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资深学者濑户利春在其所著的《日中全面战争序幕：“第二次上海事变”》一文中提到这样的细节：“上海会战期间，曾是德国驻日武官的法尔肯豪森摇身一变，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亲赴前线指挥，即便这一行为受到德国当局的斥责，他也不后悔。”据档案记载，抗战前夕，中国先后邀请过100多名德国现役或退役军人担任顾问，他们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成绩最大的就是末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
　　他参与对日战备
　　作为职业军人，法尔肯豪森曾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军有过细致研究。1934年7月，他被德国政府派到中国，最初任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塞克特的副手，1935年塞克特回国后，法尔肯豪森继任团长，直到1938年被希特勒强令召回。
　　和塞克特积极协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同，法尔肯豪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中国对日战备上。1935年7月31日，他以国民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强调“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这番振聋发聩的言辞明确告诉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派，奉行已久的“不抵抗”政策已然没有出路。
　　同年8月20日，法尔肯豪森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应付时局对策”建议书，认为一旦对日全面开战，中国军队的战略布势不能局限于固守长江，不能“不战而弃守华北”，必须将自己的战场纵深北推至河北省保定、沧县一线。同时，中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采取积极行动，防止日军溯江深入武汉，将中国内陆一分为二。法尔肯豪森还在另一份文件里规划对日用兵的细节，“凡（国民政府）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一郑州一武汉一南昌一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南京），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观察1937年抗战正面战场的形势，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尔肯豪森当初的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中国军队一方面在华北节节抵抗，一方面又在上海另辟“第二战场”，打乱了日军自北向南的进攻轴线。
　　锤炼精锐之师
　　除了协助中国制定战略规划，法尔肯豪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中国军队整训进度。长久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基本按照北洋旧制编练，战斗力落后，法尔肯豪森帮助国民政府编练了约8万陆军，编成第87，88、36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正是他们在淞沪战场打得日军丧魂落魄，日本人称这些部队为“可恨之师”。
　　法尔肯豪森还打算以这些部队为样本，分批完成60个中国师的整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约有35个师大致完成整编。虽与当初设想有差距，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濑户利春援引一名侵华日军军官的话说：“受到德国顾问团训练的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的表现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频繁活动，令日本政府非常不安，于是利用德国希望与之结盟对付苏联的心理，要求德国撤走军事顾问。起初，德国采取两面手法，没有强行撤走顾问团，而是在1937年11月电令法尔肯豪森，要求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劝说国民政府罢战修和，向日本做出“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史料记载，法尔肯豪森确实配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游说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在应付完柏林交办的差事后，法尔肯豪森仍像以往一样参与战事。
　　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提道，1938年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在那里见到法尔肯豪森。当谈及中日战事时，法尔肯豪森显得非常激动，因为国民党军队未能像他建议的那样乘胜追击，给予日军更大打击，“法尔肯豪森强烈建议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可是蒋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团调到徐州前线，届时就来不及了”。
　　1938年4月，德国终于承受不住日本的压力，决定撤回全部顾问。法尔肯豪森向德国政府递交报告，指出顾问团成员均以个人名义受雇于中国政府，合同要到1939年才到期，此时离开有困难。但德国政府“联日弃华”决心已定，严令法尔肯豪森等人必须回国。无奈之下，同年6月，法尔肯豪森等人启程回国。
　　回到德国后，法尔肯豪森以步兵上将的军衔参加欧洲战事，1940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比利时占领区的军事总督。因参与反纳粹的秘密组织，1944年，法尔肯豪森被纳粹当局逮捕，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才被美军救出。不过，他还要面临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1951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66年7月，法尔肯豪森因病去世。
　　邢大军据《新民晚报》宋林/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