术的综合借鉴，取代传统博物馆那种基于某个特定学科以“线性”的方法对遗产所进行的解释和展示。在这里，多种方法之间相互结合和补充，使生态博物馆中的事物得以更全面的理解，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本身，还包括这些现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联系以及它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这种“交互性的”汇集和组织信息的观点和做法，力图改变传统博物馆中由单一学科绝对主导的格局。另外值得注意是，生态博物馆之所以在1970年代诞生于欧洲，除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外，还有来自博物馆业界的内在动因。当时尽管博物馆抱有许多良好的愿望，但却很难获得它们本应当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多年来博物馆所形成的精英化偏好已经饱受指责，人们希望博物馆走下高贵的象牙宝塔，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中心。在现实中，生态博物馆向多学科的开放，还带来了博物馆机构的开放，在这里大师和工匠、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尊重彼此的专业特长，最大限度地相互帮助，共同解决博物馆在研究和传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植根于社区的多学科、平民化的运营管理是国际生态博物馆实践的重要内容。
在于格·戴瓦兰的支持下，1971至1974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克勒索蒙特索煤矿社区建立，因为当时这个新组成的社区正在进行一项“人类和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该项目邀请社区居民直接参加了计划、管理和评估的全过程，并在国际上首次使用生态博物馆的名称。克勒索蒙特索社区生态博物馆崇尚的就是一种社区自我发展的哲学。它为社区而建，由社区所建，并由社区自主管理。它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官方机构和当地团体，而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社区。
客观而言，40年来国际生态博物馆基本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不断的实践探索为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因为其目标在社区中构建一个公共教育和文化传承系统、一个内外兼顾的社会发展服务系统、一个文化动态记录和保存系统和一个文化自主诠释和民主管理系统。这些努力确实为平衡博物馆的内向型和外向型两大特征、封闭型和开放型两大系统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特别是在促使博物馆站在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社区的立场上，去反思其社会使命、业务功能、职业伦理以及运行方法，给人颇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这些努力还对主流(或传统)博物馆(尤其是大中型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功能，在思想和技术上与那些新型的、以社区为核心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生态博物馆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博物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必须承认，各国的生态博物馆虽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共同的事实是，它们绝非完美到无懈可击。无论是在社区中建立乌托邦的幻想，还是将传统博物馆的方法生硬照搬到生态博物馆惯性，甚至机会主义地利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都引起了业界内外的关注甚至质疑。产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是关于生态博物馆开放性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诸如，在动态的人、动态的社区和动态的文化语境下，生态博物馆能否做到完全的开放，可以开放到哪种程度，具体操作的途径与方法是什么等等。但无论如何，1985年法国《世界报》为纪念国际生态博物馆创导者里维埃的逝世而写下的一段文字应当是客观公允的： “他是最早完全认识到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复杂性、这一概念可能的延伸、这一概念的分支的人之一，而这这种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迄今为止仍然被我们的时代所忽略。”我们今天反思回顾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的发展历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