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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水资源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困扰，中国政府准备从明确断水权开始改革，迫使官方、学者、民间共同探寻解决危机之路
11月初，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专访时透露，新世纪中国面临洪涝、缺水、水环境恶化三大水问题，亟须建立水资源在宏观上的统一管理和微观层面的水权交易体系，水利部的相关规划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该方案建议将水利部更名为水资源部，改变过去十几个部门分头管理的“九龙治水”的局面，统一规划包括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水淡化等在内的各种水资源，实现水资源、水政、水利、水务、水电、水价、水环境保护、水产品的一体化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水资源部也将担负起包括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多方面的管理职责，实现对城市与农村、地下水与地表水、水质与水量、供水与排水、用水与节水等各种涉水事务的统筹治理。
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水问题，其中干旱缺水表现得尤为明显。汪恕诚指出：“水资源短缺是中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矛盾，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国人均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左右，约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这个局面因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日益明显，199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4，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根据水利部的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2030年全国不含生态用水的用水总量将达到8000亿立方米，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将近1/3。
“届时中国可能需要从周边富水国家进口淡水。”汪恕诚说。
水资源越来越紧迫的供需矛盾和空间分布上的巨大不均衡——8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人口和耕地分别占中国45.3%和64.1%的长江以北地区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9%——一方面促使中国政府投资数以千亿计治水资金，并加快上马南水北调等人工调水工程，另一方面也不断引发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从去年9月开始，一场水权之争就在北京市与河北省之间展开，海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官员坦承，由于水资源的紧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在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的山西，围绕对水权的争夺，当地规模浩大的械斗事件和连绵不绝的水权讼案高达百起以上，形成了缺水地区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压力下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流经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海河支流漳河，1999年春节甚至发生了河北、河南两省农民针锋相对的炮击和爆炸，中央政府不得不先后近百次批示。
但与此同时，水污染和水资源浪费也相当严重。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显见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非常低下。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汪恕诚说。
2000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将水资源作为重要战略资源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了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国策，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五个统筹”改革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水资源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困扰，中国的惟一选择就是如何对这些有限的水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利用——只有有效率的利用，才能实现公平利用，最终达到可持续利用。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认为，目前中国的节水只是从资源道德和环境伦理的角度出发来要求全民节水，真正的节水型社会，要有科学、微观的定额标准。索丽生说：“节水型社会和节水观念的建立，必须从明晰水资源的产权开始。”
水利部的一位官员也告诉《商务周刊》，水事纠纷实质上是水资源短缺下的利益之争，要真正解决水事纠纷，必须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调整上下游经济利益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供需关系。他介绍说，水利部近年形成的治水新思路，就是强调充分认识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自觉按照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明晰水权，培育和发展水市场，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水利部的这一思路也获得了学者们的呼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张光斗、沈国舫等近20位院士最近联合表示，水荒的困扰缘于目前中国的水权虚位，必须尽快推进水权制度建设明晰水权。
“对水资源短缺的中国而言，除了改革现有的水价体系外，不妨考虑发展水交易市场，作为重新配置水资源的有效手段。”汪恕诚介绍说，目前国际趋势的做法是建立一整套水权交易体系和水权交易市场，让经济利益推动节水工作。在国家监控和调控之下，实行水权转让，允许用水户将节约的水资源通过水权交易获得收益，而利益驱动会使节水成为用水户的自觉行动。他透露，水利部计划以矛盾最突出的黄河流域水权交易为试点，直接领导水权转换工作。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黄守宏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水法》明确规定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可由国家赋予各用水部门和个人的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等。他透露，未来中国水权改革的目标是：水资源一级市场（初始水权）由政府垄断，即由政府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地初始水权和用户定额，确保水权的分配公平，并颁发取水许可证；二级市场（水的使用权）可自由交易，使水的利用从低效益的经济领域转向高效益的经济领域，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有关具体思路是，由水务部门向社会发放《水权证》，变人们福利用水为商品用水，水权证是用水户享有水资源使用权的有效证件，是水权、水量和水价的综合体现，核发水权证后，对水权内的配水实行水票制，由用水户持水权证向水管单位购买用水量，水管单位凭票供水，水票可以自由交易。
“水权的分配将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保证人人都能获得维持生命的水权；其次，分配给原用水者一定的比例，剩余水的水权应该采用拍卖的形式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黄守宏说。
在水利部列为第一个全国节水型社会试点城市甘肃省张掖市，已经开始向农户发放《水权证》，每本水权证都明确标明每户农民每年可使用多少水资源。
“必须使节水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产生持续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动力。”资源与环境问题专家、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说，政府需要创立一个交易环境，建立交易平台，制定交易原则，并监管这些交易的公众实施，使企业和一些专门从事水资源需求管理的公司机构可以通过节水、水资源再生和水资源整合等项目的投入和运营，将节省出来的水资源作为“水权”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经营，而且这种经营应该是跨行业、跨地区的。例如一个公司可以在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投资滴灌，将从传统漫灌中节约的水资源，通过市场卖给其他地区需要水资源的企业。
“这样不仅国家受益、环境受益、民众受益，而且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就可以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韩晓平说，“中国的水务市场将被极大打开。”
11月初，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专访时透露，新世纪中国面临洪涝、缺水、水环境恶化三大水问题，亟须建立水资源在宏观上的统一管理和微观层面的水权交易体系，水利部的相关规划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该方案建议将水利部更名为水资源部，改变过去十几个部门分头管理的“九龙治水”的局面，统一规划包括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水淡化等在内的各种水资源，实现水资源、水政、水利、水务、水电、水价、水环境保护、水产品的一体化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水资源部也将担负起包括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多方面的管理职责，实现对城市与农村、地下水与地表水、水质与水量、供水与排水、用水与节水等各种涉水事务的统筹治理。
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水问题，其中干旱缺水表现得尤为明显。汪恕诚指出：“水资源短缺是中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矛盾，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国人均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左右，约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这个局面因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日益明显，199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4，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根据水利部的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2030年全国不含生态用水的用水总量将达到8000亿立方米，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将近1/3。
“届时中国可能需要从周边富水国家进口淡水。”汪恕诚说。
水资源越来越紧迫的供需矛盾和空间分布上的巨大不均衡——8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人口和耕地分别占中国45.3%和64.1%的长江以北地区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9%——一方面促使中国政府投资数以千亿计治水资金，并加快上马南水北调等人工调水工程，另一方面也不断引发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从去年9月开始，一场水权之争就在北京市与河北省之间展开，海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官员坦承，由于水资源的紧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在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的山西，围绕对水权的争夺，当地规模浩大的械斗事件和连绵不绝的水权讼案高达百起以上，形成了缺水地区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压力下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流经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海河支流漳河，1999年春节甚至发生了河北、河南两省农民针锋相对的炮击和爆炸，中央政府不得不先后近百次批示。
但与此同时，水污染和水资源浪费也相当严重。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显见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非常低下。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汪恕诚说。
2000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将水资源作为重要战略资源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了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国策，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五个统筹”改革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水资源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困扰，中国的惟一选择就是如何对这些有限的水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利用——只有有效率的利用，才能实现公平利用，最终达到可持续利用。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认为，目前中国的节水只是从资源道德和环境伦理的角度出发来要求全民节水，真正的节水型社会，要有科学、微观的定额标准。索丽生说：“节水型社会和节水观念的建立，必须从明晰水资源的产权开始。”
水利部的一位官员也告诉《商务周刊》，水事纠纷实质上是水资源短缺下的利益之争，要真正解决水事纠纷，必须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调整上下游经济利益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供需关系。他介绍说，水利部近年形成的治水新思路，就是强调充分认识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自觉按照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明晰水权，培育和发展水市场，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水利部的这一思路也获得了学者们的呼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张光斗、沈国舫等近20位院士最近联合表示，水荒的困扰缘于目前中国的水权虚位，必须尽快推进水权制度建设明晰水权。
“对水资源短缺的中国而言，除了改革现有的水价体系外，不妨考虑发展水交易市场，作为重新配置水资源的有效手段。”汪恕诚介绍说，目前国际趋势的做法是建立一整套水权交易体系和水权交易市场，让经济利益推动节水工作。在国家监控和调控之下，实行水权转让，允许用水户将节约的水资源通过水权交易获得收益，而利益驱动会使节水成为用水户的自觉行动。他透露，水利部计划以矛盾最突出的黄河流域水权交易为试点，直接领导水权转换工作。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黄守宏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水法》明确规定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可由国家赋予各用水部门和个人的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等。他透露，未来中国水权改革的目标是：水资源一级市场（初始水权）由政府垄断，即由政府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地初始水权和用户定额，确保水权的分配公平，并颁发取水许可证；二级市场（水的使用权）可自由交易，使水的利用从低效益的经济领域转向高效益的经济领域，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有关具体思路是，由水务部门向社会发放《水权证》，变人们福利用水为商品用水，水权证是用水户享有水资源使用权的有效证件，是水权、水量和水价的综合体现，核发水权证后，对水权内的配水实行水票制，由用水户持水权证向水管单位购买用水量，水管单位凭票供水，水票可以自由交易。
“水权的分配将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保证人人都能获得维持生命的水权；其次，分配给原用水者一定的比例，剩余水的水权应该采用拍卖的形式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黄守宏说。
在水利部列为第一个全国节水型社会试点城市甘肃省张掖市，已经开始向农户发放《水权证》，每本水权证都明确标明每户农民每年可使用多少水资源。
“必须使节水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产生持续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动力。”资源与环境问题专家、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说，政府需要创立一个交易环境，建立交易平台，制定交易原则，并监管这些交易的公众实施，使企业和一些专门从事水资源需求管理的公司机构可以通过节水、水资源再生和水资源整合等项目的投入和运营，将节省出来的水资源作为“水权”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经营，而且这种经营应该是跨行业、跨地区的。例如一个公司可以在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投资滴灌，将从传统漫灌中节约的水资源，通过市场卖给其他地区需要水资源的企业。
“这样不仅国家受益、环境受益、民众受益，而且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就可以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韩晓平说，“中国的水务市场将被极大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