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地处云南乌蒙山深处的生产队一年农历二三月种下的洋芋，还等不到成熟季节，我们就眼睁睁盼着开挖了。
　　当时，父亲曾悄悄跟我们说，他看到小个子生产队长站在洋芋地边上，久久凝视着那片正花蓬蓬、嫩稀稀的洋芋就要被挖了，心疼地偷偷流泪了，就像自己的孩子未成年就逼着嫁出去那样于心不忍啊。可他又当着父亲说，看到那些饥肠辘辘的为了活命的社员们，他只好忍痛割爱，带领社员们下地，刨出的一箩箩洋芋挑了集中到队房里，准备分给大家。
　　随着队上仓库保管员一只长长的弯牛角吹响，大家知道队上通知分洋芋了。不一会儿，队房里挤满了老老小小身背背箩来分洋芋的人群。戴着眼镜能识文断字的队会计抬着一本厚厚的账本。队会计看着账本，掌握着秤砣，喊着一家分给一家。轮到哪家，不管洋芋分着大分着小，都不会计较，不分彼此，个个脸上都会喜笑颜开的，都想分上一份洋芋回家养家糊口，多好啊！
　　我们一家人吃饭常常不用饭桌，早晚饭是同坐在火塘边，围着一口铁锅吃着煮的一锅洋芋，把一串串青辣椒放进火塘里烧一下，醮上鹽巴，和着洋芋一起吃，我们全家七八口人享受着这简单而又爽口的洋芋餐，没有攀比，没有心里的不平衡，反而多了一份感激与感动。父母如吃着个头大的香甜可口的洋芋，就会递来给我和哥哥妹妹，说我们小，正长身子骨的时候，能吃好一点补一点身子。而个头小的水渍渍淡而无味的洋芋就轮到父母头上吃了。哥哥把我和妹妹拉在一边悄悄地说，爹妈太苦了，他们也得有营养，不然身体拖垮了，我们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去。母亲晓得后把我们拉进怀里，含着泪花说：“娃娃们，爹妈一辈子再苦再累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得好好成长，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这穷山沟。”看着母亲期待的目光，我们泪眼模糊，深情地点着头。
　　到我读书住校，洋芋仍然是我交伙食换饭票的唯一希望。可心地善良的母亲为了不让我在学校里被人看不起，能交上和别人一样的米面，在厚脸老皮地跟亲戚朋友借找的同时，常常是整夜地打草鞋，或找空上山采摘野菜，到赶乡街子的时候背上大箩的草鞋和山茅野菜到集子上去卖。到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看着母亲像战场上获胜的大将军，脸笑得一朵花似的，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来，在微明显暗的油灯下轻声地数着：一分、贰分、伍分……看着母亲在街上从来舍不得吃一碗米线和一碗凉粉，或买一块新布给自己缝一件新衣，父亲心疼地说：“你不要太吝惜了，一碗米线钱都不想花。”母亲眯笑着对父亲说：“老笨蛋，你晓得一碗米线四五角钱，够买半斤麦面给儿子交伙食了。”
　　缘于我们对洋芋的迷恋和痴爱，父母不经意间给我们透露了洋芋早以前是叫芋头的秘密。我们问其来龙去脉，父母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直至70年代初，村上最后一批上海的一位姓姚的男知青跟我偶然说起洋芋本不叫洋芋，而是叫芋头的真正来历。那是盛夏的一个夜晚，坐在我家院子纳凉的那位男知青和我遥望着满天眨着眼的星光，他默默中忽然发问：“你这么爱吃洋芋，关于洋芋的故事你晓得吗？”我十分不解地凝视着他，他诚然地说：“那是因为刚解放过来没些年的中国太穷了，中国负债累累，大量外国洋人的东西卷袭着中国。中国的市场被洋人的洋东西淹没了，甚至吞噬了。中国太多的东西也随之改名，芋头也必须叫洋芋了。”
　　80年代初，我在部队服役的那几年里，常常看到父母的信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他们说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可以多捞多得了。父亲还透露私心杂念，他说：“过去在生产队里自己种得很好的那片苞谷或洋芋，到收割时都统统归于队房里分给大家，这下可好了，种好的统统属于自家的了。”那几年常常听到家中父母的好消息，烤烟收入几千了，苞谷收入几吨了，洋芋收入几麻袋了。母亲悄悄透露，家里有可能当上万元户。我看到这信惊呆了，天啊！万元户！
　　而今天，在我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洋芋在经历一场场“革命”后，不仅是当年的充饥物，而且增添了“脱毒洋芋”这一新品种，形成了一种赚钱的产业，走出了国门，销往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家。这是乡亲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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