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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这是年轻翻译家李继宏新书《小王子》、《老人与海》腰封上的耀眼宣传语，因为他的译本“纠正了现存50个版本《老人与海》的1000多处错误，现存56个版本《小王子》的200多处硬伤”。也许就是这些“挑衅”，引发了豆瓣网上一场引人注目的针对李继宏上述译著的“打一星 （最低星）运动”截至2月17日，网友给《小王子》打出了3.7分的低分，《老人与海》只有3.2分，甚至有人让他“带着自己的书滚出豆瓣”。针对这场出版界、翻译界的“开年大戏”，李继宏有话要说。
BQ：在新书的宣传语中，提到你的译著纠正了之前翻译版本的千余处错误。这些错误是你一一比照出的吗？
L：我在翻译时并没有对照其他国内译本，看过张爱玲、余光中和吴劳翻译的《老人与海》也是几年前的事情。 找差异是出版社编辑完成的，他们希望译著更完美，因此针对差异和我有若干邮件联系问我为何选择目前的译法。当然，他们具体找了哪些，我并不清楚，他们也只是一些拿不准的才问我。比如《老人与海》中有一支棒球队叫扬基队，曾经有译本将它翻译成北美队，这是明显错误的。
BQ：你如何认定翻译的硬伤？毕竟大多数的普通读者，都希望看到表述流畅，有美感的文字，对具体的用词并不太较真，甚至有些标准化的翻译，不如接了地气儿的动人。
L：作品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娱乐杂志看着轻松，莫言小说就会难读一些，《红楼梦》比莫言难读，《庄子》则更甚之。也许读者认为英文图书都是同质的，其实不然，文本本身有难读的差异，翻译也有差异。有些通俗小说，比如像《追风筝的人》，作者主要在讲故事，而不是要提供一个语言的艺术品，因此在具体的遣词用句上可能没有花那么多心思。但是，这次我选择翻译的都是经典名著，就拿《老人与海》来说，每个词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甚至词与词的次序也很讲究，你不能改变它。在吴劳的译本中，曾说老人逮鱼，逮的原意是达到、赶上，后来有逮捕之意，但是逮鱼则不符合汉语典范，海明威凭3万余单词的《老人与海》获诺奖，他的文本和表述一定是精致和符合规范的，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也不能含混过去。
BQ：你如何评价翻译的好坏？
L：翻译的好坏，不在译稿里面有多少错误，谁都难说自己翻译的书从头到尾就没有任何错误，我说以前的译本不好，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只是在于，鉴于当时的时代和条件，前辈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彻底，译稿就会别扭、难读，拿中文的标准衡量还不够好。
BQ：因此也有这么个说法“译本过了50年，就过时了”？
L：其实在英美学术界，这个时间大概只有30年。现在大家用得最多的英文版《圣经》是17世纪初翻译的钦定版，但是在西方的教会和学术界，几乎每十年都会有新译本出现。时代在变化，语言也在变化，我们不断发现新的资料，有新的解释和研究成果出现，这些都该反映在新的译本中。我翻译国外名著时，会参考大量新资料，寻找原文各种引语的出处，了解作者的用意和背景。
BQ：你认为完成一个好的翻译，是外文水平更重要，还是中文表达更重要呢？
L：这个很难讲，翻译是专业程度很高的工作，有人说，我翻译错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错了，而是有自己的考虑和标准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看书，但看过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看懂，看懂不代表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因为理解的可能只是字面的意思，而要真正看懂还需要知道作者的言外之意，为什么这么写？背景是什么？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又涉及表达能力，一个人的外语程度不可能超过他的母语程度，母语是你外语水平的上线，如果不常写，不常推敲，即使在国外生活几十年，外语交流无障碍，也不代表他就能翻译得好。同时，对作品的研究有多深，也决定你的翻译有多好。
BQ：你的这几本书都有1万多字的导读，信息量很大，通过导读帮助读者来看懂这些名著也是你的一层深意？
L：这就如同看画展，为什么有的名作价值上亿美元？为什么它在绘画史上有那么高地位？文学同理，它很有专业性。我通过大量研究写出导读，希望大家知道原著创作的背景和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看过我的书，让读者对外国文学有一个更高的认识。
BQ：你在选择作品上有什么标准？
L：第一，自己很喜欢；第二，考虑它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些作品有名，但是地位可能并不太高。接下来我还会翻译福克纳的作品，福克纳和海明威是美国文学的两个极端，一个复杂一个简洁，类型不同，地位相当；第三，翻译不好会影响原著的传播和作者思想的传达，比如《动物农场》，奥威尔的目的并不是评判斯大林，这一点很多人都领会错了，这本书与其说是声讨极权的檄文，不如说是推崇平等的颂歌，因此要做有价值的翻译；第四，我以翻译为生，也会考虑市场销量和读者的喜好。
BQ：最后，对于“一星运动”的这场论战，有什么想说的？
L：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我翻译的东西究竟好不好，不是豆瓣分数决定的，别人说我好，我的东西不会更好，别人说我不好，我的东西也不会变差。我并不在意这个低分评价运动，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BQ：在新书的宣传语中，提到你的译著纠正了之前翻译版本的千余处错误。这些错误是你一一比照出的吗？
L：我在翻译时并没有对照其他国内译本，看过张爱玲、余光中和吴劳翻译的《老人与海》也是几年前的事情。 找差异是出版社编辑完成的，他们希望译著更完美，因此针对差异和我有若干邮件联系问我为何选择目前的译法。当然，他们具体找了哪些，我并不清楚，他们也只是一些拿不准的才问我。比如《老人与海》中有一支棒球队叫扬基队，曾经有译本将它翻译成北美队，这是明显错误的。
BQ：你如何认定翻译的硬伤？毕竟大多数的普通读者，都希望看到表述流畅，有美感的文字，对具体的用词并不太较真，甚至有些标准化的翻译，不如接了地气儿的动人。
L：作品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娱乐杂志看着轻松，莫言小说就会难读一些，《红楼梦》比莫言难读，《庄子》则更甚之。也许读者认为英文图书都是同质的，其实不然，文本本身有难读的差异，翻译也有差异。有些通俗小说，比如像《追风筝的人》，作者主要在讲故事，而不是要提供一个语言的艺术品，因此在具体的遣词用句上可能没有花那么多心思。但是，这次我选择翻译的都是经典名著，就拿《老人与海》来说，每个词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甚至词与词的次序也很讲究，你不能改变它。在吴劳的译本中，曾说老人逮鱼，逮的原意是达到、赶上，后来有逮捕之意，但是逮鱼则不符合汉语典范，海明威凭3万余单词的《老人与海》获诺奖，他的文本和表述一定是精致和符合规范的，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也不能含混过去。
BQ：你如何评价翻译的好坏？
L：翻译的好坏，不在译稿里面有多少错误，谁都难说自己翻译的书从头到尾就没有任何错误，我说以前的译本不好，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只是在于，鉴于当时的时代和条件，前辈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彻底，译稿就会别扭、难读，拿中文的标准衡量还不够好。
BQ：因此也有这么个说法“译本过了50年，就过时了”？
L：其实在英美学术界，这个时间大概只有30年。现在大家用得最多的英文版《圣经》是17世纪初翻译的钦定版，但是在西方的教会和学术界，几乎每十年都会有新译本出现。时代在变化，语言也在变化，我们不断发现新的资料，有新的解释和研究成果出现，这些都该反映在新的译本中。我翻译国外名著时，会参考大量新资料，寻找原文各种引语的出处，了解作者的用意和背景。
BQ：你认为完成一个好的翻译，是外文水平更重要，还是中文表达更重要呢？
L：这个很难讲，翻译是专业程度很高的工作，有人说，我翻译错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错了，而是有自己的考虑和标准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看书，但看过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看懂，看懂不代表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因为理解的可能只是字面的意思，而要真正看懂还需要知道作者的言外之意，为什么这么写？背景是什么？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又涉及表达能力，一个人的外语程度不可能超过他的母语程度，母语是你外语水平的上线，如果不常写，不常推敲，即使在国外生活几十年，外语交流无障碍，也不代表他就能翻译得好。同时，对作品的研究有多深，也决定你的翻译有多好。
BQ：你的这几本书都有1万多字的导读，信息量很大，通过导读帮助读者来看懂这些名著也是你的一层深意？
L：这就如同看画展，为什么有的名作价值上亿美元？为什么它在绘画史上有那么高地位？文学同理，它很有专业性。我通过大量研究写出导读，希望大家知道原著创作的背景和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看过我的书，让读者对外国文学有一个更高的认识。
BQ：你在选择作品上有什么标准？
L：第一，自己很喜欢；第二，考虑它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些作品有名，但是地位可能并不太高。接下来我还会翻译福克纳的作品，福克纳和海明威是美国文学的两个极端，一个复杂一个简洁，类型不同，地位相当；第三，翻译不好会影响原著的传播和作者思想的传达，比如《动物农场》，奥威尔的目的并不是评判斯大林，这一点很多人都领会错了，这本书与其说是声讨极权的檄文，不如说是推崇平等的颂歌，因此要做有价值的翻译；第四，我以翻译为生，也会考虑市场销量和读者的喜好。
BQ：最后，对于“一星运动”的这场论战，有什么想说的？
L：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我翻译的东西究竟好不好，不是豆瓣分数决定的，别人说我好，我的东西不会更好，别人说我不好，我的东西也不会变差。我并不在意这个低分评价运动，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