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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西夏文献有助于古代丝绸之路研究
西夏地处辽（后来是金）、宋、吐蕃、回鹘之间，控制河西走廊长达191年，这对10-13世纪的西北陆上丝路贸易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史籍的缺载，一度误以为西夏的存在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传统丝路在西夏境内断绝。庆幸的是，自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后，西夏文献不断出土，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丝毫不逊于敦煌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宋代丝绸之路的认识。
宋夏对立时期中西交通的总体状况到底如何？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丝绸之路衰落，中西交通以海路为主。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西北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西夏文献中有反映西夏与“大食”和西州友好、贸易关系的法律条文。《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不得给予罚罪，故已给价数当还给”，本句原译为“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新译文更能反映西夏与“大食”、西州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学界误把这里的“大食”当作阿拉伯帝国，认为西夏与阿拉伯帝国有商贸往来，夸大了西夏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在纠正以往“西夏阻断丝绸之路”错误认识的同时，矫枉过正，又走向问题的另一端。
这里的“大食”与阿拉伯国家无关，系指喀喇汗王朝。《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牒案：汉、契丹、西番、西州、大食等中使……写转传牒诏消息。”文中的“汉”或指金朝，“契丹”或指西辽。从该条款字面上看，西夏仁孝时期与当时西北诸族政权如金、西辽、西州、大食、吐蕃均有外交往来，却惟独没有提及喀喇汗王朝，原来这里的“大食”就是喀喇汗王朝。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大食”一词的泛化有关。中国史籍之大食，最初指阿拉伯人及其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越来越宽泛，到了两宋时期，不仅波斯人被称作大食，而且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可以被称作大食，而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大食一词自西向东扩延，指称范围的最东端就是喀喇汗王朝。而西夏僻在西北一隅，以其国力物力，断不能远与阿拉伯国家“写转传牒诏”，有公文、使节往来。因此，《天盛律令》中的“大食”只能指称喀喇汗王朝。对这个问题的澄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两宋时期中西交通总体状况：受西北民族政权分立的制约，加上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路兴起，阿拉伯帝国的使臣和商人不愿走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纷纷取海道入贡于宋，宋朝转移中西交通的方向，由陆、海路并重而变为以海路为主。
不可否认，西夏在10-13世纪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西夏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大做转手贸易。许多产品经西夏中转后，或东进辽、北宋、金，或西入西域、中亚。茶叶和丝绸是西夏向西中转的重要商品。西夏从西方购买、转手卖给东方的产品种类繁多，基本可以认定的计有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麝香、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西夏文献中汉文本《杂字》、西夏文本《天盛律令》《文海》等都有关于来自西方产品的记载。西夏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如大批精通汉、藏、西夏语，并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回鹘、吐蕃僧人深入西夏，在带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同时，又把大批汉藏佛经译成西夏文。以贤觉帝师为代表的西夏藏传佛教高僧，对其后元代藏传佛教以西夏故地为跳板向内地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之，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两宋时期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丝绸之路的实态，商品种类、商贸情形以及传播的文化内容，堪称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座宝库。充分发掘它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科研价值，可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
出土西夏文献是沟通西夏学与藏学的桥梁
西夏王朝前期流行汉传佛教，中期开始汉藏并行。自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终西夏一朝，译经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除了完成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外，还翻译了不少藏传佛教典籍。西夏后期在法会上诵经同时使用藏文、西夏文、汉文，藏文经典被排在首位。在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仅关于藏传佛教“大手印”法修法的经典就有20多种，他们与元明时期汇集的《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汉文本同源。而且当年西夏人翻译所据的藏文原本有些已经亡佚，通过存世西夏文文献，不仅可以考知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传情况，还可以部分还原西藏本土各个宗派所传教法， 从而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
党项族原居住在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广袤的草原和山地间，与吐蕃壤地相接，二者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关系十分密切。西夏语作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虽然失传了，但不少词在藏语里至今还保存着。以“兀擦”为例，宋人胡寅在《原乱赋》中指责宋徽宗擅起边衅时说：“又憺威于西戎兮，拔将军于利口。俄斩将而军没兮，终兀擦于羌丑。”其中“兀擦”一词无解。检苏轼《仇池笔记》：“舜民云：官军围灵州不下，粮尽而返。西人城上问官军：‘汉人兀?否？’答曰：‘兀?。’城上皆笑。兀?者，惭愧也。”这里的“兀?”，乃“兀擦”之形讹。藏语恰好有一个与之音义相当的同源词。“惭愧”一词藏文作ngo tsha，汉译正可作“兀擦”，其中ngo是“脸”的意思，tsha则有“热”意。用“脸发烧”表示“惭愧”，应该是当时河西藏缅族诸语言共同的构词心理。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胡寅《原乱赋》中的那句话“终兀擦于羌丑”，意思是宋廷损兵败将，遗羞于党项羌。由此可见，藏语在解读西夏文献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夏译藏传佛教典籍研究”为切入点，加强西夏学与藏学之间的联系，在二者之间架构一座桥梁，相互促进，可进一步推动各自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
出土西夏文獻研究可以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西夏学因出土文物文献散见于世界各地而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它的发展离不开各国西夏学科研机构之间的通力合作，尤其是与俄方的合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科兹洛夫藏品，为当今世界西夏文献收藏的大宗，共计有大约9000件西夏文献和数不清的残片，占西夏文献总量的80%以上。这里是培养西夏学研究人才的理想摇篮，曾经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西夏学专家，如克恰诺夫、克平、聂历山等，他们在资料上得近水楼台之便，捷足先登，于整理、翻译、研究、刊布所存西夏文献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对国际西夏学发展推动极大。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联系密切，2010年6月双方签订“成立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协议”，迄今相继举办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中俄两国西夏学界，优势互补，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双方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内容。此举可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需求，其意义已超出单纯学术性研究。
出土西夏文献研究任重道远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出土西夏文献的研究，尤其是西夏文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成绩斐然。但毋庸置疑，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甚至会成为制约西夏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首先，西夏学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由于学科本身的性质，西夏学研究门槛非常之高，需要擁有多种治学手段。最理想的西夏学研究状态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在治学过程中，不仅能够运用音韵学知识，运用西夏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知识，能够读译英、俄等外语文献，而且还要注意把汉文文献与西夏文文献结合起来;不以校勘文句和考订史实为研究工作之终极目的，要以丰富的实证去探索西夏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受专业划分的限制，刚毕业的研究生知识结构有待完善，尚不能完全适应西夏学研究领域的需要。西夏学以其记载简略为苦，文字阻隔为难，后备人才培养难度大、周期长，学科发展严重受限。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打破现有的教学制度，在西夏学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制定特殊政策予以扶持，如突出语言文字，包括汉语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在民族史研究中的作用。如果不掌握语言文字这把钥匙，所谓的民族史研究只能是“矮人看戏”，不可避免地流于空疏，甚至产生错讹。
其次，西夏学与藏学专家合作问题。尽管西夏语与藏语关系密切，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西夏学界精通藏语的人才极其匮乏， 藏学界亦难有人通晓西夏文。可以利用国家的援藏政策，向西藏大学派遣西夏学专家作为援藏教师，培养藏学研究者解读西夏文献的能力，同时也借以提高援藏西夏学专家自身的藏文水平。以夏译藏传佛教典籍研究为契机，加强西夏学与藏学之间的联系，打通两大学科之间的壁垒，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再次，《俄藏黑水城文献》续编出版问题。上世纪80年代史金波先生一行赴俄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每种文献只挑一种，拣篇幅长、字迹清的，而同一种文献往往有刻本、印本、抄本等;装帧形式分蝴蝶装、卷子装、梵夹装等。这些文书多为西夏文草书，也有楷书，偶尔也可见到汉文的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史籍的不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俄藏黑水城文献》出到30余册就停止了，估计仅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俄方为了维护本国在国际西夏学中的地位，也开始收紧对出土文献的公布。俄藏黑水城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对其中任何一件西夏文献的释读都是中国西夏学者义不容辞的工作。现在国家财力日益雄厚，希望官方再次出面斡旋，把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乙编、丙编等尽快提上日程。
西夏地处辽（后来是金）、宋、吐蕃、回鹘之间，控制河西走廊长达191年，这对10-13世纪的西北陆上丝路贸易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史籍的缺载，一度误以为西夏的存在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传统丝路在西夏境内断绝。庆幸的是，自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后，西夏文献不断出土，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丝毫不逊于敦煌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宋代丝绸之路的认识。
宋夏对立时期中西交通的总体状况到底如何？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丝绸之路衰落，中西交通以海路为主。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西北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西夏文献中有反映西夏与“大食”和西州友好、贸易关系的法律条文。《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不得给予罚罪，故已给价数当还给”，本句原译为“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新译文更能反映西夏与“大食”、西州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学界误把这里的“大食”当作阿拉伯帝国，认为西夏与阿拉伯帝国有商贸往来，夸大了西夏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在纠正以往“西夏阻断丝绸之路”错误认识的同时，矫枉过正，又走向问题的另一端。
这里的“大食”与阿拉伯国家无关，系指喀喇汗王朝。《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牒案：汉、契丹、西番、西州、大食等中使……写转传牒诏消息。”文中的“汉”或指金朝，“契丹”或指西辽。从该条款字面上看，西夏仁孝时期与当时西北诸族政权如金、西辽、西州、大食、吐蕃均有外交往来，却惟独没有提及喀喇汗王朝，原来这里的“大食”就是喀喇汗王朝。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大食”一词的泛化有关。中国史籍之大食，最初指阿拉伯人及其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越来越宽泛，到了两宋时期，不仅波斯人被称作大食，而且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可以被称作大食，而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大食一词自西向东扩延，指称范围的最东端就是喀喇汗王朝。而西夏僻在西北一隅，以其国力物力，断不能远与阿拉伯国家“写转传牒诏”，有公文、使节往来。因此，《天盛律令》中的“大食”只能指称喀喇汗王朝。对这个问题的澄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两宋时期中西交通总体状况：受西北民族政权分立的制约，加上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路兴起，阿拉伯帝国的使臣和商人不愿走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纷纷取海道入贡于宋，宋朝转移中西交通的方向，由陆、海路并重而变为以海路为主。
不可否认，西夏在10-13世纪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西夏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大做转手贸易。许多产品经西夏中转后，或东进辽、北宋、金，或西入西域、中亚。茶叶和丝绸是西夏向西中转的重要商品。西夏从西方购买、转手卖给东方的产品种类繁多，基本可以认定的计有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麝香、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西夏文献中汉文本《杂字》、西夏文本《天盛律令》《文海》等都有关于来自西方产品的记载。西夏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如大批精通汉、藏、西夏语，并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回鹘、吐蕃僧人深入西夏，在带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同时，又把大批汉藏佛经译成西夏文。以贤觉帝师为代表的西夏藏传佛教高僧，对其后元代藏传佛教以西夏故地为跳板向内地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之，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两宋时期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丝绸之路的实态，商品种类、商贸情形以及传播的文化内容，堪称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座宝库。充分发掘它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科研价值，可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
出土西夏文献是沟通西夏学与藏学的桥梁
西夏王朝前期流行汉传佛教，中期开始汉藏并行。自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终西夏一朝，译经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除了完成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外，还翻译了不少藏传佛教典籍。西夏后期在法会上诵经同时使用藏文、西夏文、汉文，藏文经典被排在首位。在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仅关于藏传佛教“大手印”法修法的经典就有20多种，他们与元明时期汇集的《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汉文本同源。而且当年西夏人翻译所据的藏文原本有些已经亡佚，通过存世西夏文文献，不仅可以考知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传情况，还可以部分还原西藏本土各个宗派所传教法， 从而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
党项族原居住在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广袤的草原和山地间，与吐蕃壤地相接，二者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关系十分密切。西夏语作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虽然失传了，但不少词在藏语里至今还保存着。以“兀擦”为例，宋人胡寅在《原乱赋》中指责宋徽宗擅起边衅时说：“又憺威于西戎兮，拔将军于利口。俄斩将而军没兮，终兀擦于羌丑。”其中“兀擦”一词无解。检苏轼《仇池笔记》：“舜民云：官军围灵州不下，粮尽而返。西人城上问官军：‘汉人兀?否？’答曰：‘兀?。’城上皆笑。兀?者，惭愧也。”这里的“兀?”，乃“兀擦”之形讹。藏语恰好有一个与之音义相当的同源词。“惭愧”一词藏文作ngo tsha，汉译正可作“兀擦”，其中ngo是“脸”的意思，tsha则有“热”意。用“脸发烧”表示“惭愧”，应该是当时河西藏缅族诸语言共同的构词心理。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胡寅《原乱赋》中的那句话“终兀擦于羌丑”，意思是宋廷损兵败将，遗羞于党项羌。由此可见，藏语在解读西夏文献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夏译藏传佛教典籍研究”为切入点，加强西夏学与藏学之间的联系，在二者之间架构一座桥梁，相互促进，可进一步推动各自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
出土西夏文獻研究可以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西夏学因出土文物文献散见于世界各地而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它的发展离不开各国西夏学科研机构之间的通力合作，尤其是与俄方的合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科兹洛夫藏品，为当今世界西夏文献收藏的大宗，共计有大约9000件西夏文献和数不清的残片，占西夏文献总量的80%以上。这里是培养西夏学研究人才的理想摇篮，曾经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西夏学专家，如克恰诺夫、克平、聂历山等，他们在资料上得近水楼台之便，捷足先登，于整理、翻译、研究、刊布所存西夏文献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对国际西夏学发展推动极大。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联系密切，2010年6月双方签订“成立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协议”，迄今相继举办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中俄两国西夏学界，优势互补，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双方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内容。此举可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需求，其意义已超出单纯学术性研究。
出土西夏文献研究任重道远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出土西夏文献的研究，尤其是西夏文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成绩斐然。但毋庸置疑，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甚至会成为制约西夏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首先，西夏学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由于学科本身的性质，西夏学研究门槛非常之高，需要擁有多种治学手段。最理想的西夏学研究状态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在治学过程中，不仅能够运用音韵学知识，运用西夏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知识，能够读译英、俄等外语文献，而且还要注意把汉文文献与西夏文文献结合起来;不以校勘文句和考订史实为研究工作之终极目的，要以丰富的实证去探索西夏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受专业划分的限制，刚毕业的研究生知识结构有待完善，尚不能完全适应西夏学研究领域的需要。西夏学以其记载简略为苦，文字阻隔为难，后备人才培养难度大、周期长，学科发展严重受限。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打破现有的教学制度，在西夏学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制定特殊政策予以扶持，如突出语言文字，包括汉语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在民族史研究中的作用。如果不掌握语言文字这把钥匙，所谓的民族史研究只能是“矮人看戏”，不可避免地流于空疏，甚至产生错讹。
其次，西夏学与藏学专家合作问题。尽管西夏语与藏语关系密切，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西夏学界精通藏语的人才极其匮乏， 藏学界亦难有人通晓西夏文。可以利用国家的援藏政策，向西藏大学派遣西夏学专家作为援藏教师，培养藏学研究者解读西夏文献的能力，同时也借以提高援藏西夏学专家自身的藏文水平。以夏译藏传佛教典籍研究为契机，加强西夏学与藏学之间的联系，打通两大学科之间的壁垒，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再次，《俄藏黑水城文献》续编出版问题。上世纪80年代史金波先生一行赴俄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每种文献只挑一种，拣篇幅长、字迹清的，而同一种文献往往有刻本、印本、抄本等;装帧形式分蝴蝶装、卷子装、梵夹装等。这些文书多为西夏文草书，也有楷书，偶尔也可见到汉文的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史籍的不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俄藏黑水城文献》出到30余册就停止了，估计仅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俄方为了维护本国在国际西夏学中的地位，也开始收紧对出土文献的公布。俄藏黑水城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对其中任何一件西夏文献的释读都是中国西夏学者义不容辞的工作。现在国家财力日益雄厚，希望官方再次出面斡旋，把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乙编、丙编等尽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