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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
刘喜奎有着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谭鑫培晚年曾经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袁世凯三公子曾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至，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
黎元洪、冯国璋都希望儿子娶刘喜奎为妻，她为何断拒绝？面对张勋的纠缠，她如何饥智逃脱？
这样一个冰清玉洁又冰雪聪明的女人，最终又嫁给了一个怎样的夫婿……
出淤泥而不染的女伶或许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像刘喜奎那样既有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视金钱为粪土，视权贵为腐鼠。
穿行于狂蜂浪蝶之间
刘喜奎，1894年出生在天津。幼年丧父的她随母亲颠沛流离，唱戏成了她和母亲赖以生存的饭碗。她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学，越唱越红。终于，她来到了机会遍地却又鱼龙混杂的北京。
刘喜奎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外来之物。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她知道他不怀好意，但不能不去，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你既敢请我，我就敢去。”在袁府，她被安排在袁二公子的书房。爱戏的袁二公子曾经对她百般纠缠，她三阻四挡；袁三公子也曾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敢迈步入袁府，很有点儿走进龙潭虎穴的味道。一曲唱罢，她旋即离开。
北洋政府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更迭，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意欲让三子娶刘喜奎为妻，并特地嘱咐媒人转告她，嫁进黎家，不是当姨太太，而是夫人。虽说侯门深似海，但贫家女儿一旦入了侯门便攀附了荣华富贵，一生吃穿不再愁，刘喜奎却冷然待之。又一任总统冯国璋也想让她做儿媳妇，她照例不松口，她只想做自己，只欲自食其力。
回绝正筹划着复辟的“辫帅”张勋，刘喜奎费了些气力。他以邀唱堂会的名义把她骗到了帅府，扣了下来，聘礼、结婚用品、银元、金饰堆在她面前，这样的蛮横意味着“不从也得从”。由硬抗到软磨，由直截了当到曲折迂回，她的斗争经验在紧迫残酷的环境中累积。当她发现越是强硬地反抗只能招来更加粗暴的逼迫后，她改变了策略：表面上顺从，以要回天津老家征询家人意见为由脱身，又以结婚前再唱几天最后过过戏瘾为由，摆脱了张勋派在她身边的跟班，携母逃出天津，直奔济南。也巧，不久，复辟闹剧落幕，张勋失势，刘喜奎这才返回北京。
乱世中，刘喜奎想保存一份纯粹很不容易，刚刚在北京中和戏园恢复演唱，她又被“贿选”总统曹锟缠上了，当时的小报上编了不少他俩的桃色新闻。相比于试图以柔克之的曹锟，陆军参谋总长陆锦“逼嫁”的强硬手段更难对付：他派人抓走了她的演出班底——化妆师、管衣箱的师傅、乐队；他把天津的刘喜奎的三叔请来做说客。刘喜奎不得不跑到警察局与为陆锦充当马前卒的局长斗智斗勇，又斥三叔帮腔恶势力。局长败下阵来，三叔羞惭而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受利诱、不畏权贵的女人，陆锦唯剩哀叹。
那个年代，连一个普通的女人独立于世都很困难，何况刘喜奎这样的女伶，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立足，不但需要勇气，也要有智慧。刘喜奎靠着直面的斗争胆量，又多谋善虑，从而蹚过险滩，跨过急流，守护着心中的那份纯洁。
与梅兰芳的一段恋情
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
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
刘喜奎与梅兰芳同岁，就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但越是红，她受到的骚扰也越多。身处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世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相，也不照便装相；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
刘喜奎与梅兰芳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据刘喜奎回忆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
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她回忆说：“我经过再三的痛苦的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当时，她对梅兰芳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可是我爱上了你，我想我同你在一起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在艺术上，我预料你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如果社会允许，我也将成为这样的演员。所以，我预感到我身后边会有许多恶魔将伸出手来抓我。如果你娶了我，他们必定会迁怒于你，甚至于毁掉你的前程。我以为，拿个人的幸福和艺术相比，生活总是占第二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心牺牲自己幸福的原因。我是从石头缝里进出来的一朵花，我经历过艰险，我还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所以我只能把你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对于刘喜奎来说，这成了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事。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我拒绝了梅先生对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爱梅兰芳先生，相反，正是因为我十分热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拒绝了和他的婚姻。我当时虽然年轻，可是我很理智，我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我感到如果他和我结合，可能会毁掉他的前途。” 遗憾归遗憾，但刘喜奎说她从来不后悔。从那以后，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梅兰芳。当梅兰芳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时，她由衷地佩服；当梅兰芳享誉世界时，她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她隐姓埋名深居简出近40年后，新中国成立，她被请出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当了教授。这个时候，她和梅兰芳重新见了面。抗美援朝时，他俩又同台演出。事过境迁，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曾经。
隐姓埋名数十载
如此冰清玉洁又冰雪聪明的刘喜奎，却也有单纯得有些傻的时候。她希望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结婚成家，从此就能平安无事了。一日，她看到报上登载的参谋部局长崔承炽揭发参谋总长陆锦贪污军饷的消息，即刻被吸引。一个下级能如此冒险捍卫正义，的确令人佩服，刘喜奎折服于他倡行公理的勇气，想要嫁给他。
然而，这个崔承炽已经年届中年，且家有老妻、身患肺病。对刘喜奎主动托黄先生来示爱，他欣喜若狂。这是包括曹锟、陆锦在内的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因此，他撒了谎，说自己只有35岁，没有结过婚，身体康健。刘喜奎又让二舅去说亲，顺便看看他的样子。崔承炽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便让年轻体壮的贴身勤务兵代为相亲。二舅满意而归。
大红花轿喜气洋洋地进了崔府。拜了天地，掀了盖头，一切都晚了，刘喜奎昏了过去。事实既成，她无奈接受。他俩成婚，舆论大哗。当时伶人地位低下，官员出身的崔承炽娶了一个女伶，立即遭来非议，参谋部老派官员还是呈请总统撤了崔承炽的职。刘喜奎知道，“不配”是借口，其实那是曹锟、陆锦背里地使的坏。这个时候，她自不能离崔承炽而去。
从与崔承炽结婚，刘喜奎便离舞台渐行渐远了。崔承炽死后，人们以为迫于生计，她将重新出山，但她让人把四个戏箱全部拉出去当了，然后烧掉了当票，以示永不回归舞台的决心。杜月笙的丈母娘、唱河北梆子的小兰英请她去上海演出，她拒绝了；抗战期间，日本人捧着厚礼请她登台，她也拒绝了。
为避纠缠，她干脆改名崔刘氏，亲手把“刘喜奎”埋葬。她足不出户，隐姓埋名直到新中国成立。
解放后，寻找隐居多年的刘喜奎很费了一些工夫。为刚成立的戏曲实验学校延聘教授人才，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总支书记马少波找到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因为之前他们只听说刘喜奎可能住在东城。但遍查户籍，不见“刘喜奎”的名字，想到她丈夫姓崔，便试着用“崔刘氏”查找。十几个崔刘氏，他们挨家访问，终于在安定门内谢家胡同找到了刘喜奎。
在隐姓埋名二十多年后，她同意出山，担任戏校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更让她意外的是，在1950年10月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期间，于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跟她打招呼，说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看过她的戏，对她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这一切都让她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对艺人的尊重。
许多年来，刘喜奎一直跟着侄子过日子，生活得很清苦。参加戏校工作后，戏校还派了专人帮助料理她的一切事宜，戏校负责人也常去探望。她难得地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刘喜奎受病痛折磨，脚病、眼病相继而来，她走不了路，看不见东西，终至心力衰竭于1964年4月3日病逝于阜内大街人民医院。生前，她为自己备好了黄柏木棺材。戏校料理了她的后事，她的灵柩先是在嘉兴寺殡仪馆停灵三天供人祭奠，之后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着“中国戏曲学校特邀教授刘喜奎先生之墓”。按照她的遗愿，戏校将她的房产和钱物悉数捐给了国家。
两年后，“文革”爆发，万安公墓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她的墓只是碑上的瓷像被破坏，墓体依然完整，她安息在那里，有惊无险。
索洁据《钟山风雨》李伶伶/文 整理
刘喜奎有着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谭鑫培晚年曾经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袁世凯三公子曾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至，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
黎元洪、冯国璋都希望儿子娶刘喜奎为妻，她为何断拒绝？面对张勋的纠缠，她如何饥智逃脱？
这样一个冰清玉洁又冰雪聪明的女人，最终又嫁给了一个怎样的夫婿……
出淤泥而不染的女伶或许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像刘喜奎那样既有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视金钱为粪土，视权贵为腐鼠。
穿行于狂蜂浪蝶之间
刘喜奎，1894年出生在天津。幼年丧父的她随母亲颠沛流离，唱戏成了她和母亲赖以生存的饭碗。她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学，越唱越红。终于，她来到了机会遍地却又鱼龙混杂的北京。
刘喜奎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外来之物。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她知道他不怀好意，但不能不去，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你既敢请我，我就敢去。”在袁府，她被安排在袁二公子的书房。爱戏的袁二公子曾经对她百般纠缠，她三阻四挡；袁三公子也曾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敢迈步入袁府，很有点儿走进龙潭虎穴的味道。一曲唱罢，她旋即离开。
北洋政府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更迭，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意欲让三子娶刘喜奎为妻，并特地嘱咐媒人转告她，嫁进黎家，不是当姨太太，而是夫人。虽说侯门深似海，但贫家女儿一旦入了侯门便攀附了荣华富贵，一生吃穿不再愁，刘喜奎却冷然待之。又一任总统冯国璋也想让她做儿媳妇，她照例不松口，她只想做自己，只欲自食其力。
回绝正筹划着复辟的“辫帅”张勋，刘喜奎费了些气力。他以邀唱堂会的名义把她骗到了帅府，扣了下来，聘礼、结婚用品、银元、金饰堆在她面前，这样的蛮横意味着“不从也得从”。由硬抗到软磨，由直截了当到曲折迂回，她的斗争经验在紧迫残酷的环境中累积。当她发现越是强硬地反抗只能招来更加粗暴的逼迫后，她改变了策略：表面上顺从，以要回天津老家征询家人意见为由脱身，又以结婚前再唱几天最后过过戏瘾为由，摆脱了张勋派在她身边的跟班，携母逃出天津，直奔济南。也巧，不久，复辟闹剧落幕，张勋失势，刘喜奎这才返回北京。
乱世中，刘喜奎想保存一份纯粹很不容易，刚刚在北京中和戏园恢复演唱，她又被“贿选”总统曹锟缠上了，当时的小报上编了不少他俩的桃色新闻。相比于试图以柔克之的曹锟，陆军参谋总长陆锦“逼嫁”的强硬手段更难对付：他派人抓走了她的演出班底——化妆师、管衣箱的师傅、乐队；他把天津的刘喜奎的三叔请来做说客。刘喜奎不得不跑到警察局与为陆锦充当马前卒的局长斗智斗勇，又斥三叔帮腔恶势力。局长败下阵来，三叔羞惭而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受利诱、不畏权贵的女人，陆锦唯剩哀叹。
那个年代，连一个普通的女人独立于世都很困难，何况刘喜奎这样的女伶，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立足，不但需要勇气，也要有智慧。刘喜奎靠着直面的斗争胆量，又多谋善虑，从而蹚过险滩，跨过急流，守护着心中的那份纯洁。
与梅兰芳的一段恋情
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
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
刘喜奎与梅兰芳同岁，就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但越是红，她受到的骚扰也越多。身处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世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相，也不照便装相；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
刘喜奎与梅兰芳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据刘喜奎回忆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
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她回忆说：“我经过再三的痛苦的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当时，她对梅兰芳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可是我爱上了你，我想我同你在一起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在艺术上，我预料你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如果社会允许，我也将成为这样的演员。所以，我预感到我身后边会有许多恶魔将伸出手来抓我。如果你娶了我，他们必定会迁怒于你，甚至于毁掉你的前程。我以为，拿个人的幸福和艺术相比，生活总是占第二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心牺牲自己幸福的原因。我是从石头缝里进出来的一朵花，我经历过艰险，我还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所以我只能把你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对于刘喜奎来说，这成了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事。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我拒绝了梅先生对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爱梅兰芳先生，相反，正是因为我十分热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拒绝了和他的婚姻。我当时虽然年轻，可是我很理智，我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我感到如果他和我结合，可能会毁掉他的前途。” 遗憾归遗憾，但刘喜奎说她从来不后悔。从那以后，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梅兰芳。当梅兰芳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时，她由衷地佩服；当梅兰芳享誉世界时，她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她隐姓埋名深居简出近40年后，新中国成立，她被请出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当了教授。这个时候，她和梅兰芳重新见了面。抗美援朝时，他俩又同台演出。事过境迁，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曾经。
隐姓埋名数十载
如此冰清玉洁又冰雪聪明的刘喜奎，却也有单纯得有些傻的时候。她希望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结婚成家，从此就能平安无事了。一日，她看到报上登载的参谋部局长崔承炽揭发参谋总长陆锦贪污军饷的消息，即刻被吸引。一个下级能如此冒险捍卫正义，的确令人佩服，刘喜奎折服于他倡行公理的勇气，想要嫁给他。
然而，这个崔承炽已经年届中年，且家有老妻、身患肺病。对刘喜奎主动托黄先生来示爱，他欣喜若狂。这是包括曹锟、陆锦在内的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因此，他撒了谎，说自己只有35岁，没有结过婚，身体康健。刘喜奎又让二舅去说亲，顺便看看他的样子。崔承炽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便让年轻体壮的贴身勤务兵代为相亲。二舅满意而归。
大红花轿喜气洋洋地进了崔府。拜了天地，掀了盖头，一切都晚了，刘喜奎昏了过去。事实既成，她无奈接受。他俩成婚，舆论大哗。当时伶人地位低下，官员出身的崔承炽娶了一个女伶，立即遭来非议，参谋部老派官员还是呈请总统撤了崔承炽的职。刘喜奎知道，“不配”是借口，其实那是曹锟、陆锦背里地使的坏。这个时候，她自不能离崔承炽而去。
从与崔承炽结婚，刘喜奎便离舞台渐行渐远了。崔承炽死后，人们以为迫于生计，她将重新出山，但她让人把四个戏箱全部拉出去当了，然后烧掉了当票，以示永不回归舞台的决心。杜月笙的丈母娘、唱河北梆子的小兰英请她去上海演出，她拒绝了；抗战期间，日本人捧着厚礼请她登台，她也拒绝了。
为避纠缠，她干脆改名崔刘氏，亲手把“刘喜奎”埋葬。她足不出户，隐姓埋名直到新中国成立。
解放后，寻找隐居多年的刘喜奎很费了一些工夫。为刚成立的戏曲实验学校延聘教授人才，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总支书记马少波找到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因为之前他们只听说刘喜奎可能住在东城。但遍查户籍，不见“刘喜奎”的名字，想到她丈夫姓崔，便试着用“崔刘氏”查找。十几个崔刘氏，他们挨家访问，终于在安定门内谢家胡同找到了刘喜奎。
在隐姓埋名二十多年后，她同意出山，担任戏校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更让她意外的是，在1950年10月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期间，于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跟她打招呼，说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看过她的戏，对她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这一切都让她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对艺人的尊重。
许多年来，刘喜奎一直跟着侄子过日子，生活得很清苦。参加戏校工作后，戏校还派了专人帮助料理她的一切事宜，戏校负责人也常去探望。她难得地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刘喜奎受病痛折磨，脚病、眼病相继而来，她走不了路，看不见东西，终至心力衰竭于1964年4月3日病逝于阜内大街人民医院。生前，她为自己备好了黄柏木棺材。戏校料理了她的后事，她的灵柩先是在嘉兴寺殡仪馆停灵三天供人祭奠，之后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着“中国戏曲学校特邀教授刘喜奎先生之墓”。按照她的遗愿，戏校将她的房产和钱物悉数捐给了国家。
两年后，“文革”爆发，万安公墓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她的墓只是碑上的瓷像被破坏，墓体依然完整，她安息在那里，有惊无险。
索洁据《钟山风雨》李伶伶/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