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四新文学一脉传承的当代小说，基本上是在西方近代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余荫下发展而来。其发展中略有变异。赵树理为代表的西北乡土文学是一次向传统文学的自觉回归，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回归传统即被视为顺应社会潮流，但顺应的是抗战教育与启蒙需要，对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却回避了反省与批判。赵树理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及其美学表达朴素而真切，贴近生活本来的面貌。但毋庸讳言，赵树理“山药蛋”式的朴素现实主义创作未能贯彻到底，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但是他为新文学传统开创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土化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学民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贾平凹是当代文学民族化叙事风格的杰出代表，是赵树理文学道路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贾平凹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秦腔》等一系列长篇小说的艺术风格，都是带有原创性的，本土的，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精神与中国气派。他既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对传统遗留下来的消极文化因素，尤其是体现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粗鄙文化心理，给以深刻的揭露与刻画;然而在文学语言的审美表现上，他又极大地展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力量所在。他所描绘的人物仿佛都是从古老中国土地上走过来的，风尘仆仆，扎扎实实，原汁原味，他不仅褒扬农民身上善良醇厚的文化因素，而且连同他们性格里与生俱来的恶魔性因素，也一股脑儿地赤裸呈现出来，真正做到了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毫不留情。

　　贾平凹采取的创作方法，没有新文艺腔的做派，也不同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概念先行，他遵行的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什么叫作“法自然”？春夏秋冬自行运转，人不能左右，自然变化不是通过某个标志性事件、运动来显现，而是依据自然运行规律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样的自然生态也可以用于观察人事社会的运行演变，尊重社会现象的本然发展，也就是法自然。一切皆来自于自然法则，天地山川人事都是自然而然地演绎自己的运作轨迹，极其琐碎的万象叙事中保持了完整的艺术张力。读贾平凹的作品能够强烈感受到天地运行四季轮回，草木盛衰人事代谢，一切的一切都在动态当中，又被平平淡淡地叙述出来。这就需要非常高超的写作手段和艺术能力。而贾平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主要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熏陶。
　　《山本》来自民间说史的传统，也是法自然的叙事传统。人事社会的运行演变有其自然规律，也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贾平凹善于把书写自然规律的方法用于描写人事社会。《秦腔》平平淡淡、琐琐碎碎就把农村衰败的演变轨迹写了出来，读者读到最后，才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山本》也同样如此，通过大量细节的琐碎叙述，历史轨迹也在其中慢慢发生变化。《山本》的叙事很有特点，无章无节，仅以空行表现叙事节奏，人事浑然一体，时空流转有序。这种叙事形式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自然形态的高级模仿，所谓山之“本”也就隐在其中了。虽然作者无意告诉我们山之“本”究竟是什么，但是从小说文本展示的无数细节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作者面对秦岭自然史的敬畏之心，也能体会到他面对秦岭山中人兽草木自然生活形态的认知与悲悯。如小说里写到无数人兽微不足道的生生死死，老树的神秘自焚，大毁灭从天而降的末世感等等。但是，人类依然有着健康的生命存在。陆菊人的儿子名叫剩剩，他就是人类劫难所剩的生命。小说结尾写到战争中万物皆毁，唯剩剩抱着一只老猫默默站立在废墟之上。这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对于秦岭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自信。
　　我想到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描写了一个大家庭无数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在琐碎叙事中把现实全部粉碎，重新创造了一个作家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大观园，就是宁荣两府，这里面也有神话传说，也有自己的时间经纬，这个艺术的世界看上去与现实的世界一样饱满、具体而生动，一样充满了生命的躁动喧嚣。何其芳先生当年称赞曹雪芹“在作品中把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而且塑造得比原来更雄浑，更和谐，却又几乎看不出人工的痕迹。这就是《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一个总的特色，也就是它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何其芳所讲的，就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叙事方法上，贾平凹的手法非常接近《红楼梦》，即依靠日常生活细节的自然运行来驱动叙事。《红楼梦》可以说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源头，它着力表现的就是自然运动周而复始，人事社会也一样。法自然的叙事方法与西方小说直线型表现历史的叙事不同。西方小说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衰败（如《布登勃洛克一家》），表现的是一代比一代更差，无可挽回。但《红楼梦》不是这样表现的。现在学界否定高鹗所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大团圆结尾，强调曹雪芹原意应该是最后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倾向性意见是在西方现代时间观念传入中国以后才得到普遍认同的，因为学界认为这样的结尾才能表现封建社会彻底灭亡的历史规律。但其实，《红楼梦》按照高鹗续书以“兰桂重放”为结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循环的，由盛到衰以后还可能会再由衰转盛。这也是中国文化普遍认同的自然运作规律，所以历来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封建社会里“兰桂重放”的梦还是会被大多数人继续做下去，一个梦再接着一个梦，浑浑噩噩，只有少数大彻大悟者才会自觉感悟世界之虚妄而求跳出红尘。《红楼梦》写的是人事社会的自然循环。这也是我理解《山本》结尾时涡镇被摧毁而剩剩唯存的意义所在。
　　《山本》更是一本向古代小说伟大传统致敬的书。《山本》是一本寫山的大书，写了秦岭，更写了秦岭里世代居住的百姓们如何在官、匪、军队三大压力下毫无人权保障的生活现实。一部分不愿任人宰割的底层百姓在自己领袖的发动下揭竿而起。小说里的井宗秀当然不是现代史上的军阀井岳秀，而是作家以井岳秀部分故事为原型虚构的艺术形象。井宗秀领导的涡镇预备团有点像民团，既与官府军队（冯玉祥部下）有一定的联系，又与县政府保安团有冲突，是独立的武装组织，旨在维护自己的家园（当然也不排除一旦力量壮大，可能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武装）。如果放在《水浒传》里，那就是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武装。再进而分析，《水浒传》所写的梁山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属于这类地方武装割据，官匪不过是其身份的两面。两者有接近之处。以往当代文学所表现的农民武装，要么是农会，要么是土匪，或者就是被改造了的土匪，总是不脱国共两党军事势力的诠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以《红高粱》为标志的民间说史，土匪形象（余占鳌）直接登上了文学叙事舞台，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民间性。《山本》在民间说史的基础上有新的创意，第一次正面描写了民国时期西北地方武装在国军与红军之间的周旋，既有武装冲突又有联合的可能。历史上陕西地区的红枪会等地方武装组织可能是其创作原型。《山本》用复调结构写了井氏兄弟的行状，哥哥井宗丞组织红军武装需要经费，设计绑架自己的父亲，结果导致井掌柜之死，弟弟井宗秀被牵连入狱。宗秀被释放后一直周旋于官府土匪之间，终于成为民间武装领袖，名义上则是冯玉祥军队所属预备团团长。兄弟俩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彼此内心常有牵挂。哥哥曾建议红军与预备团两不相犯，后被党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整肃;弟弟获知哥哥被害，为报仇不惜与红军对峙，结果导致全军覆没。预备团主体是涡镇的底层市民，也有农民和收编的土匪，含混着民团、土匪、军队三合一的地方组织。预备团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军事中从崛起到覆灭的经过，充分表现出中国旧式农民武装的复杂性、局限性及其悲剧性。他们在现实利益面前，有可能联共，也有可能投靠国民党军队，甚至可能勾结土匪为害一方。我读《山本》不止一次联想到肖洛霍夫描写顿河边上哥萨克民族武装军队在红军白军之间反复周旋的伟大史诗《静静的顿河》，但是我更愿意把《山本》与古典小说《水浒传》联系在一起作讨论。梁山好汉们从单纯的反抗压迫，到一个个被逼上梁山，再到千军万马抗击朝廷军队，最后又被招安转而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大反复大起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领略农民革命在历史洪流中呈现的复杂性，体会到《山本》是对《水浒传》作了一个千年回响，因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阶级的文化性格其实并没有脱胎换骨地变化。 　　其次，《山本》对农民革命残酷性的描写，也是对《水浒传》暴力书写的一个辩护。《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个个嗜杀成瘾，在安良除暴的过程中不仅对坏人施以酷刑，也多次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等。最让人不忍的是，扈家庄在投降以后还遭到灭门屠杀，令人发指。即便是正义惩罚邪恶，如宋江杀黄文炳，卢俊义杀李固，也是种种酷刑无不用其极。为此《水浒传》经常遭人诟病。其实，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人性尚未完全摆脱进化中的兽性残余基因，而这种兽性残余基因在以往历史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被认为是英雄行为，嗜血成为英雄标记。种种酷刑首先来自官府刑律，来自统治者无上权力，其次才会在民间被效仿而流传，成为普遍的野蛮风俗。中外风俗，莫不如此。从进化角度来考量，血腥残酷都是人类生命中的坏基因，无可回避。在文化上，从古罗马的斗兽场到现代战争暴力影视与游戏，都是血腥残酷的美学道具。既然血腥残酷来自人性坏基因，文学作品自然可以刻画描写，这也是法自然的一种形态。但作家将以何种态度去表现血腥暴力，却是一个问题。在施耐庵的时代，游牧民族统治中国，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而天下亡。既然视人与畜牲同列，草菅人命不足为奇。统治者可以食人，被食者也可以食人，而且还被蒙上一层正义复仇面纱。所以李逵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将去”，也会让人觉得出一口恶气。暴力美学由此而生。在《水浒传》里，杀人者，英雄也。但是在文明日益坚固的当今，这类暴力只能产生在艺术创作中替代人性中兽性残余基因，而不允许在现实生活中被激活。弄清楚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来讨论《山本》中的残酷书写。贾平凹在《山本》里以空前胆识书写了人性残酷基因和人类暴行，而且这些暴行不是发生在侵略者或者统治者的一方，施暴者正是来自农民和下层市民参与的各种武装力量，既包括了土匪，也包括所谓的“英雄”井宗秀其人。井宗秀为兄报仇的酷刑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军阀井岳秀对仇人剖心剥皮的事例，也就是说，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还大量存在着对人体施行各种酷刑的事实，正好应和了新文学初期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控诉。“吃人”当然是一种象征性修辞，但也不能排除中国文化中确实含有摧残人的身体的“吃人”基因，如果把这类嗜血暴行仅仅说成是来自侵略者或者统治者的一方，那就大大减轻了文化反省的责任。而《山本》的严肃性和批判性就在于深刻揭露了普通人性中的残酷基因。小说在叙述这些残酷的细节时，仿佛是不经意的，没有过于渲染和耸人听闻，却达到了令人战栗的效果。如小说写预备团袭击保安队，结果卖凉粉的唐景被打死，他的儿子唐建为报仇又杀了保安队长阮天保的父母。小说这样写道：
　　土屋门前有人在看守着，他（唐建）爬上后墙的小窗，跳进去。阮天保的爹娘在草铺上睡着，老汉抬起头说：你是来救我的？唐建说：先睡好，不说话。老汉就睡下。唐建说，你儿杀我爹，我就杀你！一斧头劈过去，老汉的头成了两半。老婆子拿眼睛看着，却一声没吭，唐建说，你儿没杀我娘，我也不杀你。老婆子还是一声没吭。唐建再看时，老婆子死了，是吓死的，眼还睁着像鱼。
　　这段描写是典型的贾平凹叙事风格，没有夸饰性的描写，没有呼天抢地的感情，而是纯然客观地描写了一个杀人事件。唐建杀人复仇自有理由，但是两个老人却是无辜的，唐建杀人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只杀阮父不杀阮母，但阮母还是受惊吓而死。寥寥几笔，把三个人的惨状都写出来了。本来井宗秀成立预备团得到全镇人民的拥护，镇民们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土匪侵袭保卫家园，结果因为有了武装，镇上死的人更多了。小说写到杨掌柜临死前有一段沉思：井氏兄弟与阮天保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为什么现在要闹得自相残杀，让镇上死了那么多的人？杨掌柜当然至死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井宗秀到死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他的性格在厮杀中渐渐异化，朝着兽性转化，于是大毁灭就跟着来了。大祸临头时中医陈先生与陆菊人有一段对话：
　　陆菊人说：那你看着啥时候世道就安宁啊？陈先生说：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陆菊人愣了起来，说：不要英雄？先生，那井宗丞是英雄吗？陈先生说：是英雄。陆菊人说：那井宗秀呢？陈先生说：那更是英雄呀。陆菊人就急了，说：怎么能不要英雄呢？镇上总得有人来主事，县上总得有人来主事，秦岭总得有人来主事啊！是不是英雄太多了，又都英雄得不大，如果英雄做大了，只有一个大英雄了，便太平了？陈先生说：或许吧。
　　陈先生一言道破天机。陆菊人却不理解，她也看不惯井宗秀嗜血成性，但是她认为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英雄”来主事，她只是希望英雄不要太多，要少些，要做大英雄，天下才能够太平。陆菊人代表了中国百姓最善良的愿望，也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正统意识。但大英雄救世观还是给“吃人”的文化内核留下了余地。与《水浒传》不一样的是，《山本》里的嗜血成性者也可能被人视为英雄，却不是人们所需要的英雄。遵循道家哲学的陈先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也不便明说。而陆菊人的英雄救世观念却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正统观念。陆菊人是小说里为数不多的正派人物，她有恻隐之心，有救世自觉，她所持的铜镜有着龟鉴意义，但是在她对“英雄”的容忍态度中，作者尖锐地批判了儒教文化的某些观念。
　　井宗秀是个极其残忍的人，但是涡镇居民都把他当作救星似的大英雄。如果对照《水浒传》，井宗秀就是宋江一流，从文本表层上看，他是呼保义及时雨，但是在细节上却不断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井宗秀在陆菊人的陪嫁土地里葬父，受人大恩，可是当他意外从土地里获得宝藏时，却有意瞒过了陆菊人，宝藏成为他发迹的第一桶金。陆菊人的弟弟陆林保护井家祖坟立过功，后来陆林患狂犬病发了疯，井宗秀却对他毫无体恤。还有，井宗秀与宋江一样被戴了绿帽子，他谋害妻子的手段比宋江杀惜要残忍得多也虚伪得多，不仅不露痕迹害死妻子，还设计谋害小姨和岳父一家。他不动声色地利用土匪谋取了涡镇上吴、岳两家富户的家产，取而代之。他每一次发迹几乎都制造了血债，但是偏偏瞒过了全涡镇居民，包括善良的陆菊人。陈先生没有被瞒住，但陈先生是瞎子，宽展师傅是哑巴，一个看不见，一个说不出，于是涡镇居民就有祸了。《水浒传》里称宋江是呼保义及时雨，那是作者对宋江的性格、行为都有所认同;而《山本》的作者则用非常高明的反讽手法来写一个嗜血成性的英雄人物。这种冷峻无情的批判，不动声色的反讽，确是在《水浒传》的境界上又大大提升了一个台阶。
　　《山本》是一部向传统经典致敬的书。所谓致敬，不是对传统经典顶礼膜拜，而是处处体现了对传统经典的会心理解，对于传统经典的缺陷，则毫无留恋地跨越过去，以时代所能达到的理解力来实现超越。读《山本》以《水浒传》为参照，可以看出《山本》在精神认识上完全超越《水浒传》，从而达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与反思。然而在细节描写和笔法运用上又处处可见传统小说的影响。贾平凹在继承古代白话小说遗产方面显示了炉火纯青的化解能力。小说里写陆菊人宽厚胸怀以及对井宗秀的感情，写井宗秀因性无能而生出阴毒之心，都是通过一系列传神的细节描写给以展示;小说塑造的人物对话精炼隽永，行动干脆利索，用不同层次的笔法，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如井氏兄弟、陆菊人、杨钟、陈来祥、周一山、夜线子、杜鲁成、阮天保、麻县长等贯穿全书的人物，都性格卓然，栩栩如生。还有一些次要人物，通过一两个故事，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让人读过难忘。如井掌柜为还债奔波而死，杨掌柜毅然把三分胭脂地赠送葬人，是一个故事，把老一代秦岭人的古道热肠刻画了出来。崔掌柜起先不服陆菊人掌茶行，故意拿架子，后来服了，便忠心耿耿。后被保安队抓去逼供，为维护茶行宁咬舌而死，这又是一个故事，写出了秦岭人朴实刚毅的传统美德。更有许多人物在小说里只有几个细节，甚至一个片段，如那个专治骨折的莫郎中，那个被奸死的井宗秀的小姨，那个发疯了的井宗秀的岳父，那个为父报仇的唐建，以及被杀害的阮氏父母等等，都是寥寥几笔，也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都是来自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統。我读小说中许多桥段，都自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譬如，冉双全被派去请莫郎中来治病，结果却因误会打死了郎中，让人想起李逵斧劈罗真人、曹操误杀吕伯奢等故事;井宗秀为邀周一山参加预备团，先将其母迎来供养，以安其心;阮天保投奔红军，先举枪射鸟炫耀枪法，这也都是传统小说里常见的手法。虽然像《水浒传》也无法把一百零八将每个人都写得很鲜明，但大致上能够分层次把各种人物性格貌容都清晰地刻画出来，让人记得住，说得出，可见贾平凹对古代小说融会贯通的功力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