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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比了西马文论和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待前苏联文论的态度以及其自身的立场，力图把捉二者的共振点，以期揭示中国新时期马列文论本土化的意义。
关键词：西马文论；前苏联文论；人本主义；中国新时期文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以下三种“一种是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种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1]
而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流毫无疑问是前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但是由于其教条化、公式化的某些样态深为西马文论家所诟病，并遭到猛烈的批判。前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的问题也为中国新时期文论所察觉和警惕，但是他们与西马文论家不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反向的对立甚至是大加讨伐的全面批判，而是审慎地反省和选择。在这样的潮流涌动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推向了边缘而丧失了之前的主流地位，同时，西马文论则走向了中心位置，而中国新时期文论一方面对之前苏联模式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则引进西马文论，从而使得中国新时期文论处在了苏联模式和西马文论之间的位置，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系统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本土化，积极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一、对前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纠偏
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文艺等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忽视了文艺的审美特独特性和丰富性，而是将其当做物质基础的结果和反映，忽视了文艺创作者的主体性，忽略了从社会现实到文艺作品之间的中介环节，无视文艺的自足性和丰富性。正如詹姆逊所言：“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面。这幅画的名字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写作方式与陈旧古老的哲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如出一辙。你从‘物质出发一步步往前走，如此等等’”[2]
苏联模式虽有缺陷，但其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一定的道理，全盘否定之其实也是一种詹姆逊所批判的简单化倾向。但詹姆逊的理论也指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个要命的缺陷，即现实主义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通行无阻的观点，所有一切的创作和批评都会陷入单种模式的窠臼。符合的捧之，违背的杀之，这完全绞杀了文学艺术的丰富性，文艺将呈现着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怪现状，这在中国某一时期的文艺界曾活生生地上演过。
二、共同的人本主义立场
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立足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历史唯物史观，而西马文艺学的立足点则是《巴黎手稿》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并没有读过《巴黎手稿》，但他仍然利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物化”问题，开创了人本主义倾向的先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集中在对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即使是面对人道主义问题也是持批判态度，很少是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展开研究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西马文论家则弥补了这一罅隙，从卢卡奇开始，他们都一直强调人才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这也是卢卡奇长期遭到共产国际批判的原因。而中国新时期文论继承了前苏联模式文论也是摒弃了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主体——人，西马文论家对其的批判也源于此。
西马理论家往往这样描述人类历史：人性——异化——扬弃——回归的模式，就是把历史的现实问题变成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思辨问题。这正是西马文论的理论出发点。西马的这一做法其实是抛弃了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的必然规律的绝对性，而是开辟了这样一条逻辑线路：史前——历史——史终，史前是人类的天然本真状态，但进入历史进程之后，人类存在就发生异化，再到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人类重又回归到史前的本真存在状态，所以历史规律不再是主角，人的问题才是核心。西马文论家抛开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体论，即将文艺当作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而西马文论家则把文艺当做是人的本质表现，是人道主义立场。而中国新时期文论则是在这两极中发展的结果。
三、本土化意义
以往外国文艺思潮传入中国进而产生影响一般都是著作的引入和译介，研究和评述，比如弗洛伊德理论、存在主义文论皆是如此。而西马文论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则和这样的路径大不相同。中国文坛提出和西马文论一致的问题、观点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而中国学界系统地引入西马文论并展开论战和评述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中间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差表明中国引入西马文论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的选择，基本上重复了西马文论家曾经的困惑和问题，也进行了类似的思考和抉择，是在自身土壤上实践的结果。
对西马文论这一复杂性认识其实廓清了西马研究中的一些迷雾，这得益于中国新时期文论对人性论、人道主义长期的研究。在苏联模式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也对人道主义加以排斥、否定和批判。而新时期由于对文革失误的反思和清算，出现了对人道主义的回归。由最初的创作和评论对人性的召唤，开启了中国学界对人性长时期、大规模的论争，这些成果与西马文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呼应。
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文论也是如此，需要对社会转型所带来一系列问题作出应答。西马从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其是流动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产生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企图解决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系列社会、文化问题。但今天之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关头，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和西方国家有着相似性。比如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文化艺术的市场化以及审美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也是西马文论争论的焦点，所以西马文论对中国发展具有深层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詹姆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3]当前中国新时期文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集合了各流派文论的思想。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兴衰过程和特点，没有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化标准。文化的同质正是当下社会的困境和症结，虽然全球化浪潮席裹世界，但各民族文化保持多样化才是活力之所在。中国新时期文论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借鉴西方文论的优质成果外，还需整合、盘活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释：
[1]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成都，6.
[2]（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18.
[3]（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19.
参考文献：
[1]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
[2]（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
[3]（英）佩里·安德森 著，高铦 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讲师，四川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在读博士。
关键词：西马文论；前苏联文论；人本主义；中国新时期文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以下三种“一种是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种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1]
而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流毫无疑问是前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但是由于其教条化、公式化的某些样态深为西马文论家所诟病，并遭到猛烈的批判。前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的问题也为中国新时期文论所察觉和警惕，但是他们与西马文论家不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反向的对立甚至是大加讨伐的全面批判，而是审慎地反省和选择。在这样的潮流涌动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推向了边缘而丧失了之前的主流地位，同时，西马文论则走向了中心位置，而中国新时期文论一方面对之前苏联模式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则引进西马文论，从而使得中国新时期文论处在了苏联模式和西马文论之间的位置，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系统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本土化，积极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一、对前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纠偏
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文艺等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忽视了文艺的审美特独特性和丰富性，而是将其当做物质基础的结果和反映，忽视了文艺创作者的主体性，忽略了从社会现实到文艺作品之间的中介环节，无视文艺的自足性和丰富性。正如詹姆逊所言：“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面。这幅画的名字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写作方式与陈旧古老的哲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如出一辙。你从‘物质出发一步步往前走，如此等等’”[2]
苏联模式虽有缺陷，但其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一定的道理，全盘否定之其实也是一种詹姆逊所批判的简单化倾向。但詹姆逊的理论也指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个要命的缺陷，即现实主义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通行无阻的观点，所有一切的创作和批评都会陷入单种模式的窠臼。符合的捧之，违背的杀之，这完全绞杀了文学艺术的丰富性，文艺将呈现着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怪现状，这在中国某一时期的文艺界曾活生生地上演过。
二、共同的人本主义立场
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立足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历史唯物史观，而西马文艺学的立足点则是《巴黎手稿》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并没有读过《巴黎手稿》，但他仍然利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物化”问题，开创了人本主义倾向的先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集中在对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即使是面对人道主义问题也是持批判态度，很少是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展开研究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西马文论家则弥补了这一罅隙，从卢卡奇开始，他们都一直强调人才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这也是卢卡奇长期遭到共产国际批判的原因。而中国新时期文论继承了前苏联模式文论也是摒弃了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主体——人，西马文论家对其的批判也源于此。
西马理论家往往这样描述人类历史：人性——异化——扬弃——回归的模式，就是把历史的现实问题变成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思辨问题。这正是西马文论的理论出发点。西马的这一做法其实是抛弃了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的必然规律的绝对性，而是开辟了这样一条逻辑线路：史前——历史——史终，史前是人类的天然本真状态，但进入历史进程之后，人类存在就发生异化，再到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人类重又回归到史前的本真存在状态，所以历史规律不再是主角，人的问题才是核心。西马文论家抛开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体论，即将文艺当作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而西马文论家则把文艺当做是人的本质表现，是人道主义立场。而中国新时期文论则是在这两极中发展的结果。
三、本土化意义
以往外国文艺思潮传入中国进而产生影响一般都是著作的引入和译介，研究和评述，比如弗洛伊德理论、存在主义文论皆是如此。而西马文论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则和这样的路径大不相同。中国文坛提出和西马文论一致的问题、观点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而中国学界系统地引入西马文论并展开论战和评述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中间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差表明中国引入西马文论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的选择，基本上重复了西马文论家曾经的困惑和问题，也进行了类似的思考和抉择，是在自身土壤上实践的结果。
对西马文论这一复杂性认识其实廓清了西马研究中的一些迷雾，这得益于中国新时期文论对人性论、人道主义长期的研究。在苏联模式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也对人道主义加以排斥、否定和批判。而新时期由于对文革失误的反思和清算，出现了对人道主义的回归。由最初的创作和评论对人性的召唤，开启了中国学界对人性长时期、大规模的论争，这些成果与西马文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呼应。
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文论也是如此，需要对社会转型所带来一系列问题作出应答。西马从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其是流动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产生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企图解决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系列社会、文化问题。但今天之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关头，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和西方国家有着相似性。比如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文化艺术的市场化以及审美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也是西马文论争论的焦点，所以西马文论对中国发展具有深层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詹姆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3]当前中国新时期文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集合了各流派文论的思想。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兴衰过程和特点，没有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化标准。文化的同质正是当下社会的困境和症结，虽然全球化浪潮席裹世界，但各民族文化保持多样化才是活力之所在。中国新时期文论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借鉴西方文论的优质成果外，还需整合、盘活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释：
[1]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成都，6.
[2]（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18.
[3]（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19.
参考文献：
[1]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
[2]（美）詹明信 著，陈清侨 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
[3]（英）佩里·安德森 著，高铦 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讲师，四川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在读博士。