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条人乐队的乐手仁科理了帅气的短发——当年的“郭富城头”，站在舞台上，仁科不无悲伤地说：“大家说我是郭富县城……”
五条人乐队来自广东东南的海丰县，“农民大王”彭湃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闹革命的地方，也是百姓性格刚烈之地，“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一句话可道尽海陆丰地区之民风彪悍。
阿茂和仁科，就是海丰这个县城里的音乐青年。
年长几岁的阿茂，因为艳羡广州有丰富的“打口碟”（国外走私唱片），18、9岁时去了广州卖“打口碟”，自己也可以听个不厌其烦。仁科呢，在17岁那年，想要逃离这个不好玩的县城，跳上了一辆从汕头开来的野鸡车，闷了六个半小时到广州找阿茂。
就这样，有了五条人乐队。（他们已经被问烦了为什么五条人乐队只有两个人，所以拉了老尾入伙当鼓手，现在五条人乐队一共有三个人！）
“活活被逼成唱民谣的”
现在我们熟悉的五条人，是哼唱着，有时嘶吼着海丰话歌曲的乐队，他们的歌里记载了这个小县城的嘈杂与诗意、传奇与转变以及失落的情感，有彭湃小时候的故事，有嗜酒如命的守门老头酒鬼猪阿伯，有名叫“梦想化工厂”的蚊香厂，还有“海丰汽车、摩托车的噪声 ，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怕了”。
但是最开始，阿茂和仁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心里也是没有数的。仁科还开玩笑说本来想玩朋克，因为太穷，“活活被逼成唱民谣的了”。
一天，两人去市场买菜，路上用海丰话哼了小调子，都觉得很自然很流畅，“然后发音又很标准”（二人的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回到家，两人就把它演绎成了一首歌，歌词也是慢慢组织出来的。这首《李阿伯》讲的是田边抽卷烟的李阿伯的故事，大儿子不争气，二儿子在念大学，家里的日子过得勉勉强强，歌词里写：“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不好，无雨也不好。”他们的许多歌都是这样，讲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些很耐琢磨的意味。
他们的好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说：“有时候我们面对很多条路，可能走这边，可能走那边，但是突然这边的路亮一点，就走这边了。”唱海丰话的小路上亮了一小盏灯，阿茂与仁科就开始在这条路上往前走。当然，他们并非所有的歌都是方言演唱，“有些歌适合用海丰话来演绎，我们就会选择海丰话来演绎，有一些歌，像《鲜花在岸上开》，适合用普通话来演唱的，我们就选择用普通话唱”。
在他们的演出现场，不借助字幕，外地人几乎听不懂他们口中的歌。他们说的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但对五条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我们更相信音乐的力量”。阿茂的嗓音低沉而又有张力，仁科低头奋力拉着手风琴，老尾噼噼啪啪的鼓声，还有那神秘又有变化多端的海丰话，连他们的乐迷也承认，“比他们的专辑更好的，是他们的现场”。
“我们不是屌丝”
在许多人眼里，仁科、阿茂是两个“县城屌丝”，仁科回答说：“‘屌丝’这个词的适用人群好像是：穷、丑、矮、搓、撸、呆、胖。按这个标准，我们刚才对着镜子对照了一下，应该不算吧！”
而他们的好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想象他们都是屌丝，但他们其实很不一样，仁科大量地看哲学史，所有音乐史的东西都看了一遍，他还爱写小说，很有说故事的能力，平时他不怎么说，但是和朋友在一起有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他们俩经常看电影、喝咖啡，阿茂每年都会出国旅游，这跟一个县城的屌丝完全是两码事。”
采访中，频频听仁科提起的关键词是“好玩”，即使五条人有《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样鲜明地反抗全球化的歌，仍然能看出，他们的创作，并非出自一种苦大仇深的愤怒和底层的抑郁。他们谈及创作的灵感是如此轻松——“与大城市不同，小地方从来都不缺乏有趣和无厘头的故事。”
从2008年开始，每年春节，五条人都会在海丰举行一场“回到海丰民谣音乐会”，卖低价的门票，还要送上精美的小册子，仁科说：“在海丰，一些很小的小学生、初中生会跟我们合唱一些歌，这个是很酷的事，很好玩。”
而海丰人自然是最好的听众，他们与五条人一样熟悉彭湃的故事，熟悉那些奇人异事，熟悉嘈杂的海丰马路。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海丰县城里四处刷着大标语——“立足海丰，放眼世界”。区区500元先生把这句话倒过来，放进了五条人的专辑设计里。
在他看来，五条人卖打口碟时，听了很多世界上最一流的音乐，而创作着眼在小小的海丰，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小，创作时，推敲得格外严谨。“我跟他们很熟，但每次听演出还是不一样。”
仁科说：“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技术也不算很好，是野路子，手头有什么乐器，就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好，这是最重要的。”
即使很多听众都听不懂，他们的歌词仍然几经推敲、极富诗性。阿茂说，普通话只有四个音，而海丰话有八个音，所以普通话的词曲结合时，唱歌不会有多大出入。但是用海丰话唱，选词一定要非常考究，曲调变了，词的意思也会相对发生改变。比如“我爱你”三个字，在海丰话中，“你”的读音一旦发生改变，意义就会完全改变。所以在创作歌词时，几易其稿是难免的事。
而在方言之外，他们的音乐里有“大量的象声词，没有副歌，专辑中俯拾皆是的、灵光闪烁的吉他独奏和重复段”（乐评人杨波语），都是极其特殊的。
像《彭阿湃》，对话的段落，戏曲的形式，阿茂并没有刻意从地方戏中找寻灵感，“小时候，小孩子关注的往往不是台上，而是台下的热闹，好玩的、好吃的，但这些东西也许无形中就影响了我”。
这些中西方的音乐经验与五条人的灵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台湾的词作者钟永丰说五条人的音乐，既不是北方的文人式的民谣，又非闽南的传统民谣，和美国的乡村民谣也不顺承。乐评人杨波认为，五条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给出了有别于北京摇滚的南方摇滚语言”。
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仁科的回答道出了南方独立音乐的一番失落。
“美国的民谣发展，你去听，每一个磁带、每一个年份你可以找出来的，有传承的。北方民谣、一些独立摇滚，音乐会的纪录，也可以找出来的，对不对？南方的独立音乐，你要找，有王磊、盘古，还有什么？独立音乐在中国发展本身就很畸形。海丰出了一个五条人，一个县城有几十万人口，出一个乐队很正常，但不应该断根20年才出一个乐队。我们想做特别的东西，可能无意中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乐观地话，也许这是一个开始，也许有更多更好玩的在后面。”
五条人乐队来自广东东南的海丰县，“农民大王”彭湃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闹革命的地方，也是百姓性格刚烈之地，“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一句话可道尽海陆丰地区之民风彪悍。
阿茂和仁科，就是海丰这个县城里的音乐青年。
年长几岁的阿茂，因为艳羡广州有丰富的“打口碟”（国外走私唱片），18、9岁时去了广州卖“打口碟”，自己也可以听个不厌其烦。仁科呢，在17岁那年，想要逃离这个不好玩的县城，跳上了一辆从汕头开来的野鸡车，闷了六个半小时到广州找阿茂。
就这样，有了五条人乐队。（他们已经被问烦了为什么五条人乐队只有两个人，所以拉了老尾入伙当鼓手，现在五条人乐队一共有三个人！）
“活活被逼成唱民谣的”
现在我们熟悉的五条人，是哼唱着，有时嘶吼着海丰话歌曲的乐队，他们的歌里记载了这个小县城的嘈杂与诗意、传奇与转变以及失落的情感，有彭湃小时候的故事，有嗜酒如命的守门老头酒鬼猪阿伯，有名叫“梦想化工厂”的蚊香厂，还有“海丰汽车、摩托车的噪声 ，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怕了”。
但是最开始，阿茂和仁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心里也是没有数的。仁科还开玩笑说本来想玩朋克，因为太穷，“活活被逼成唱民谣的了”。
一天，两人去市场买菜，路上用海丰话哼了小调子，都觉得很自然很流畅，“然后发音又很标准”（二人的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回到家，两人就把它演绎成了一首歌，歌词也是慢慢组织出来的。这首《李阿伯》讲的是田边抽卷烟的李阿伯的故事，大儿子不争气，二儿子在念大学，家里的日子过得勉勉强强，歌词里写：“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不好，无雨也不好。”他们的许多歌都是这样，讲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些很耐琢磨的意味。
他们的好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说：“有时候我们面对很多条路，可能走这边，可能走那边，但是突然这边的路亮一点，就走这边了。”唱海丰话的小路上亮了一小盏灯，阿茂与仁科就开始在这条路上往前走。当然，他们并非所有的歌都是方言演唱，“有些歌适合用海丰话来演绎，我们就会选择海丰话来演绎，有一些歌，像《鲜花在岸上开》，适合用普通话来演唱的，我们就选择用普通话唱”。
在他们的演出现场，不借助字幕，外地人几乎听不懂他们口中的歌。他们说的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但对五条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我们更相信音乐的力量”。阿茂的嗓音低沉而又有张力，仁科低头奋力拉着手风琴，老尾噼噼啪啪的鼓声，还有那神秘又有变化多端的海丰话，连他们的乐迷也承认，“比他们的专辑更好的，是他们的现场”。
“我们不是屌丝”
在许多人眼里，仁科、阿茂是两个“县城屌丝”，仁科回答说：“‘屌丝’这个词的适用人群好像是：穷、丑、矮、搓、撸、呆、胖。按这个标准，我们刚才对着镜子对照了一下，应该不算吧！”
而他们的好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想象他们都是屌丝，但他们其实很不一样，仁科大量地看哲学史，所有音乐史的东西都看了一遍，他还爱写小说，很有说故事的能力，平时他不怎么说，但是和朋友在一起有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他们俩经常看电影、喝咖啡，阿茂每年都会出国旅游，这跟一个县城的屌丝完全是两码事。”
采访中，频频听仁科提起的关键词是“好玩”，即使五条人有《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样鲜明地反抗全球化的歌，仍然能看出，他们的创作，并非出自一种苦大仇深的愤怒和底层的抑郁。他们谈及创作的灵感是如此轻松——“与大城市不同，小地方从来都不缺乏有趣和无厘头的故事。”
从2008年开始，每年春节，五条人都会在海丰举行一场“回到海丰民谣音乐会”，卖低价的门票，还要送上精美的小册子，仁科说：“在海丰，一些很小的小学生、初中生会跟我们合唱一些歌，这个是很酷的事，很好玩。”
而海丰人自然是最好的听众，他们与五条人一样熟悉彭湃的故事，熟悉那些奇人异事，熟悉嘈杂的海丰马路。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海丰县城里四处刷着大标语——“立足海丰，放眼世界”。区区500元先生把这句话倒过来，放进了五条人的专辑设计里。
在他看来，五条人卖打口碟时，听了很多世界上最一流的音乐，而创作着眼在小小的海丰，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小，创作时，推敲得格外严谨。“我跟他们很熟，但每次听演出还是不一样。”
仁科说：“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技术也不算很好，是野路子，手头有什么乐器，就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好，这是最重要的。”
即使很多听众都听不懂，他们的歌词仍然几经推敲、极富诗性。阿茂说，普通话只有四个音，而海丰话有八个音，所以普通话的词曲结合时，唱歌不会有多大出入。但是用海丰话唱，选词一定要非常考究，曲调变了，词的意思也会相对发生改变。比如“我爱你”三个字，在海丰话中，“你”的读音一旦发生改变，意义就会完全改变。所以在创作歌词时，几易其稿是难免的事。
而在方言之外，他们的音乐里有“大量的象声词，没有副歌，专辑中俯拾皆是的、灵光闪烁的吉他独奏和重复段”（乐评人杨波语），都是极其特殊的。
像《彭阿湃》，对话的段落，戏曲的形式，阿茂并没有刻意从地方戏中找寻灵感，“小时候，小孩子关注的往往不是台上，而是台下的热闹，好玩的、好吃的，但这些东西也许无形中就影响了我”。
这些中西方的音乐经验与五条人的灵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台湾的词作者钟永丰说五条人的音乐，既不是北方的文人式的民谣，又非闽南的传统民谣，和美国的乡村民谣也不顺承。乐评人杨波认为，五条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给出了有别于北京摇滚的南方摇滚语言”。
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仁科的回答道出了南方独立音乐的一番失落。
“美国的民谣发展，你去听，每一个磁带、每一个年份你可以找出来的，有传承的。北方民谣、一些独立摇滚，音乐会的纪录，也可以找出来的，对不对？南方的独立音乐，你要找，有王磊、盘古，还有什么？独立音乐在中国发展本身就很畸形。海丰出了一个五条人，一个县城有几十万人口，出一个乐队很正常，但不应该断根20年才出一个乐队。我们想做特别的东西，可能无意中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乐观地话，也许这是一个开始，也许有更多更好玩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